11年前，清华大学学生朱令不幸中毒，她的同学借助互联网向全世界呼救，才使朱令的病情得以确诊。虽然这个过于曲折的救助过程，没能帮助朱令重新找回如花的青春，却帮助中国医学界认识了“铊”这个过去几乎从未现身的罪魁。11年后的今天，互联网却在最新一起铊中毒事件中，扮演了截然相反的角色———方便、快捷、匿名的网上交易，使投毒者轻松获得本该受到严格管制的剧毒品，用以实施他那扭曲心理支配下的报复计划。

　　追踪这两起事件之间的隐秘关联，不能不感慨技术进步、资讯发达、交流广泛带给社会生活的多向变化。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发达，当年的朱令中毒之谜，或许早已湮灭于她生命的陨落之中。而或许正是当时媒体、公众对朱令命运的倾情关注和详尽报道，才“启发”了今天的学生对铊的恶意使用。但今天的受害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治、得救，大约也离不开当年那起事件对中国医学界的“启蒙”……

　　而世事的日趋复杂，是无可更改的趋势，无论是普通公众，还是社会的管理者们，都只能也必须修炼自己的本领，以适应并进而驾驭这日益复杂多变的现实。

　　此次三名大学生铊中毒事件内幕披露之后，几乎所有的舆论都将关注的目光集中于两个焦点：其一，投毒的大学生何以如此脆弱又如此残忍，不惜以对同学生命的伤害，宣泄、补偿自己内心的扭曲;其二，剧毒如铊这样的危险化学物品，何以能够被投毒者轻松而且直接地得到。于是对于杜绝此类事件重演的希望，也就自然地集中于如何加强青少年，尤其是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机制和如何加强对危险品流通渠道的管制上。

　　遗憾的是，就目前所见，在上述两个方面，我们的社会、学校都应对无方甚至流于放任。

　　以心理分析见长的著名作家毕淑敏，在就此次铊中毒事件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称，对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和干预，“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其实，类似“刻不容缓”的预警，已经呼吁了多年，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事件一出再出、舆论一喊再喊、措施一缓再缓。据中国矿院校方称，此次投毒事件之前，投毒者已经因行为异常而进入学校关注的范围，并已准备调换宿舍。如果事实果然如此，则证明中国矿院在关注学生心理健康方面已经有所觉悟和举措，但学校的干预速度，终于还是晚于学生的行动速度，而致使悲剧发生。学校、社会关注的力度，赶不上学生心理所受环境冲击的力度，社会干预的速度赶不上学生心理滑落的速度，往往是大学生自杀、投毒等突发性事件的深层原因。

　　至于危险品管制方面，情况也极不乐观。本报记者在网上进行的“体验”中，多次购买铊的交易都很方便、顺畅，且只差一步就得以成交。虽然记者的“模拟交易”没有最终完成，因此无法确知在交易的最后一步会不会受阻，但此次投毒者通过网络渠道轻松获得250克铊化合物，已经发出了极其危险的信号。而当本报记者试图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相关监管机构反映时，却往往连电话都难得打通一个。交易市场活跃便捷，交易管制却形同虚设，网上危险品交易的乱象，也就成为必然。

　　应该承认，无论如何努力，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网上危险品交易也必然存在漏洞。但双重的放任，导致存在某种心理危机的青少年与脱离管制的危险品轻松相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也就导致类似事件的发生几率大幅提高。

　　大学扩招，延揽到更多的学生，却未必具备了全面教育、呵护这些学生的能力;市场活跃，经济得到发展、政府得到税收，但政府未必具备了有效管理空前活跃的市场的手段。一场事关四个学生的事件，暴露出的却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张天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