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6日，记者来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大学。14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过程，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遗存。当然，遗存中著名的还是行政楼二层北部那间会议室，它是当年中国军队接受长衡地区日军投降地。

郭陆顺，一般人也许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说到另两个耳熟能详的名字——马本斋，就明白其分量了。郭陆顺这个湖南浏阳人是回民支队第一任政委，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亲密战友。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南岳西边，寻访传奇英雄、铁道游击队政委文立正的人生起点。这里现属衡山县东湖镇天柱村，小地名庙湾。当年旺族的文家随着历史的演进，眼前只剩下三间瓦屋，但铁道游击队政委文立正的名字却写在中国抗击外敌入侵史上，熠熠发光。

平型关战役后，养好伤后的杨勇由副转正，升为六八六团团长。1938年初，杨勇率团随一一五师主力进至汾阳、孝义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

王益之回忆说，在抗日战争中后期，民兵在敌后战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中，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开展游击战、地雷战、破袭战以及反蚕食斗争等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组建民兵联防队是根据地边沿地区对敌斗争的一种新的作战形式。

1915年出生于湘乡的黄福荫，从22岁参加淞沪会战起，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徐州会战、粤北会战、昆仑关战役、腾冲战役等重要战役。从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黄福荫，向记者讲述那段烽火岁月时，尤对1944年5月开始的腾冲战役记忆犹新。

“当年，我们用鸟铳打日本鬼子，被鸟铳击中的鬼子满身都是铁砂子，剥又剥不掉，拔又拔不出，打得鬼子哭爹喊娘……”8月31日，溆浦县温水乡红旗村小横洞瑶山的丁昌善老人，向记者讲述了龙潭民众参加抗日的故事。

刘让红1926年11月出生在埌塘镇光华村一户穷苦农民家庭，从小刘让红就边帮家里干农活边种田。1944年下半年，正当刘让红在原维新中学(现新化二中)读初中时，日军把战火烧到了洋溪镇，激起了刘让红战场杀敌保家卫国的信念。他奋笔疾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己毅然决定去参军打鬼子。

“那场战斗持续了7天8夜，倒在我枪下的鬼子不下30个。”回忆起当时狙击日军的场景，陈远勇激动地说，战斗结束时，日军尸横遍野，像草垛一样在马公桥边堆积，桥边一条小河几乎成了红色，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缴获敌人的枪支弹药、战车骡马等都浸染了鲜血。73军77师大获全胜。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9月2日，在湘雅医院老干病房，年近九旬的吕云仙老人哼起《在太行山上》的旋律，依旧十分激动。

最近，芷江抗战老兵谭义才来到设在芷江的湖南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在湖南6次会战展厅内，老人看着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仿佛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抗战岁月。

老人今年86岁，和老伴住在一栋老木房里。站在房前眺望，远处雪峰山莽莽苍苍。老人告诉记者，那是当年他随部队参加湘西会战时，与日寇厮杀过的地方。

“虽然那些弹片已经锈迹斑斑，但爷爷英勇奋战的精神却永远闪耀着光芒。”9月1日，记者来到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听药用辅料检验检测中心纪检员赵炽彬，讲述爷爷赵仁山的抗战故事。

9月1日，蔚竹口乡黄南源村现年已94岁的瑶族游击队员赵富勇，给记者讲述了江华早期共产党人韦汉，指导瑶族志士冯绍异在蔚竹口乡组建瑶族游击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故事。

在全民族奋起抵御日寇侵略的时代，众多湘籍仁人志士，立在潮头，施展救国、图强抱负，以吃得苦、霸得蛮、不怕死、耐得烦的秉性，证明了湖南人在民族危亡时的刚强与血性、坚韧与担当。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场动员最广、规模最大、坚持最久、威力最强的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它既是军事、经济实力的较量，更是民族意志和民族凝聚力的比拼。

国难当头，勇于担当的湖南人，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胆略与智慧，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刚烈与豪迈，指挥若定，驰骋沙场;以“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和勇气，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长沙这座英雄的城市，当年书写了怎样的抗战史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记者与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一同追踪历史，探寻答案。

1943年的中日常德会战，八千中国虎贲之师孤军奋战，坚守常德16昼夜，用血肉之躯保卫国土，奏响了一首中华民族奋勇抗击外敌侵略的颂歌。

70多年前，一段抵御外侮、抗击日寇的悲壮历史，在这里留下永恒的纪念，为衡岳大地铺下义胆忠魂的英雄底色。

70年恍然而过，时过境迁，沧海桑田，曾经马革裹尸的战场早已硝烟散尽，浓墨重彩地换上了时代的新面孔。

老照片里呈现的山河景象，彰显着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湖南人民自觉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担当，也直观深切地控诉着日本侵略者的累累暴行。

70年后，当我们重返最后一战——湘西会战的战场，当年被鲜血染红的层层山峦如今绿意盎然，耸立其间的湘西会战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安静肃穆。在历史长河中留名的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和飞虎队纪念馆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诉说着当年血与火的动人故事。

8月26日，记者来到祁阳县龙山社区，采访1932年出生的原八路军115师老战士张文吉。张文吉向记者回忆起父母、哥哥和自己抗战的故事。

“这次参加抗战胜利阅兵的抗战老兵，全国仅132人。我能作为抗战老兵与侗族代表参加阅兵，深感荣幸。”8月25日，入住首都一家酒店的湖南新晃籍抗战老兵舒易高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格外激动。“我是让鬼子胆寒的机枪手。”提起抗战，舒易高自豪地对记者说。

87岁的李仁教授精神矍铄，喜欢四处走动。这位老共产党员有着不同寻常的“红色情缘”。为父报仇，他13岁投奔了东北抗日联军，随后赴苏联学医，当上助理军医在前线战场上救死扶伤。

“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 强虏入寇逞凶暴， 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 家可破，国需保……”虽然89岁了，但依然耳聪目明的张延春同记者一见面就唱起了这首抗日歌曲。8月25日，在中石化巴陵石化公司家属区的房子里，伴随着铿锵有力的歌声，我们随张老走入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芷江飞虎队纪念馆，收藏着王清捐赠的当年在飞虎队用过的一台英文打字机、一张美制行军钢丝床。王清当年曾为美军第14航空队(即飞虎队)司令官陈纳德将军当过翻译，后任益阳市二中英语教师至退休，现已离世3年。8月25日，他在益阳市教育局的一位好友，向记者讲述了王清在抗战中的故事。

“前辈，您好!”8月16日上午，岳阳志愿者、退伍军人卢卫华来到平江县安定镇官塘村天马组，看望了86岁的八路军老战士鞠文业。鞠文业自豪地对卢卫华说：“咱们部队从没打过败仗!”

“同志们一条心，大家团结咯!消灭日本鬼子，乐享快乐太平年!杀!杀!”8月20日，在新晃侗族自治县方家屯乡方家屯村，抗战老兵张良法唱起当年的抗战歌曲，高亢激昂。

让刘助早记忆犹新的是在井冈山下宁冈县和日军的一次遭遇战。当时班长在战壕里拉开手榴弹的保险，扔到来犯的日军一个士兵脚下。不料，日军捡起手榴弹又朝国军战壕扔过来，好在是战壕外爆炸，班长只是颈部受了轻伤。被激怒的班长端起刺刀，和日军展开肉搏战，杀死那个日本兵。

抗战后期，活跃着一支战功显赫的神秘部队——中美空军混合联队。因为它也归陈纳德将军指挥，且延续着此前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的作战风格，所以也被后人称为“飞虎队”。今年90岁的陈海梧老人，当年就是飞虎队中一名飞机修理机械师。

日军攻打洋溪之前，张光道亲眼见到连长被日军俘获。日军问连长“新化怎么走?”连长为了保护新化老百姓免受铁蹄蹂躏，他灵机一动，对日军说：“新化三面环水，你们从哪里进去都是个死，只有从洋溪半山走。”于是，日军就让连长带路。

夏初，记者又一次来到衡东县荣桓镇南湾村罗荣桓故居纪念馆。馆里的陈列足可以让人们读懂一代元勋，更可以改变“罗帅是个政工干部”的固化印象。馆中关于“翻边战术”的陈列，证明他是一个既有丰富作战经验，又有高明军事韬略的指挥员。

“许多女英雄，也把功劳建。这女子们，哪一点不如儿男……”豫剧《花木兰》的这段唱词因体现女子保家卫国的热情和英勇战斗的精神而被广泛传唱。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也有无数这样的巾帼英雄。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她们满怀热血和激情，不计个人生死得失，年纪轻轻便投奔革命队伍。

曾宪邦，桃江县浮邱山乡回龙湾村人，1902年出生，黄埔四期毕业。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时任国民革命军14军83师498团上校团长的曾宪邦，受命增援29军，奔赴一线抗击日军。他率部与日军在宛平激战八天七夜，以身殉国，年仅34岁。牺牲后，曾宪邦被国民政府追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抗战史上牺牲的第一位少将、第三位将军。此前，牺牲了一位上将和中将。

“那时候当兵缺衣少粮，我们不光要打仗，还要生产自给自足，救济附近老百姓。”回想起参军时的困难，程老很是感慨。“可八路军不能只当生产队，更要当战斗队!”一次生产时，机灵大胆的程义富便和大伙计谋着，光自己种粮不行，要敢于抢日本鬼子的粮食，于是喊响了“缺粮，我们向小鬼子要!”的口号。

1914年8月，王子培出生在浙江嘉兴一户贫寒人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子培的家乡很快沦陷,房子也被日军一把火化为灰烬。从浙江地质大学毕业后工作3年的王子培,毅然放弃了地质测绘工作,1938年春，他只身奔赴抗日前线——浙江绍兴，投考了国军62师。不久，他跟随部队在敌占区杭嘉湖一带打游击，穿着便衣打鬼子。

15岁投笔从戎，17岁奔赴缅甸战场，成为数万中国远征军中的一名学生军;在印度参加集训后，成为一名装甲车射击手，先后参加野人山、八莫、密支那、腊戌等战役。

“华北新胜利”，是指贺龙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从1939年1月到8月，贺龙在冀中大闹8个月，打了许多胜仗，齐会战斗只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

这是一帧抓拍的照片：彭德怀雄健的身影，专注的神情，战士的装束，背衬着简陋的工事。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枪林弹雨中。它正说明八路军在敌后艰苦卓绝、英勇抗敌。这是一个时代的写照。它的背景，是八路军抗战史上一场著名战斗。

“我们爬飞车那个搞机枪, 闯火车那个炸桥梁, 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 打得鬼子魂飞胆丧……”家住永州市冷水滩区珊瑚办事处桃李坪村、93岁高龄的原湘南民抗纵队六中队队员张羽翔，每次听到这熟悉的旋律，都激动不已，仿佛又回到了在铁路线上与日本侵略军斗智斗勇，顽强战斗的岁月。

在沅陵县盘古乡耍溪村，住着一位抗战老兵，名叫顿志成，今年93岁。别看他现在步履蹒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他可是奋勇杀敌的勇士。8月16日，见到记者，顿志成指着手臂和小腿上的伤疤说：“这都是日本人干的!”老人还说，事实比现在的抗战剧惨烈得多。

说起自己出湘入苏抗日，刘剑平倍感自豪：“我们平江整整去了一个团。平江团打鬼子，个个不怕死。平江战士一个顶两个!”92岁老红军的脸上，仍存有29岁的血气方刚。

李湘炳出生于1924年，是湖南湘乡人。1941年，17岁的他走路走到了长沙，被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七十三军七十七师。“那时，我军配备的武器既笨重，又不好使。日军的武器比我们好，都是三八大盖。我们伤亡较大，只好撤退。”

“哎呀，缅甸野人山的战斗太激烈，好多远征军战士都牺牲在那片原始森林里。在前后72天的战斗中，我打死了30多个鬼子兵呢!”8月16日，记者来到嘉禾县坦坪乡罗村，听抗战老兵罗世福讲述他参加远征军，在缅甸野人山打鬼子的故事。

历史上确有过“胡服同志”在鲁南游击队保护下过湖一事，时间为1942年4月。“胡服同志”——当时中共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从新四军军部江苏盐城到山东处理有关问题。

8月11日，在怀化市鹤城区湖天开发区一栋居民楼内，记者听抗战老兵寻晖讲抗战故事。这位今年93岁的老人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他曾随中国远征军赴印度、缅甸参加对日作战，参加湘西会战，几经战火，九死一生，最终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并有幸参加了芷江受降和南京受降仪式。

8月7日，在永州市冷水滩区，记者见到了现年89岁、当年人称“小八路”的郝杰。精神矍铄、思路清晰的郝老，说起当年打鬼子的情景，仍然话语铿锵：“在抗日战场上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勇往直前，直到把鬼子彻底消灭掉!”

8月上旬，记者来到新邵县严塘镇杨柳村，听抗战老兵陈历仞讲述了他一家3口抗击日寇的故事。陈历仞虽已95岁高龄，但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回忆起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往事，他两眼放光、心情激动，仿佛回到了鏖战沙场的岁月。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其具体体现之一，就是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全民族抗战指引了胜利方向”。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就体现在毛泽东的旷世名著《论持久战》中。

1941年春季，驻守在长沙的“泰山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面向社会招收报务员。当年，13岁的卢庆贻来到长沙，投军报国。由于经常去电台找朋友玩耍，熟识无线电收发等基础知识，他被破格录取。

说起内迁，人们自然会想到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的描述：“从界化陇到邵阳(应为涟源蓝田)……一路上崎岖缭绕，走不尽的山和田……火铺里晚上不点灯……没有床铺，只是五叠干草。”人们就睡在稻草上。

在中国近代史上，“1936年”，对于修了40年的粤汉铁路来说，意义非凡——全线贯通;相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来说，更是特殊的一年。当年，这里，火车冒着黑烟，拖着沉重的车厢，南来北往，将兵员、物资送到前线的同时，也将逃难的民众、内迁的工厂和学校送往西南。粤汉铁路成了战时生命线。

“淞沪会战时，我已经是班长。”郑根宝回忆，“那是我参军以来所打的最大的仗。1937年8月13日，战斗全面打响，天上飞机轰隆隆，地面机枪像煮粥，我们两个连200多人死守一个据点，从晚上打到天亮，黑压压的鬼子冲过来，我身上多处受伤走不动，不得不趴在尸体下面装死……”

1944年9月15日，日军2万余人进犯江永县，19日，攻下广西湖南交界的龙虎关，在该县桃川镇、粗石江镇一带村寨驻扎。20日，龙虎关附近的锦堂村为保卫家园，成立抗日救国自卫队，全村男性争先报名。最后，挑选70余名青壮年组成自卫队。

“当时敌我力量非常悬殊，但我们一直奋勇抵抗，乘机突围。许多战友被打伤了，但他们没有一个叫痛，仍在顽强地抗击敌人。”郭廷禧回忆，“那一次，我们整整被围困了5天，每天都面临日本鬼子的炮弹轰炸。看着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间房的战友在战火中牺牲，我的心里在流血，但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为国捐躯，死而无憾。”

“我1926年出生的，今年89岁啦。”张庆功乐呵呵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有67年党龄的老党员，他现在是株洲市关工委成员，还常到学校给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谈起抗战，他脸上的笑意突然没有了：“我家里几个亲人都死在日本人的枪下，我与日本鬼子不共戴天!打鬼子的事，我一辈子忘不了……”

夏日，记者又一次来到芷江机场，又一次来到飞虎队纪念馆那堆石磙子前。硝烟远去，只有花团锦簇;战机轰鸣消逝，只有音乐悠扬;受降的荣光刻在纪念馆里，拖着石磙、喊着号子的人们早已归土，只留下这些石磙。

刘维忠是在17岁时，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壮丁的。1942年，他从新兵连被安排到国军独立工兵第五团二营三连当工兵，参加长沙会战，主要负责修筑工事，挖战壕、筑碉堡。

1941年，胡德盛40多岁的父亲胡秉苏被抽壮丁入伍，那时胡德盛年仅16岁，正在桃江武潭镇五卅中学读书。1943年，胡德盛初中毕业，刚好赶上征集青年去当兵，他毅然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突突突，扳机扣动，200多发子弹呼啸着出膛，眼看着千米之外的鬼子一排排倒下……”花白胡须、脸上布满皱纹的胡忠浦缓缓向记者讲述当年战斗的情景。他断断续续的诉说，把我们带进了烽火四起的战争岁月。

2012年3月31日正式建成通车的这座特大悬索桥，成为矮寨公路新的奇观。它将之前的“矮寨公路奇观”压在底下。下得新桥，来到老路，站在山顶老“奇观”终点的“湘川公路死难员工公墓”旁回望，回溯70多年的时光隧道，眼前景色渐渐幻化出硝烟战火，还有战火“淬”成的这条生命通道。

7023米，8分钟;26公里，一个小时。前者是沪昆高速邵(阳)怀(化)段雪峰山隧道的长度和行车时间，后者是湘黔公路“雪峰山公路天险”路长和乘车时间。

穿越时空，让我们回到77年前。1938年10月21日，广州失守;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这期间，南昌危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于这年10月25日从武汉搬至南岳。为什么是南岳?不能再退!守住湖南，才能坚持长期抗战，这是各方共识。

“日机对芷江的轰炸除机场外，以江西桥居多。在日机即将飞临芷江上空轰炸前，由驻芷江机场的国民党空军第九总站第二科电话班通知，我们快速卸下高射炮炮衣……”

有这样一个抗日老兵，他没有打过一枪一炮，但经历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湖南人民在救亡的旗帜下，积极行动，慷慨解囊，贡献“居全国之冠”。

东安县紫溪镇一个安静的农家小院，住着两位快乐的老人，他们是抗战老兵唐祖桐和他96岁的老伴。6月23日，唐祖桐向记者说起自己亲历的抗战故事。

抗日救亡，湖南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就开始了。打开《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记》，人们可以看到如此记载：“9月19日，省城各界获悉日军攻占沈阳，群情激奋，22日对日援侨会召集各界代表开紧急会议”。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湖南人民早就意识到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湖南人民早就行动了，从九一八事变后如春笋般出现的救亡组织，到抗日战争胜利，湖南救亡运动的力度曾被评为“全国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