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与建设实践中，十分注重情报保卫工作。他不仅发出指令搜集、使用情报，更要求在对敌斗争战场上运用情报。他提出的“玻璃杯里押宝”“十六字方针”“两种斗争”论断等，为隐蔽战线伟大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孙子兵法》讲“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争中只有了解敌人才能战胜敌人。毛泽东作为熟读兵书的军事家，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对敌斗争中，就善于获取、运用情报，也因之有了“玻璃杯里押宝”的经典论断。为什么会如此下结论？因为党在早期革命时期屡遭失败，特别是经过“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毁灭性打击，吸取了经验教训，明白了运用情报的重要性。党的隐蔽斗争史上，有靠“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毛泽东对电台的重视，早在江西作战时便有呈现，他曾指令全军要缴获敌军电台。1930年龙冈大捷，毛泽东亲自接见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无线电技术员，开展积极的宣传思想工作。其中，自愿参加红军的王诤和刘寅，在工作的第三天便发现了敌军部署，为我军正面对敌斗争行动创造了条件。[了解更多]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半个世纪。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曾于四五月间转移武汉，同年八九月间又迁回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在敌探监视下活动，随时可能遭到打击和破坏。若不开展隐蔽斗争，就不能保卫自己。根据形势需要，周恩来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特别是汲取“4·12”反革命政变带来的惨痛教训，提出建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机构，以防敌探的破坏，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在他直接领导下，1927年开始建立中央特科。1928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这一工作。周恩来借鉴苏联建立“契卡”的经验，对中央特科规定了3项任务和一项原则：打进敌人内部获取情报、筹款、制裁叛徒；但搞侦察工作的专门手段，绝不允许在党内进行。同时，周恩来通过实践，将俄国地下党的成功经验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且摒弃俄国情报工作凌驾于党之上、搞特殊化的一些做法，始终将中央特科置于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之下，使它成为党的坚强战斗堡垒。[了解更多]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革命生涯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组织和经济领域的领导工作。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在危难之际出任中央特科负责人，率领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开展了一次次卓有成效的斗争，在保卫党中央安全和获取情报等方面立下了卓著功绩。1931年4月，中央特科发生了重大变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此人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了很多党内核心机密，形势万分紧急。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过李克农汇报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陈云立刻上报中央，并全力协助周恩来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措施，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了解更多]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陈赓受命参加中央特科并担任情报科长。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在谍海秘战波诡云谲的上海滩，陈赓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在隐蔽战线屡建奇功，忠实履行保卫党中央特别是中央机关安全的神圣使命，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忠诚无畏、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这段隐蔽斗争传奇经历，为陈赓波澜壮阔、辉煌精彩的非凡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8年4月，经党组织考察选派，陈赓化名“王庸”，担任刚组建不久的中央特科首任情报科长。通过专门培训，除精通基本工作技能外，陈赓能根据身份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巨商。扮什么像什么，穿什么像什么。由于个性风趣亲和，交友广泛，“王庸”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等部门人员、巡捕房的耳目，乃至上海各帮会地痞均有往来。不论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活动的场所，还是外国租界巡捕房，必要时陈赓都能随时进出。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现场，情况异常紧急。为掩护同志们转移，陈赓灵机一动，同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充当“蟹脚”，独自把守出口，悄悄将这[了解更多]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中，李克农上将似乎是其中的“另类”，终其军旅生涯，始终未在正面战场上掌管过一兵一卒。而他作为隐蔽战线队伍的领军人物，曾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以“无形”的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一场场“有形”的战争。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情报战略机关，担负新的情报任务。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参与到了中共情报工作由警报性、保卫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转变的工作中。在李克农的领导下，新生的中央情报部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为开展情报工作的理论依据，并总结情报工作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情报工作的方阵和做法：以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心，以获取有关中央决定战略的情报为目的。具体地说，以日伪、国民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其政治、军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等主要动向和各种具体材料。[了解更多]

“小开”意思类似“富二代”，源于旧版上海话，专指那些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仗着老爸或老家的财势过日子的富家子弟。在我党隐蔽战线史上，也有这么一位被毛泽东亲切地称呼为“小开”的同志，他就是红色传奇人物——潘汉年。如此称呼潘汉年并不是因为他是富家子弟，而是因为他常年带着一副金丝框的眼镜，举止儒雅，风度翩翩。就是这样一位“小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初，年仅25岁、刚刚调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接到一项命令，要他紧急赶往上海。原来中央决定调他到中央特科，接替陈赓，开展上海的隐蔽战线工作。从此，潘汉年与隐蔽战线结缘，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后，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潘汉年积极参与中央机关和有关负责同志的转移，迅速开展对内部的清理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顾顺章叛变影响的清理。原来，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发现，顾顺章的家属仍与其保持联系，明里暗地还在向顾提供情报。中央特科及时执行了组织措施，惩处了内奸，消除了隐患。[了解更多]

吴克坚，湖南平江人，1924年冬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4月，吴克坚受党委派，赴法国巴黎协助吴玉章筹办《救国时报》，并担任总经理。《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1935年12月9日创刊，前身是《救国报》。报社编辑部设在莫斯科，由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印刷所和发行部设在巴黎，先后由吴玉章、吴克坚等负责。它以海外华侨为主要宣传对象，着重宣传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经常刊载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报道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等。在吴玉章和吴克坚的努力下，《救国时报》“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了解更多]

24岁，研制出无线电收发报机，成为“党的通信史上划时代的革命”；30岁，因“李强公式”，成为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44岁，开国大典上，他领头制作的“九头鸟”扩音喇叭，让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了最强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928年，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担负研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1929年，研制出我党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为开创我党领导的无线电通讯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与无线电结缘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国家危亡、民族灾难像山一样压在上海青年学生们的心上。李强后来回忆说，作为青年学生，那时是“火线上入团、火线上入党”，“救国是第一位的，读书还有机会，也不一定在校园内才能读书”。李强革命家的道路由此开始。1927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在武汉成立。因为研究自制过手榴弹和炸药，又与三教九流有些交往，周恩来将李强调入特务工作处任特务股股长。1928年，后来成立的中央特科增设无线电通讯科，李强任科长。[了解更多]

许建国，原名杜理卿，1903年9月出生于湖北黄陂县，1922年入党，是红军早期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之一。他在锄奸保卫和情报工作战线上立下了卓越功勋，是一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隐蔽战线指挥员。抗日战争初期，许建国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任中央保卫委员会委员、保卫部部长，在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做了题为《关于部队、地方、白区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发言。1939年3月，他率领中央社会部考察组由延安到晋察冀边区，建立了北方分局社会部并任部长。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威慑华北敌人占领的各大中城市，而且是西北屏障和支援东北、华中的基地。许建国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着眼全局，以晋察冀边区为基点，把数百名情报工作人员派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上海、南京、沈阳、哈尔滨、长春、大连等广大地区，组织联络当地的秘密党员、进步青年、抗日爱国人士等，渗透到敌人的军、政、警、特内部，形成了一支数以千计的地下尖兵队伍，获取了大量战略、战术情报。[了解更多]

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毛泽东还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罗长子就是罗瑞卿。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泽东还高1厘米。1949年10月19日，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第一任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美蒋特务与内地反革命分子里应外合，各地的武装暴乱、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局势十分严峻。在罗瑞卿主持公安部工作的10年间，我国迅速稳定了局面，并在反间谍特务的斗争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美蒋特务机关安排了大批间谍、特务潜伏下来，为他们配备了间谍工具和武器弹药，妄图伺机刺探情报，从事破坏活动。公开身份为天津老世昌公司北京代理人的意大利人李安东，就是潜伏下来的间谍组织头目之一。为了武装李安东的间谍组织，在解放军进城之前，美国特务将一门STOKES82迫击炮和炮弹掩藏在所谓的“救济物资”中交给了李安东。[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