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逐渐强大后，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牡丹社事件早在1868年4月6日明治维新拉开帷幕之时，天皇就在《五条御誓文》和《御笔信》中明确提出日本的对外方针是“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以追溯到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本借八瑶湾事件而向当时台湾动武，事后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1894年，日本在接连入侵占领朝鲜、琉球后，进而发动甲午战争进攻中国的东北与山东，中国清朝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并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其中包括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中国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赔偿二亿两白银军费及开通口岸等。此役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急转直下，而日本则跻身为列强之一。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日本为八国联军主力之一义和团运动，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并获得战争胜利。通过《朴次茅斯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南满洲铁道及旅顺大连租界特权。190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清朝被迫增开16处商埠，并在营口等地划分日租界等。1907年，日、俄签订《日俄协定》、《日俄密约》，承认彼此利益并将中国东北北部和内蒙古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日本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称为“满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朝鲜半岛，日本在东北亚获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和前沿基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二十一条》入侵胶州湾德国租界，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1月18日，日本跟急于想称帝的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中国北洋政府虽然参加一战并为战胜国，并在巴黎和会中提出废除外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华驻军等七项希望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及换文的陈述书，但列强纷纷拒绝，并签署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事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线。1911年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结束中国国内混乱的局面，而各国势力均在不同军阀中选择己方的代理人，此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时期。

九·一八事变

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攘外必先安内”、“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乃不能攘外”。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炮轰沈阳城，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军队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之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标志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张学良等部获知后，认为这和1928年的九·一八事变皇姑屯事变如出一辙，遂令部下“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蒋中正亦发电“不得与日军反生冲突”，日军遂将北大营内的守军缴械、俘虏。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命令部下严禁对日军作战，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他们皆不敌日军，翌晨全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防司令）等。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淞沪抗战

淞沪抗战 新四军(3张)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随后张治中率中央军第五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中共随即扩张在江西的势力，导致抗战不利。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19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长城抗战反而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塘沽协议》后，由于日梅津美治郎军战略重点转向准备对苏作战和防范英、美，其侵略方针由单纯的武力征服改变为在继续准备发动武力进攻的同时，全力推行“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1月中旬，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接受日军所提取消冀、察两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等多项要求，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自治。

日军继“丰台夺城事件”后，再次收买汉奸、流氓土肥原贤二发动“香河暴动事件”，并同时加紧进行以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为重点对象的上层策变活动。1935年，诱其出任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委员长，诱惑不成后转而策动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一月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继续对宋及南京政府施加压力。经过日军、宋哲元、南京政府之间一系列的讨价还价，1935年12月18日，终于在北平正式成立了既保存南京中央政府和宋的体面，又有一定“自治”之实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侵略者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

在此期间，中国青年发起的反分裂、反割据爱国运动，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的一·二九运动。华北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福建事变

1933年12月，国民党内的左派和蔡廷锴、李济福建事变深及蒋光鼐的十九路军领导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史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对十九路军进行进行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仅仅53天中华共和国就被蒋中正击败，之后，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了。

西安事变

部分激进学生不满于蒋的“攘外必先安内”，随即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发生暴动。这给刚刚完成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该年底，毛泽东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期希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但蒋介石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图，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的陕北革命根据地。

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1936年12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前夕对蒋介石实施“兵谏”。这次事变最后在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势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的关键因素之一。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同时，蒋介石开始全面加速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