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18日就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投毒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林森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月18日新华网）
这起极具轰动性的校园毒杀案件，终于有了一个暂时的了结。被告人所受的刑罚是否恰当，毕竟法律程序还没有走完，无需急忙下定论。事实上，即便毒杀了室友的被告人，最后的命运还会跟一审判决那样，依然无法弥补得了他给毒杀的同学及其家人带来的一切伤害。对于个体来说，法律的正义永远替代不了生命逝去的痛。
然而，当“感谢室友不杀之恩”一下子成为广为传颂的黑色流行语，毒杀室友者的“罪与罚”，就不再局限于案件当事人的小范围了，变成所有曾经在大学宿舍里住过，彼此之间少不了发生龃龉者心惊胆战的另类体验，其中表达的也不只是侥幸的感叹，更多的是对残酷现实的不解与担心，颠覆了很多人“致青春”时的美好感受。
面对这起即将尘埃落定的毒杀室友案件，人们还念念不忘多年前另外一起曲折诡秘的“朱令铊中毒”案件，而且，就现状而言，几乎不可能给朱令一个明确的说法。复旦大学发生的毒杀室友案件，元凶已经找到，清华大学“朱令铊中毒”案件，却注定要在口水横飞和各种猜疑中延续，两相对比，势必让人觉得“室友的不杀之恩”实在是难得的“人生大幸”。
从检方的指控中可以看到，没有太多离奇惊险的情节，也不存在什么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匪夷所思的毒杀室友案件，一方面让人不由得义愤填膺，另一方面又令人唏嘘不已，充分体现了这一案件本身的多重性。通常认为，作为一名从事医学研究的学子，被告人居然会视他人生命如草芥，除了说明被告人自身人格存在缺陷以外，也给社会提出了警醒。于是，有一种谴责的声音提高了分贝，矛头指向了当下的大学教育，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证明了教育的缺失，在毒杀室友的事件当中，教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实际上，毒杀室友只是一个极端的案例，“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的戏谑之语，也不是人人需要“风声鹤唳”的真实写照，更不应该成为强调“他人是狼”丛林法则的一个借口。况且，“生命教育”本来就不是教育机构的“独家秘方”，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环境里，多元的信息构成了每一个人生命意识的不同来源，毒杀室友之恶绝非靠某种单一的社会方式可以避免的。
也就是说，一旦从毒杀室友的案件中，找不出因果关系非常明确的线索，那么只好退一步，把“不杀之恩”归到室友的头上，感谢室友的“心慈手软”。这种降低情谊下线又充满消极意味的念头，从最近春节期间出现了“恐聚族”现象，从“相见不如怀念”变成了保持回忆新鲜度的由头，也能够窥见一斑。感谢“不杀之恩”和“恐聚族”，本质上都是信任的基础逐渐瓦解和“虚假交往”过度的结果。
不敢想象，如果“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真的大行其道，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感谢和留念的呢？其实，从毒杀室友的悲惨后果中，应该发现，没人有资格承受得起所谓的“不杀之恩”，除非“人与人是地狱”成了不二的社会法则，可谁会答应呢？
无人承受得起的“不杀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