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周恩来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这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不但没有被封锁，反而走出国门，赢得了赞誉和支持
今年1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0周年纪念日。
曾有人这样评价周恩来：“有人称赞周恩来同志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在他逝世后全世界向他致敬，没有听到人唱反调，这确是罕见的事。”
周恩来总理分管新中国外交26年，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他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求同存异等外交思想至今仍在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那些关于周总理外交智慧、外交艺术的小故事更是俯拾即是、家喻户晓。
重温周恩来外交遗产，重走周恩来的外交足迹，不光是为了缅怀周恩来总理，更在于，今天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也能从中汲取营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采取了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政策，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外交领域为阵地开始了艰难的破局之战。
尝试与“和平中立派”国家建交
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庄严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并宣告：“凡是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周恩来外长公函的形式向各国政府送交这一公告，传递出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和不急于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方针，但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仍然清醒地意识到，在两大阵营之外，还有印度、缅甸和印尼等一大批“中间国家”，周恩来把它们称为“和平中立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恩来的外交突破有了方向。
在同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交的同时，周恩来领导外交部特别重视同“和平中立派”国家的建交。
与印度的建交成为新中国与“和平中立派”国家建交的最初尝试。1949年12月31日，印度政府致电周恩来，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天，周恩来就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经中央讨论，周恩来复电尼赫鲁，同意中印建交，并愿意开始建交谈判，得到了印方的积极回应。经过系列磋商和谈判，中印于1950年4月1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印建交使得新中国多了一条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沟通的重要渠道，开辟了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道路。
外交突破的同时，新中国还与锡兰(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展开了贸易往来，虽然规模有限，但是却具有打破美国封锁禁运政策的重大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影响下，印度、缅甸等国家都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使得美国企图在亚洲形成对中国包围圈的阴谋未能如愿。与印度、缅甸、印尼等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成为新中国突破西方国家包围和封锁的重要战略。
“和平共处”成为国际准则
在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问题上，虽然“不急于”，但是周恩来从没有中断过努力。与英国的建交过程中，根据中央和毛泽东“拖一下”的指示，外交部一面维持与英方的谈判，一面保持外交主动、试探对方的底线，但是中英建交谈判因中苏缔结协定、朝鲜战争爆发等问题被一度搁置。1954年，因为日内瓦会议上英国的态度有别于美国，并一再表示愿意改善双方的关系，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此后中英双方频繁磋商，最终促成了双方互派代办，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直至1972年，中英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这是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史上的一大进展。此外，1964年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实现了中法建交，打开了我国对西方大国建交的突破口。
在如何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3年12月底，中印两国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谈判开始时，周恩来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首次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1954年6月周恩来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用来解决中印双边关系的，但是，很快就超出了这个范畴，在国际社会得到了广泛推广，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他“使外交变成为艺术”
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周恩来提出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要从“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转变为“必须走出去”，这一转变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认可。此后，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周恩来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为新中国树立了良好的外交形象，使得新中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大国，他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
1954年4月，旨在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通过台前幕后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但打击了美国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还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事实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是一场极其复杂的外交斗争。万事开头难，周恩来“本着学习的精神”在会前做了很多细致的准备，从方针策略的制定到重要的技术准备，都由他直接负责。历时51天的日内瓦会议，由于美国的百般阻挠，最终没有在解决朝鲜问题上达成任何协议。然而周恩来在此次会议上的多次发言，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胸怀和才华，他入情入理、深刻尖锐、机敏聪慧的发言赢得了与会代表的尊敬。散会后，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兴奋地拍着周恩来的肩膀，那种欣赏溢于言表。朝鲜代表更加感慨：“苏联人将外交变成科学，而中国人使外交变成为艺术。”就连有三十多年外交经验的美国人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称赞：“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外交家。”
日内瓦会议的另外一项议程印度支那问题却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周恩来所提的《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六点建议，坚持原则又灵活可行，关键是双方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对会议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过多方努力，交战双方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广交朋友，求同存异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也就是万隆会议。这次会议由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五个国家召集，亚洲和非洲共有29个国家与会，代表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被邀请参加这次盛会。
会议开幕后，周恩来一开始放弃了发言的机会，想先听听其他国家的意见。与会各国虽然意识形态不同、政治制度迥异，大多数表达了和平、独立、团结、协商的愿望，但是不乏对新中国及其政策有怀疑，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的声音，有些代表的发言偏离了会议主题，致使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几乎陷于僵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果断放弃了原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将它作为书面发言稿散发，利用会议中午的间歇另外赶写了一份发言稿。就是这个发言语惊四座：“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周恩来大声呼吁：“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发言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报道中这样说：“这篇发言最惊人之处就在于它没有闪电惊雷。周恩来用经过仔细挑选的措辞简单说明了共产党中国对这次会议通情达理、心平气和的态度。他也回答了在他之前发表的演说中对共产党所作的许多直接或间接的攻击。”
显然，周恩来只有18分钟的发言成为两天会议中的高潮，他向与会各国表达了新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的诚恳与善意和对和平的真诚愿望。他所提出的“求同存异”成为万隆会议的主导精神，并最后发展成为十项原则。六十年来，这十项原则在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和团结反殖、反霸的伟大事业上，仍然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所表现出的高超外交艺术，以及他所倡导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再一次得到肯定。曾有人这样评价他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那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几乎已经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在会议外，周恩来不忘广交朋友，几乎结识了所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许多人因此消除了对立和敌视的情绪。周恩来还借机消除了一些国家在台湾问题上对新中国的误解，为新中国获得了亚非乃至世界舆论的支持。
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一直分管外交工作，到他逝世前，总共有10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这其中还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不但没有被封锁，反而走出国门，赢得了赞誉和支持，更在亚非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国际外交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作者：唐蕊 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