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批15斤文件，市长是机器？
市长每天批的10斤文件都有些啥？
陈市长举自己的例子，“原则上文件批复不过夜”无疑是高效勤政的表现，可是，这也勾起了公众的极大好奇，“一天批10到15斤文件”究竟都是些啥？由于透明性不够，公众对于政府工作从来都充满了好奇感。像广州市长这样级别的官员，每天都是怎样度过的，一般人显然没有概念。所谓“日理万机”终究流于粗泛，“一天批10到15斤文件”却一下子具象了起来。可是，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一张普通的A4纸应该不到4.5克，10斤的文件至少有一千多张纸。每天这么多的文件，不仅需要阅读，还需要斟酌，还需要批复，能忙得过来吗？能保证质量吗？[详细]
市长每天批10多斤文件，动力何来？
笔者看到此新闻后首先想到10---15斤文件那是多厚一大摞，一位网友评论称：“10—15斤按80g A4纸每份文件4页算是401份，每个文件按3页也算是535个文件，是有点玄，除非是张松转世。据《史记》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年将五旬的始皇帝依然精力旺盛，“日理万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处理，每天竟“以衡石量书”——即每天都要批阅文书120斤。秦代还没有纸张这种东西，算起来120斤竹简约相当于现在的几十斤，相当于他每天批阅三、五万字的文书，单就他的工作态度和效率而言，已经很值得我们敬仰了，不过折算一下，陈市长每天批3---5包复印纸那么多的文件，估计至少数十万字了，真是“勤政古有秦始皇，今有广州陈市长。”[详细]
市长一天批15斤文件折射了啥？
“日批15斤文件”的市长就是好市长？
古有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今有广州市长陈建华“日批文件15斤”，他们对于工作的热情，着实令人感到自叹不如。然而，这样的市长就是好市长吗？一般来说，能让市长过目的文件不是紧急公文，也得是涉及全市利益的大项目、大工程。作为中国发展“领头羊”的广州，这样的文件自然比其他地方遇到的要多。但是如果要以每天15斤的工作量来计算的话，那么整个广州市每年的行政事务岂不是要比整个广东省的还要多，这明显不符合常理；同时，根据资料显示，陈建华自2012年1月开始当选为广州市市长，至今为止已有1年零5个月。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连续熬夜工作上1个星期就已经憔悴的不行，但这位已近耳顺之年的市长，居然在长期的高强度工作下依然神采奕奕，难不成他的身体是铁打的吗？在笔者看来，“日批15斤文件”并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政绩，而这样的市长也未必就是好市长。政坛“黑马”陆昊，华西“三不倒”吴仁宝，他们的成功都不是来源于每天的“文山”式办公，而是在于他们不做改革的旁观者，能够真正俯下身子，放低姿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老百姓的声音、了解老百姓的诉求，帮助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详细]
“10斤文件”不能承载的公权沉重
数字或不尽精确，映照出的现实命题却并非虚无，甚至有些触目惊心。中国社会管理一大特征，就是几乎所有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力，都高度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太多的事情，得等领导批示来推动，批示才是重视，有批示才能干活。而文件批示越多，说明权力越大、权力越集中，也就越容易管不过来、管不好。尤其作为地方行政主官的市长，更是万千重任集于一身。这种权力高度集中，固然可以偶尔“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客观上也造成运行效率偏低、容易陷入“人治”、滋生腐败寻租等各类问题。试想，官员们整天深陷文山会海无法拔身，必然少有时间和精力用在深入基层了解民意上，权力与民生诉求背离脱节也就容易发生。[详细]
拿什么来解放“每天批复15斤文件的市长”？
简政放权，何须每天批“15斤文件”
李克强总理承诺，“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三分之一以上行政审批事项”，不久前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项目。但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需要中央政府作出表率，地方政府也应当及时跟进。首先，地方政府应及时跟上简政放权的步调，及时出台时间表。目前广东和新疆两省区，分别提出至2015年压减40%、35%以上的现存行政审批项目。大部分省市区，还没有拿出减少行政审批的具体方案和明细规划，地方政府在这方面需要加快步伐。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应及时公布“保留”项目清单，让行政权力“晒”在阳光下。市长每天批15斤文件，很形象，很生动，也让公众看到了“简政放权”改革的必要。[详细]
提高行政效率从市长“减负”开始
一个爱岗敬业、勤于政务的市长固然令人感动，但为了处理文件起早贪黑、披星戴月，这绝非公众想要看到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讲，市长在这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越多，行政管理效率越低。提高行政效率，不妨从市长“减负”开始，把市长们从“案牍之劳形”中解救出来。其一，摒弃“文件出政绩”。近年来，中央三令五申精简会议文件，但往往一阵风过后立马反弹。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安徽省主委刘光复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是“热衷于看文件、听汇报、作指示的领导大有人在；喜欢以开了多少会、发了多少文作为评价政绩标准的领导大有人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些地方和部门陷入“文字出干部、干部出会议、会议出成绩、文件出政绩”的怪圈，在文山会海中难以自拔。唯有彻底摒弃“文件出政绩”的评价标准，把“一级讲给一级听”变成“一级干给一级看”，把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作为考核工作的主要内容和使用干部的基本依据，则有望根治这种体制性弊端。[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