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策-观点·解读·参考
这两天，三湘都市报的连续报道，引发了一场关于年代、理想与情怀的激辩。52岁的廖厂长一定没想到，25年前的一次普通而低调的资助，会有今天如此大的反响！[详细]
9月21日，微博微信上开始热传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篇文章《只有廖厂长例外》。作者回忆了25年前，自己和几个大学同学筹划“考察南中国”时，被湖南娄底一位企业家资助的往事。
当时正在复旦大学读大三的吴晓波跟三位同学萌生想法：想去看看改革中的南中国，于是组成了一支“上海大学生南疆考察队”。他们拿着复旦大学的介绍信，骑着自行车到处筹资，却只筹得一台照相机、几件衣服和几百元钱。经费还差一大截!他们将自己的困境写信寄给了上海《青年报》。消息传到了湖南娄底，一位企业老板给他们寄去7000元钱。一段年轻人见证历史的理想远征亦就此开启。
在作者的文章中，这名年轻的廖姓厂长与他虽只有一面之缘，但其身上闪耀的理想主义光芒，用双手呵护年轻人梦想的义举让他深深感动。
以致他在文中感慨道：“在以后的生涯中，我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中国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花钱如水，说到风光和有成就，这位廖厂长似乎都要差很大一截。但不知为什么，我却常常更怀念这位只缘一面的小厂长。”
《只有廖厂长例外》一文发表后很快便点燃网络，并引发无数人的关注与转发，很多人甚至开始在网上“寻找廖厂长”。
经过媒体努力，记者联系上吴晓波，还原当年事件原貌，并辗转找到了廖厂长。廖厂长，真名廖群洪，娄底涟源人，现居长沙，从事过机械业、地产业，现从事矿业。与三一集团董事长梁稳根是大学同学，现任长沙市涟源商会副会长。
廖厂长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中南矿业学院(中南大学前身)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一个军工厂。1985年，他被娄底市作为技术人才引进到娄底市科委。在那里他又碰到了一群同样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们畅谈中国的现状，思考我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们的使命在哪里?聊天常常进行到凌晨三四点。终于，经过无数个夜晚的思维碰撞，廖厂长得出结论，中国的出路在办实业。
1988年-1989年，他离开机关单位，开始创业。经过琢磨，他成功的获得了生产水泥编织袋机械的专利，将设备的生产、组装、销售和售后分给了四五个不同的企业，最早在娄底开始了服务外包。一时间，生意风生水起。
为什么一篇这样的文章红遍朋友圈、微博圈和自媒体?因为它触及到具体人身上体现的正直、善良、诚实、有爱心的基本道德品质，以行动传递社会温暖，使每个人都能成为正能量的承载者和传播者。
这么多人关注廖厂长，折射出社会对理想的回归期望，人们对社会道德体系重建的渴望。精神、理想和信仰越来越可贵，我们希望人们有理想，而不是效忠自我，有理想才有更高的奋斗目标。廖厂长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成为了一个符号。
在这个越来越物质的社会，只有理想和信仰，才能让人这一生拥有归属感!而这些正能量事件，是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促使我们不断追求，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情感。在今天的中国，它凝聚在“中国梦”引领下的实干兴邦实践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传播中，落实在每个社会成员创造社会价值的具体行动中。
廖厂长的经历则如一股清泉，让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也有真正充满了理想情怀、关心社会大众的普通人。面对社会转型的现实，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新一代，希望他们能关心国家前途和民众福利，像廖厂长那样，用踏实肯干的努力，将美丽梦想变成现实。
鑫莹：现实社会中，许多人为了很多其他的目标孜孜以求，再也回不到理想的道路上来。我们是不是都应该找个时间问一下自己，我的理想哪里去了?
华仔blabla：理想主义好像已被大多数人遗忘，过于现实的社会感动少悲哀多...感慨啊!
灵山小丫 ：生活真的很不容易，解决吃饭问题是根本也是基础。为生活所累，为金钱所累，那些所谓的理想慢慢消失了!
闵闵：我最早的理想是做一位像普希金一样伟大的诗人，但后来发生了改变，因为我发现以个人的能力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很难实现这个理想的，于是这个理想对我而言更像一个梦想了。
逐渐老去的80后：就像登山，理想在山顶，但是路上顺手采摘一些果实总是可以的，这些果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把它叫做物质的欲望，不少人为了采摘这些果实而往山下走。
迷路的小米苏：人类文明的承接，如同火炬的代代传递，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或有机会握到那根火炬棒。于是，有人因此放弃了，有人退却了，有人甚至因妒忌而阻拦别人的行程，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主动地闪开身去，他们踞下身子，甘做后来者前行的基石。
廖厂长说，而今，有家国情怀的坚定理想主义者似乎已经寥寥无几。
他问过几个很熟的学生，你们字典里“崇高、高尚、伟大、光荣”出现的频率有多高? 这个问题出来后，年轻人倍感惊讶：“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
“如果一个民族文化里面没有高尚的东西，没有崇高，没有伟大，文明还有吗?”
在廖厂长的概念里，文明的进化史是一条河流，我们都是这条河里的一份子，这个河是要流的，如果每一个构成的分子没有了理想，那社会还有理想吗?我们要体认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你的历史作用在哪里?
1989年，廖厂长总结，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应该是站在人类文明的最前沿，为民族的重新崛起和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断探索。
廖厂长认为，人应该要有效忠对象，灵魂要有归属，没有归属的灵魂是孤魂野鬼，总会很痛苦，会不舒服。但现在很多人的效忠对象变成了自己，失去了信仰，没有了敬畏，卖假药、卖地沟油、过度医疗……“没有信仰，没有道德敬畏，伤害了民族的脊梁。我们必须重构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
20多年前的那次出发与相逢，如同一个时代的底色，只存在于曾与理想并肩携手的人记忆深处，而风云激荡的社会翻涌出的理想主义及理想主义者，也逐渐失语于车马喧嚣的商业化之中。25年过去，从理想主义年代走过来的二位在此期间从无交集，而在吴晓波此文传遍网络，媒体找到廖厂长后，廖厂长说：“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吴晓波还记得这事。”
不少人盛赞这位湘中汉子的豪爽、热忱，从地域性格特征来说，此言非虚，但在理想主义疆域，地理、身份、性别这些元素可以说都是模糊的，唯一清晰的是因为共同理想而做出的共同举动。这在当时吴晓波计划考察南中国时可以印证，在廖厂长解囊相助却不提回报时可以印证，在1980年代因理想而吟游世界的群体身上可以印证，在多年之后仍能在秋夜忆及一次相逢也可以印证。
理想主义似乎是一个已经遥远的词汇，但它却又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曾经的迷失过后，理想主义在变迁社会中已重新焕发生机，不同的是，它已由个体体现上升到了整体层面。经历了改革阵痛之后，曾经遥不可及的理想已落实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国家发展取向，在一系列经改、政改行动中，中国社会离自己的理想逐渐靠近，慢慢治愈迷失时期造成的肌体伤痛。如果说曾经的个体理想“绕树三匝，无枝可依”，那么在“激荡三十年”后，理想的重新回归让每一个沉浸在理想回忆中的人又可以再次上路了。(张英)
正能量需要放大，放大是一种力量。廖厂长的足迹告诉我们，对于青年人来说，人生都需要怀抱理想才能走向远方，国家需要汇聚理想才能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整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