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社会救助”
【关注流浪群体 记者走进救助站】
去年11月16日，毕节五流浪儿童冻死垃圾箱;12月8日、12月13日，云南、陕西出现流浪汉冻死街头;12月26日，民政部紧急呼吁更多社会力量加入救助队伍当中。在此背景下，本报从去年12月下旬开始，积极介入到长沙流浪群体帮扶救助当中。
●去年12月19日，省气象台传出“雪讯”，本报开通了96258捐助热线，号召市民捐出家中闲置的棉衣、棉被，一起来帮流浪者温暖过冬;短短几天，我们收到数百市民的“爱心”棉衣棉被2000余件，并将这些“爱心衣被”分发给了他们。
●今年1月3日，长沙市开福区一名30多岁的流浪汉冻死，本报立即呼吁管理部门制度层面上细化、无缝化，彻底保障流浪者生命底线;当天，长沙市社会救助站公开承诺，建立二十四小时巡查制度，全市区县建立小分队，从早到晚巡查，要衣给衣，要饭给饭，要回家给车票。[详细]
【记者扮聋哑人暗访救助站遭围殴】
近日，记者假扮流浪汉体验长沙救助站生活。起初拨打10次救助电话未打通，后在警察帮助下成行。待警员离开后，救助站人员将记者双手束缚摁在地上，并用膝盖顶着记者头部，称现在想走也晚了。同时，救助站里另有老年人被双手反捆躺在担架上，自称被打并向记者求救。[详细]
“救助站”为何成了“不救助站”?
救助站不救助利益使然
救助站名不副实，成为“不救助站”，甚至沦为“恶”站，究其深层次原因，除了责任心、公德心、恤民心缺失之外，估计还有就是利益使然。直率地说，救助站是出钱的、花钱的，而不是“收钱”的。管理就是收费，是中国式的行政管理特色。收费巨大，并存在“奖励”措施，所以，大家很来劲。出钱费事，还得照顾那些非亲非故的肮脏人群，自然调不动积极性，能不理就不理，能“打发”就“打发”，谁能奈他何?[详细]
【救助站的800万是怎么用了?】
通报会上，长沙市救助站站长黄智谋主动介绍，该站经费“2011年是400万元，2012年是800万元。”在记者随即发布微博后，立即有网友称，要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去查一查这些钱的去向。随后，有记者在现场问这些钱的具体用途，黄智谋爽快地表示，“欢迎媒体记者随时随便到管理站来查询。”但当记者继续追问时，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称“时间不早”，打断了现场记者的继续提问。通报会在一阵嘈杂声中结束。[详细]
地方救助体制仍存在短板
201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马上就要迎来施行的第十个年头。但从长沙市救助站这种“揪住站”式的暴力“救助”中，人们看到了救助管理办法贯彻执行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这些顽疾不除，以生命为代价废止的收容制度就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详细]
当前作为公益救助而存在的救助站，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按照目前公认的职能，救助站的帮助对象，是那些遇到临时困难、无亲友相帮、自身无法走出困境者，帮助的目标也只限于助其回家或找到亲人，正所谓“救急不救穷”。这样的救助对象，生活中虽有，但是并不多。而社会中更多存在的流浪人员，多数并不属于“临时困难”这一类，而是一种生活常态了。因此，把流浪人员归集到救助站，事实上既与救助站的现有职能相错位，又因为被救助者根本不领情，从而使公益的“正价值”被打了很大的折扣。[详细]
民政救助体系或存监管真空
应该消除监管真空，让上级民政部门负起监管责任，让他们走出温暖的办公室，去体验下流浪者周遭的寒冬，按照制度规定进行定期巡查，监督救助的具体执行情况。要求每一个救助站详细汇报工作进展，究竟一年中救助了多少流浪者，让多少人顺利返乡，按照工作业绩进行考评，并决定下一年的财政拨款。同时，地方的司法机关也应当定期核查其中是否存在暴力救助的违法违纪情况，对于滥用私刑者追究其法律责任。[详细]
救助站的冷漠和暴力源自哪里?
1、程序性照章办事含冷漠基因
毫无疑问，救助站处理此类流浪汉是有经验的，此前进救助站的“精神病”也一定不止一个两个。一切按规则办事，各个环节都遵守程序，表面看确实没有错，但其工作方式和处理态度却处处彰显冷漠。十年前，公民孙志刚在收容站遭暴打离世;十年后，收容所“变身”救助站，在长沙市救助站处理“精神病”的行为中，我们依稀看到它依旧继承了前者冷漠的基因。[详细]
2、有人文关怀才能让受助者有尊严
有一点最能说明“换汤不换药”的管理的无为和冷漠，那就是前去暗访的为何是记者，而不是警察。长沙救助站殴打被救助者的恶行，应该不是现在偶发的，在司法机关眼皮底下，对最底层的弱势群体的非法侵害长期存在，仅仅因为施害者拥有公权力，就视而不见，这才是最可怕的。或许，“恐怖救助”并不具有典型性，可即便是个案，它也应激起责任省思。给流浪者一个避寒所，以对等尊重和权利补位，抚慰他们的尊严“疮口”，当是对责任空格的填补。[详细]
3、弱势群体亟需透明性救助体制
为什么救助电话难通?为什么救助站里会存在暴力?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它与当下一些地方救助体系的欠透明有直接关联。救助本是关心弱势群体的事业，正因为如此，要兑现其救济的终极目的，必须要以救助体制的透明运行为前提。有透明的救助体制，才能随时守护被救助者的权益。我们救助机构对社会与公众敞开度不够，公众既难以洞见其管理过程，也很难共同参与到此种慈善事业中来。如此，出现“黑屋里的暴力”并不奇怪。[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