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魔”洛夫印象记

文丨刘晓平

2011辛卯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在网上无意接触到凤凰网读书会,读书会(69期)的主题是《对话“诗魔”洛夫：耄耋之年回眸诗歌传统》，地点是南京先锋书店。我就像一个夜游醒来者一般发现了黎明，一下子被阳光沐浴，有一种清新、温暖、兴奋的感觉，很快灵魂便融入到读书会的对话氛围中，自己的灵魂深处，浮现出与“诗魔”洛夫同游及前后相关的记忆来，心中便涌现起一种神圣的崇敬。

我最早知道洛夫先生是在一次诗歌讲座会上，主讲者李元洛先生为我们介绍了两位湘籍台湾诗人，一位向明一位是洛夫。在介绍洛夫先生时，李老师结合先生的诗作讲解得声情并茂激动人心，我记得他讲解的是先生那首《剁指》的诗篇：“亿万次的丈量/亿万次的忐忑/索性剁掉食指/剁掉一根/又长出一根/剁掉一根/又长出一根……”把那一种隔岸思乡的苦痛，艺术般表达渲染得到了令人怵然惊懼的地步。这首诗描述了诗人“以手指丈量一幅地图”，由他家附近的吴兴街开始向前延伸，自基隆经广州沿京广铁路直奔洞庭湖万顷翻滚的波涛。当时，台湾海峡历史的冰冻刚刚开始消融，我听李元洛老师讲读过先生的这一首诗，我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位被台湾诗界称为“诗魔”的老乡。而我真正认识“诗魔”并为其伴游则是在1992年的秋天，时任《芙蓉》杂志主编的袁世捷先生约李元洛先生一并陪台湾作家访湘团来张家界，也约我一块伴游。我求之不得，便在几天的行程中为他们导游服务，伴随洛夫先生的左右，向他讨些诗歌创作的技巧。当时正值仲秋，艳阳高照，红叶似火。洛夫先生一行游兴很高，在十里画廊和金鞭溪的游程中，诗人们即兴摆开吟诗擂台，此唱彼和，其乐融融。我因对洛夫先生崇拜已久，能在张家界和先生谈诗讨教，是我难得的荣幸和机缘。故我如影随行;而先生他言谈举止透露出的诗人气质和他对诗的独悟，在我看来是一种迷人的典范和思想的结晶。他的殷殷诉说和谆谆善导，在我的心灵深处产生过宏钟般的鸣响，像斧凿般留下过深深的印痕。他还握着我的手说：“87年我和元洛先生来过张家界，这次再来我便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回到台湾，便给我邮来他的部分诗集和他主编的部分诗刊，并嘱咐我坚持下去，其长者关爱浸润其中。后来《中央日报》和《联合报》发表我的诗文专版和纪实连载，就饱含了先生的心血。

洛夫先生是台湾现代诗坛最杰出的诗人，中国诗坛超现实主义的代表，由于表现手法近乎魔幻，被诗坛誉为“诗魔”。洛夫本姓莫，湖南衡阳人，1928年5月11日生于衡南县相市乡，在衡阳读中小学，1949年7月离乡随军赴台湾。1954年他与张默、痖弦共创《创世纪》诗刊，早一年与纪弦创办过《现代诗》刊，并任总编辑二十余年，使之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刊物之一，对台湾和大陆的现代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开创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新时代。《创世纪》强调纯粹性、独创性、世界性，主张在融合中西、现代与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现代汉诗的诗学体系。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已移居加拿大，但他写诗、译诗、教诗、编诗一直未曾停止过，著作等身，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烟之外》等二十余部，散文集《一朵午荷》、《大河的潜流》数部，评论集《诗人之镜》数部，译著《雨果传》等十余部。《石室之死亡》是他里程碑性质的第一首长诗，广受诗坛重视，几十年来评论不辍，曾被美国汉学家白芝教授选编进《中国文学选集》。1982年他的长诗《血的再版》获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同年，诗集《时间之伤》获台湾中山文艺创作奖;1986年获吴三连文艺奖;1991年获台湾“国家文艺奖”;诗集《诗魔》于1999年被评为台湾经典性文学作品之一;2001年，三千行长诗《漂木》出版，获诺贝尔文学提名;2003年获中国文艺协会终身成就荣誉奖;2004年获北京新诗界首届国际诗歌奖“北斗奖”;2008年后现代主义诗作《汽车后视镜所见》入选深圳改革开放30年30首最具代表性的佳作;2009年自选集《雨想说的》获华侨文学奖诗歌组最佳作品奖;2011年两卷本精选集《烟之外》、《大河的潜流》获中国当代诗歌奖和首届孔子国际文学奖。他的诗风从“传统”到“反传统”，再到“回眸传统”，一直在不断的自我肯定和否定中前行，耄耋之年的他，依然在书写在成长。他的诗总有股劲儿在里面，称之为叛逆不恰当，称之为新潮也不稳妥，洛夫先生自解为“其实就是背叛性，就是对制度、对旧的东西的反叛，从而创新”。他诗的语言“从明朗到艰涩，又从艰涩返回明朗，总是在自我否定与肯定中追求，表现出惊人的韧性，他对语言的锤炼，意象的营造，以及从现实中发掘超现实的诗情，乃得以奠定其独特的风格，其世界之广阔，思想之深致，表现手法之繁复多变，可能无出其后者”。吴三连文艺奖的评语则对他更为肯定：“自《魔歌》以后，风格渐渐转变，由繁复趋于简洁，由激动趋于静观，师承古典而落实生活，成熟之艺术已臻虚实相生，动静皆宜之境地。他的诗直探万物之本质，究穷生命之意义，且对中国文字锤炼有功。”

“诗魔”应是激情四射，如痴如狂的，但恰恰相反，洛夫先生却是“写冷诗”。在他看来，诗是由意象构成的，写诗的手法都是客观意象的表现，愈是客观冷静就愈能表现真正的自我。他认为诗歌应是诗人的主人，诗人是诗歌的奴隶，但诗人必须做语言的主人。从他的诗里，我们看到了精湛的意象，也由此看到了他赋予诗的孤绝气质。一首诗应是诗人激情过后的冷思考，而非空洞的辞藻堆砌，而一个好诗人也应该是像洛夫之样面带春光语带笑意，而非神情愤懑郁郁寡欢。我至今记得二十年前的那个仲秋，我们站张家界黄石寨山顶，腑瞰着参差耸立的一个个富有个性的山峰，洛夫先生对我说：“一个诗人毕其一生不可能只写一种风格的诗而不变，他如要追求自我突破，就必须不断占领，又不断放弃。事实 上，诗人常因时代思潮的演变进化，社会结构的改变而导致价值的多元化，岁月递嬗所引起的内心变化，以及个人生活形态的转变，而产生不同的美学信念，不同的感受强度和思考深度。同时一个有所追求而重视创造价值的诗人，更会为了配合他不断修正的审美观念而调整他的语言和表达策略。因此，数十年来我从事现代诗的探索历程，也正是我在成长中持续演变的创作过程。早期拥抱现实主义的狂热，中期重估传统价值的反思，以及晚期抒发乡愁、关怀大中国，落实真实人生的丕变，每一阶段都是一个新的出发，一种新的挑战。艺术的追求本无止境，我早就发现，我一生追求的不是诗的什么目的，而只是一个复杂多变的过程”。这一番话，曾拨动了我心中因迷罔而沉静已久的那颗诗心。

我在谈到大陆诗歌不景气的情况时，洛夫先生笑了，他说：“不必忧人，这是一种进步的过程。生活少不了诗，人们有拥抱诗歌的一天，但要有一种情感的增进过程。”我说：“大陆现代诗的发展，自开国以来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从实用的明朗化，到艺术的艰涩探索，是否也会回到传统的反思上来?到了反思成熟的那一天，可能就是人们拥抱诗歌的时代吧!”洛夫先生听了，神秘地一笑，点了点他那诗歌智慧的大头。在谈到诗歌因改革开放受到经济快餐市场的冲击时，他说：“我觉得诗歌的发展随着经济的繁荣会有提升提高，因为我们物质生活满足后，需要文学艺术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一种补充，物质与精神必须始终平衡，社会才和谐。所以，我认中国经济越发展越需要文学。”是啊，一个诗人写诗，不是以经济市场的价位衡量诗歌的价位，它是一个价值的创造，人的生命意识的创造，艺术境界的创造，尤其是对语言的创造，这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追求的不是流行而应是永恒!诗歌需要长期体悟，它是生命内涵的再创造。没有诗歌的民族就谈不上有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就没有希望!

我记得那次难忘的伴游中，“诗魔”有一个提问没有回答我，那就是即将告别之前，我大胆表白：“我从前后读到过您的诗作中，不管是您哪一个阶段的诗作，大都有一种时间之伤、情伤的苦痛渗透其中，为什么?”诗人只是望着张家界的片片奇峰，默默无语。他不是不回答我，从他那忧思的神情看，他心中那片情感的奇峰分明在渐渐突兀着，一块块长高。二十年来，我早已找到了答案，我心灵的回音壁一直回响着——

高中地理课本上的河川

仍在我体内蜿蜒

乡愁如云，我们的故居

依然悬在秋天最高最冷的地方

所以，我们又何苦去追究

雁群在天空写的那个人字

是你或是我……

本文原载于《张家界日报》、《文艺报》。收录于作者诗集《秋日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