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匪事

作者丨刘晓平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史册中，总是时隐时现着湘西人卓然兀立的身影，刘明灯镇守开发台湾、郑国鸿总兵于定海、贺龙举旗于南昌，都是湘西人勇敢坚强与深明民族大义的丰碑;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兴办教育与慈善事业，让世人看到了湘西人的文明与爱心;沈从文的一只笔，开拓了一代文风与大师般诗意潇洒的气派;黄永玉的一块画板，融贯中西，让艺术国粹融铸了民族的灵魂;宋祖英的歌声唱响金色的维尔纳……湘西人总是自豪地自喻：“男儿山女儿水。”然而，有一个词却一直让湘西人耿耿于怀，挥之不去，这个词便是“土匪”。在外人的眼里，湘西以穷山恶水，历来多匪患著称。这与湘西人“男儿山女儿水”的精神境界相去甚远。时至今日，湘西人出门在外，只要与人议及湘西，别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土匪”的形象，然后才是湘西美丽的山水和多姿多彩的风俗民情，以及湘西人代代相传的人文精神。

“土匪”一词像烙印一样烙在了湘西人隐隐作痛的心灵上，这是一种历史的误解。湘西的原住民以土家族和苗族为主。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直视苗人和土家人为苗蛮和土蛮，任意欺诈他们，随心所欲地奴役他们。他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剿杀，还要背上“土匪”的恶名。现在的湘西，还留有镇压与反抗的许多见证物，诸如城墙、碉堡、南长城，这都是骁勇善战的土家苗家人一代又一代与统治者抗争的不屈不挠的“化石”一样的历史细节。而历代统治者为了给自己血腥的镇压正名，便让反抗的人们背上“土匪”的恶名。许多的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解放前有“湘西王”之称的陈渠珍曾一度拥兵自重，仿效山西阎锡山企图建立自己乌托邦式的独立王国，这在蒋介石的心头更是心腹大息。1936年初，龙云飞、龙云超等人发动苗民起义，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起义军提出“革屯抗日”、“废屯归民”的口号。蒋介石忙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企图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势力进行兼并，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1936年8月，苗民起义军攻克乾城，蒋介石镇压失败，陈渠珍被迫下台。同年11月，蒋介石把镇压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何键身上，撤销了他的湖南省政府主席之职，同时宣布湘西为“匪区”。匪区多土匪这是人们常理之中的印象，可却让湘西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长期背上了“土匪”的骂名。

在外人的脑袋里，难以剪断湘西与“土匪”一词的印象，也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湘西山高林密，是多民族聚居区。又加上长期复杂的历史背景，解放时该地区便成了一些真正的土匪和国民党特务隐藏潜伏的理想之地。解放初，人民政府和驻军把剿匪搜特的工作当作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便发生了像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一样血与火的故事，便有了田大榜、钻山豹一类的末代土匪加潜伏特务的形象。这些形象造就了人们心目中的感性认识。一时挥之不去，一提及湘西，人们脑袋里便浮现这些形象。

当然，历史上的湘西，也曾有过杀人如麻、打家劫舍、茹毛饮血的真正土匪。他们与时代为敌，与人民为敌，但最终逃不过人民和历史的惩罚。如惯匪行径的覃国青，打家劫舍潜伏至1958年。最终也逃脱不了人民对他的惩处。

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历史，熟知历史与社会的背景，我们便会知道：曾有过许多的湘西人，虽背着“土匪”的骂名却做出过可歌可泣的事迹。如1936年发动湘西苗民起义的组织者，就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视作“土匪”。但就是这些“土匪”，通过多年的浴血奋战以后，取得了湘西自治的权利，成为一个民族自我生存的主宰。在抗战时期，面临民族大义的选择，他们毅然组织起来，成立了国民革命军暂五、暂六师，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雪峰山对日的最后决战，直至取得胜利。红二、六军团长征以后，留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打游击的红军伤残病战士，他们一直坚持与敌人捉迷藏一样的游击战，一直被敌人称作为“共党残匪”，直至解放后编入志愿军序列赴朝作战，许多人用鲜血谱写了人生光辉的诗篇。

曾被蒋介石视为湘西匪首的“湘西王”陈渠珍说得好：“有良心的入拿枪才是军人，没良心的人拿枪便是土匪。”这句话也许是对湘西匪事的最好的注解。湘西人是纯朴的，刚毅而温柔，“男儿山女儿水”就是湘西人最确切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