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随笔丨“忘恩负义”背后的难言之隐

2018-08-04 10:19:51 [来源:北京日报]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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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恩负义”背后的难言之隐

作者丨游宇明

沈葆桢与曾国藩的关系,一直是个话题。

曾国藩对沈葆桢有知遇之恩。咸丰六年(1856年)一月,沈葆桢被任命为九江知府,当时的九江城被太平军控制,沈葆桢别无去处,是曾国藩延他入营 ,直到几个月之后,沈葆珍被重新任命为广信知府。这年八月,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人进攻广信,在夫人林普晴和前来援救的浙江提督饶廷选帮助下,沈葆桢采取攻其不备,袭扰辎重的战术,七战七捷,击退了杨辅清的进攻,又是曾国藩第一时间向朝廷推荐沈葆桢担任广饶九南道。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经营的江南大营一溃千里,保卫江南半壁的责任完全落到曾国藩身上,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再次向朝廷举荐沈葆桢,并用了“该道器识才具,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之类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翌年末,朝廷下旨,让沈葆桢迅赴曾国藩军营,听候曾国藩奏请简用。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七日,沈葆桢被提拔为江西巡抚,进入正二品大员的行列。

生活的戏剧性也正在这里。曾国藩统帅的湘军不是“经制兵”(正规军),清廷没有拨固定经费,军饷必须自筹。湘军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驻扎在江西,为了筹饷,曾国藩不得不置关设卡,抽取漕折、厘金,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更是奏明朝廷,将江西漕折、厘金等项全部提取。曾国藩提拔沈葆桢,一方面是因其才具不凡,另一方面也是想在饷源地安插一个“自己人”,以确保“后院”安全。没想到这个“自己人”偏偏不给老曾面子,不仅本人拒绝为湘军供饷,连部下供饷也不允许。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由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只能煮粥度日,曾国藩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私信,让他解送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正在围困天京的湘军。蔡锦青刚解了一半即被沈葆桢制止,沈葆桢还要求蔡锦青将已经解送的款项追回,否则,将撤掉他的道员职务。考虑到蔡锦青的处境,曾国藩不得不将到手的银子退还,但心中的恼怒可想而知。自此,两人的关系渐行渐远,数年之间不通音问。

沈葆桢绝对不是个只看重个人得失、不顾道义的人。对曾国藩、左宗棠的举荐与邀请,他曾数次谢绝;后来朝廷让他做两江总督,也是拖了五个月才上任,四年任上六上辞疏。他也清正廉洁。做巡抚时,家里居然雇不起下人,身为官家小姐的妻子只能亲自下厨;儿子想买栋房子,他也不肯答应,说“力所不及”;逝世时,布被旧衣,一如寒索 ,官囊空空,不名一钱。换句话说,他对曾国藩的“忘恩负义”,非因私欲,实在是因为有难言之隐。

江西是个传统的农业省,工商业极不发达,湘军拿去的份额那么多,当地政府的财源早已变得极其枯竭。以前,湘军主力在江西,江西出了钱,算是还能得些利。现在,随着战争的焦点移到天京,湘军主力已转到江苏、浙江一带,江西防务更多需要自己负责,朝廷也有让江西组建地方兵勇的意思,而要组建区域性的兵勇队伍就得大笔花钱。再说,太平军在浙江战败,溃散的部队大批涌入江西,朝廷不得不调配原来隶属湘军的席宝田、江忠义率部入赣,这样,江西的勇丁一时猛增至三万多人,粮饷开支浩大,沈葆桢也确实没有能力再像以前一样给湘军供饷。

沈葆桢的“忘恩负义”,也跟湘军与当地官员的矛盾有关。为了军饷,湘军到处设置关卡,地方官员失去了从商业中分一杯羹的机会。大家知道,清代官员的工资是很低的,各种陋规是官员个人收入的重要来源,有不有它,大不一样,事实上,朝廷对地方官的陋规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咸丰四年至七年(1854-1857),江西巡抚陈启迈就与曾国藩斗得不亦乐乎,两个人经常在皇帝面前互相参来参去。后来陈启迈走了,江西官员对曾国藩的怨恨一点也没变。沈葆桢可以保证自己清清正正,但当时的他绝对没有勇气得罪整个江西官场。

曾国藩逝世三年后,沈葆桢在给友人吴惟允的信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或许这是关于沈曾友谊破裂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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