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蔚然：“娱乐之都”早已“沦陷” ，我们需要时间突破局限
新人物档案： 杨蔚然，70后作家、编剧、导演、影评人、诗人，湖南电影频道副总监、乐田电影媒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湖南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美术家协会会员。写小说、画画、写影评、编剧、乐评、艺术批评、策划电视节目、拍微电影和监制电影。曾获第五届新人电影节组委会特别大奖。
杨蔚然， 一个成长于长沙、立足于长沙，来自湖南电视娱乐王国的70后。青年导演、编剧、影评人、制片人、主持人……他拥有一大串头衔， 总是以一种先锋新锐的姿态向前。近日，他创作的《失魂记》出版，被誉为“中国首部娱乐之都写真书”。一个轮回，他的身份回到了“作家”。
“人们都在不知不觉中失了魂”。小说里的一句“偈语”，也作用在了他自己身上。一个经历了理想主义和消费主义时代的70后，如何失了魂？他眼中的长沙如何失了魂？我们还能不能找回丢失的魂？……
这个看似被电视娱乐精神“洗脑”的大男孩，有一种可贵的自我正视与文化反思。
壹 谈人的“失魂”
我们都是流水线的一环，我们都在找自己
都市周末：听说你的出生地是山西太原？那里是否有你对电影最早的童年记忆？
杨蔚然：如果我要恨我的文艺范，应该就从那个时候恨起吧，哈哈！我小的时候，我父母就爱看电影，我们那里有一个矿工俱乐部，我父亲经常大中午地把我从幼儿园拖出去，扛着我到那里去看露天电影。后来我在青少年宫学画画，我的美术老师跟我说，你看电影是只看故事情节，还是会去注意它的颜色、构图、人物造型？从那时候起，我看电影就会带着不一样的角度去看。
都市周末：什么是电影？什么是小说？身兼作家和导演，你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你觉得你的第一身份是什么？
杨蔚然：我理解中的电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实现文本，一方面阻碍想象力。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你通过书本想象的主角，与电影里的莱昂纳多肯定有差别。一旦影像化、具体化了，就损失了想象力。除了一些特殊案例，大多数影像都把小说毁了。但同时，影像也提升了小说的知名度。
影像比小说更通俗，为了取悦大众，会消解小说中一些深刻的部分。小说超越于电影，是故事的源头，是人物塑造的前端加工机器，是影像的氧气和营养库。没有好的小说就没有好的电影；没有音乐和文学，只有空洞影像的电影是飞不起来的。
我既然能从电影中看到形式感、精神内核、场景设定等等，就能让我的小说画面感十足。我一直以来给自己的定位都是作家、编剧，而不是导演。相比用影像去呈现故事，我更想做一个故事的制造者。
都市周末：书里有一句话：“人天天跟自己在一起，却不知道自己是谁。人生就是找自己的过程。迷失自己是很恐怖的事。”失魂和寻找是否是你的创作母题？你的失魂体验？你如何确立自我？
杨蔚然：对。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做着一件事——找自己，虽然我们都是流水线的一环，被异化为工具。但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就会想自己是谁，我最初的目的是什么，我的人生坐标是否已经出现偏差，我的彼岸在哪里……我也一样，很长一段时间，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电视节目、各种晚会上，仅存的业余时间就是吃喝玩乐，随波逐流，没有身份感，对自己曾经的信仰充满怀疑。比如常常在工作完，跑到娱乐圈的酒局上喝到凌晨五六点，一个人回去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空虚。那是我觉得最失魂的一段时期。
但为什么鬼使神差地又回到了写作？因为只有写作让我充实，我日常没有停止观察与积累，那些人物一旦被我调出来，就会非常鲜艳地跃然纸上，让我有存在感。可以说，我通过写作确立自我。
贰 谈城市“失魂”
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都市周末：为什么要在作品中注入惊悚元素？《失魂记》最早的名字叫《死婴》，故事的结尾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画面：主人公拖着行李箱走在机场，发现每个人的箱子都变得透明，里面都有一具死婴。为何用“婴儿”这个意象？
杨蔚然：我早期的作品其实就有尝试渗透惊悚元素，英国艺术家弗兰西斯·培根的画对我的影响很深。他的画常常表现人的惊恐、不安全感，比如一个变形的人缩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他用他的方式反映了二战后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上世纪90年代初，我20岁左右，也在画油画，处在对未来很迷茫的阶段；另一方面，消费主义大举进攻，长沙这样的娱乐之都，文化氛围在当时差到只看见沙漠了，大量文学家、艺术家朋友都下海了，我开始了对世界的怀疑。
那种精神状态，我一方面想用油画表现，一方面开始尝试用文字写下来。当时还有一批70后新生代作家出现，像卫慧和棉棉，有评论家把我们放在一起，说是70后在文坛中崛起。从少年到成年，我们经历着从理想主义到市场经济下的现实主义过渡，从文学艺术至上到商界英雄登台，接受的教育与面临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内心是很不适应的。但紧接着的“新概念”，让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写作者正式登场，70后这一批所谓的“先锋派”作家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也成了一个职业的电视人。
婴儿（胚胎）在文学、影视作品里，有一种“起源”的寓意。对我来说，它还是一种复制感：你的迷惘、困顿，可能在下一代依然在延续，而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婴儿一样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你很无知地困顿在一个行李箱里被人拖着走。
都市周末：你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希望在哪？
杨蔚然：我觉得是从之前的匮乏到物质的丰富，一下子充满了诱惑和享乐主义，从前的价值观被冲击和否定。这个城市早已沦陷，没有什么文化使命感了。在上世纪80年代，文化湘军是非常厉害的，一大批人冲击全国文坛。到了消费主义时期，电视冲出来，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过渡，生产的是快餐文化，愉悦放松是第一位。电视栏目是商品的概念，就是湖南最早提出来的，湖南的大众文化盛销，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大众文化迅速崛起，西方国家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但他们的中产阶级还是处在精英文化的消费阶层，会自觉提倡很多东西。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目前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多是“土豪”，没有与丰富的物质基础相匹配的文化基础，无法引领大众往一个良性的方向去走。但我仍然觉得有希望，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很大的变化。你有没有发现，即使在长沙这样一个娱乐之都，像话剧这样的形式都已经慢慢起来了！每次话剧现场爆满，消费的不都是已经成长起来的80后、90后吗！这是新生力量，也是未来的主流消费群体，他们对这些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嗯，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