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邓勤
有这样一首诗，写在新中国诞生前夕：
“我呵!
来自沙漠中的骆驼，
是驮着“寂寞”的流浪者，
离开了《象牙之塔》，
流浪在《十字街头》……
第一次
遇见了你，
我该说些什么呢?
我应该
为你唱一支歌。
人民的歌手呵!
向着苦难深重的祖国，
向着万马齐暗的社会，
向着千疮百孔的人民，
我应该向你说些什么?
………
你是人民的歌手，
用你响亮的喉头，
歌唱人民的灾难;
用你犀利的铁笔，
揭露敌人的阴谋;
用你钢铁的意志，
铸造革命的熔炉，
给历史写下动人的诗篇。
你!年青的诗人，
伸张出热情的双臂，
去拥抱古老多病的农村，
去拥抱祖国忧伤的原野。
以自己的心——
去发现心，
用自己的火————
去点燃别人的火。
用你笔的斧头，
去砍掉人民的痛苦;
以你诗的镰刀，
去收割人类的幸福。
牢记着吧，诗人：
在凯旋的号音飘扬里，
我们将会交换
一个微笑。”
写这首诗的人名叫黄细亚。黄细亚，女，字琼兰，笔名艾莱，1928年出生，湖南临澧县新安乡人。1949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29日牺牲，年仅21岁。
黄细亚是湖南妹子，在家中排行老二，上面有个哥哥开淮，下面有个妹妹惠琼。细亚的家，在祖辈时还算荣昌，父辈时已变得清寒。祖父黄运昌早年去世，叔父黄右昌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法学家，故此，细亚也算是出自名门的淑女了，但她身上没有丝毫嫌贫爱富的思想，长大后的她常对人说：“饿死不走盗，讨米无人笑”， 用《贫困的哲学》来鼓励自己。因家道中落，细亚的父亲黄宏钧以佃农为生，是个勤恳忠厚的人，而母亲周玉贞却聪颖贤慧，通晓音律且精于女红。在母亲的教导和薰陶下，细亚从小就能吹箫弄弦，善做针钱，加上本身聪明，悟性高，性格开朗活泼有主见，深得一家人的喜爱。
1942年细亚十四岁时被父母强制订婚，个性倔强、早熟的她以吃火柴头抗争。而后，她鼓足勇气离开父母、离开家乡，在向其叔父要了一张军队证件后，便从沦陷区一步步走到了重庆。
来到重庆的细亚并没有放弃读书，她知道知识的重要，求学是她必经的过程，也明白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强大弱小的自己。1943年春，她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进入江津县德感坝国立九中读书，直到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九中迁回安徽合肥，她才又转入重庆二中续读。
在二中学习期间，细亚关心时事政治，接受进步思想，接近革命青年。在他们的思潮影响下，她的民族自尊心越来越强，政治敏感度也越来越高，她不断要求自己要以国事为已任，要树立起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要让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
积极的她与地下党员林志诚等人发起组织了进步学生社团“五月诗学习社”(简称“五月社”)，开展读书活动，讨论时事，办墙报，搞宣传，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局的关心和对新中国的向往，也用这样的方式来揭露和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祸国殃民，贪污腐败等罪行。
1947年初“五月社”吸收了一些新社员，举行了“红五月”文艺演出，并进行了一场“反饥饿、争温饱、反内战、争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些活动中，细亚无论在笔战、舌辩，演出中都表现出了火热的激情和卓越的组织能力。五月社的墙报设在学校大门旁，常常吸引着许多同学观看，这让反动分子无比的惊慌和恐惧，他们采取胁迫、搜捕、监禁和屠杀的方式对待与“五月社”有关的一切人和事，但敌人的恐怖行动并没有吓倒细亚和她的战友们。不能用“五月社”名义活动了，细亚等人就将其改名为“海燕学社”于1947年秋又公开活动起来。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市二中的学生社团却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校园里有几十种墙报，琳琅满目，大多是对反动派的揭露，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山那边好地方”的向往。中统、军统、三青团的学生却躲在暗处蓄意破坏，他们也在校兜售反动刊物，办墙报，为反动当局涂脂抹粉。细亚常连夜撰文进行驳斥，墙报被敌人开了天窗，她就赶写出文章再出，而且贴到分校办公室的墙上去!红五月文艺演出前，她与战友们不畏军训教官的威胁，坚持按期演出，演出中特务学生又割断电线阻挠，她又厉声斥责、揭露敌人的卑劣伎俩!在一首名为《桃子》的诗中，她曾写到：“剥掉我的皮，我还有鲜红的心!吃掉我的肉，啃不动我的骨头!”在敌人面前，她的心如铜墙铁壁无坚不摧。
饱读诗书的细亚闲暇之余仍深爱读书和写作，虽然小时候上过私塾，中文底子好，她也严格要求自己，时常手不释卷学习新知，以积累自己写作的素材和拓宽眼界。她读过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读过苏联文艺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静静的顿河》，还喜欢满怀豪情地吟诵高尔基的《海燕》、大段大段背诵艾青用诗的语言写的《论诗》。她也时常思考：中国人民为什么受压迫?怎样才能像苏联那样获得解放?她象当时许多进步青年一样在寻找答案，并把爱好扩大到社会科学和哲学，她曾反复阅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几乎读破。在马列主义思想引导和学生运动的实践中，细亚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坚强敏锐了。她在一篇作文《论币制改革》中写道：“从外观看……币制改革是为了平抑物价，安定生活……而实际上呢，都是捏着鼻子哄眼睛……一心只顾打内战，以全国三分之二的钱财开支拿来给刽子手，拿来演着同室操戈的悲剧。严格地说，这次币制改革，又何尝不是军用需要迫切，在周转不灵的情况下产生的办法?……唯有生产制度的改革，才能富裕……不过，同时还得力求政治制度的改革，如果没有优良合理的政治制度，那么生产尽管生产，结果经济的重心会握在少数资本家手里，乃至酿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案……所以今日的币制改革之于理想，正如孟老夫子所说：‘缘木求鱼也’。”细亚在这篇文章中不但透析了社会现象，也揭露了敌人的政治欺骗，同时还树立起了她正确的人生观。在《安定与建设》的文章中她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刚刚消极抗战，又积极发动内战，破坏国家安定的可耻行径，针对“建设”方面有这样一段：“民心安定尤为重要，古人说：‘载舟覆舟，人心可畏’……所以我们应该把政府建立在民意上，同时还应该以大多数民意为政意，惟有这样，政府和人民才不致有脱节的现象……生产建设必须从农村着手，例如：乡村设立合作社，种子科学化，生产机械化……谈到国防建设……必须训练民众，加强组织，多添生力军，……科学的建设也非常重要……文化可以说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是一个社会的摄影机，是一个国家的灵魂，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那简直不成其为国家，空有政治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等等，透彻深远的想法处处显现她少年老成的真知灼见。
在严酷的革命斗争中，勇敢顽强的细亚也很善于帮助、鼓励进步同学，她在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追求上进是我们的美德，在人生的原野上，茫茫的宇宙里，虽有错综万象的道路，然而，严格说来，却只有三条：一条是前进、上坡的;一条是后退、下坡的;另外一条就是中庸之道，保守、迂回的。朋友，我们既已选中了这条上坡的路，就得要坚韧地往上爬，尽管它荆棘再多、再崎岖，我们都不能停下来呀!我们要以智慧的刀子，斩尽那荆棘!我们要以坚实的步子，踏平那崎岖的坎坷!朋友，用我们的血、肉、汗做三合土，来筑成一条崭新的道路吧!”她还用炽烈饱满的革命热情，这样鼓舞同学们的斗志：“朋友，你们确是我的伙伴，愿我们从今以后，紧拉着手，在学习的激流中，扯起同色的旗帜，燃起我们血红的信号，淌过这惊涛骇浪的海面，‘绿州’定会向我们招手!……野花吐香，青山微笑，那便是我们理想的归宿。”当有战友比较冲动、险些暴露时，她便写信提醒道：“……牢骚不必发，这是整个的社会现象，现实是炎凉的，‘人情’是冷漠的，我们又何必为此而苦恼激动呢?只要明白它就行了。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灵魂、有理想的人太少了，朋友，在这人生崎岖、世路险恶的途程上，各自当心，四面八方有仇人，然而，四面八方都有朋友，你放心好了，我永远都会是你的朋友的……”所以，她真诚友爱的心常常能团结一批进步同学在自己周围。
1949年4月1日，南京十一所院校，六千人游行示威，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动派的南京卫戎司令张耀明竟下令军警特务行凶，打死二人，伤一百多人，酿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四·一’大血案”，更使得在重庆的学生们群情激愤。在声讨“四·一”血案的学运中，黄细亚领导了本校的“反贪污清算运动”。作为最出色的基层组织者之一，她敢说敢做并英勇地站出来团结同学与反动派进行殊死的斗争!她是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责任感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反法西斯统治的抗议示威活动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成功。
1949年的重庆，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由于蒋介石反动派对人民的疯狂镇压，激起了人民更广泛、更强烈的反抗，罢课、罢教、罢市斗争此起彼伏。4月21日，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之日，蒋家王朝已成灭顶之势，而这天，震撼山城的“反迫害、争生存、反饥饿、争温饱”大游行也在一片杀气腾腾的戒严中爆发。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四·二一”学运中，细亚等学生会干部又筹备并组织同学参加了党领导的沙磁区十多个学校的示威游行，为本校起草了大量快邮代电向新闻界报导，而且协助中央警官学校童梓平等向各报社发布新闻，为全市总罢课大游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正如此，锋芒毕露的她被列入了特务的黑名单中。
1949年也是细亚人生最后的一年。这一年，她毅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盟的一员，不久后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期间，还秘密学习毛主席著作，传看挺进报。后离开学校的她坚决要求组织分配任务，到敌人的心脏里去工作，经其姑父覃文魁介绍，她便以黄琼兰的名字进入到重庆《西南风》晚报担任记者，隐瞒了其黄细亚的身份，专跑市府机关的新闻。细亚认为这份工作虽然危险但却有利于刺探情报和方便联络，只要是为革命做事，她就不会有顾虑。有时，她以采访为名，有时，又以谈情说爱的方式机智灵活地做着地下联络。一次到川盐银行壮丁驻扎地采访，看到反动派抓兵拉夫的惨状，心里非常气愤，于是找到接新兵的连长江熙，通过摆谈，发现江也有厌战情绪，于是趁机开导，晓以大义，动以恻隐之情，江受感动，有意放松管理，睁只眼闭只眼，让一些新兵逃掉。就这样细亚一面从事新闻工作，一面利用记者职业作掩护，担负着城区同沙磁区的民盟组织的联络任务。
1949年的9月2日，朝天门发生火灾，因反动派造谣是共产党放火，细亚便利用其记者身份到现场采访，准备以事实来戳穿谎言。“九·二”火灾后，她把自己目睹到的火灾现场的真象，写成《“九·二”见闻记》进行报导，从此遭到反动派的严密监视。9月10日细亚与《西南风》编辑组长王仁德谈话时，被来找王仁德的谢世芳在窗外认出。王仁德原就是沙磁区军统特务，负责在校外指导市二中军统行动组的工作，一直与该行动组二中一女特务谢世芳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后谢世芳向王仁德说：“她就是领导市二中‘四·二一’学运的黄细亚，早已是我们的监视对象。”王仁德不敢怠慢，立即将“黄琼兰”的情况及入社的来龙去脉向二处作了汇报。9月13日，细亚在报社被重庆军统稽查处逮捕。
据解放后从遗留在南京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二中学校当局早已密告过细亚等人组织的“五月社”经常发表“诋毁政府最高当局”、“当共产党毛泽东耳目”的言论，怀疑她是“共产职业学生”， 也早就派遣过女特务伍思蓉监视过，但在广大师生群众的大力支持掩护下，当时他们没抓到任何“把柄”，无从下手镇压，只好不远千里，层层密告，一直报告到他们的最高主子那里去。由此可见，细亚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表现得多么英勇机智，才使得他们终日胆寒心跳，坐立难安!
49被捕后的细亚先拘押在罗汉寺看守所，后移至新世界旅馆监禁。狱中，她曾多次受到严刑审讯，敌人逼她交待组织关系和同志名单，她始终坚贞不屈，只字未吐，表现得无比坚强。她还很乐观的由狱中写信出来对家人说：“我很好，你不必为我着急，我每天坚持学习英语，读拜伦传，还想拉二胡，锈花，你将二胡和锈花的绷子想法带来。”她还对同囚一室的女同志说她要翻译拜伦的《去国行》，然而这个同志和她分手不到三天，细亚这个年轻的女战士、女诗人，就为自己的理想，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
11月29日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已震动山城。就在这时，已成惊弓之鸟的特务以“城里不安全”为由往乡间撤退。上午九时，连早饭也不让众人吃，就匆匆忙忙将细亚、共产党员彭立人等三十二人押上囚车，驶往“中美合作所”。汽车在满山苍翠的松林坡刑场停了下来，持枪的敌人将反绑了双手的黄细亚等人拖下车来拉向林中，无情的子弹“砰、砰、砰”的声音涤荡林间，但怎么也比不过他(她)们在牺牲之前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新中国万岁!”细亚倒下了，带着胜利的微笑，虽然年仅二十一岁的生命被敌人无情的夺走，但她没有遗憾，正如她在《故人》这篇文章中所写：“咱们生而不幸，逢此风雨之秋……我们必须担负起历史交给我们的使命，去奔向黑暗，奔向暴风雨，勇敢地和现实搏斗!把我们沸腾的爱情，洒散在每一个苦难人民的心里!把我们千万支手，捏成一个个拳头!把我们的鲜血醮着笔，为历史写下光荣的诗篇!”
黄细亚走了，她用激昂的身躯、犀利的笔、无畏的心和钢铁的意志铸就了辉煌灿烂的一生，虽然短暂却能永恒!
来源：民盟红岩联线支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