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洒上海滩的战友——李白烈士

2017-10-18 11:44:0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苏采青]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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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烈士是我党我军中长期战斗在无线电通讯工作岗位上的最优秀的代表;他也是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对敌斗争的勇士。他就是著名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人公李侠的原型人物。

1948 年12 月29 日晚至30日凌晨,李白在上海用地下电台向当时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通报时遭到敌特的包围逮捕,押到敌警备司令部连续受刑讯逼供30 多小时,前后用刑30 多种,他以超人的钢铁意志,始终坚贞不屈。

1949 年4月,李白被秘密转押至国民党南市警察局蓬莱路看守所。他通过一位出狱难友发信给妻子,约好让妻子到看守所后面一家老百姓的阳台上与之隔窗相见。当时,他的双腿已被老虎凳压断,不能站立,只能靠难友的托扶爬到窗口见妻儿一面。他对妻子说:“事已此,个人安危不必太重视。天快亮了,我无论生死,总是觉得愉快和欣慰的。”

这天深夜,万恶的敌特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口授的指令“坚不吐实,处以极刑”,将李白押到浦东戚家庙秘密杀害。李白时年39 岁,入党24 年。与李白同时血洒上海滩的还有另外的11 位烈士。他们都牺牲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1949 年5 月7 日。20 天后,即5 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

他是对敌斗争的勇士隐蔽战线的英雄李白烈士在1937 年被派往上海前虽然只有20 多岁,却已是一名湘籍老红军。

他原名李华初(曾用多个化名)。1910 年5 月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张家坊板溪村的一户贫农家庭。9 岁上小学。学校老师深受五四运动革命思潮影响,常用《新青年》《湘江评论》所载文章教育学生,使李白从小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受家贫交不起学费影响,他13 岁便缀学外出务工,到一个染坊当学徒。这种经历让他体会到社会的不公。所以,大革命时期,在火热的农民运动高潮的带动下,15 岁的李白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927 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收秋起义。

1930 年,李白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宣传员,1931 年到党中央开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从此,他与我党我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毕业后就任红五军团第十三军无线电队政委。由于他的言传身教,这支由国民党起义军队改编而成的队伍,一扫旧军队的坏习气,成了一支屡建战功的技术劲旅,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受到总部的嘉奖。

1934 年10 月,李白踏上了长征之路。他在担任红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工作中,要求红军报务员个个要将“电台重于生命”。这正是他终生矢志不移的“座右铭”。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真英雄。

1937 年全国抗战开始后,我党一方面大力开展敌后抗日战争;一面加强了对敌占区的隐蔽战线的斗争。在八·一三日军攻占上海后,1937 年10 月,党中央社会部派李白赴沪潜伏,负责建立上海地下党组织与党中央联系的空中通道。这对一个一直生活在农村环境中的党员,该是一个何等困难的任务啊!为了电台的安全,党派女工裘慧英以“妻子”名义协助他工作(一年后,经组织批准,他们结为夫妻)。

这位对敌斗争的勇士,从此踏上了一个全新的战场!生活上的困难被他一一逾越了,而且在1938 年初春,他就试建了一个地下电台。然而,可用的机器设备实在难以适应隐蔽、安全等方面的要求,这成为空中通道的燃眉之急!

关键时刻,党中央机关派出了曾在莫斯科受过专门训练的我党老特工涂作潮前去配合李白破解难题。

涂作潮早在20 世纪30 年代初就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无线电机务技术工作。此次抵沪后,他配合李白,审时度势,通过合法斗争,突破了敌特对无线电专卖器材的严格控制,由党组织出资,在威海路338 号开设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以专修收音机作掩护,解决了器材零件采购的难题。

李白以公司帐房先生名义白天做生意,晚上他们就试制装配适应工作需要的收发报机。到1939 年12 月终于成功实现了与党中央机关的联系,使地下战线同志的情报能及时上达,党中央的指示得到及时下传。在涂作潮指导下,李白也掌握了无线电机务技术,成为无线电通讯的全面手。

地下电台的工作充满危险,只要开机工作,就会遭到敌特的无线电侦察,李白的电台就三次被破坏,他三次遭受逮捕,落入虎口。

第一次发生在1942 年9 月的中秋节前夜。当时租界被日军占领,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李白夫妇刚转移到建国西路福禄村10 号的一幢三层楼里,为求安全,将发报机功率降低到15 瓦。即使这样仍然在一次工作时被日特侦破。李白夫妇被捕后分别被关押在两处进行刑讯逼供。李白刑讯中看出敌人并未掌握多少实情,所以一口咬定自己是一个商业电台。敌人先用老虎凳,后又拔掉他10 个指甲,最后用电刑致李白昏死过去,但李白坚不暴露真实身份。一个月后,敌人将裘慧英释放,但李白被转移到汪伪特工总部关押,直到1943 年5 月经党组织营救才获释。

出狱后,李白化名李静安,夫妇二人靠临时找工作度日,待机而动。1944 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关系,并安排他打入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报务员,可经常在浙江与江西间来往。他利用职务之便为党传送了日、美、蒋之间的大量情报,为我党在抗战的战略反攻中起了重要作用。

李白第二次被捕,是落入国民党之手。就在一次当他带着电台乘船到浙江淳安时,他装在箩筐里的电台被查获。因当时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经党组织营救才脱险。抗战胜利后,1945 年10 月,李白夫妇返回上海。起初,李白仍以国际问题研究所职员的身份作掩护,利用晚上时间与党中央电台保持联系。该机构撤销后,李白凭借精湛的技术获得善后救济总署渔业管理处电器设备修理工的公开职业。这份工作十分辛苦,上下班都是早出晚归,到深夜还要利用仅有七瓦功率的小发报机与党中央电台联系。为此,他一再更换住址。

李白夫妇在上海的最后住址位于虹口区黄渡路107 弄15 号(现为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此处三层的小阁楼就是李白每天深夜与党中央社会部党台联络的工作间。就是在这里,他向我发送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一份份标明“十万火急”“万万火急”的敌方情报。也正是在

这里,当他向我发送那封长长的对后来解放上海起了重要作用的敌方绝密文件———国民党在长江南岸进行布防的绝密情报时,导致他遭到敌特的侦破围捕!

我与李白电台的一段空中交集1948 年秋天,解放战争形势大好,战略决战捷报频传。那时,我完成了在全军总电台的实习任务,成为一个16 岁的小报务员。怎么会让我这个新手去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下电台联络呢?

这要从1947 年调我到中央社会部后,分配我学习无线电报务说起。

1947 年7 月,我刚入党成为一名候补党员,是晋绥军区贺龙中学文艺班的学员。由于当地土改运动的开展,我班同学都参加了晋绥日报与贺中部分师生组成的土改工作团。正当土改工作进行到分配土地的阶段时,接学校通知,我被分配到中央后委机关工作,按工作团要求需推迟一段时间去报到。

我当时对中央后委及其领导下的许多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毫不知情。待到1947年秋冬之际到临县孙家沟报到后,才得知这些单位都是从延安东撤而来。经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罗青长与我多次谈话和进行考察后,分配我到军委三局通讯队接受委托培训,学习无线电技术,然后回社会部工作。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是党中央情报机关第一次亲自培养专为地下电台工作的报务员。这件事与当年我党北平一个地下电台报务员被捕后叛变而致我党在华北、东北及西北的情报网遭到巨大损失的教训直接相关。

军委三局通讯队是并入当地晋绥通讯学校一起学习的。学校教师多为从敌军俘虏来的报务员,他们对教学很认真。该校位于大石岭,坐落于黄土高山上,气候奇寒。在没有炉火的教室里,同学们的几十双小手,每天都要在冰冷的电键上反复练习拍打摩尔斯电码。至今我右手上仍然可见当年留下的冻疮疤痕。

1948 年初,我们军委通讯队撤离该校,开始跟随中央后委机关向河北转移。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行军,经晋西北、五台山等地,于1948年春到达河北建平县西黄泥(与中央社会部驻地东黄泥隔滹沱河相望)。通讯队在此处单独训练了一段时间,虽然伙食很差,每天只能吃到混杂着沙石粒的小米饭,但气候转暖,大家不再受冻,学习进步不少。军委三局王琤局长派局秘书来队为我发了学习优胜奖状。这是对我报到较晚、学习时间短、但成绩突出的肯定。我也克服了刚开始时感觉学习技术太枯燥,与个人兴趣不相符的思想。

不久,军委三局通讯队又并入驻于获鹿县新成立的华北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继续学习,直到夏季毕业。毕业后的我们都集中到军委三局总电台进行实习。起初驻扎于建平县山区通家口,后来就迁移到平山县西柏坡邻村郜家庄。我们实习时正当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电报量大增,总台与各野战军通讯十分频繁,无论白天、夜晚,报房里都响彻了嘀嘀哒哒的通报声,好像总在演奏着一种动听的交响乐。我们这些实习生就在这种大好的工作环境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很快我就被允许单独上机工作。

那是在完成了与辽沈战役中的东北野战军的通讯联络任务后,我就被调回中央社会部的党台去(对外称地方组)工作了。党台与军台同驻于郜家庄,一西一东。但党台人很少,工作条件比军台困难得多。受地下工作同志条件所限,几乎都是在深夜工作,对方用的是小功率发报机,信号弱,不稳定。不仅如此,工作纪律特别严,规定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报务员各人只要管好自己份内的事,互不交流。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联络上海一个地下电台。领导只交待联络时间、规定频道、彼此呼号以及对方战友如遇危险时的警示信号。工作要求绝对守时、联通后要在最短时间内准确完成收发报任务,以保障对方战友安全。

我虽然不知道对方战友是谁,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接手工作后,从彼此通讯中能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技术干练的老手。这是我能够保证完成任务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因此,我感到自己很幸运,每次工作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心情很是愉快。

但是,就在两个月后,不幸突然降临。

1948 年12 月末的一个夜晚,我与对方联通后对方就抢先发报,而且几度出现时断时续的情况(由于战争形势对敌不利,加紧了对我方电台的侦察而实行分区停电所致),对方只能在来电后尽快发报给我。接着,我听到的不是平时工作完毕时的习惯信号“GB”(英文“再见”缩略词),而是十分急促的三个“V”字的电码:嘀嘀嘀哒、嘀嘀嘀哒。这是对方战友按约定在示意我,他正处于危急情境!三“V”信号让我突然受到莫大的惊吓。我再也听不到对方的信号,顾不上关机就跑到党台领导刘富龙那里报告了对方发出警示信号,并把收好的电报交给他。之后我曾多次按时开机守听对方,每次都是散兴关机。领导只能让我立即转到正在鏖战的天津台工作。

然而,一个关系上海台战友生命安危的问题———“我的对方到底怎么了?他是谁?”就成了我一个刻骨铭心的悬疑,很久很久……半个世纪后与这位前辈战友的隔世“相认”中央社会部领导在上海解放后就让上海市查明了李白同志的下落,对李白被捕及其被敌人秘密杀害的情况做了一系列调查处理工作。当时,这一切都不可能让我知晓。我一直还在寻找和等待一个答案。例如,20 世纪50 年代初,我曾询问过一位从上海地下台回到机关的老肖同志,回答是在单线联系的环境中不得而知。

50 年代中期,我从军委情报单位转业到国家机关工作,像普通观众一样看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除了曾与主人公同行同业的亲切感,也引发过共鸣与怀念,但并未曾联想到主人公李侠是有原型的,而且会与自己寻找的答案息息相关。

直到改革开放20 年之后,我这个曾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和科研的离休老人终于能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和媒体的报道中捕捉到寻找良久的答案。

是新华社电讯和一个《永远的丰碑》栏目令我得以释怀。在我读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原型———李白”一文后,我就基本确认该文最后第二段所描述的情节与我在1948 年末那晚的经历极其相似!我当即剪下这则报道并在旁边写了以下的话:“这就是记忆中的那一晚,我作为中央社会部的报务员,正与我的对方———上海地下工作者某同志联络时,对方突然发出三个‘V’的电码,之后音讯全无。原来他遭到敌人的杀害!”

不过,直到此时,我还不能排除同样情况发生在别的台的可能,毕竟其他机构也有可能派有地下台在上海。

就在不久后,我获知,当时的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早在上海解放第三天,即1949 年5月30 日,就专电陈毅市长,要不惜代价查明李静安同志(即李白)的下落。上海市及时布置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经一年多时间和一波三折的经历终于挖出一手策划并指挥逮捕、杀害李白烈士的首犯叶丹秋。上海市人民法院于1951 年1 月已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贯彻了陈毅市长“血债血偿”的指示。

1983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李白等12 位同时遇难的烈士遗骸迁入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长眠着1600 位烈士的忠魂。

2010 年10 月,我和老伴到上海参观世博会时,特地在上海市人物研究会副会长梁光璧同志和秘书长郑胜国同志陪同下,去李白烈士

故居纪念馆参观拜访,受到了市文化局新老领导同志的接待,并与纪念馆同志及烈士李白之子李恒胜一起座谈缅怀烈士。我到烈士生前工作的小阁楼上用置于台面上的电键打出了三个“V”字的电码以表示我这个后辈战友对他的纪念,我向烈士塑像献上一束白菊以表达对这位前辈战友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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