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务实求真的革命人——周以栗

文丨龙宇

周以栗(1897-1934)，长沙望城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长江局军事 部长、中央代表、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1931 年任主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代主任、 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红中社(新华社前身)第一任负责人、《红色中华》报主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和内务人民委员。

进步青年，逐步走上革命道路

1897年10月26日，周以栗生于长沙县临湘都麦子冲(今望城桥驿镇)一个世代贫寒的佃农家庭。周以栗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幼时，父母节衣缩食供他读了几年书，学业成绩优异，得到老师们的厚爱。后在几位老师的资助下，他考入长沙县立师范。毕业后， 在长沙县第一髙小和周南女校任教。

1915年，以《新青年》杂志创刊为标志，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迅速在全国兴起，深深吸引着许多热血青年。周以栗在其影响下，认为民族要复兴，就必须普及国民教育，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统一国语，推广新文字。 于是，他经湖南教育界人士推荐，参加了在北京由教育部主办的国语讲习班。结业后，他回长沙推广普通话。著有《中国文字的出路》、《国语拼音法》等书。 1920年当选为长沙县教育会董事。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徐特立、毛泽东、何叔衡等革命志士，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5月30日，英帝国主义连续制造了“青岛” 惨案和“五卅”惨案。各地民众闻讯后，异常愤慨， 纷纷成立“雪耻会”。担任“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 负责人之一的周以栗参与领导了长沙市的罢工、罢市、罢课和示威游行。6月5日，在周以栗、向钧等指挥下，游行群众包围了日本驻湘领事馆，挥动着手中旗帜和标语，高呼“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收回租界”、“打倒卖国媚外的军阀政府”等口号。慑于群众的示威，日本领事馆人员慌忙电请赵恒惕派兵保护。赵恒惕立刻派来军警，用枪挡住了游行群众。眼看流血事件即将发生，就在这千钧一发，周以栗、向钧奋不顾身地迎着军警的枪口，劝导他们不要当帝国主义的看门狗。 士兵们被他们视死如归的这种壮举及义正言辞的劝导所震慑，慢慢地放下了枪，让开了路。这时，周以栗等率领数十人冲进领事馆，扯下太阳旗，把抗议书钉在旗杆上。

1927年初，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周以栗奉命去武汉协助毛泽东筹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艰辛的努力和精心的筹备下，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式开学，周以栗被任命为教务长。他在主持教务期间，十分重视学员的世界观的改造和组织纪律性的培养，制定和颁布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规约》，提出要“切实研宄农民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 武装问题，要使学生认清种种农民问题，成为农民运 动的职业家”。

不幸被捕，与敌人作顽强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后，许克祥又在长沙制造了“马日事变”。 为了加强对湖南武装斗争的领导，党中央派周以栗任中共湖南省委军事部长。不久，周以栗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被留在中央工作，任党报委员会委员、 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后考虑到周以栗在农讲所时曾与河南农民武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又派他担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周以栗化名岳易云，来到河南与各级党组织的同志一道，大力恢复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发动农村武装暴动，在中原大地点燃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熊熊烈火。在短短的时间里，豫南地区就建立了一支拥有200多人枪的豫南工农革命军。

正当河南地方武装暴动开始掀起高潮的时候，中共河南省委遭到敌人的破坏。1928年4月15日凌晨， 周以栗与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一起被捕，被关押于省军法处。期间，敌人对他施以种种酷刑，用香火烧他的肋窝，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胸、背。他全身被烙得焦黑， 一次又一次地昏死过去，但宁死不屈，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气节，严守党的机密。敌人没有得到任何信息，又找不到能证明周以栗身份的证据，只得将他转到开封第一监狱。在狱中，周以栗团结难友，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们在狱中秘密建立党的组织，并想方设法同狱外党组织取得联系。为反抗虐待和改善狱中生活，周以栗组织难友们开展绝食斗争，赢得了放风、看书、探监等权利，生活上也得到了一些改善。 1929年11月，周以栗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坚持真理，为革命实事求是

1930年上半年，“左”的错误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 一些领导错误要求红军不惜代价攻打中心城市，以实现“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

9月，党中央派时任长江局军事部长的周以栗前 往红一方面军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计划。

此前，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利用敌人守备空虚的时机以突然行动占领长沙，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反扑下，很快撤出。8月27日，朱德、毛泽东所带领的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浏阳会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组建不久后，中央要求立刻攻打长沙，红一方面军却因敌强我弱的兵力，围城16天而不克，伤亡惨重。 面对现实情况，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总前委果断下达撤退命令。

周以栗带着《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到红一方军驻地袁州(今江西宜春)， 要求组织开会，传达中央再打长沙的指令，为夺取武汉创造条件。会上，周以栗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产生争论，气氛非常紧张。

会后，毛泽东与周以栗秉灯夜谈，对敌我形势进行深刻分析。周以栗不时地点点头，但心中还是感觉有些迷惑。因为这次他是作为中央代表奉命传达指令， 如按照毛泽东不攻打长沙，那是违背上级指示。于是乎，他就和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讲道，既然不能攻打长沙，你总得要攻打一个城市，好让我交差复命。毛泽东立马说;“吉安是赣西南中心城市，打下它影响较大;敌人力量较弱，又无外援，拿下它有把握;攻下吉安，会使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也有利于经营江西。” 随后，周以栗把具体情况写信汇报给中央，并主动配合毛泽东做仍有不同看法的同志的工作，确保红一方面军的内部团结。

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调整，书记毛泽东，委员有朱德、周以栗、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在毛泽东暂留吉安处理其他工作时，由周以栗代理总前委书记职务。为了统一红一方面军思想，周以栗与彭德怀一起，耐心细致做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加强红军的团 结和“诱敌深入，待机歼敌”战略方针的实施，确保了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党 内占了统治地位，他们在苏区推行“左”倾冒险政策，排斥毛泽东对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周以栗为捍卫真理，同王明“左”倾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针对王明“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积极宣传“山沟里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他受到无情的围攻和打击，但始终立场坚定，没有屈服。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1月，中共中央苏区分局考虑到周以栗身患重病，派人护送他去上海治疗，途中为敌人包围，周以栗不幸英勇牺牲，时年37岁。

(作者系长沙市望城区史志档案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