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为人：用生命保护党的机密
陈为人(1899-1937)湖南江华人。1920年，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俄学习，在苏俄加入共产党。回国后，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9年，调上海工作，曾参加过《上海报》的工作。1931年春被捕，关押于龙华监狱，经营救获释。1932年下半年，奉命负责中央文库的保管整理工作。1937年，在上海逝世。
在中央档案馆里至今珍藏着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文献。数万页文稿虽然大小不一，但都千篇一律地被剪去了四周的空白边纸，只留着满纸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这一份份精心誊抄、裁剪保管完好的特殊档案，记载着二三十年代党的珍贵史料，也记录着当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一个共产党员为保存这批机密档案的动人故事。
1932年秋冬，陈为人出狱不久又接受了党的一项特殊的战斗任务。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疯狂的反革命政治围剿，上海的形势日趋恶劣，党中央决定撤离上海，转移到苏区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机关秘书处委派他留守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保管工作。中央文库集中收藏着自建党以来历届党代会、政治局会议的记录、决议案;党中央给各省的批示和各地给中央的报告;共产国际与党中央的来往信函;苏区和红军的文件;各种党报党刊以及中央领导人的亲笔手稿、著名烈士的遗墨等文件档案约2万余件。交接任务时，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郑重地告诉他，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委托瞿秋白起草的党的《文件处置办法》规定，党的文件要有一份入库，备交将来的党史委员会。中央文库就是按照这个要求整理保存党的重要机密文件。中央领导人对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胜信心和高瞻远瞩的缜密部署，使陈为人激奋不已，他体会到自己责任重大，坚定地表示：“请党中央放心，我将以生命来保护党的机密，誓与文库共存亡。”
为了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党组织作了精心安排。陈为人是湖南人，文库就以开设湘绣店作掩护，陈为人夫妇以老板的身份驻守文库。遵照组织的指示，由他负责文件档案的整理保管工作，不再参加党的会议和其他社会活动，由妻子韩慧英(中央机关交通员)负责到代号叫“张老太爷”的住所传递文件。白天，陈为人夫妇衣冠楚楚，俨然殷实商人的气派，到了晚上关起店门，陈为人就到三楼密室，通宵达旦地工作。他把密写在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信函抄录下来，把厚纸上的文稿抄到薄纸上，又把20箱文件档案照《文件处置办法》，按时间、地点、专题一一分类装箱。
1933年初，党中央从上海秘密撤离，严峻的形势令人窒息。当时，党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不少革命意志薄弱者动摇变节成了敌人的帮凶。凭着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贞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陈为人夫妇从容应变与敌人周旋。他们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闯入住所，就搬家转移，每到一处新居，就在自己的卧室里安置一个大火炉，旁边放着火柴和引燃物。他俩相约：一旦发生险情，无法挽救时，就放火烧楼与文库俱焚，宁可牺牲全家，他决不能让党的机密档案落到敌人的手里。这年年底，风声更紧，胆识过人的陈为人把家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个白俄老妪的楼上，敌人做梦也想不到，在白俄家里竟会藏着共产党的重要档案。
韩慧英在上海
1935年2月，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由于叛徒告密，“张老太爷”的寓所遭到破坏，韩慧英去张家接文件时，被守候的特务抓住了。陈为人得悉妻子被捕后，首先想到的是怎样立即采取措施转移文库。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租金30块银元的高价，在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合兴坊租下一幢二层楼房，带着3个孩子和全部“家当”搬迁转移。可是，陈为人从此同党组织中断了联系，也失去了经济来源。他独自一人既要挑起保全文库的重任，还要照顾抚养3个嗷嗷待哺的幼孩，处境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陈为人早在1920年就到上海投身革命活动，从事过职工运动和党报党刊的编辑工作，虽中途奉调去苏联学习，回国后到北方工作，但在上海找些熟人，寻求生活上的援助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外出寻人借钱，就有暴露的危险，为了文库安全，他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不允许有半点闪失。他在熟悉可信的难友李沫英和弟弟陈立人的帮助下苦撑了几个月，后来又写信给远在河北当小学教师的妻妹韩慧如，说她姐姐：“病重”，请她来沪“探望”。
在失去党组织联系的2年中，陈为人为保管好党中央秘密档案，呕心沥血，艰苦备尝。为了保证文库万无一失，他必须首先凑齐付清每月30块银元的房租，然后才能考虑全家的伙食费。最初，靠韩慧如带来的300元积蓄，勉强维持，后来，只能靠典卖度日。他把二楼的家具、衣物等所有能换钱的零星杂物都变卖一空。为了避免外人起疑，底楼的家具摆设仍纹丝不动。最困难的时候，由弟弟陈立人到远离小沙渡路的菜场拣些人家扔下的剩菜叶回家充饥。冬天，山芋便宜，每天只能吃上2餐山芋粥。生活的艰难不能动摇陈为人的坚定党性和坚强意志。他白天挨饿，晚上依然拚命工作。为了防止随时可能降临的不测，便于文库及时隐蔽转移，他把一份份档案改抄缩小，又把所有的文稿一一剪去空白的四边。使20箱文稿压缩成满满6个大皮箱。他又担心档案长期压箱会受潮霉变，就一遍又一遍地翻箱检查、通风、整理，文库成了他生命的组成部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使他心力交瘁，两次监狱生活染上了严重肺病急剧恶化，他骨瘦如柴、咳血不停。入党的那一天，他就写下誓言：“不奋斗牺牲，何以战胜黑暗社会，此后惟愿以苦为乐，若因困难思退，不待他人谴责，则自当愧死矣!”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他坚守岗位。
1935年底，韩慧英辗转回到了家中，原来她在被捕时就机智地改了姓名，说是走错了地方，还乘机把随身的文件及时处理了。在狱中任凭软硬兼施，受尽毒刑，她总是一口咬定“走错地方”，国民党当局找不到她的把柄只能把她释放了。妻子的脱险归来，使陈为人万分欣喜，也激起他尽快找到党组织的急切心情。他告诉妻子，在这一年中，贫病交困他都可以忍受，最令人痛苦焦虑的就是失去了党的联系。他曾去找过他熟悉的鲁迅、何香凝先生，希望能够得到党的消息，也曾按照党内用过的联络暗号书写寻人启事，让韩慧如一次次贴到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但都是石沉海底。为了尽快找到党组织，也为解决生活的困境，夫妻俩反复商议后，决定韩慧英姐妹俩都去求职谋生，再设法与外界接触寻找线索。通过李沫英的介绍，韩慧英到培明中学附小当教师。几经周折，通过罗叔章的帮助，她终于找到了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1936年初秋，陈为人同党中央情报系统负责人徐强接上了关系。党组织考虑到陈为人的健康状况，决定中央文库移交他人保管。当陈为人夫妇带着一个孩子乘车把最后一箱档案完整无缺地护送到指定的地点，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回到家中，陈为人大口大口吐着鲜血昏倒在地……。
党组织多次安排医生，到陈为人家里给他治病，可无奈陈为人已经油尽灯枯。1937年3月13号晚上，陈为人重症病发，大口咳血。弥留之际，他还强作笑颜地对身边的妻子和妻妹韩慧如说：“我不会死的，我还要工作呢。”可这时，他的话音已经轻得几乎听不见了。就在这天夜里，年仅38岁的陈为人永远地离开了。
陈为人去世后，韩慧英便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了陈为人的老家湖南。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
解放后的韩慧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