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丨绘画·意识·生命 ——谢丽芳访谈录

2018-03-24 08:28:08 [来源:《创作与评论》]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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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意识·生命

——谢丽芳访谈录

(谢丽芳在陕西旬邑县赤道乡拜访民间艺术大师库淑兰)

采访者丨孙 婵

采访对象丨谢丽芳

孙 婵(以下简称“孙”):梳理了一下您的履历,您历任舞美设计、广告宣传、群众艺术馆美术干部、美术教师、研究员、湖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少儿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南省女画家协会主席。有人说您是一位“不务正业”的画家,还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艺术教育家,我比较认同的一种说法,说您是一位具有强烈生命意识的艺术家。回望与艺术最初的缘分,您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最感慨的是什么?


谢丽芳(以下简称“谢”):说到最初与艺术的缘分,小时也有过躲在课桌底下偷偷涂画的经历,但是,如果说是什么影响了我这些年来的创作方法和观念形成的话,那可能也还是要缘于自己从小就有的那种对生命的怜悯和天生的好奇心。从记事起我就喜欢刨坑挖洞,然后等蚂蚁或者蚯蚓爬出来再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拈进去,稍大点就又将辣椒苗斜切下来安插到西红柿的茎上。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还曾跑到祁阳农村的稻田里用显微镜去观察赤眼蜂的孵化过程,那次与先生共同创作的《稻田案件》获全国科普美展一等奖,其中驾驶摩托车破案的青蛙警长也就是后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黑猫警长的原型。时过境迁,多年后才悟到,孩提时的经验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是那么重要。

孙:您的追求和态度成就了您不一样的艺术世界。有人评价您的作品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心境纪实。“境由心生,画如其人”,您可以结合自身的创作体验阐述一下您的创作理念吗?


谢:上个世纪末在北京美术馆后街三联书店购得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一书,当时我不了解史怀泽,只因为这本书的书名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史怀泽认为“任何生命都有它自己的价值和存在的权利”。我崇敬并认同他的观点。当生命意识的存在成为自己思维逻辑的起点,它也就明显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和生活态度以及自己的艺术创作。除了这个之外,作为自己艺术创作理念的形成还得益于一个重要的课题。即一个将民族民间美术进课堂的“蒲公英行动”,它给了我连续十多年在不同的十三个民族进行多次田野考察的机会。

人是一种生命的存在,同时人创造了文化。万物有灵,即多个民族都有创造的基本相同的,对万物生命认同和崇拜的被神话了的一种泛神文化。当童年记忆中那些蓝天碧水青山,鸟飞兽跑蜻蜓忙已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加之农村城镇化的加速,日渐远去的农耕文化留给我们的也只是一缕一缕的乡愁时,一种对逝去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追忆,一种人类理应该与自然万物休戚与共,天地和精神必然合一的理念,逐渐地在我心中积淀并内化成为一种不受时空影响的意象记忆,并通过这些年来的创作缓慢地传达了出来。因此也就有了我的油画《生的启示系列》,素描《神话时代系列》,线描《视觉日记——荒原行系列》以及油画《纸风车系列》和水墨画《神化时代系列》等创作。在我的作品中,不仅人有灵魂,日月山河、树木花鸟也都被赋予了它们该有的灵性,在这里,人的灵魂与宇宙万物的灵魂是相通平等并可相互转化的。我的创作本意是希望人类不要再妄自尊大,而要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整个世界。因为是生命就该得到珍重。

(谢丽芳在湖南女子监狱给服刑人员上油画课。)

孙:听了您的阐述,我基本已经能读懂您的作品了。在欣赏您的作品时,我发现画面上经常会出现一些鱼、鸟、蛇和船的图式,它们在您的作品中似乎都很神秘,应该有它特殊的寓意。您想通过这些图式给观者传达一些什么?

谢:吉祥图案是我国民俗文化中的一种美术形式,它源于商周,始于秦汉,发育于唐宋,成熟于明清。而吉祥观念的产生则可上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因课题研究的原因,这些年来我一直对吉祥图案兴趣有加。鸟纹、蛇纹、鱼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均有生命本源之寓意。如象征女性的鱼纹在西安半坡等多处母系氏族社会遗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发现,它极可能也就是女性崇拜的密码。另外,因儿子属蛇,在代表潜能绵延的蛇身上也就寄托了我的一种绵绵的母性之爱。在我的心里它们包含的是完全和人一样的精神信息。此外还有一艘能将我或者你渡到彼岸的船,借以完成在我意象中的人类生命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对接。这中间不论是儿童艺术还是民间艺术或者是原始艺术,它们的那种属于人类童年时期的泛生命的思维观念,给予了我敢在绘画中天马行空的一个极好理由,同时还有超现实主义绘画对我的影响,我非常欣赏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中的一些理念和表现方法。

孙:我对您的双联油画《生命·殇·爱》印象非常深刻,这幅作品参加“艺术湖南”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后,反响很大。能否和我们聊聊这幅作品的创作背景?

谢:死亡是一个沉重的话题。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的5月24日,当时仍有余震,我和先生进入到地震灾区以绘画的方式给当地的孩子做心理干预。在受灾学校的现场,作为一个生命,我倾刻感觉到了生命的脆弱和生命被摧毁的痛苦;还有,人不是自然和大地的主宰。同时在惊恐中,也感觉到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爱的无限和永恒。于是,回到长沙迅速创作了二联油画《生命·殇·爱》。第一幅作品表现的是灾难现场。坍塌房梁下一个又一个代表死亡和逝去生命的充满绝望的面具;其中有大鸟和手托祥云;第二幅表现的是灵魂腾升和生命重生与拯救。在神秘与混沌的气氛中深邃的眼眸满含希望和不屈,众志成城的信念如那握着针管的大手。其中有新生命的孕育,有解放军的直身升飞机,还有象征生命复活的鸟、鱼以及破壳的蛋。神秘而怪诞的生与死,梦境与现实的统一在画面中都有呈现,我表现了死亡的痛苦,然而更重要是的我想呈现一种由生命的神圣性所唤起的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孙:从油画到素描又到线描再到水墨,感觉这些年来您的创作方法和材料不断地在更换,画风由开始的比较蛮气到后来越来越趋于平和,同时包括在表达语汇上也有所改变,不知您对自己的这种变化有何感想?

谢:我的兴趣很宽泛,对什么画种都感兴趣,包括版画、雕塑、陶艺等等,有机会也都想尝试一下,这可能与我教儿童美术有关。但是从油画转换到水墨则与中央美院教授邹跃进先生的建议有直接的关系。记得当时我还在兴致勃勃地画油画,并勾画了一批线描,当时邹先生看过我的画后建议我画点水墨,一直过了两年我方才拿起了毛笔。在对传统水墨的学习和了解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我对生命认识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形式,让我很快地认同了实验水墨,在后来画的过程逐渐中对传统水墨的语言及造型方法越来越感兴趣,并且觉得可学的东西太多。在我的水墨画中的人物包括那些动物、植物还有船都是我意象中的符号,它仍旧沿袭了我前面创作中的风格和理念。但在画水墨以后内心更为平静。我始终在不停地追求且想找到一种自己的相对独立的艺术形态,始终弥漫着我对生命对乡愁无限眷念的作品于我、于他人将如同一种自我心灵的修复装置。因内心的逐渐平静画面可能也就越来越趋于平和了,但我并不满意,我想我还在变。

孙:众所周知,这些年来您在创作的同时一直在参与一个叫“蒲公英行动美术教育”的项目,您不停地行走于乡野山林,接近自然,接近民间和原始的艺术,挖掘并通过学校美术教育将民间美术引进课堂教学以进行民族文化的传播,为此您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请问,您作为“蒲公英行动”美术教育专项课题项目的负责人,您觉得蒲公英行动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谢: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农村学校艺术教育无论在教育观念、教育管理、教学水平、师资建设等各方面相对滞后,同时受全球一体化和现代经济浪潮的冲击,民间美术正逐步走向萧条、衰退和消亡,文化多样性保护也迫在眉睫。“蒲公英行动”的目的,即遵循农村教育发展的规律、在农村中小学师资和教学设备都不充分的时候,充分利用我国13个民族的民间艺术资源创造条件开展起美术课。这也就是蒲公英行动的的意义所在。将极具亲和力且制作材料触手可得的民间美术引进学校课堂教学,意义在于争取让更多的孩子享受到美术教育的同时,也促进民族文化在学校的活态传承。

“蒲公英行动”目前已推广并延伸至全国11个省13个民族。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翟墨先生评价,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参与人数最多,历时最长的一次行为艺术。这个让农村孩子获得美术教育机会的艺术行为的核心,仍是在追求儿童生命本体能力的释放,同时这本身也是美术教育回归到生命本体的一种最好的艺术。

(谢丽芳2002年走访最后一位女书自然传人阳煥宜老人)

孙:其实蒲公英行动只是您参与的诸多公益活动之一,您还探访灾区、走进监狱、关注福利院的智障儿童,甚至参与到“世界唯一女性文字——江永女书文化抢救保护工程”的策划、申报和实施工作中,对您而言,除了架上绘画,似乎艺术行为在您的艺术生命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是同样重要的。

谢:因为心怀对生命的敬畏,也就决定了我个人的生命观和价值观,同时也促成了我对生活和艺术创作方式的选择。就别人对我所谓教育家和艺术家的定位,我宁可倾向于说自己是一个做艺术的,同时在从事艺术教育,因为都是半路出家。其实这些年来我所做的公益活动都是与艺术分不开的,它们也都是我生命过程中的一种艺术表现。行为艺术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由个人或群体行为构成的一门艺术。广义一点,则谁都是行为艺术家。无论是进灾区到监狱,还是与福利院的智障儿童共同进行绘画活动,或是数年地在江永女书流传地进行女书文化的抢救和保护。我有些欣慰,因为整个行为过程也都是我艺术观念及思想的如实呈现。如,2009年我和吴尚学的影像装置作品《灰色四度的视觉奏鸣———艺术走进女子监狱》参加成都双年展。这是我们与湖南女子监狱共同实施的对女性罪犯进行的一个艺术矫治项目。从2007年起我们先后20多次进入湖南的一所女子监狱,采用教女犯画油画的方式对她们进行心理治疗和引导,期间女犯以各自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感受为背景共创作油画300多幅。而当这些作品以及行为过程以装置的形式摆放到普通观众的眼前时,不仅消解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增强了观者对艺术创造行为的认同感。我以为,相对于我自己的架上绘画,这些行为过程的生命意义还更大。

孙:您和您先生虽然在创作风格上大相径庭,但对艺术的看重和对生命的悲悯却是共通的,这对你们的创作和生活会有什么影响吗?

谢:应该说没有。尽管我们在创作风格上区别很大,但我们趣味相投,在很多问题上都能达到共识,尤其对于生命的看法。同时我们都有一个较为积极的生活态度,因此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孙:中国当代艺术的语境仍是以男性为主的惯性思维,但是自觉地在艺术创作中表达出女性视觉和女性意识的女艺术家也越来越多了。您作为湖南省女画家协会的领头人,这几年带领湖南的女画家们取得了很多成绩,您对女画家们的发展有何希冀?

谢:整体来讲中国一直在倡导男女平等,妇女半边天,但大家都清楚在实际中男女是很难对等的。在艺术创作领域也一样,主要表现在机会的不均衡,当然中间也有女画家自身的各种原因。组织和构建省女画家协会主要就是想为女画家创建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让大家能通过自己作品的展示加强与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同时促进自己的创作。几年以来从“释放·2012”到“呼唤·2013”到“律动·2014”到今年的“四月亦是春”女画家画展,以及往陕西黄河和湖南江永等地进行的的采风活动等,女画家的创作热情普遍都有所提高,尤其是一批中青年的女艺术家,她们已逐渐形成了个人的且能获得被识别和被接纳的声音。作为女性艺术家她们大多有不受外在现实制约的独立性的想象和喜好,生命仍是她们创作的永恒主题。女艺术家大都有很好的艺术感受能力,在她们的创作中也不乏对社会、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对自然、对生命的关爱。我想湖南的女画家女艺术家肯定会一路创作不回头的,艺术创作将是她们最好的支撑。

后记:艺术为人类提供了一条通向永恒审美和精神境界的路径。艺术家以个人经历和记忆为坐标,将自己对过去,对自然万物的崇敬转化为艺术呈现了出来,且形成一种新的生命形式。我以为,谢丽芳的作品乃是一种值得思考和回味的对生命充满敬畏的艺术。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5年8月号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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