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岩祖母廖苓顽：左联女作家，红色女特工

作者丨甘建华

（廖苓顽<1899-1943>）

家在衡南宝盖琉璃塘

没有想到，3年前发的一个小愿，整整3年后的今天，弄得我坐卧不宁，仿佛神灵附体一般，非得圆满它不可。

这个心愿与北京海岩家族有关。实际上，我与他们非亲非故，甚至都谈不上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情发生的时间，我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是2014年11月27日，星期四。时令虽是深秋，阳光晴好，绝胜春日。

与友人罗诗斌、伍卫军驱车乡野，直奔目的地衡南县宝盖镇。途经冠市镇，听说此地三鲜米粉好吃，闻香停车。老板娘端上来的米粉，有肉有蛋，7元一碗，价格真是太厚道了。嫌汤稍白，加点酱油，色泽更加好看，居然吃了两大碗。店家酢菜做得好，吃过之后又买了两饭盒，索价30元——值!

宝盖是衡阳东乡名镇，清末民国旧居闻名遐迩，以前来过两次。先一次与某江湖书法家父子，路上听他俩窃窃私语，发现做人极不地道。父亲包养二奶，儿子居然帮着打掩护，何其可笑也，自此绝了往来。后一次丹茗居老板欧阳爱春邀集衡阳文化名人和一帮真的美女，到宝盖有机茶场采摘第一班新茶，计有三四十人之多。适值长沙名家彭国梁父子来衡阳看我，欣然参与其盛。那天春光明媚，晴空万里，大家采茶品茗，吃过土菜，尽兴而归。

这一回，诗斌邀约我们来其家乡，寻访海岩祖母廖苓顽故居。远远地望见宝盖镇，尚有两三公里，向右边拐向一条乡村小道。约莫一公里许，便是福全村琉璃塘，廖苓顽即生长于斯。

琉璃塘门前一口大塘，屋后一座青山，廖家老房基还在，大体轮廓尚存，几进纵深，雕梁画栋，气势不凡，一看就是富贵人家门第，也就是湖南旧时乡绅大宅。当地廖姓族人听说我们的来访意图，争先恐后地抢着讲古，还摘来桔子硬往我们手里塞。实话实说，当地红薯比桔子好吃，临走时买了几十斤，一元一斤，据说当地农庄卖5元一斤。即使如此，卖主还觉得过意不去，又追着送给我两个南瓜，可见此地民风之淳朴。

之前的2010年1月10日，我曾到过海岩老家，寻访其父祖过往史实，写有一篇《海岩一家亲》。这次实地察看其外祖家故宅，屋旁那株高大的梧桐树，在风中招摇的黄金叶片，给我的印象新颖而奇特。古人常把梧桐和凤凰联系在一起，凤凰是鸟中之王，最喜栖于梧桐之上。《诗经·大雅·卷阿》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雍雍喈喈。”庄子《秋水篇》写庄子见梁惠王时说：“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说的都是这种神奇的树木。

在我看来，廖苓顽就是一只美丽的凤凰，福全岭琉璃塘便是一株高高的梧桐树。我对围观的廖氏乡亲们说：“我要为你们的老姑奶奶写一篇文章。”

（衡南县宝盖镇福全村琉璃塘，廖苓顽故居今貌。陈映摄于2017年11月30日）

海岩是咱们衡阳人

大约10年之前，我将“海岩是咱们衡阳人”这一信息公布后，许多衡阳人先是感到震惊，尔后感到十分自豪。

我迄今都没有与海岩谋面，甚至没有直接通过电话。我有他的电话，听说他的时间特别宝贵，所以从来没有拨过，曾发过两次短信，对方也是有问有答。我们之间的联系，大都是通过他的秘书和儿子侣皓吉吉。

海岩的名头当然足够大：著名小说家，最红火的编剧，素有“大陆爱情教父”之誉，又有“中国收入最高的作家”之称。此外，他是北京昆仑饭店董事长，锦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并以一人之力建立黄花梨养习馆，在海内外的这一块收藏，都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海岩本姓余，祖居衡南县廖田镇陆堡村余家岭，老宅面临耒水，隔河即大诗人洛夫先生的旧居。在多个场合接受记者采访时，海岩均声称“自己并无背景，能做到今天，全靠个人的努力和勤奋”。后一句是实话实说，前一句却半真半假。相比于那些金枝玉叶来说，他只能说是旧家子弟。“平波秋水，狂澜深藏”，这是圈内人对海岩创作与为人的经典评语。事实上，他出身于一个名门世家，家族背景充满着浓郁的历史烟云和文化氛围，积三代人之功，方成就今日世人景仰的文化贵族。

海岩父亲侣朋(1921-2008)，原名余吕鹏，著名戏剧家、导演，曾任中央歌舞剧院副院长、文化部艺术二局局长。延安时期因成功编导歌舞活报剧《庆祝十月革命节》，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并发给奖金。解放后编导的歌剧艺术片《春雷》成为红色经典电影，片中唱段《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成为红色经典歌曲;改编、导演的大型歌剧《窦娥冤》，获庆祝建国30周年文化部颁发的创作、演出一等奖。1984年，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创作演出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是文化部代部长、后来的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

海岩祖父余可琴，曾任国民党南京警备司令汤恩伯的中校秘书，解放后回乡做过秘书，1960年病殁于家乡。祖母廖苓顽却是一个非同凡响的人物，衡阳历史上唯一的左联作家。

（湖南衡南县廖田镇陆堡村余家岭，著名作家、编剧、收藏家海岩的老家。甘建华摄于2010年1月10日）

她的名字就叫廖苓顽

宝盖廖氏乡亲们虽然一口乡音，衣裳褴褛，面色黧黑，但都谦恭而有礼节，并以自己家族所出名人为荣。听他们一再说“廖苓顽”这个名字，我开始有些懵懂，不知所云者何。待反应过来后，让他们赶紧拿来家乘——怎么上面是“廖苓顽”，而不是“廖菱航”“廖苓航”呢?——莫非木版雕匠搞错了?

之前读书做学问，的确没见过谁的名字带有一个“顽”字。“顽”在中国字典和语境中，有四种大体差不多的意思：一曰愚钝，譬如愚顽、冥顽不灵;二曰不容易变化或动摇，譬如顽固、顽强、顽敌、顽症、刁顽、负隅顽抗;三曰淘气、胡闹，譬如顽皮、顽童;四同“玩”。

回头与北京海岩方面联系，回复说他们也不是很清楚。直到整整3年后，即2017年11月26日，我在家中偶然翻检出一本《中共衡南地方史》，方知错讹的源头在哪里。

廖苓顽原名廖臻，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生，1917年毕业于湖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是徐特立的学生。1925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1943年病逝，葬于重庆小龙坎伏园寺，南方局常委董必武为之题写碑名。1983年根据重庆市政府统一规划，迁葬陆定一题名的红岩公墓，红色花岗岩墙壁上写着“廖苓顽”的名字和简介。

董必武亲笔手书的“廖菱航”，估计可能是廖苓顽的化名;中组部《烈士英名录》记载“廖苓航”，则可能是工作人员的笔误，但此后所有的资料都将错就错。红岩纪念馆整理其生平事迹，发现没有廖苓顽的资料。经过辗转打听，1983年3月20日下午，该馆工作人员李季芳、邓菱二人，来到北京朝内大街新大楼203号4门432室，对侣朋进行访谈笔录。侣朋说：“我母亲的名字是‘苓顽’。我9岁离开母亲到晓庄，16岁到延安，母亲给我写信，署名都是‘苓顽’。”工作人员又进一步追问：“是顽(wán)或是颃(háng)?”侣朋：“是顽(wán)，没错。听说北京图书馆有1931、1932年出的《一个小工人的日记》《一个小先生的信》，两本书是我写的，母亲作的序。母亲作序所用名字是‘苓顽’。1928、1929年，母亲在杭州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用的名字也是‘苓顽’。”说着，侣朋随手撕下一页台历，写上“苓顽”二字。他同时建议：“墓碑上母亲的名字，可用董老原来题的‘菱航’，后面加括弧，注明‘苓顽’。”

《中共衡南地方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3月版)P191-198，载有《革命烈士廖苓顽给儿子侣朋的信》。这是一代湖湘才女非常打动人心的叙事，读毕让人哀叹民国妇女命运的悲惨境遇。我已将其有关衡阳部分节选，辑入《名家笔下的衡阳》散文选本。

（董必武为廖苓顽烈士墓碑题写碑名。墓前为烈士之子，戏剧家、导演侣朋。资料图片）

她的经历就像林道静

琉璃塘前有一棵很大的梭椤树，当地人说是廖苓顽父亲栽种的。他晚年退居故乡不问世事，常常喜欢在傍晚时分，躺在梭椤树下的竹椅上乘凉，回忆绵绵不尽的往事。

这个人称“廖八爹”的老者，大名廖湛莹，曾任国民政府禁烟督察处(总署)会计长，也是国民党张群、张嘉璈政学系的重要成员。禁烟督察总署督察长是蒋介石，可以不经过地方各省，直接将买卖鸦片的收入纳入囊中，可见廖湛莹得到了一个令人垂涎的肥缺。廖苓顽回忆：“他(廖湛莹)有足够的钱，他只是不愿意给。他爱钱，他不关心儿女们的前途，所有的舅舅们阿姨们，都受着他这一不仁慈的苦。”

民国八年(1919)，廖湛莹强逼女儿廖苓顽嫁入本县名门相西乡廖田圩余家大屋。丈夫余可琴，谱名余柯琴，廖苓顽信中称“可琴”，“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但家婆非常厉害。姑恶夫懦，她在余家备受折磨，甚至“没有行动的自由(连可琴白天和我说话都得遭呵斥)”。翌年7月，为了争取独立自主的新生活，她拖着沉重的身孕，带着不知生计、闲坐爱啃指甲的丈夫，来到省城长沙，寄居父亲家里。她先后在两三所学校任教，每周授课30个小时，同时自修大学课程。繁重的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将她锻炼成了一名坚强的女性。

但余可琴太不争气了!太让廖苓顽寒心了!儿子尚未满月，他偷偷地拿走别人送的50多元贺礼，打了三天三夜没歇过的牌，输得一个袁大头都没有!岳父派他去衡阳办件事，本来只要十天左右时间即可返回，他却与一帮浪荡子埋首在同春茂粮栈日以继夜地赌博。“从正月初到端午节后，在那儿打了5个月的牌没见天日。出来是热天了，棉袍还穿在身上，满身是虱子疮疥，眼睛深陷，面色苍白。”妻子支助他去北平上大学，但他到了北平，连大学的门都没进，只在世界语专门学校晃悠了几天。“他拿我辛苦的血汗钱，花在公寓的牌桌上，酒馆的杯子里。”闻悉这一切，廖苓顽“失望得难以形容”，经常咯血不止，得了肺病。1927年，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毅然与余可琴脱离夫妻关系(按：以上三段引文均摘自廖苓顽给儿子侣朋的信)。

廖苓顽与余可琴育有三个孩子，两人离异后，大儿子侣朋归她抚养，二儿子归余可琴(后早夭)，女儿余珊送回乡下交老母带养。余珊长大成人后，先嫁给衡南县向阳桥陈某，再醮衡阳豆制品厂一赵姓四川籍工人，终生家庭妇女，没有参加工作。1961年，《人民日报》报道中央歌舞剧院出访苏联、波兰凯旋归来，内有侣朋的名字。余珊得知后，疑是哥哥余吕鹏，于是写信打听，兄妹得以相认。“文革”浩劫中，侣朋遭受“四人帮”党羽迫害，余珊前去北京看望，劝说哥哥“老老实实向党认罪”，致使兄妹反目，从此不再往来。

廖苓顽带着侣朋随父避居江南，亲眼目睹了国家多难，民族危急，生灵涂炭，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上独立自由解放之路，遂以国民党咒骂共产党为洪水猛兽的“洪水”二字作笔名，在杭州、南京等地报刊发表文章，抨击时政。期间，她先后结识了张劲夫、董纯才、刘季平、陶行知、高长虹等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与左翼作家、共产党员高歌(山西孟县人，原名高仰慈，高长虹之弟)结婚。在高歌的引导下，她也加入了共产党，最终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廖苓顽这一段人生经历，颇像杨沫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

由于其父的特殊背景，党组织安排廖苓顽在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1933年，高歌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时被捕，连续3天都没有招供。直到第四天，他估计廖苓顽已经离家，才说出了家庭地址。谁知廖苓顽正返家烧毁文件，于是被尾随而来的特务逮捕。为了把被捕的消息传出去，免得更多的同志遇害，在特务押出弄堂时，她以买烟为名，让特务在远处盯着，自己走向一个熟悉的烟摊，给儿子侣朋速书数语，连钱交给烟贩，请其帮忙转交。在上海龙华监狱，她经受住了严刑拷打，只承认是高歌家属，没有向敌人透露其他任何情况。

不久，廖湛莹设法将廖苓顽、高歌保释，应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保证监护他们“今后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嗣后，周恩来的秘书周怡和廖苓顽接上了关系，但没有接高歌的关系，这是要考验高歌。廖苓顽要求与高歌离婚，组织上考虑离婚容易引起怀疑，暴露身份，所以没有同意。

抗战期间，廖家移居陪都重庆，廖苓顽利用父亲与国民党政学系的特殊关系，常随之出入各位要员的家里，刺探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再通过地下交通员祝华(原为廖湛莹的司机，后为周恩来的司机)，把情报转交给董必武。廖湛莹原本毫无知觉，直到女儿逝世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他交涉要回廖苓顽的遗体，他才如梦方醒，明白自己监护10年的女儿，竟然是隶属中共中央社会部的红色女特工!

（本文原载《衡阳日报》人文周刊2017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