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时竟陌生——说说蒋子丹
作者丨刘舰平
（作家蒋子丹）
我们不妨先试想一下这样的画面：一个方方面面都发展得很不错、日子过得叫别人羡慕也让自己满意、可以说已经功成名就且风韵犹存的现代女人，一个从不故作高深、总是用明亮的笑声和澄澈的智慧扫荡沙龙聚会时阴沉脸色的快乐的节目主持人，一个经常为读者排忧解难、指点迷津、因而一出门就被掌声与崇拜的目光簇拥着的报刊专栏撰稿人，忽然于某一日，她却悄然远离了灯红酒绿的城区，远离了高谈阔论的朋友，兀自一人漫步于使时装与美容霜失去了观众、使表情与举止摆脱了礼仪的宽容寂寞的海滩上。她的头顶是一轮缄默不语的皓月——似乎是在保守着一个人类亘古不知的秘密;她的耳畔是歌谣不绝、如诵天书的阵阵潮汐和几声水鸟的惊诧，几缕椰风的梦呓……这一切，都像是从庄严的静穆中渗出的天籁之音，深深地震撼着我们这位并不厌世、却被好心的游客误以为是否将要轻生的女主人公。她不以为然地报以一丝苦笑，继续痴痴迷迷地沉醉于这片应该只属于她一个人的风景。当她终于坚定地意识到这一点时，立即便喷涌出一种无可言喻、无法自己的归顺感，她安详得像一个回到了圣母腹中的婴孩，感受着自然的体温，聆听着真理的心跳，徜徉于腥咸、温馨如羊水的海风里，为着求证一个古老而苍白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到哪里去?”她凛然无畏地穿梭于生命的源头与死亡的出海口，探察着为凡夫俗子扪难以窥见的另一时空——天堂乎?地狱乎?此时的她，满眼都是圣洁的月光，满心都是善良的愿望。其情其景，该是多么令人感动而唏嘘。
现在，我的案头上，便摆着一札朋友即将出版的散文书稿，作者为它起了一个令人十分向往、又万般怅惘的名字：《一个人的时候》。
正是这么优美而忧郁的书名，才引发了我如上的推测和联想。再去细细翻阅蒋子丹的文章，果然便从情景交融如电影剧本的字里行间追踪到了已被我的臆想先期播映过的作者那深刻而又抒情的背影——只是少了许多玩笑的成分(一种真实的真诚，终于消解了我们“一点正经也没有”的趋附于市井时尚的龌龊心态)。或可庆幸的是，这种暗合，却可以印证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有过的、如今竟被我们肆意轻贱并荒废的经历——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不予承认，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最适宜做的工作，应该是——为灵魂美容或给生命保鲜。
一个人的时候，真是一个万万亵渎不得的时候。我们每每从这个时候走回日常生活中，都有一种对自己、对世界的陌生感(我自以为熟悉不过的蒋子丹，一俟走进她这篇为全书扛鼎的散文里，的确也陌生得让我有些吃惊)。我们常会于这样的时候，感到骨子里的一阵悸动，赫然发现灵与肉血淋淋的无痛分离。这种分离，也构成了我们生命天平的两端。唯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睁开惺忪的睡眼，伸展一下麻木的手臂，将决定价值取向、却落满了俗世尘垢的砝码，重新拂净，比较清醒而从容地移向久被我们冷落的心灵。
一个人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能够真真切切意识到我们仍然还是一个——人——的时候。上帝如欲解救人类，这个时候的确最好下手。
我与蒋子丹相识，已有十数年。关于她的身世与经历，因为缺少一些可以吊人胃口的故事情节而不具“可读性”，故不在此详叙。我对她早期的平面印象是她为人处事刚有余而柔不足(这对于把生计托负给极看重色相与资历的“文学界”、一个在这两方面都尚未达标的女编辑兼女作家来说，尤其要命)。她心直口快，爱憎分明〈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不怕祸”)。她还是个透明度极高的人。而这些令家人和朋友喜忧掺半的性格组合，往往使她周围擅长于作爱情消闲的骑士们根本找不到怜香惜玉的借口，更不敢轻率地找她寄存非分的隐私。故而神经时常被“名人效应”搞得很紧张的妻子们或准太太们，唯独对她的串门格外友好和放心。而她自身的带有很浓女权意味的敏感与警觉，则更进一步削减了性别特征所能賦与她的天然魅力，以及入选风月故事搭裆〈甚或是配角)的演出机会。
记得是85年，我们开笔会去海南岛，一位生活比写作更新潮的现代派青年作家，斩钉截铁地与人打赌：他保证于凌晨3点成功地拐带蒋子丹去海边拾贝壳。结果可想而知，必然被蒋子丹毫不默契地拒之于窗外，弄得这位猎艳高手惨败而归，根本无脸见朋友。而我当时也险些遭到同样的厄运——那一次晚饭后去椰林里散步，我因为初始患有不为朋友所知的夜盲症，而希望得到离我最近的蒋子丹的帮助。她不等听完我吱吱唔唔的陈述，便认定其中有诈，喷着很响的鼻息〈脸色我无法看清)扬长而去。要不是我悲惨的踉跄及满脚诚实的牛粪引来了另一位大姐的怜悯并毅然相救(从而才得以解除了蒋子丹对我的戒心和敌意)，真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资格和机会被她信任地让我来写这篇印象记。
也是从那个年头起，她的一系列新潮冷面小说，使我们越来越不注意到她的性别差异(朋友们私下里对她的评审结果是：蒋子丹其心是现代型的，其身却是古典型的，故而被内定为——中性)。事已至此，我们便理直气壮地常去她家混吃混喝，粗犷平等地讨论性与死亡等时髦话题。直至有时因为一句忘形而过火的玩笑(男人们酒后吐的真言常常不是贞言)使形势聚然突变——满脸都是《黑颜色》的蒋子丹，一定会把借着酒劲闯人全国妇联所规定的禁区的那位冒失的“先锋”，搞得脸上彻底《没颜色》，我们热闹而失态的沙龙才会灰溜溜地停业整顿几天。
如果仅从生活态度上来说，蒋子丹其实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女性的对岸，只容许自己投在水面上的影子随文学一起变形或荒诞。大概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既被好管闲事的道学家在她背后指指戳戳，也被现代派的看门人拒绝验收她的入场券。
93年春节刚过，一份“速请参加椰城笔会”的电报，将不明真相的我又一次传唤到了海南岛。蒋子丹在韩少功的辅佐下，当晚便向我颁布了有关我婚姻安排的日程表。不由分说，一切皆按计划进行，并最终获得了预期的结果。在答谢红娘的酒宴上，我除了惊讶于人世间的奇妙姻缘外，更佩服的还是蒋子丹那如同撒切尔夫人般的干练、果断、井然有序、办事必成的“铁娘子”风格与魄力(这在女人中的确十分罕见)。这一点，在她参与创办一份火爆得差点收不了场的刊物——《海南纪实》的日子里，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她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手到擒的组稿能力，足令编辑界的新家老手们瞠目结舌，只能望其项背而兴叹。
就这样，因了朋友几句不经意的玩笑，和十分经意而温情的关怀，我被引渡到海南，成了孤有所依、无需露宿街头的盲流大军中的一员，也成了蒋子丹、韩少功们的近邻加乡亲。尘埃落定的我，囿于眼疾的障碍，深居简出，与书和电脑为伴，举着一双仅能半瞧的眼睛，写一点可能仅供读者半瞧的文章，以不虚度残年。有一天，蒋子丹打来电话，说是读了我的一篇题为《眼看不行了》的散文，觉得有许多话想说。 “嗯——加深了理解呢……真的。很感人……”她接着背诵了那篇文中的一段，听得我鼻子有点发酸。结果，沉默多于交谈，我们都不知道此时该说些什么好。
这以后，她与韩少功有意让我多参加一些海南当地的文学活动(我的工作关系仍留在湖南作协)，每到聚餐时，蒋子丹总是不声不响地坐到我的身边(似乎已断然不把名节放在眼里了)，她对我轻声交底道：“你坐着别动，老韩叫我给你盛饭、夹菜。”我是一个开惯了玩笑的人，这时面对同桌食客那极有可能演绎成“桃色新闻”的蹊跷目光，却连一句澄清真相的玩笑都开不起来。
幸好，玩笑还有玩不笑的时候。
蒋子丹终于以丰硕的创作成果，又一次被“正名”为名额珍稀的海南作协的专业作家了(在此之前，她曾当过几年湖南作协的合同制专业作家)。她的小说依然荒诞、诡谲、尖刻、幽灵游荡、没有女人味。更多的像是在引诱读者去到一间灯光茫然、冷风嗖嗖、鬼气森森的荒原小屋里，出席她为我们举办的一场又一场“诗意中断”的灵魂假面舞会。也许，这是作者心历了(或许还有身历)严峻的困惑、绝望、虚无之后，以极端方式表达出来，且仍要作潇洒状的呻吟与挣扎(不过，读这些小说，我隐隐约约地得到一种暗示，作者骨子里一定种植着难与人言的忧患与迷失，她的绝望与幻灭感，并不像是在“玩票” )。可令人费解的是，她同时又写出了数量可观、泰然人世、为一般读者普遍叫好的如时令小菜那般鲜嫩爽口的散文，尤其是一篇《乡愁》，牵扯得多少客居他乡的游子或盲流肝肠寸断，彻夜难眠。通篇闪烁着一颗常情、常理、常态，没有半点变形与夸张，没有半点忸怩与矫情的温热可人的平常心加女儿心。从她这本如话家常、心迹昭然的散文集里，我们还不难读出她40 年人生经历的沉重与艰难。她并不如常人所推想的那样，总是活得那么滋润与欢娱。这样也就带来了一个疑问，我们这位时而虚无时而平实、时而晦浊时而清纯、时而冷酷时而温情、时而硬如铁时而柔似水的蒋子丹，究竟哪一个更真实、更可信?
两极相通。
——似可得解。
绝望的遗产只剩下善良(行尸走肉、冥顽不化者除外)，善良的用途是拯救人性。有了起死回生、大彻大悟的人性，便有了冰雪消融、透出暖意的人之常情与常态。
看看我们的民间，更易于被老百姓接受的，居然不是道法高深的老子或庄子，也不是忧国忧民的孔圣人或痛不欲生的屈大夫，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古刹高僧或山林隐士——谁说他们不是古代东方的卡夫卡、加缪、乔伊斯们呢?从古旧发黄的线装书里，被我们最会揣摩观众心思和钱袋的影视编导隆重请出来的，依然是济公、关公、包公们，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画王彩电和豪华影宫，一点儿也不觉得拘谨，以明星大腕的风采，又一次令20世纪末的千家万户头昏脑胀地为其倾倒。如果人大选举前搞一次民意测验，结果肯定是：包公必然是法院院长的最佳人选;关公最适合当派出所长;济公如愿意上街当巡警，社会治安则必定大有改善。这些低档次的选择，比起那些高层次的“重建”来，简直实惠得让人无可奈何。这是一片心的沙漠，还是一片仍可种植理论与文学之树的尚且有点希望的土壤?正是在这片土壤的最贫瘠处，才长出了蒋子丹苦艾一般的小说，而在有点绿意的地方，便长出了肥嫩如马齿苋的蒋子丹的散文。
我们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人要不死该多么好。可人真要不死，那些该死的坏人又怎么办?幸而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之一说，上帝便为人类设计了死亡。粗心的是，不该死的好人、伟人、圣人们，也一概在所难免，没有任何特权。死亡不看重色相，也不论资排辈。如今在真理面前，实难人人平等;而在死亡面前，绝对人人平等。谁都说不了情，谁都作不了弊。这似乎很公平，又似乎很不公平。
既然人人都难免一死，想得通的人，便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了。
所以，当94年末和95年初，接连两场6级以上的地震将死亡的腥味弥漫到海南岛时，当全球性的地震像放鞭炮一样欢庆我们的春节时，流淌在我们与蒋子丹的热线电话里的，并没有“终极关怀”的悲壮，也没有及时行乐的“解构”，而是周到的提醒和与世皆惊独我静的爽朗笑声，以及并未中止的电脑键盘打字声。
“我已经是个很想得通的人啦。”——曾被朋友们戏谑为“第一怕死，第二怕晒”的蒋子丹，如今嘻嘻哈哈地对我们说。
遐想过并总算是体验过死亡(尽管是远距离体验)的蒋子丹，在洋洋洒洒1 .6万言的长文中主持过死亡问题学术讨论会的蒋子丹，十分着迷于“人之将死”这一凄艳无比的唯善、唯真(美亦在其中了)的奇特情境。然而，这毕竟不是一个心理和生理都桄较健康的人能够随便出入、并且长久呆得下去的地方。
看来，我们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只能老老实实呆在一个极平常的环境里，做一个极平常的人。于是，我们便有机会等待去荒谷鬼域采蘑菇归来的蒋子丹，心平气和地为我们写下这一本既可陈列于书架，也可扔在菜篮里的散文集。
《一个人的时候》，真好。没有香精，没有色素，天然的心灵矿泉水。我此时一边品尝着它，一边驱赶着地震部门关于“太平洋板块正在向亚洲板块俯冲”——惨烈的日本阪神大地震只是这次“俯冲”的开场锣鼓——这一恐怖信息的骚扰，清洌的散文使人去惊、解忧、舒心、润肺、滋阴壮阳。
是的，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会怕什么?——不信，就去问蒋子丹。
1995年春，于海口市半瞧居
（此文为蒋子丹散文集《一个人的时候》所作的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