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时复混沌——解读韩少功及其我们共同面对的世界

作者丨刘舰平

韩少功新近作品带给我的印象，是一种明亮，也是一种混沌。或者干脆说，是一种明亮的混沌。电光一样的心智使作品明亮得有些炫目。宇宙一样的思虑使作品混沌得无边无际。

我不想用新潮的理论来包装他的作品(他的思想根本没有尺寸，即便是注了册的包装公司，对这宗业务想必也缺乏足够的信心)。一切“主义”在我看来，只等于招摇于货架上的款式各异(多为进口或走私)的皮鞋，追逐名牌的人们穿上它，一般只会冒出脚气，而绝不会冒出什么灵气。

我没有兴趣也没有本钱参与这场被广告掺水太多、并由各路“先锋”们疯狂促销的观念消费。我只能很不时髦也很弱智地谈谈我分明是理论奶水不足的——感觉(与不幸罹患知识贫血症相比，我似乎更害怕去分享学者们最易染上的知识富贵病——比如 “观念虚胖症”、“理论糖尿病”、“强迫考据癖”之类)。我只会像菜农收获前感觉他亲手栽种的蔬菜那样，连泥带土的感觉它们的色泽，它们的气味，它们的品质，它们的分量，以及它们饱满多汁、天然艺术品一般的婀娜多姿的形状。也许正是因为我没有过多地施用化肥一样的“主义”、农药一样的抽象理念，我好像更有信心和热情去回应这个世界愈来愈强烈的呼吁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心灵进行全面绿化的主流声音。

所以，当我独坐灯下决定来写这篇不伦不类的随笔文章时，心情宁静得就像一畦等待采收的菜地，任夜雾慢慢漂洗出它的暗绿和曙色，再给城里人的早市送去一担青翠与新鲜。——我于是便提前支取了那份充实与坦然。

一个仍未醒来的“醒”字

韩少功告诉我，他手头正在写的小说，是一部形式与内容都比较奇特的《马桥词典》。我由此便作推想，瘦小精明的马桥人一定对庄严儒雅的汉语做了一番手脚。许多曾在钟鼎上放射着古铜色光芒的词汇，一旦沦落到牙齿焦黄的马桥人嘴里，立即会变得锈迹斑驳，顿生歧义。这个以昏噩的乡俗和惨痛的野史为权威典据的“马桥文字改革委员会"，所颁布的一系列日常用语(也是当地乡规民约以及村长施政演说妇女结扎报告……的标准用语)，在一个外地人听来，不是想流泪，就是要出汗。

“词典”的搜录者在电话中仅给我举了一个“醒”字为例，就惊讶得让我半天谈不出感想来——我满心都是困惑与茫然。作为一个与“马桥人"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的晚辈后裔，对于记载着我们部族语言及心理内幕的这本辞书的即将公诸于世，我真有一种如同要被写书人带去妓院寻找我的出身摇篮的那般极度震撼、极端痛苦的复杂心情。

“醒”字，本来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字眼。在规范、严谨的正式文本里一尤其在知识分子愤世嫉俗的宣言中，它是对于真理的恍然大悟，它是生命的焕然一新。它能催化出一种心灵的睿智，也能铸造出一种人格的刚强。它是清高，它是倔傲，它是叛逆。它同时还是一种神圣。它浑身散发出的宗教气味，能诱使一个对礼拜钟声无动于衷的人，忽然察觉到自己的灵魂可能有了毛病，便会非常主动地产生一种投奔教堂的渴望。至少会给一身泥垢的你，带来一阵走近了大海的激动与快慰。

然而，在无视语言法制、对这一切根本不屑于理会的马桥人的口头文本里，“醒”字却成了痴呆者嘴角悬挂的涎水，成了疯子们眼球上凸起的血丝……这个丑陋的“醒”字，如今已流行于湖南的许多地方。即便是闯荡江湖的异乡盲流，一旦进入这方土地，也会于不知不觉中被马桥人相濡以沫地予以同化，继而录取为声调不同、语义相通的编外亲戚。人们像接种牛痘一样接受了它，将这个“醒”字视作了人人畏惧、理应及早预防的瘟疫。

“醒”字被我的湖南老乡们在口语里从容地“醒”掉，大约〈没有经过严格的考证——马桥人也许十分忌讳这样的考证)始于 “与世皆醉独我醒”的屈大夫怒沉汨罗江的那一天。人们面对这一重大而不幸的历史事件，欲哭无泪，欲反无胆，最终只得采取一种悲怆无望的世故而现实的态度。我们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的先辈，于是就想出了既能表白良心未泯、又能避免悲剧重演、从而活得更加谨慎平安的可谓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乡亲们一边划龙船、扔粽子，以哀悼这位忧国忧民却得罪了朝廷的流放诗人;一边将“醒”字的民间版本重新修订、改换包装。让讥讽多于惋惜的一个“蠢”(或“傻”)字，偷梁换柱，取而代之，作了《天问》《国殇》等不朽诗章的书名和封面。这真是对千古绝唱的绝唱呵。这个怪异、土产的“醒”字，成了盘踞在我故乡心头的一团始终化解不开的黑色幽默。而那最初还闪烁着一点可怜的良知与机智的幽默呢?经过千百年腥风血雨的绞杀和淘洗，终究也黯淡得幽幽兮而默默兮了。“醒”就是蠢，就是蠢得没商量——马桥人如今从封面到内页都是这么认为的，你根本翻阅不出“醒”字还会残留任何别的内容与含义。

这就是一块语言化石揭示出的历史?

好一个声色不露的韩少功，你从记录着我们民族健康状况的病历档案中，随意拈出这么一个“醒'字来，就让我们自以为挺得很硬很直、五千年都没有染上风湿症的腰脊骨，突然间酸痛得一阵阵痉挛并且直冒冷气。你用犀利苍凉的笔触，传达给我们这一份历史的沉重，几乎把我们抽搐着的神经(它己被泛滥于教科书上的自豪感浸泡得十分娇弱了) ——快要生生地压断。

不知怎的，我突然就想起了另一个与“醒”字的身世十分相近的词来。

——“灵活”。

它像一张来历不明却越来越走俏的古装新版影碟，指导着人们的时尚。它的词意可分作A、B两面。A面的原始词意大约是——灵魂的复活，或：为了灵魂而活。B面的内容则轻松简单得多，也丰富实用得多。几乎每个具有小学三年级以上水平的人都能心领神会地哼唱它。可见它的广泛流行并不是取决于它的古典神话式的凝重、悲壮、雄浑和高雅;而是得益于它的风靡当代的通俗品格——潇洒、精明、圆滑、讲究实际、不玩深沉、没有原则、厌倦责任、逢场做戏、左右逢源。可十分奇怪的是，这张畅销影碟从一出厂起，它的A面就是坏的——没有声音，也没有图象。(经一脸严肃、满肚子都是 “重建”理想的专家们审看后，仅得到这么一份措辞极其严谨、却让人云里雾里的产品鉴定书：这张激光唱盘“当下的此在是学术面目模糊"。)然而人们对于学者的呼吁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的忠告根本置之不理，依然踊跃地认购这张精神残次品。必定是无法拒绝它显而易见的实惠和便宜。我由此还可以断定，那些参与盗版制作、非法经营的地下黑工厂的王要成员中，一定有让我抬不起脸来的湖南老乡——一无处不在的“马桥人”。

这个足以反映我们民族性格灵活多变的“灵活"一词，在它光鲜的词面背后，窝藏着太多的阴暗。我拟郑重地提请《马桥词典》的编纂者将它重新审核、定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以防止它继续混淆社会视听，污染我们的人文环境。

——少功，你意如何?

一群羞于说中文的中国人

正在对我们的遗传基因进行检疫的韩少功，无比惊奇地发现：一个民族最易产生病灶的部位，竟是——语言。“我猜想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从文化开始的，从语言开始的。”

他便在气势磅礴的散文力作《世界》的开篇部分，愤然公布了一桩中国“文化名人"的语言变节事件——

即便没有了昏君的暴戾，也没有了战争的血腥，在和平友好的香槟酒会上，一群中国人，而且还是一群以语言为职业的中国人，也照样演出着与外交礼仪无关的荒唐：地点是九十年代初的法国巴黎，宾主是海峡两岸的文化高官和名人。为了取悦少数几个法国陪客，台湾高官居然放弃了流利的国语、而讲起了不太流利的英语，再请译者将英语译成法语。大陆嘉宾们一句也听不懂，却彬彬有礼地一直保持着沉默。难道被世界五分之一强的人口使用的中文，莫非真成了羞于与高雅的语言贵族——欧洲人(其“爵位”并未载入联合国宪章!)对话的“下等语种”?以至于一位并没有名望的中国留学生忍无可忍的一声抗议，竟遭到了西装革履、修养极好的众同胞的一致白眼和制止“休得无礼!”——用马桥人的话说便是：你犯什么“醒”气!

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中，师生们向国语的悲壮告别，在这里却演变成了祥和温馨的“灵活"放弃。

从感情上说，一个民族失去自己的母语，无论如何是难以接受的。

然而，若不怕背负丧权辱国的骂名，我们不妨冷静、沉重地反问一声：坚守这种语言及其文化的最终意义又在哪里?

试将上面的故事改换一下地点和背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某省、某县或某村(别忘了，历史上它们也曾是诸侯割据、部族分治、疆界森严的多“国”领地)，矛盾的双方不是中文与法语之争，而是方言与普通话之争，结局顿时就变得狭隘了。我们无法再义愤填膺。

顺着大逆不道的思绪，再结一道爱的长链：爱家主义——爱村(或爱厂、爱店、爱校、爱公司)主义——爱县(或爱市)主义——爱省主义——爱国主义——爱洲主义——爱球主义——爱太阳系主义——爱宇宙主义……

爱情的黄手帕究竟系在哪一个环节，才显得崇高、伟大，不再有争议?

只恨我们渺小的爱心，仅像一朵云，拥抱不了满天的蔚蓝。

空阔神秘的浩宇之中，很有可能居住着比人类更文明的智慧生灵。在虽说过于遥远却可以设想的将来，一个宏伟得将以光年测定疆界的星际“国家”——可能还是个跨越星系的实行联邦共和制的国家，将使好不容易才在地球上得以推广普及——谁知要经历多少次“语言一体化”的艰苦漫长的谈判呵——的世界语，重新沦为碍手碍脚的——方言。这种超现实主义(还远未抵达“终极”呢)的展望，不知让你是忧?还是喜?

已经不是幻想小说了，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每天都在击破人们的传统思维。凝聚着民族古老梦想的图腾，竟被现代文明随意当作了练习枪法的百孔千疮的靶标。上帝饮弹而亡，人们的心头落满沧桑。民族需要自救，穷国需要富强。于是这个世界战祸连连，各路豪杰揭竿而起，宣布独立成为时尚。民主成了比石油、面包更抢手的东西。光缆电话，卫星电视，信息高速公路·……把世界缩微成一按电钮就可串门的“地球村”。而一个球面多点(多为难点、热点)、没有“村长”的世界，谁是边缘?谁是中心?谁家大?谁家小?谁也说不清。因为一切都会分化，一切都可重组。东欧的溃变，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使太阳和月亮同时跑到西边去。目前的局势是，谁都不想理谁，谁又离不开谁。谁不服谁，谁又是谁?——各种文化的碰撞、杂合，已使得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谁的口音都不纯正了，谁的肤色都有问题。世界上最忙的那几个人，只在电视里和书本上被漫不经心又焦躁不宁的人们各取所需地呼来唤去——克林顿的演说，福柯的策反，加利的斡旋，联合国各方代表无休无止的辩论，多像农贸市场的讨价还价，嗡嗡嗡嗡，谁都成不了为真理(真理的实际内容已是“真利”)准确定价的权威发言人。

民主的真正到来，是否又意味着民族末日——看不见的同化，静悄悄又是乱哄哄的消解——的到来?

怪圈。混沌。神志恍惚的我们，满心都是迷惘，满心都是悲愤。

回望我们的“国情”，巡视我们的文化坚守——舞台化了的民族服装，旅游化了的奇风异俗，商品化了的情歌对唱，文物化了的地方戏曲……我们坚守得何等苍白，又是何等的吃力。

我的思路一跳，眼前竟闪出了一个龇牙咧嘴的黑猩猩。据说它与人类共有着同一祖先，只因为它亘古至今仍坚守着那副孤僻怪异的表情和语言(那是各民族最早的共同母语)，拒绝学会使用火种以及劳动工具，拒绝走出森林去寻找一切新的食物和文明，所以最终与机遇擦肩而过，与人类分道扬镳。仅换来考古学家一声苍凉的叹息。尽管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今天也住进了现代化的城市，却只能老老实实地呆在为人类的节假日提供欢笑的动物园，用原始人的智商表演当代动物的滑稽，去换取游客的一只烟头或一块果皮。也许还有古生物学家为它们的地位忿忿不平，但即便它是人类的“亲戚”又能怎样呢?它已经没有资格和能力与我们为伍，共同创造并享受人道主义。

对人类发展史的前瞻与后顾，都无法让骄傲与自信凝固住我们散乱不安的情绪。任何一种被定型下来的文化或真理，无论它如何铜浇铁铸，无论它何等金碧辉煌，竟然都是那么的脆弱，经不住岁月风沙的拷问和侵蚀。要么重新冶炼，要么腐朽成泥。历史再没有别的办法。

还想与少功商榷一下：语言，真是一个民族的最后指纹么?

我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根正苗红的汉族血统，随父母去美国不到半年，打回来的越洋电话，竟是满口的英语。爷爷奶奶惊喜若狂的湖南乡音(他们曾用这浓浓的乡音把小孙女喂养到五岁)，只换来她一连串“NO!NO!”的尖叫。寄回的洋娃娃般的照片，头发染得金黄，指甲涂得血红——无法看清指纹。爷爷奶奶一点也不感到痛苦和意外，逢人就要拿出那张照片来，并配以鹦鹉似的 "NO! NO! ”的画外音，照样博得亲友同事街坊邻里的啧啧称羡、五体投地。

我们的周围，有多少望子成龙的家长，不惜血本请来家庭教师，教孩子学外语。开课的第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孩子取一个英文名字。无外乎多为欧美“百家姓”中的“丽莎、梦娜、比尔、约翰”那一类。

——托比(一个为拒绝奴隶主强加给他的英文名字而不惜献出鲜血与生命的黑人英雄)，你的血算是白流了。此时，我真不忍心这么告诉你。

历史的悲剧往往演着演着就变成了闹剧：一个掉队的日本伤兵，居然把一个村子的四肢齐全的中国老百姓吓得跑了个精光。时至今日，同样还是一个日本人，甚至只是一个当年胖翻译官那样的作东洋状的日商代理人，他的腋窝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进村洽谈开发矿泉水或其它什么合资项目。那种鼓乐齐鸣、前呼后拥的场景和气氛，最容易让人情不自禁地将腹中仅有的“咪西咪西”之类的电影日语当成自己的母语，用来向趾高气昂的日商或假东洋献媚套近乎。昔日抗日救亡的民族义士们的后代，谁家不是满屋子都洋溢着对日本电器的热爱?晚辈们更多的是从“日立”彩电中目睹了父辈们当年走上街头抵制日货的历史画面。他们现在一边嚼着口香糖，一边搂着更新率极高的女朋友，大大咧咧地指着电视里的游行队伍，嘴角一撇道：“嘿，那些人真他妈的是——醒宝!”

于是，韩少功面对这个世界拍案而起!

另一名孤军奋战的作家张承志，也从这篇檄文里听到了战友的声援。他袒露着兰博一样的肌腱(读张的文章，你会发现战争与力士健美操居然可以同时进行，那种从骨子里长出来的激烈而峻美的文字，实在让当代中国文坛——乃至于今后的文学史——大吃一惊)，他将滚烫的枪管朝前方一指，召唤道：“好，少功，你再往前站一点!”

韩少功这时反而变得冷静了，他需要再摸清一下“敌情”。他分明看到，失守的阵地不只是各民族荣辱俱系的文化和语言，而是一种更宽泛、更深层、也更本质更要命的东西，正在世界的各个中心、各个角落悄然溃散。

——人类共有的灵魂到哪里去了?

韩少功往前站了一步。

却不是配合力士健美操式的真枪实弹的圣战(独胆英雄张承志自会得到穆斯林和红卫兵方阵的支持与敬礼)，他朝满身都是硝烟的战友笑一笑，挥挥手，扔去一支烟，便穿过层层用假象(也是一种坚韧、锋利的真实)张罗起来的铁丝网，迂回到了另一片潜伏着更大危机的纵深地带。

他写下了《心想》。

一串从水泥、塑料的包装中英勇突围的心跳

如果用心去读，韩少功的这篇《心想》一定会摧垮许多人的盲目自信。——哪怕你在纷繁多变的现代生活中一直如鱼得水，哪怕你的自我感觉多么良好明天就要当科长了，哪怕你精美显赫的名片采集过多少人的注目礼……只要你读过这篇文章并扪心一想(前提是你的“心”还没有彻底锈坏，还能嘎吱嘎吱地真想出一点什么)，那么你准会垂头丧气地将书一扔，大骂一声：“这日子……真他妈的没劲!”

在流行歌曲的教唆下，我们常常用得意忘形(更忘魂)的口哨吹出所谓“现代人”的潇洒与风光。殊不知“现代人”的人权状况只不过是生活在工业文明流水线上的统一型号、统一规格的批量产品。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天起(还得把“胎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就被设计好了的图纸和一整套严密的程序接管了。任何一次科技革命或新潮文化，都可随意修改和参与组装我们的人生。

从价值判断到审美标准，从语言行为到思维方式，从时装发型到生活态度，从营养摄人定量到智商测定办法……一切都被社会有关机构“代理”了(“代理业”也是风行世纪末的“第三产业")。我们活得多么省事又省心。空调使我们不会出汗，汽车使我们不会走路.电脑使我们不会用脑，游戏机把战争与冒险变成安全的游戏，电视剧把流血与悲伤变成红油彩和眼药水。我们表达真诚的方式只剩下听歌与吃饭，我们锻炼胆量的机会只剩下炒股和投机。死去活来的爱情只是一次又一次《性而上的迷失》，“三房”(闺房、产房、卧房)作家的畅销书里，只剩下把尿的嘘声和脱衣武打片。我们没有把握《佛魔一念间》的能力，我们吃惊地发现，旅游点上的古刹名寺为搞活经济而生出的“一念”，竟也和我们凡夫俗子的“一念”差不多，成佛的时候极少，成魔的时候太多。空虚问题，失恋问题，就业问题，致富问题……只要你肯花上十块八块，都可在方兴未艾的“点子公司”买到一个馊主意。我们的功能在退化，我们的心灵在萎缩。我们几乎就是一块被人任意涂抹的广告牌，没有一处空白可供我们用自己的血液描绘出“我”的真相。我们被包装得五彩缤纷、油漆鲜亮，就是没有了生命的原色。我一阵哆嗦就想起了卓别林，想起了《摩登时代》里的那台极其恐怖的机器。——我那时刚刚懂事，走出电影院还害怕得要死。老师却大为不解地问我：“你干嘛不笑呢?这是喜剧呀!”

喜剧。——多么奇怪的定义!我至今仍不敢想象，卓别林走下银幕背着欢天喜地的观众流泪时，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当我们在为失去真实而痛苦时，韩少功却像巫师作法似的，将一直紧捂着的手一松，让一种新型、怪异的真实，从潘多拉留下的魔盒里跑了出来：

“工业以其强大的技术手段制造一个地球化学失衢和重构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头，塑料是新的木头，路灯是新的月光，计算机是新的人脑……工业解脱着人在自然里的劳苦和危险，同时一块块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们诱入到一个高技术——技术为本的世界。

工业技术正在染指生命。淡出‘非自然’的阶段，迈入‘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术正在用鱼和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冻的新上豆和新烟草。而且在这个十年结束之前，可能破译出全部的基因密码。在不久的将来，工业将造出新的鲜花，新的树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人。到那个时候，你能说它不是自然?

同样的道理，当电子传媒塑造出人们新的同性恋，新的痛苦，新的欢愉，新的斗殴，新的飘泊，新的经历新的立场新的性和习俗，到了那个时候，你能说这些不是人生?不是人?

仿生人，工业的某种最高作品……仿生人几乎同真人一模一样，大脑同样发达，甚至也有情惑，只是不再来自母胎，不再来自血肉和情爱，不再有个人的自由和全部丰富性——一他们(它们?)是可以成扯成套产出的制品。”

——人类走进了后“后现代”，工业技术变成了妖术。

真实的终极，竟是真实的“倒颠”!

这就是“仿生上帝”将要施舍给我们子孙的“终极关怀”么?

曾发出过《夜行者梦语》的韩少功，让我们刚刚看完“后现代”的西洋景，又把一张观摩工业文明压轴戏的人场券，塞到了我们的手中。

这是作家“新状态"下的妖言惑众?抑或是“新体验"中的杞人忧天?我用心想过之后，也要给盲目乐观的“新市民”们浇一瓢冷水了——都市的高楼大厦阻断了我们通向自然的根系和心跳。我们应当明白：塑料花唤不来蜂飞燕呢喃的春天，水泥地长不出蝶舞瓜果香的秋季。我们都好自为之吧。

提前破译了未来秘密的韩少功，将一片惊愕、哗然扔在了身后，自己却隐匿进了混沌的山谷。在仓皇逃遁的过程中，他的警觉甚至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譬如他为了证实自己(一个血肉之躯、有头有脑的个体生命)“当下此在"的真实，他拒绝使用由电子媒体提供给人们的塑料气味很浓的名词，比如“信息”，他在《心想》一文里，就是创设了稍具自己个性的“资讯”一词(未必就见得 “绿色”)取而代之。一个大智大勇的作家，小心僅慎到了如此程度，我以为也是工业文明压迫下的一种反常。

1995年新春伊始，韩少功同时发表了三篇“想不清”的小说：《山上的声音》《余烬》《红苹果例外》。 ——他私下曾对我们感叹过，他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想得清的时候就写散文随笔，想不清的时候就写小说”。我一一找来读过后，反倒认为，如果将前两篇小说中的神秘荒诞、非逻辑、非因果的思想“干货”暂且搁置一边不予理睬，再把那几段露水淋淋、牛粪烘烘的有关知青生活的描述剥离出来，就会发现，作者对“什么是生命”这个人人躲不开的问题，其实是想得很清楚的。但这一特征，也许是囿于题材的局限，却难以在翻滚着啤酒饮料罐与蜡制水果的《红苹果例外》这部中篇小说里再鲜活地保持下去。这对喜欢并钦佩他的作品一直 “不媚俗”的读者来说，阅读期望值的未能达标，倒也是个让人留有淡淡遗憾的例外(我个人的直觉是，写这部小说前少功一定“想法”很多，结果写出来时反而显得作者用脑过度而用心不足，是“脑想”而不是“心想”的产品)。它更像是一次通俗版本的“解构”试验，似可供中国电影界第五代导演们拿去“玩它一玩”。一定很深刻，也一定很好看。让哲学走进市场并获取较为可观的票房价值，将深奥的问题化解为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本来也无可非议。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韩少功近年如隐士高僧般的小说创作中的一次偶尔出山化缘的例外。

一个叫做毛泽东的农民出身的诗人，在解决一个让整个世界至今都感到棘手的问题时，忽发诗兴，以一种似乎不大人道的方式，将千百万热血男女号召去了乡下。却歪打正着地(今天看来也是符合人性的了)成全了一代人回返自然的“知青梦”。土地用亲情与苦难养育了他们，他们从如诗的土地上长出了灵魂的优秀。一团蕴含着全部哲理与生命气息的“寻根"情结，萦绕着本世纪末最动人心魂、真愿意长眠不醒的回眸往昔的梦乡，并将跨世纪地延续下去，飘聚成一个图腾似的恒久向往。

我已无心探寻那一串忽隐忽现的声音、和那一只把“我”从莫名的恐惧与绝望中解救出来的丑陋刚劲的手来自于哪一时空(《山上的声音》)?也不想追究那两次出现的残留着时间余烬的纸条叠合得多么让人不可思议(《余烬》);我只是久久地伫立在那些被作者的心灵保鲜得十分美妙的文字旁，感受着极其独特的月光(真想把它摘录下来封存在文学史里)，嗟唤着被黑夜吓坏了的黄狗，甚至也甘愿让山间的暴丽浇个透身湿，然后再脱下那条把腿根勒出血痕的三角球裤(知识的象征?并由工业制造)，任一条辣椒样的东西(尽管它已退化得挂不住两块窑砖了)，在惬意的、没有任何“文明”干扰的风中、雨中、混沌若原始状态的夜色中，淋漓尽致地晃荡，洒一路粗野豪放的笑声 ……

少功说，他在大特区的拥有着空调、冰箱、彩电……一应俱全的现代设施的六层楼上住了六年多，仍然住不出感情来。到老了时，还是要回乡下去住，养点鸡，种点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听着窗外的鸡鸣狗吠，吸着风中老酒般的泥土味，清心寡欲地读书，写作，有空闲就教村里的孩子多识几个字……

这不是一句说着玩的空话，少功已几次带着这个计划，回故乡湖南考察过了。在现代人眼里，这样的举止无论如何都难以理解，不是愚钝古怪，就是老气横秋。

但真正的朋友都理解他。

在结束全文时，我又重新感到了一片明亮，以及足以吞噬这片明亮并慢慢消解它的无边无际的混沌。但我并不茫然。因为不管怎么说，通过对这片明亮与混沌的用心解读，我已对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立足、依然还会不知所措的世界，渐渐有了底数。

谢谢你了，少功。我此时真想陪你吸一支烟，最好是“红桔”牌〈湖南知青当年最爱抽的一种低劣价廉的纸烟，它经常在韩少功的小说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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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3月23曰，写于海口市半瞧居。罢笔时，楼房晃动，四邻响起一片末日般的欢叫。

——南海北部湾又发生了5.1级强烈余震。

附注：本文中凡用“《》”征引的著作名，除《天问》《国殇》《摩登时代》外，其余均为韩少功近期创作、发表的作品，恕不——详细注明出处，敬希读者见谅。

（本文原载《花城》杂志199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