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老兵 老兵丨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2017-11-04 12:07:22      [责编: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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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作者丨铁流 纪红建


第四章 老兵 老兵

有不少老兵,身体里还残留着战场上的弹片。六七十年过去了,尽管那些弹片已经和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了,但他们永远也不后悔,而是乐观、坦然地面对生活,用生命抒写着一个老兵的质朴与高尚……

永不生锈的弹片

在革命老区村村庄庄走访中,我们发现,现在依然健在的建国前老党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兵。有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八路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解放军,也有从国民党军中起义和投诚过来成为解放军的,他们先是跟着国民党军打解放军,后来跟着解放军打跑了国民党军;有普通战士,也有班长、排长、连长,还有营长、团长;有步枪手、机枪手、爆破手、突击队员,也有首长身边的通信员,以及机关里的参谋、干事、助理员。

无论何种身份,也不论何个岗位,他们都有个共同点:都在战火纷飞中,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都曾与死神擦肩而过;在全国解放后,他们都没有争名夺利,而是回到故乡,退居乡野,在田间“默默”耕耘。

有不少老兵,身体里还残留着战场上的弹片。六七十年过去了,尽管那些弹片已经永远地和他们的身体融为一体了,但他们永远也不后悔,而是乐观、坦然地面对生活,用一生不变的信念,抒写着一个老兵的质朴与高尚。

住莒县城阳街道东关三街的老兵董永明,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

董永明,88岁,大个头,耳聪目明,思维敏捷。用董永明老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还行,没啥毛病,耳朵也不聋,看报纸好样的。他8岁跟着父亲上大连,12岁丧父当童工,14岁回到故乡莒县,19岁当兵,可谓历经苦难。他最开始参加的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但后来,他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在三次负伤后回到老家做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

当年去当兵,其实不是董永明的本意。1946年秋参军运动时,他正在城阳的华翔织布厂当工人。一天,经理把他叫到办公室谈话,说你庄里叫你家走。董永明问,叫俺家走干什么?经理说,俺不知道。虽然经理没说,但董永明估摸着,十有八九是叫他参军。他在大连工厂干过,也算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了,知道当兵可不是胡闹的。老六团打莒县县城的时候,抬出那么多官兵的尸体,大家都见着了呀!想不去,但不成,庄里硬是要他去。他有什么办法呢?父亲没了,一个弟弟年龄还小,母亲啥也不懂,大爷他们各过各的了。不仅没人替他在庄上说句话,就连打个商量的人都没有。那些硬茬子难缠,不但小孩不同意去,老的也不同意去。董永明心里憋着气,心里骂道,你们这些狗杂种,就看俺家没人,很悬乎(指没本事),俺就当给你们看看。

一气之下,董永明跑去当兵了,没有告诉庄里,自己去的。当时,台儿庄起义的国民党部队,是郝鹏举的部队,驻扎在中楼一带,董永明就跑到了这支队伍上。董永明想,这支部队虽是国民党的,但起义了,起义后跟着共产党,执行共产党的政策,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钱。上那儿吧,又是解放区,起码有颗好枪,还能保护自己,要知道打莒县县城那会,老六团有多少枪打不响啊,不要说打敌人,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为了到这支部队当兵,他先找到了他的一个叔。他叔经常上那个部队剃头,他叔给他上新兵连报了个名,几天后,董永明就穿着棉衣上了部队。

董永明跟着这支部队,一路南下到了江苏一带。但是由于当时政局复杂,部队在江苏一带出现了分歧。董永明告诉我们说,1947年阳历年的那天晚上,这个部队上就有动静了,又和国民党联系上了,有叛变的了。俺看这个事不好,急的不行,心想,这该怎么弄?没有治,穿着军装了,你能怎么弄?结果这个部队还是叛变了,再次投靠国民党,向南拉,解放军就围着打。这个部队的总头头郝鹏举,被解放军逮着后,就不听信了。这个部队被解放军截下后,俺以为会要解决他们,他们是老国民党部队的嘛,但共产党对他们真的很宽容,不但没有解决他们,还对他们很好。解放军跟他们谈话,你愿意在这里干?还是愿意回家?愿意在这里干,就好好干;愿意回家,给你写上介绍信,还给路费。俺也有什么说什么,开始俺也想过开小差,夜里拎着包袱角抖擞抖擞,想家走。但一看共产党的政策真好,俺也改变了主意。当时解放军的人也找俺谈话,俺不怕,俺又不是国民党,也不是汉奸,俺本来就是冲着共产党来当兵的,谁会想到这个部队起义投了共产党后来又叛变了呢。俺把事实说了,并表态说,俺跟着解放军干。解放军的人说,中。说了以后就把俺编到班里去了,俺记得是二连二班,是陈毅的部队,华东野战军11纵队。接下来,俺跟着班里打仗,天天打。打来打去,俺觉得,数着新五军难打,国民党的新五军都是美式装备,真的难打。

二班大部分战士没上过学,不识字,但董永明上过几天学,识几个字,就当上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董永明说:俺还一直在观察一个现象,打仗那么紧张,连队的党员还总是抽空开党员会,也不知道他们坐在一起说些什么,鼓捣些什么。后来连队看着俺打仗、办事、说话各方面怪好,就找俺谈话。连队干部问俺,想家吗?俺说,不想家是哄人的,想家,但家不去(回不去),俺们现在还在南方,咱等全国解放了就家去,就有家了。连队干部又问俺,你看共产党怎么样?俺说,共产党怪好,交枪不杀,还优待俘虏,天底下哪有这般好的军队呀。再一个,解放军进门就叫大爷大娘的,不仅不打骂老百姓,还帮老百姓做事,老百姓当然拥护。国民党军进门除了打就是骂,还要抢老百姓的东西,不受群众的拥护。俺看着共产党比国民党强多了,这非胜利不可。俺又问连队干部:你们整天开党员会鼓捣些什么?连队干部说,你问那个干什么?俺说,俺寻思参加不中?连队干部说,你参加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俺说,俺家走家不去,俺看这个样,俺也参加共产党,但得给俺一个好待遇。连队干部问,你要什么待遇?俺说,万一俺牺牲了,给俺办个烈属证,写封信给地方上照顾照顾俺娘,俺娘和俺兄弟在家里苦得了不得。连队干部很快就将董永明的真实想法跟连首长汇报了,连首长同意了。

董永明说,俺是1947年春天入的党,就在前线的交通沟里填的表。俺虽然是那样和连队干部说的,但表上不是那么填的,哪能那么填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中国,都写的几句好听的。三个月后,俺就转正了。

那时候没别的,就光打仗,天天打,白天打,黑夜打。牺牲的太厉害了,许多战士,连长还没来得及认识他,就牺牲了,补上来一批新兵,没几天,又牺牲了。有时候不光连长不认识,就是一个班的战友,都没来得及认识,就牺牲了。新兵不撑打,老兵撑打。新兵悬乎,没有经验,枪一响,腿就吓软了,怎么还能和敌人打呢,光等着挨枪子吧。老兵有经验,敌人打不了他,他能打人家,伤亡也小得多。俺想通了,在战场上,反正死活都一样,想通了,也就不怕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三个月就算得上老兵了,俺一当就几年,你说算不算老兵?俺亏着(幸运)有一棵好枪。那是一支步枪,意大利造的,六七成新,打六五(日本机枪)特好使,也不后座也不振,指哪儿打哪儿,使的很顺手。那支枪还是俺从郝鹏举的部队带过来的。具体打了多少敌人,俺没统计过,但只要出手,十有八九就能命中目标。

但战火无情,再出色的枪手也难免受伤。董永明说,俺受过三次伤。第一次受伤是在攻打盐城附近一个小范围的战役中,大概是在1948年春天,那时候俺已经当班长了。本来俺寻思撤退,不和他们打了,只是戳鼓戳鼓(挑逗),但领导说,还得继续打。于是,把他们戳鼓火了。敌人守在庄里,俺们在野坡里向前进。俺正趴在那里打枪,听着“吐噜”一下。仗打多了,俺就听出来了,那是来炮弹了。于是俺赶紧对战友们说,卧倒,赶紧趴下。刚说完,炮弹“啪”就响了。虽然趴下了,但炮弹就落在俺们附近,炮弹皮还是给俺裂(打)上了。但俺就是命大,不该死,只伤着俺右侧肋骨部位,并没伤着骨头。俺身上当时带着一百发子弹,是那支意大利步枪的子弹。子弹就这么斜斜着,围着俺的腰捆了一圈。子弹挡住了炮弹皮,要不然就进去了,俺要感谢这圈子弹,要不也被祸害了。俺下了火线,在医院住了几天,马上就回到连队。这是头一伤。

董永明的第二次受伤是腿,右腿,是在李堡战役中受的伤。那天晚上,董永明所在的部队向李堡开进,后来前进受阻。这时,连长找到董永明说,董班长,你是咱连队的老兵,有经验,你组织一支突击队,先攻入城内,掩护大部队进攻吧。董永明心里明白,选入突击队,就是意味着牺牲。但他没有犹豫,果断地说,中,连长,你给几个人给俺。连长说,人不能多,人多目标大,顶多只能三个。董永明说,俺有个要求。连长说,说吧。董永明说,给俺找两个大个儿的。连长说,中。两个大个很快就来了,都是新兵,不是连长不给老兵,连队大部分老兵都牺牲了。大个新兵问董永明,董班长,突击队怎么弄?董永明极具耐心地说,就是爬围墙先进到敌人的阵地。两个大个有点紧张。一个大个道:俺爹说了,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这明明就是先去送死呀!董永明说,你们不用害怕,听俺的没错,俺弄过。俺在前头,你们在俺后边,俺先进到敌人里面,你们跟在后边。俺在前头,敌人要打也是先打俺,还打着你们了?随后,他带着两个大个强搭起便桥,并第一个爬上了架在碉堡的梯子,顺利进入敌人的腹地。

董永明自己的讲述更为精彩。他说,到了下半夜两点来钟,就开始总攻了。俺们突击队先摸了上去,俺爬到靠近城墙的那个头上一看,一个碉堡里头有一挺机枪朝外打。敌人打了一梭子,它没动着俺,俺觉得奇怪,猜想是不是敌人的那挺机枪出了毛病。俺向两个大个交代说,等着俺上了梯子,爬到俺这个头和这个城墙一样高时,你们两个就使劲向里撇手榴弹。手榴弹一响,俺就进去,你们跟着进去就行。敌人又打了一梭子,没动着俺,也没乖着两个大个,都没动着,好好的。俺就上了梯子,等俺快到墙顶时,俺就使两腿盘在梯子上,端着枪就打。敌人知道俺们上来人了,就用刺刀插,俺就抡起枪抵挡。俺这时急了,冲着两个大个说,你们两个家伙还楞着干啥呢,不是跟你们说了,俺快爬到城墙时,朝里撇手榴弹吗?赶紧往里撇手榴弹!一个大个说:我一紧张,忘记扔了。大个边说着马上撇进一个,一爆炸,俺一翻身就上去了。接着,两个大个都过去了。俺一进去,就占领那个碉堡了。为什么呢?因为手榴弹一响,碉堡里的敌人就不撑了,死的死,跑的跑。但占了这个碉堡,敌人还有更大的碉堡,那个更大的碉堡在人家院里,他们有机枪堵着,还不断撇下手榴弹来。俺们也向敌人撇手榴弹,但动不着他们。你们想想看,人家是守,咱们是攻,人家地熟,俺们不熟,攻和守不一样,守只要蹲在这里,你来俺就打。俺们进不去,向前也走不动,发展不开,被卡在这里了。当时俺们连队都跟着攻进来了,连长也来到了那个碉堡里。俺着急啊,于是就对连长说,连长,发展不动,不好办,时间不小了,你下个命令,把这个地方找几个人豁开它,豁出条路吧。很快,几把小铁锨就像小老虎似的,一会儿就把城墙掘出条路来。俺再准备进攻那个大碉堡时,人家撇下手榴弹来,炸着俺腿了。

最终因为乱我力量悬殊,敌人的那个大碉堡一直没攻下,加之天明了,上级最后不得不命令部队撤退。董永明说,天明了,部队一会儿就撤退了,俺腿被炸伤了,走不动,俺还被困在城里头呢。俺看看没法治了,就爬上墙顶,“咕噜咕噜”往下滚,滚到城墙下面的那个沟里。好险,刚滚下去没一会儿,敌人就上来了,上了俺们开始占领的那个碉堡。俺还在城墙下边那个沟里,这怎么治?趟水,只有趟水了。俺薅了把草,放在头顶上,然后蹲了下去,水到嘴脖。俺在草的掩护下,随着那个水移动,下去二十来米,是一个拐弯,敌人看不到了。阿弥陀佛,这回死不在你们手里了。

俺那个连撤下去后,都集中在南边的三间大堂屋里。在这里,连队开始清点人数。连长问道,董永明咋没见?是不是牺牲了?有战友说,董班长还有,没牺牲,他炸腿了,俺见着他来。连长说,还不赶紧去找。谁去?前边是敌人,谁敢啊!这时一个大个子站了出来,是俺老乡,他说,俺去。说完,他就往俺这边跑。他顺着那个沟找俺,俺隔老远就看着他了。俺就咋呼,他跑过来,把俺背下去的。俺那个老乡叫什么名子,忘了,是大个子,麻子脸,细高挑。

说到这里,董永明话锋一转说,说起了《驼铃》这首歌。董永明说,前两年俺跟老马(马成俊)说,俺还没见过俺上电视的录像。老马说,俺给你治(做)个光盘。俺对他说,老马,俺对你还有个要求。他说,什么要求?提吧!俺说,把那光盘上给俺刻上《驼铃》这首歌曲。开始,我们以为他是年纪大了,思维出现了问题,语无伦次地把话题扯到别的地方了。但很快,我们就发现了自己的幼稚。董永明说,《驼铃》是电影《带手铐的旅客》插曲,可说到俺心里头了,头一句是“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俺这首歌啊,是给俺那个大个子老乡刻的。这个老乡,这个战友,比俺亲兄弟还亲,亲兄弟还有纠纷,战友没有纠纷,他是俺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啊。

董永明说,俺这个兄弟把俺背下去后,就在那三间堂屋里,医生给俺解开裤腿,把伤口里的一些污血放了出来,又给俺包扎好。这个时候,暖过劲来了,俺一阵阵地冷呀,战友们就给俺烤棉花柴(一种植物)。稍暖和点后,战友们又找担架把俺抬了下去,送到了华东野战军的医院。那时共产党的医院条件差呀,没有仪器,里面有没有弹片不知道啊,怎么办?医生就使铁丝投俺的伤口,顺着窟窿往里投,试试多么深,有弹片没,一投,里头就“嘎嘣嘎嘣”响。一个军医说,里头还有铁,得拿出来,医生就给俺慢慢捣股,最后算是把铁捣出来了。后来俺复员回家,在县医院里换证,人家说你伤哪儿了,俺说伤着腿了,人家说给你透视透视。透视之后,人家说,你腿里还有块炮弹皮在里头。俺说,俺不知道。人家说,在部队上怎么不拿出来?俺说,部队哪有仪器,当年不是弄出几块来了吗,怎么现今还有?这块炮弹片隐蔽的深,都长到了骨头里了。

即便如此,董永明也没有因此而告别战场,经过简单的治疗后,他又参加了淮海战役。董永明说,打兵就是要打仗的,不打仗,要你当兵干什么,你们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你们看俺的左手,指头一样长,是吧!中间三个指头的连接骨都碎了!这是在淮海战身中被打的,这是俺第三次受伤,在野坡里。当时国民党军在庄里头,俺们围着打。到了晌午后,国民党军撑不住了,就跑出来了。领导下了个命令,要断了敌人的路,逮活的。俺当时在野坡里南北交通沟里,接到命令后,俺立即爬出交通沟,嘎伙着一起断(追)敌人。俺班里有个小青年,十六七岁,不大高,南方人,小蛮子,也是从国民党军里俘虏过来的。当时俺都从交通沟里爬上来了,准备向东跑,去断敌人。正跑着,小蛮子咋呼俺,班长,俺个子矮,上不来。俺又跑回去,先把俺的枪给他,他攥紧枪托,俺抓住另有头,接着俺在上面一拽,他就上来了。俺一转弯向东跑,他也转弯向东跑。跑着跑着,听到“啪”的一声,俺回头一看,小蛮子栽下了。俺过去一看,额头上挨了一枪,死了。小蛮子死了,但战斗还得继续啊,俺见活生生的战友在俺眼皮底下说没就没了,俺心里疼得慌呀,俺摸了摸小蛮子的脸,继续朝前追。正跑着,俺一激灵,好像被子弹打着了。俺一摸腚,腚怪粘,俺以为打着腚了。再一看,怎么滴答血。哦,打手了!这怎么治?俺提溜着枪,一头栽进那个交通沟里去了。刚趴下,国民党的炮弹就落下了来。俺一下子晕了过去。现在想想,当年俺如果不是那一蹿,俺也跟着小蛮子走了。这次战役,俺虽然受了伤,背包也丢了,但俺还发了财,拾了个背包,国民党军的,比俺解放军的好多了,里面还有条美国毯子。

再次受伤的董永明被送到华东野战军十四医院后,医生一看,手中的骨头都劈成这样了,着急地说,这还了得,赶紧把左手掌拉(锯掉)了吧。董永明一听要把他的手给拉了,立即说,拉去不行,留着好看。医生说,留着也是多余,如果感染,问题会更严重,弄不好要命。董永明说,多余就多余,俺还留着。医生说,现在医疗技术不行,非拉不可,拉了一个星期就好了,就可以出院了。董永明说,俺是坚决不同意,可医生非要拉,俺看不行,就跑了出去,藏了五天。我们问,怎么藏的?藏在病房里吗?董永明说,那时哪有病房,医院就在庄户人家。早晨起来,俺吃了饭,揣上两个馍馍,俺就走了,上了河边。河草很深,俺就蹲在那里,饿了就吃口馍馍,日头落下,俺就回来了。俺问其他人,医生来找俺没有?人家说,怎么没有,人家找得着急呢。俺躲了五天,五天没换药,也没感染,你们说怪不怪。躲了五天,俺不躲了,不稀管了。医生一看,也没感染,就给俺换了药,也不强行拉了。好了后,俺左手残废了,但只残废了半年。为什么呢?俺知道,要是长期不动,这个左手就死了,俺每天使热火烫,硬是把几个指头掰开了。那个疼啊!疼得直掉泪,比上前线打仗还难受。但最后俺还是胜利了,不仅不疼了,而且指头还能活动了,就连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

董永明说,俺伤好了后,刚好这个医院办公室缺人,就把俺留下了。在这里,俺认识了俺老伴,她叫杨秀芬,是个护士。她老家是莱阳的,1945年当兵的,1948年入的党。当兵之前在识字班,当时她看着人家当兵走了,也从家里嘎伙着也跑了。这时全国解放了,蒋介石上了台湾,全中国没有敌人了,用不了那么多兵了,毛主席就下了一个命令,精兵简政。精兵简政时,医院领导让不识字的站一排,负伤的站一排,有病的站一排,思想不好的站一排,思想好的站一排,人才站一排。不识字的,负伤的,有病的,思想不好的,你们家走吧!思想好的,有才的,这些再安排吧!俺和俺老伴,俺是伤员,她也不识字,捡到一块儿了,家走了。俺打一当兵就想家走,当时在战场,不具备那个条件,俺没死在外头就是发财了,就阿弥陀佛了。回到家,俺母亲还有,俺兄弟还有,都高兴。为什么?人家说,当八路军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的跑,没回的路,怎么董永明还领了个娘们家去。人家都不信,东乡那边都有来俺家看的,一看是不差。

1949年底,董永明带着媳妇回到了莒县老家。第二年秋天,他就当上了庄里的支部书记。那时,庄里一穷二白,他发动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背着煎饼去开会,管水不管菜。不要说荤菜,就连蔬菜都少。用清水煮上白菜,挖上一勺子盐,这就算吃上菜了。董永明说,俺干书记干到1953年就不干了。不干也是闹别扭不干的,本来当村干部就分文没有,也没补贴,还得背着自己家的煎饼开会,完不成任务还不行。这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一些人不实事求是。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由工作队负责。这些工作队是哪些人组成的呢?是从积极的学生和青年中调上来的,训练以后,就扛着公社的大旗到俺们庄指导工作。那些小年轻挺横,说,俺是上级派来的,你们应该怎么着怎么着,不讲理,也不讲实际。怎么说他们不讲理呢?当时俺是支部书记,也种了八分黄豆。但他们要俺卖二百斤黄豆,起个带头作用,粮食统购统销嘛。俺一听就气,说,种一亩才打二百来斤,还要碰上丰收年,更何况俺家已经吃了一冬了,上哪弄二百斤黄豆去。那些小年轻说,不卖不行,不卖俺们就上党委汇报去。俺说,你们不实事求是,不讲理,你们上党委汇报去吧,俺这个人死都不怕,还怕这个。没想到,党委的人也跟着这个小年轻一起糊涂,第二天党委一说俺,俺一气之下就不干了,君子口说不干就不干了。你们说,那时靠天吃饭,下雨多收斤,不下雨少收斤,没有科学,也没有肥,就是锅底下烧点灰,倒上点尿,这就是肥,那么大块地,这点肥根本就尝不着味儿。

不干书记了,董永明又在大队当起保管来。董永明说,俺大队里那个保管,接他父亲的班去了,没人干了,支部商议,要俺干。俺说,不干行不。支部说,不干不行,你是党员,上过战场,还当过支书,你不干谁干。俺说,不干不行,那俺就干,不过俺有一个要求,任何人不准打俺手里一分钱的主意,大队里开支要有窝有地方,没有证明不签上字,俺就不开支,就是你当书记的,来拿一毛钱也不行。支部说,中。俺说,那中就干。一干就干了七年。

董永明告诉我们,他同意干保管还有另一层因素。他说,在当时,不管干部还是群众,都是靠挣工分吃饭,为什么当干部的你小锅子不吱啦(吃好东西)就不吃饭呢,你小锅子吱啦,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你月发工资五千,你一月开支一万,你那五千哪儿来的?这样怎么能让老百姓信服?这样怎么能树起共产党的威信?你们说对不对?

俺当时跟信用社打好交道了,说,这个存折,除了俺来存钱提钱,其他人都不行,就是书记来了也不行。钱是大队的,是群众共有的,如果是私利,书记来了也别想拿一分钱。你要敢瞪眼,俺就不干了。但最后还是短款180块。我们问,那是怎么回事?董永明说,俺找了一个多月都没找出来,俺是日清月结居然还出现这么个事。那个钱,后来俺又寻思,是用在那个化肥上了。俺搁上钱买来,叫队里分了,他们下了账,俺没下账。就出了这么个事。但那时候180块钱也算狠了。再说,俺对人家严,人家对俺严也是对的,一视同仁嘛。当时,大队里也欠俺的钱,支书硬逼着大队欠俺的那个钱割账,割了账还剩下。俺没跟书记计较,俺没管好,俺认这个账。俺家那时劳力多,俺三个儿子一个闺女,都挣工公了,俺上坡,老嫲嫲也上坡,俺四个孩子都上坡。

我们又问,大娘那个组织关系是怎么回事?董永明说,唉,别说了。当年是打算去把组织关系转过来的。她家是莱阳,来到俺家后,俺家族里有三个老汉是党员,加上俺四个,连个干活的娘们都没有。俺娘就说,别去转了,你们都开些什么会,还得上旮旯子开。再加上她家是烟台地区,咱是临沂地区,不好转。这两个事合在一起就扔下了。后来俺一个兄弟媳妇,人家是老党员,有补贴,俺媳妇没有。他们说,你们怎么不去找呀,叫俺去找。俺说,算了吧。俺知道,六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就是自动脱党了。不管多少,都别想了,就这么着吧。有人也说,大娘这个情况特殊,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她脱党也有客观原因,再找找也许还行。董永明说,不行,不行,这是政策,特殊情况能改变政策?那还了得。你们说,是不是那么个事?俺那么样,你再那么样,他再那么样,都不按规矩办,怎么弄?还有没有党纪国法?这是个理,你得讲理;这更是党纪,你得守纪。即使给的话,也没面子,你们说是不是那么个事?我们一再强调说,大娘是老革命嘛!董永明坚决地说,这个中!

辞别董永明,我们又访老革命孙柱。孙柱是陵阳镇杨家址坊村人,年龄比董永明大,94岁,个头不比董永明小,性格和董永明一样耿直,腰板还挺直,聪耳明目,吃起饭来还跟年轻人一样快。他当过八路军,参加过莒县战役、四平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可谓是南征北战,身经百战,屡建战功。

孙柱最开始参加的是马营。为什么选择参加这支游击队伍呢?孙柱说,那时日本鬼子来到莒县,人们看到日本鬼子就吓得慌,不仅不敢对抗,就连头也不敢抬。俺看着不治了,参加抗日队伍去吧,省得害怕,俺就这么想的。俺大概是秋天去的,去的时候谷子那么高了,还没挂穗子。那时马营还没有军装,头两年俺们就穿着便装。冬天穿上棉袄,很普通的棉袄,蓝色、红色的都有,穿着不冷就行呗!去了就扛上了枪,这么高的小枪,开始参加一些小型战役,阻击敌人,打游击嘛。那时候马营力量还不大,一条破枪几个子弹,也就吓唬吓唬鬼子,他们出来扫荡的时候去堵堵他们,让他们知道咱还有人,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后来马营编到滨海军分区,成了团了,那就真正打仗了。

马营那个队伍,有不少是地主出身,而且都是大主,可人家还是参加了共产党,像马骅、马醒悟他们都是共产党。马营威望很高,一方面组织抗日,一方面对群众好,受到群众的拥护。俺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大道理,光知道共产党是为穷人服务的,解放穷人的。咱是贫农,俺能不维护共产党吗。所以他们叫俺怎么干,俺就怎么干,死心踏地地跟着他们干。俺当时觉得排长怪好的,人家学习好,人也好。最后正式成立正式队伍后,他又当了连长。后来他介绍俺入党,俺觉得很好,就很积极地参加了。可惜这个连长在寨里河家后的那个小庄里打仗时牺牲了,当时俺还难受了好些天。

我们问孙柱,大爷,您当了几年兵?孙柱说,连来带去的,从1938年到1952年,共14年,1952年转业回来的,刚在朝鲜打完了美国鬼子。我们说,你在部队当过连长,那可是一线指挥官呀!孙柱一笑说:了了(很小)的小官,就是个兵头。

解放莒县,攻打县城时,六团是主力。孙柱没参加这次战斗,至今,他还觉得遗憾。孙柱说,怪遗憾的,那时俺正在受训呢。学什么呢?开始咱团里没有重机枪,后来来了一挺,叫马克沁重机枪。俺那时正当班长,上边来命令说,叫俺去学习,俺刚去没多久,老六团就打莒县的鬼子了,俺着急呀,想回来一起上前线。但上头不让,说人家四团五团都有重机枪了,六团还没有,你要呆在那里好好学习,把技术学好了,再来好好打鬼子。归队后,团里就成立了重机枪连,俺当第一任班长,后来成立重机枪排,俺又到了重机枪排,再后来成立重机枪连,又到了重机枪连。俺虽然没文化吧,但咱忠实,玩重机枪的技术还中,首长就一直让我管着重机枪。

机枪手,一直是孙柱不变的身份。当战士时,是重机枪手;当班长时,是机枪班班长;当排长时,是重机枪排排长;当连长时,是机枪连连长。我们问,您在部队时也是神枪手吧?孙柱笑了笑,谦虚地说,咱称不上神枪手,反正打重机枪八九不离十,具体打死多少鬼子,那个咱看不着,反正敌人攻击一个地方,咱只要有一挺重机枪,敌人就别想着从那个地方上来。

伤疤,是战争和历史给他的留念。那是四战四平时留下的,头是被弹片炸的,胳膊和腿是枪打的,身体里还有多少块碎弹片,他自己说不清,谁也说不清。孙柱说,1947年7月的那次四平战役时,俺带着全连战士往上冲,在离敌碉堡不远处,遇到了射击,像雨点一样的射击。俺还没来得及趴下,就射到俺身上了,俺一看,左胳膊和腿都流血了。当时情况紧急,俺又是连长,根本顾不上包扎,俺爬起来,带着全连继续向前冲,终于攻下了四平。

全国解放后,他却离开了部队,光荣退伍。我们有点不解,一连之长,怎么就退伍回乡了呢?孙柱说,因为残废!那时候叫退役转业嘛,不光俺这样的,再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一样,俺那一帮营级干部好几个,一起转业的。再说咱们这些干部年纪大了,也不能适应那个时候的战争了。

回到家时,孙柱已经是31岁的大龄青年了。但战功显赫的他,很快就赢得了姑娘的芳心,组建了家庭。随后,他带头参加互助合作组,与乡亲们同劳作,抓生产。孙柱说,刚回家时,咱还帮助搞副业搞什么营生,比较听上级的。以后慢慢叫俺当干部什么的,叫当当就是了,当了几次干部,当过支部副书记,副社长,也干过保管,但没当好。我们问,为什么?孙柱说,咱没那个脾气,当兵的脾气和那些人不一样,拉不上呱,当了几年就下来了。开始还行,到了公社,到了合作社后,一些当干部的手就不大老实了,吃公家的,喝公家的,咱看着就恶心。实在是看不惯,咱就跟他们拍桌子。咱听共产党的教育,贪污、腐败、浪费、胡花,咱们一样都不能干,要不然跟他们搭不上块?俺跟他们吵,吵了也白搭,人家越弄越厉害。俺心里不服,不服有什么用,慢慢退缩,不当干部就是了,眼不见心不烦。现在反腐败反的很厉害嘛!习近平这领导真不孬,有些大的干部拿下不少,说办就办,这很好。但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人啊,只怕拿下的也只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苍蝇和蚊子都得拿,不拿不行啊,再不拿,俺们就要亡党亡国了。当年烈士的血也白白流了。你说说,现在生活好了,咋就都不务正业了呢?!咋就没有精气神了呢?咋就一门心思想着享受了呢?!俺现在有时也喜欢看神话剧,看着看着俺就想,什么时候那些烈士一夜之间都活该多好,把贪官污吏杀个干净!将来俺到了那边,俺去集合他们!

说完这些,孙柱抚着他那长白的胡须,对着未来,若有所思。

在莒县桑园镇解家沟村,我们见到了解世忠老人,他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虽然当兵比孙柱晚,但也是身经百战。老人掀开帽子,指了指头上。我们看到,老人的头上有一个疤痕。老人的三儿子解学光说,这是俺父亲参加淮海战役受的伤,左眼被炸瞎,头上还留着一块弹片,现在压迫着神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又一个有故事的老兵!

解世忠当兵入党与媳妇马立有很大关系。1946年春,解世忠在乡邻的介绍下,与马立相识并订婚。马立受父亲和哥哥、姐姐的影响,思想开明,追求进步,在与解世忠相识之前就加入了党组织。1946年秋,解世忠在未婚妻马立的鼓励下,参加了解放军。

解学光说,以前,俺父亲和俺舅在一起喝酒就拉打仗的事,还拉入党的事。看电视,他只看战争片,旁的他不看。他刚当兵时,年龄比较小,就在首长身边当通信员,送信什么的,过河的时候,还得拽着马的尾巴过河。直到他现在还不吃绿豆丸子,一说起绿豆丸子,他就恶心,就想吐。为什么?俺父亲说,一次,炊事班送上的绿豆丸子全是血,溅到上面的血,都是牺牲战友的血,但因为太饿了,也就吃下肚了。再后来,寻思起来,就觉得不对劲,感到非常难受。

俺父亲前后两次受伤,前轻后重。第一次受伤是在济南战役中。国民党部队的武器先进啊,火力凶猛,战斗也非常残酷激烈。俺父亲与战友正向前冲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去了。俺父亲用手一摸,满头的血。当时战争激烈,打红了眼,谁都不想下火线呀。卫生员只对俺父亲进行了简单包扎,他又向前冲了。就这事,后来连长还对他进行了表扬,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算是火线入党吧。第二次受伤是在淮海战役中。俺父亲说,当时他与战友正拦截敌人,双方展开了肉搏战。谁知道,混战中,一颗手榴弹在人群中爆炸。俺父亲离爆炸的手榴弹很近,他额头一下子炸开了,左眼也被炸瞎了,左脸颊血肉模糊,头上、身上全都是血。俺父亲当场就在尸体堆上昏死了过去。俺父亲后来告诉俺说,国民党军跟日本鬼子一样没有人性啊,他们居然对解放军伤员挨个拿刺刀捅,一刀不行,就再补刀,一直捅到不能动弹为止。幸亏他昏死了过去,要不也被敌人捅死了。后来他被战友们救下,送到了医院,这才保住了这条命。

解世忠在前线奋勇作战,解家沟村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怕死,早就从部队逃回来了,说不定藏在什么地方了;有人说解世忠早就死了,连尸骨都不知道在哪里。其实,解世忠不是在辗转作战,就是在医院治伤,根本就没时间与家人通信。

解世忠是家中的老幺,父母常年得不到他的消息,既挂念又担心,加之流言四起,心情抑郁,不久就相继离世,连儿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解学光说,俺听别人说,那时候俺爷爷奶奶都在,每天傍晚,俺奶奶都会在村口张望,唤着俺父亲回来。只要下雨,俺奶奶就会哭,她觉得,那是老天同情她的泪水。可惜,俺父亲回来时,俺爷爷奶奶都没了,俺父亲哭得泪汪汪的。

1950年,解世忠带着残疾的身体,退伍回乡了。那是一个春天的下午,解世忠背着背包,风尘仆仆地向着自己熟悉的村庄走来。天气晴朗,春风也暖洋洋的,牛羊声断断续续地响着,看着熟悉的村庄,听着彼此起伏的牛羊声,解世忠的眼窝子湿润了。刚到村口,一个年轻的女人就迎了上来,解世忠脚步慢了,紧接着又快步走了起来,眼前的这个女人,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未婚妻马立啊!两人走近了,都停了下来,互相注视着对方,马立很久才道:很多人都说,你回不来了,成烈士了,俺不信,俺天天都在村口等你,俺想,终有一天会把你等来的,这不遇上了。马立含羞一笑,泪水一下子落了下来。谢世忠说:俺活得好好的,回来了,好好的回来了!

虽然解世忠的身体残疾了,但他的未婚妻马立没有食言,他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刚回家时,他担任村青年书记,负责青年思想教育工作;互助组时期,他又担任大队组织委员、治安主任。为解决缺水问题,他带头修水库。当时没有大型机械,挖土方搞建设全靠人工,100多斤的夯,靠4个人轮番打。解世忠负过伤,气力无几,但每次他都咬牙硬撑,有一次晕倒在地,额头都磕破了。有些年轻人怕累,想着法子偷懒。带头的叫解担子,每次临着他了,不是说自己肚子疼,就是头晕眼花。解担子的父亲追着儿子就打,边打边骂:俺让你懒驴上磨屎尿多,俺让你懒驴上磨屎尿多!你还有没有良心,人家老英雄拼了命修水库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咱们父老兄弟?解担子很是惭愧,对一帮弟兄说:咱们要是再偷奸耍滑,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解世忠!

计划生育政策下来后,村里一些妇女不响应,妇女主任王三英磨破了嘴皮,还有不少人不同意结扎。这天,王三英干脆把全村育龄妇女集合起来开会,她清了清嗓子道:姐妹们,咱们得响应国家号召呀!不能松着裤腰带尽着生呀!王三英话音未落,就有女人接上了茬:三英,你这是干啥?你老汉也让你生,可你身子生锈了,生不出孩子来了吧。自己不下蛋了,还不让俺们下蛋了,刚听国家的,到时谁给俺养老送终?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你先去把村干部的裤裆都扎紧了!王三英气得满脸透红,大声道: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多了更要命,俺不干这个主人了还不行?不干了!就这样,王三英撂了挑子。

于是,村支书找到解世忠说: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你出马试试?解世忠有些为难,道:俺打仗行,干什么也不愁,可这老娘们的事俺恐怕不行。解世忠虽这样说,可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他知道,村里刘素英最难缠,只要她结扎了,其他人就好办了。可解世忠和刘素英没说上几句话,刘素英就跳着脚开骂了:正人先正己,你老婆还在下蛋,咋就先让俺结扎?有本事先让你老婆停了。解世忠道:俺老婆再生符合政策。刘素英道:这俺不管,只要村里的女人都还下蛋,那俺也找窝趴着。解世忠不再言语,回到家动员妻子结扎,妻子马立说:俺支持你,俺干脆就做了绝育手术!从今以后再不生了。

解学光说,本来俺母亲是可以不做的,可为了计划生育,她带了头。父亲对俺们弟兄几个说得最多的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兢兢业业地干,遵纪守法,不贪图享受。现在俺们家,三代人中,有12个党员,三代人都有当兵的。俺们兄弟四个都是党员,俺大哥原来在油田上干,现在退休了;俺二哥是当老师的;俺弟弟跟俺一样,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俺是当兵出身的。那时,俺父亲和俺大舅喝了酒就爱拉(说话),拉部队上的事。那时候俺小,就觉得当兵太好了,大了俺就萌生了当兵的想法。到1977年够年龄了,庄里一吆喝,俺就报名去了。俺父亲很同意,说去吧,当兵不孬,锻炼人。俺在部队入了党,当了班长。后来,俺退伍回来了。俺在部队是干汽车修理的,想在城里开个门头重操旧业。但这时,俺庄里的老支书记找到俺父亲,说一个生产队没有队长,非让俺干。俺父亲没有犹豫,立即就不让俺去县城了,让俺当生产队队长。后来俺又干过民兵连长、治安主任,还干过两届村主任,一届村支部书记。俺两个儿子,小儿子跟俺一样,选择了当兵。他当兵,是俺的主张。是汶川大地震的那年去的,刚好19岁。俺对小儿子说,你爷爷当兵,俺也当兵,俺们两代都有当兵的了,就你们这代没有。当兵很好,能锻炼人,如果现在让俺去,俺还想去。听俺这么一说,俺小儿子同意了,就穿着军装上了部队。他当的是武警兵,在泰安。退伍后,一直在县城的一个厂子里干。虽然俺们都没啥大出息,但都没有给俺老父亲丢脸。

没有房梁的房子

在莒县走访中,除了老党员、老兵呈现给我们的沧桑和坚韧,还有就是老村老房,特别是那些年代相对久远的建筑。这些建筑,哪怕是残垣断壁,甚至只是一个遗址或是痕迹,都会传递给我们历史的芬芳,以及顽强的生命气息。而注入这些建筑芬芳与气息的,正是世世代代、祖祖辈辈耕耘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我们途经桑园镇的柏庄,始建于明洪武二年,距今已有600多年,古村落占地约190余亩,房屋大都由当地产的红砂岩石头垒砌而成,错落有致,最早的红石院落已有200余年。几条石街和红石小巷串起了石村的历史,村内一条小河自东北蜿蜒流过,出西南入村西袁公河,小河上建有石拱小桥4座。在村中一隅,有一盘盘石碾石磨,石堆石臼,真是无处不石。更让我们心生敬意的是,这里曾留下鲜明的红色烙印。1938年10月,中共鲁东南特委进驻柏庄;1939年5月,中共莒县县委随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移驻柏庄;1947年秋至1948年春,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三大银行之一的北海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前身)曾在柏庄驻扎印钞。

同样吸引我们的,还有位于碁山镇边远山区的天城寨。天城寨建于清朝咸丰年间,在九顶莲花山环绕之中。村中的房屋多由石头垒成,四周的山岭上曾有十里长的石墙,将村子围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山寨”。走进寨子,随处可见的是一排排石头院墙。一位守山的老人告诉我们,虽然村里的人换了一代又一代,一茬又一茬,但跟百年前相比,村貌并没有多大变化,房屋还是原来的房屋,唯一改变的就是村里的路,由以前的土路变成了现在的硬化路。这里是莒县抗战时期最偏僻、最贫穷、最艰苦的地方,也是抵抗日本鬼子的一道坚固防线。我们看到,这些曾经庇佑着村民安全的石头城墙,如今大都是残垣断壁,却仍旧默默的伫立在这里。

……

一座座房屋,一座座小桥,一段段石墙,虽然简陋,虽然粗糙,却一直在默默地坚持着,用自己的脊梁扛起那堆积如山的岁月。

在天城寨村,我们遇到了刘太源的两个儿子,刘平西和刘平现。兄弟俩个头都不高,黝黑的皮肤,泥土般的质朴。

刘太源,天城寨村人,1925年生人,2012年去世。他当过兵,还是干部。在烽火年代,他随军南征北战,可谓战功赫赫。当全国解放了,人民过上和平的生活了,他却选择了回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贫穷故乡。当年刘太源说要回老家时,战友都非常惊奇和不解,对他说:你打仗打傻了呀?这马上要享福了,马上就能找个城里的媳妇了,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当农民?还要去找那个小脚的农村女人?刘太源道:俺想家了,农村娘们怎么了?农村娘们会疼人,会过日子!

刘平西,是刘太源的大儿子,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他告诉我们,他三姊妹,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家里祖辈四代都有当兵的,他二大爷是当兵的,他父亲是当兵的,他自己当兵,他儿子当兵。刘平西说,他父亲刘太源当兵之前就入党了,1944年入的。他选择入党有两个原因,一是穷日子过够了,想跟着共产党,把地主打倒,摆脱贫穷;二是他母亲叫日本鬼子打了,无缘无故,日本鬼子的猖獗,让他在心里立下誓言,一定要找那狗日的鬼子报仇雪恨。入党后,他当过区团委副书记,干过青救会会长,还当选为县参议员。刘平西说,俺父亲那时候是单线联系,大都是晚上出去活动。从天城寨走到峰山区,走近路虽然只有十二三里,但都是山路,而且还是石头路,非常难走,但俺父亲还是天天出去,下山上山,上山下山,来回就没停过。

刘平西说,俺父亲是1946年10月去当的兵。当兵前就与俺母亲结婚了,但刚结婚没多久,还没有孩子。俺母亲叫陈红梅。俺父亲不是区里的干部吗,他响应号召,动员了20多个青年参军支前,最后把自己也动员出去了。他带着一个排到了部队,直接就当上排长了。到部队没多久,就参加了孟良崮战役。俺父亲那时常说,打得最艰苦的就是孟良崮战役。晚上行军时,背着背包和枪,一边行军一边打着瞌睡,走着走着鞋子掉了都不知道。那时候,没啥可吃的,能尝点肉腥味就不得了了。开始他们渴望吃到这些好东西,但吃了后他们发现一个规律,只要吃了肉了,或是吃了水饺了,第二天肯定有仗打。俺父亲动员去的那20多个人,牺牲的牺牲,受伤的受伤,也有在部队混好了的,当上了领导,团级师级的都有。俺父亲在这场战役中受了伤,当时在徐州住院,俺二大爷还去看过他。全国解放后,他们部队又到了上海,说是准备解放台湾。在那里,他们连台语都学了,后来来了个命令,说不解放台湾了,去抗美援朝,他们部队又立即赶往东北。抗美援朝的战争也打得很艰苦。俺记得俺父亲说过这么一个事,一次战后颁奖,他没有得到奖,他立下军令状,三天之内必须拿到军功章。果然,三后天,他拿到了一个军功章,还有喜报。军功章和喜报现在还在俺这儿呢。随后,刘平西给我们拿出了他父亲的军功章和喜报,还有1956年4月荣获的解放军奖章一枚。

抗美援朝后,刘太源随部队来到北京。说起父亲到达北京后的情况,刘平西特别兴奋。他说,俺父亲随部队到北京后,俺母亲也随军了,就在北京五棵松,属空军工程兵部队。俺是在北京出生的,1956年,俺在北京的疫苗接种本还留着呢。刘平西说,当时跟俺们生活在一个院子的,都留在北京,当上大官了,有的甚至都当上军级干部了。俺家有个姓刘的邻居,人家就干到了军级,人家儿子现在都在中央和总参干,官还不小呢。可俺父亲在1958年选择了复员回家,他要是不回的话,至少也是个团级师级的,说不好还能弄个军级呢。只可惜俺父亲回来了,要不……

刘平西表情有点无奈,而坐在一旁的刘平现则显得有些愤怒了。刘平现说,俺父亲太直了,太忠了,能过苦日子,但不会享受好日子。你看他回来,这罪受的,唉,没法说了。

之后便是片刻的沉寂。

有不解,有埋怨,有愤怒,也有无奈,但最终还是默默的接受了现实,他们谁也改变不了父亲的决定。

刘平西拿出了他父亲复员的证明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军人证明书(军直字第3638号)”如此写道:刘太源同志系山东省莒县碁山公社天成寨人,于194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在5502地指挥部供营科任助理员职务,现为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特准予复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1958年3月26日。)

刘平西说,父亲复员时是中尉。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俺还是理解他。为什么?第一个,军委号召部队干部都要到农村和基层去工作,回乡建设农村,是那个时候的大环境、大背景,作为一个党员,父亲必须带头响应中央的号召,是随大流,服从大局。第二个,实话说,父亲离开部队时,部队还是有安排的,叫他到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工厂当领导,他没去。第三个,俺爷爷那时候年龄大了,俺父亲一直想着回家照顾老人,尽点孝道,所以就选择回老家。第四个,父亲回到老家后,确确实实为咱庄里做了许许多多好事,俺们生活在农村就知道,一个村庄如果没有这样几个村干部,是很难发展好的。

放弃军官身份和干部待遇,放弃在北京优越的条件和生活,刘太源回到了老家,回到了贫困无比的老家,当起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用刘平西的话说就是:俺父亲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你在北京当的是京官,谁都得高看一眼,你现在到农村当农民,还是个鸟都不落的穷山沟沟里,谁认你呀。当时就有亲戚骂他,人家天天盼着能够走出天城寨,闯大了,对俺们有点帮助,你倒好,去哪里不好,非得回到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山窝里。这里啥也没有,满山的石头,你回来吃石头吧!刘平西说,俺们天城寨,在莒县属穷地了,四周是山,脚下也尽是石头,耕地很少,没条像样的路,更没有水,历来就是靠天吃饭。俺父亲倒好,回到家,看到天城寨的人饿得浮肿,他把部队发给自己的三百块钱安家费都分给了乡亲们。

刘平西说,俺父回来就当了村干部,经常组织民兵训练,还在瞭望哨上站岗巡逻。那个年代经常会有台湾或是美国的飞机到咱们上空侦察情况,临沂军分区就把电话架到俺们南山上,只要值班民兵发现敌机,就立即向军区报告。一次,来了一架敌机,雷达都没发现,结果让正在值班的父亲发现了。他抓起电话,就向军分区汇报,军分区立即通知附近各地的部队,最终将敌机击落了。

1966年,组织上决定让刘太源主持村内工作。山区,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在这之前,庄里吃水困难,要到三里路远的地方挑水吃。因为挑水的时候都是光着脚走到水塘子里提水,人家就笑天城寨的人,“寨子庄,不怕脏,洗脚水,下面汤”。刘平西说,俺们小时候口干了,舍不得喝水缸里的水,都是跑到山下的水塘里直接喝。

天城寨苦,苦在环境,山高路远,满山的石头;天城寨苦,更苦在没水,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谈何发展,谈何过好日子。刘太源的心更苦,他为天城寨村民过苦日子而苦闷,他为解决天城寨的用水问题而冥思苦想。他先是找到县水利局,把天城寨的现实情况向局长进行了汇报。局长很同情,说,俺是水利局长,只要莒县有人喝不上水,那就是俺们的失职啊。第二天,局长就派出最精干的技术员上了天城寨。技术员从进天城寨的口子,一直找到山顶,整整找了一年多,打井7眼,但大部分是干井,个别有水,但水质不好,不能饮用。

怎么办?闸塘坝,建水库!一个更为大胆的想法在刘太源脑海里冒出。村里人听说刘太源要闸坝修水库,一下子炸了锅。有的说:看他能的,都要上天了!有的道:人家水利局的人都没搞出个名堂来,他能整出个景来?!一个老翁摸了摸他的额头说:你没发热吧?刘太源摇摇头:没有呀!老翁火了:没有你咋这么干?天寨门是上天给的,你闸坝修水库动了龙脉咋办?祖宗传下来的章程不能说变就变!那老汉在刘太源家说教了半天,最后气咻咻地走了。

刘太源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后说动了大多数,他带着劳力,吃住在水库,没机械就用镐刨,没车辆就肩背人扛,硬是在三面环山的山寨中,修建了关山沟水库、天成寨东门水库、庙子沟水库。同时还闸塘坝3座,打大口井1座,整修渠道1100余米,实现了田有水浇,解决了水的问题,创造了“青石板上能养鱼”的神话。刘平西说,俺庄的水库建上后,还养上了鱼,大的都有上十斤,还拿到大集体上集上卖。人家问,这鱼哪地方养的?俺庄上人说,是天城寨养的。人家说,鱼不得在水里吗,你们都没有水喝,上哪儿养的鱼?他们不信。

闸了塘坝,建了水库,刘太源又带领群众大搞整地改土,全村拧成一股绳,起石头,垒坝墙。过年了,也不停歇,刘太源道:同志们,咱使劲干,干到腊月二十九;吃顿包子,初一开会初二下手。他们硬是在石头堆里整出粮田200余亩。天城寨土地贫瘠,种上庄稼了,刘太源又怕它们营养不良,又四处找肥料。刘平西告诉我们说,俺们庄这个路不行啊,全是石头,但为了不饿坏庄稼,每天从山下挑粪上山。就是庄里任何牲蓄的粪便,俺父亲都不放过,每天天不明,他就背个篓子来拾粪。

老靠肩挑不行啊,得修路。刘太源又动员庄里的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在石山上修路。没有机械,完全靠人,靠人的顽强与意志力。刘平西说,俺们庄子当时有一个东门和一个西门,原先上山后挑谷子什么的,就是从西门那个地方,只有一条小路,崎岖不平,小推车都走不了。从那里到山后有三里路,俺们那时候去挑谷子,一个壮劳力一早晨也就能挑一趟谷子,身体差的根本没这个力气。俺父亲会规划,这时他脑子里又盘算修路了。光组织俺庄里的男女老少还不管用,为什么?要修路,得先把石头炸开,俺父亲知道,这是个技术活,他到县里先拉来了一支专家队,勘探了几日,定好了线路,就开始炸石头了。紧接着男女老少齐动员,齐劳动,花了一年时间才扒开那趟路。你们想想看,在石头山上修路有多难吧!这条路修好后,不仅小车能走,就连手扶拖拉机也能走了。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土地少、荒山多的情况下,刘太源又发动群众大搞封山育林,自己育苗,下雨就栽。一棵棵,一片片,松柏、核桃、枣树、栗子、苹果、花椒等各种树木,从石头缝里冒出头,长成了一片片林海。刘平西说,那时俺庄里山上,山头上全部栽上了片松、马尾松,中间栽上花椒,绿化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后来,临沂军分区的谭子仁司令,到咱天城寨视察,一看,山上那么多那么蜜的松树拱都拱不进去,非常惊讶。谭司令说了句话,至今还在天城寨流传着:天城寨封山造林搞得好,基本上达到白天不见日光、晚上不见灯光,是碁山的小沂源。因为绿化搞得好,俺庄在1980年被山东省政府授予“林业生产先进单位”,俺父亲也被评为“全省林业生产先进工作者”。

俺父亲工作干得好,还当上了山东省人大代表。说着,刘平西又拿出了一叠厚厚的发黄的资料。都是关于农村关于基层关于百姓的提案。我们一一翻阅着,刘平西说,俺父亲所提的建议案425号《关于解决山区缺水案》和515号《关于帮助农村老复员军人改善经济生活案》被省政府采纳了,对于推进农村整山治水和改善农村老复员军人生活起了不小的作用。

俺父亲这人太忠诚,太耿直了,那时候,他是省人大代表,还是县委委员、县人大常委,说话还是管些用的。但他光给别人说话,从不给自己家人说话。说到父亲的清廉,刘平西直摇头。刘平现也对父亲不满,他说,俺哥哥当年成绩相当优秀,是碁山第一届高中生。俺父亲也爱才,说现在的高中生,就是旧社会的秀才,要好好利用起来。他把一些人推荐进了大学,有的当了老师,有的招工直接进了厂当工人,唯独把俺哥送到了部队。那时候,基本上就是他推荐谁上谁就可以上,但他总是把好事留给人家,把困难留给自己。你看人家现在都退休了,吃香的喝辣的。俺哥呢,当了六年兵,在部队也入了党,退伍回来后,继续当农民修理地球,更可气的是,俺父亲又把俺哥的孩子送出去当了兵,也是在部队上入的党,回来后还是修地球。这都怪他呀!当了十三年兵,都是军官了,还进了北京,还硬是回来当农民。要不,俺们家也许能出个人物呢,再差起码也不当农民了。

刘平现说,俺们那时候也有想法,但有想法也没治,俺父亲就是那种思想,一根筋。就拿俺来说吧!俺是1981年上碁山公社水利站干临时工,当时转正或转干,都还不是那么难,俺父亲和县委书记熟得很。人家都说,刘书记,只要你张张口,孩子的工作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俺也跟他提了这事,没想到还被他训了一顿,说只想着自己,共产党的干部还怎么当。后来,乡里成立乡村建设办公室,县里叫建委,省里叫建设厅,成立这个办公室,又急需一批懂农村工作的年轻人。人家都托领导打招呼,走后门,就俺父亲坚决不干。

还有更气人的呢?刘平现说,俺父亲光跑着庄里的工作了,家里什么建设也没搞。他住的是老房子,你们可能都不相信,还是清朝末期的时候俺爷爷建的,三间。俺父亲出生在这里,当兵复员后又住这里,俺和俺哥哥和妹妹都在这里出生。俺小的时候,俺母亲常年有病。当时穷啊,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钱治病呀。思来想去,俺父亲最终决定把大门卖了,把屋顶的梁拉掉卖了。门和梁,都是好木料做的,是当时俺家里最值钱的物品了。实际上卖掉梁的钱很了了(很少),但没办法呀!墙都是石头垒的,拆了墙也没用啊,俺们那里遍地是石头,谁买呀!当时有人劝他别锯梁,找组织上帮帮忙,不就解决了吗,可他说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咬着牙锯断了。

我们问,您父亲的老房子还在吗?刘平现说,在啊,就在后面。我们跟着刘平现来到了这座破落的院子。石头垒的墙,麦秆子和草盖的顶,房顶的横梁被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较粗的钢筋,三四米长。人去屋空的院子,破落而寂静。

但我们站在这里却感慨万分。刘太源入党是为了什么?不是当官,也不是发财,更不是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取利益,而是一心为公,一心为民。谁不想把自己的“窝”做得舒舒适适的?谁又不想让自己过得体体面面的?

离开刘太源那破旧的故居回望之时,我们发现,那低矮的门槛山写着“天城寨057”。哦,“天城寨057”,这不就是一位共产党员的故居吗!

眼睛看不见了还有心

在四川省彭州市大宝镇宝山村,有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他叫贾正方,是这个村原党委书记。1966年,在国家某地质队工作的他因公致残;这年12月,他执意带着几近失明的双眼回到宝山村。回到宝山村的第二天早晨,贾正方就冒着严寒扛着锄头下了地。半个世纪以来,双目几近失明的他,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带领宝山村村民,把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建设成为一个桃花园。也因此,贾正方被誉为“中国的‘保尔·科察金’”。

在沂蒙革命老区,在莒县,也不泛“保尔·科察金”式的人物。胡玉亭就是个典型。

胡玉亭是莒县夏庄镇胡家孟堰村人,个头中等,仁慈善良。幼年时,由于家庭贫困,加之又是家中老大,不仅不能上学,还要放牛、拾粪,整天饿得晕乎乎的。1947年,庄里动员青年参军支前,历经苦难的胡玉亭,毫不犹豫地报了名,来到华东野战军鲁中纵队第四十七师当兵。

他当兵时间不长,从1947年10月入伍算到1949年初退伍回家,才14个月。但他参加的战斗多,大大小小加起来有28次,几乎天天在打仗。就在这14个月中,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还火线入了党,当上了班长、副排长。

他是在淮海战役中负伤的。那是1948年冬的一天,当时已是副排长的胡玉亭接到上级命令,叫他带领战士趁黑夜去前沿阵地侦察敌情。去的时候,一切顺利;回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在了他们前面。危险时刻,胡玉亭大喊:“卧倒!”并顺势把身前的战友摁倒在自己怀里。“砰!”炮弹响了,胡玉亭当场被炸晕,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经过医院抢救,命保住了,但一个炮弹皮把他的左眼刺穿了,左眼当时失明,胸部也残留了一块弹片。胡玉亭的二儿子胡京珂告诉我们说,俺父亲后来说,当时部队上的领导还是想把他眼睛治好,但根本没有医院条件,最后只好派俺父亲的两个战友把他护送到家。送到家后,俺父亲的右眼看上去像好的一样,可因为受左眼神经的牵连,他又没有到医院去看,慢慢地,右眼也失明了。

胡京珂说,那时俺父亲的右眼还能打(看)一点路,他干活非常出力,并且总是带头干。再一个,俺父亲那个头脑特好,尤其是记性,不说有点过目不忘吧,反正记性特别好。最主要的是,俺父亲有一颗积极健康的心,一切往前看,过去那些伤神的,提起来心酸的,他都埋在心里。这很重要。俺庄里的一些老人曾对俺说,你父亲可不容易了,刚回家时,啥也没有,关键身体也不行,可他从来不抱怨,从来不说自己有啥困难,更不向组织伸手。俺父亲刚从部队回来时,全国还没解放,当时俺母亲刚过来,最艰难的一个事就是没房子。俺爷爷奶奶日子也过得很清贫,啥也没有,不能指望个啥。当时庄上分给俺父亲那么一块薄地,连根草都不长,可很平整,人家说你盖房子吧,反正上面啥也没有。说干就干,一穷二白的干。俺父亲,俺舅,还有当庄的兄弟帮扶着,推土、打墙、砌石头。俺听说有一家俺叫老爷爷老奶奶的,他们没有后代,他们家的房子比较宽敞,俺父亲和母亲就借住在他们家的一个东屋。手里一无所有,俺父亲硬是盖起了三间屋来。

刚回家那几年,胡玉亭还担任胡家孟堰村党支部书记。但几年后,他主动不干书记了。胡玉亭向组织提出说,俺眼睛不治(行)了,就像个瞎子一样,啥也看不见了,干书记出去开会多,不方便。你就说上夏庄党委开个会吧,没人领着俺去,俺还去不了,让人领着俺去,又得耽误一个劳力,多浪费呀。俺干个副书记就行,干副书记一样干工作,有什么事,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俺不会打折扣。组织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干副书记,且一干就是38年。

胡京珂说,当时俺们村的书记叫胡玉瑞,也有一个眼瞎了,而俺父亲双目失明,所以当时夏庄有个笑话,说“胡家孟堰是两个书记一个眼”。很难想象,一个双目失明的人,要在庄里带领群众开展工作。但胡玉亭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有心,一切都能做好。

眼睛失明了,可以用心学习。每次支部传达上级文件精神时,胡玉亭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只要遇着没听懂,或是没听清的,他总会要打断一下,说,麻烦把刚才那句再念一下。很多人听文件,是左耳进右耳出,但他在听完后要不断地回味反思。另外一个重要学习的途径,便是听收音机。胡玉亭说:俺眼瞎了,可耳朵根子还活。那时候,收音机算是比较贵重的物品了,胡玉亭肯定没钱买。他一个堂兄在温州市机电公司当党委书记,堂兄自己掏腰包让厂里的技术员做了一台收音机,送给堂弟。虽然外形笨拙,但结实,质量好。只要收音机一开,不光胡玉亭学习,庄里的一些人也去听。

眼睛失明了,他依然到能调解家庭矛盾纠纷。靠什么?心!胡京珂说,从俺家到支部,大约离着200米吧,每次俺父亲都是自己来回,来去自如。每次支部开会,到得最早的,总是俺父亲。只要听哪里吵闹打架,或是哪家闹矛盾了,他很快就能找到事发地点,进行调解。有人问他怎么能有这本事?他道,只要你心能想着老百姓,你就能做到,村里的小路哪里有个拐角,哪里有块石头,到谁家有几步远,过几个胡同,俺都摸得门清,为这俺挨了不少摔打呢!

俺父亲处理问题从不武断,不全面客观的了解清楚,绝对不下结论。这还不算什么。俺们这个庄子三百多户人家,俺父亲大部分都能摸着上谁家去。俺小的时候不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感觉俺父亲很了不起。他要不是用心记,能达到这个程度?当然,也有付出代价的时候。比如路上有石块,或是掉了别的东西,正常人都闪过去了,但俺父亲就经常碰着了;有时拐墙角拐早了,拐急了,碰到鼻子了。虽然是些小事,但俺们看了怪心疼的。也闹了不少笑话。比方说,这家子和那家子门挨上块儿,俺父亲就经常走错了。他一进门,人家以为俺父亲是上他家,一说话不对称呼,俺父亲赶紧说,不是上你们家,说他是上谁谁谁家,人家再把他送到那家去。

胡玉亭双目失明了,但心是灵的,手是巧的。胡京珂说,俺父亲干活很出力,而且手很巧,搓绳子、打滚子、编褶子、打床笆子这些活,他都干得既快又好,谁看了都会惊讶。打床笆子的技术性更强,技术不好的打不平整,打出来硌人。俺父亲打得特别平整,睡在上面非常舒坦。不论是搓绳子、打滚子,还是勒札子、编褶子、打床笆子,在俺们庄,正常人没有比得上俺父亲的,速度比不上,质量更比不上。就像《劝学》上说的一样,他就是用心专。他有耐心,再一个,他又细心。

这还算不了什么,他还用心刨岭,整山治水。这不仅需要心,更需要情,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感情。

上个世纪70年代,农村还十分贫穷,村民几乎都填不饱肚子。当时胡玉亭一心想着如何发展庄里的经济,让群众都过上吃得饱、穿得暖的好日子。怎么办?庄里地处丘陵,除了地就是岭。胡玉亭决定整山治水,改造自然,发展农村经济。胡家孟堰村有个岭,叫走马岭,历来是个不毛之地。几百年前,这个地方曾经有骑兵驻扎过,被称之为走马岭,一直沿用到现在。胡玉亭觉得,这个荒了数百年的岭,光秃秃地不长东西,放那里挺可惜的。再说,没有植被,也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胡玉亭他们决定从治理走马岭开始,先平整土地,再刨鱼鳞坑儿,然后再栽上金银花。为什么叫鱼鳞坑儿呢?因为满岭上刨的都是,就像鱼身上长的鳞一样。这里为什么是不毛之地?因为满山的石头,树木无法扎根。要让树木在这里成长,不仅费力,还要讲究科学。群众用镐头刨开石头,刨成一个坑儿后,再把石头放到坑里两三年,让它风化成半土半石的状态,再栽上树或者其他经济作物,就能生长了。

那段时间,胡玉亮每天在群众的搀扶下,来到走马岭,双手抢镐,摸着刨岭,刨石头。双眼失明,能刨得动石头?用什么刨?用心刨!

胡京珂回忆说,俺记得治理走马岭时,热火朝天,俺父亲都不捎饭,人家捎着饭吃,他就坚持吃两顿。他就拿着那个洋镐,邻居领着说,你在这个地方吧,他就在这个地方刨坑儿。他刨了以后呢,别人用铁锨铲出来,刨好后再堆上石头。当时是秋末冬初,天还不很冷,干热了,他就把袄脱了,光着脊梁干。

也闹过不少笑话。比如刨鱼鳞坑的时候,别人跟他交代在这里刨后,就走了,忙他们的去了。胡玉亭就在那儿刨,有时刨了半天不能用。为什么?这个坑点本来在这里,结果别人走了,没人看着,最后他刨到那边去了,那个地方根本不需要刨坑,刨错了。胡玉亭累得要死,邻居气得要死。胡京珂说,其实那时候晚上有人去俺家说过,说大叔你别干了,你是伤残军人,你出那个力干什么?你不干,大队里一样给你标工。但俺父亲说,俺家小孩多,全家吃平均,国家就已经照顾了嘛,不干对不起国家和群众呀!

大干、苦干三年后,胡玉亭他们不仅把走马岭治理出来了,就连二道岭也整治出来了,总共200亩梯田。岭整治出来了,也栽上了金银花,但又面临一个灌溉问题。胡玉亭他们一商量,又决定修两座中型水库。胡京珂说,为了修水库,俺们村老少齐上阵,有的抬土,有的推土,有的打夯。俺父亲打夯,他抬着夯,跟着人家,边走边打。

通过整山治水,全村60%的土地,旱能灌、涝能排,全村每年增收粮食3万余斤,解决了村民吃不饱饭的大问题。更让人欣喜的是,走马岭和二道岭绿了,长满了美丽的金银花。胡京珂说,大概是1970年,俺那时已经当老师了,因为村里劳力都收麦子去了,俺就领着学生去采金银花。那时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呀!学生们摘得兴高采烈的,丰收了,俺们心里喜极了,俺们从来就没见过这丰收的模样啊,能不喜吗!那时真的很了不起!

胡家孟堰村从一个落后村、贫困村,成为莒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典型,这其中凝聚了胡玉亭的心血和情感。胡京珂还告诉我们,俺们兄弟姊妹六个,有五个党员,俺们受到老父亲最大的益处,就是言传身教、忠厚传家。他一直教育俺,不管你们在哪里干,千万千万别走歪路,要忠诚,对党忠诚,对国家忠诚,要踏踏实实工作,老老实实做人。到现在,俺们兄弟姊妹谈起来,回忆起来,没想着受俺父亲一次骂一次打。俺父亲从不去胡说八道,你做错了,他批评你,从头到尾把那个前因后果给你讲明白,你错在哪个地方了,以后应该怎么做。俺父亲这么一说,就觉得比打你两下子还深刻似的。

是啊,眼睛看不见了,怕什么呢?心看得更远呀!

一把扫帚,一个粪篓

夏庄戚家坡的老兵孙振喜,大高个,已白发苍苍。他1927年生人,弟兄四个,排行老二。选择当兵,与他大哥孙振盛的影响有关。大哥是哪年入党的,孙振喜已经记不得了,但他知道,是打日本鬼子时入的党。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大哥是共产党,只知道他是庄里的民兵连长,总是带着村里的民兵和弟兄几个,跟鬼子干仗。用孙振喜话说,就是那时候不认识事,光想着当兵打鬼子了。

孙振喜去当兵时,没告诉他大哥,更没敢告诉父母。为什么?那时参加八路军队伍,若是被鬼子汉奸知道了,是要连累家人的。那天晚上,孙振喜和赵永明,以及另外三名热血青年,来到村边的小树林里,悄悄商量一番后,决定去当八路军。

1945年2月的一天,孙振喜他们五个青年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戚家坡。白天走的,骑着毛驴,没有戴大红花,更没有敲锣打鼓,旁人只知道他们一起外出寻活干去了。一路骑了两个小时,骑到了李家抱虎,就被北海军区的人接走了。

那时战事紧张,他们一到部队,就换上军装,扛着枪,上了战场。来不及锻炼,也来不及研究,只能在战斗中锻炼和研究。不久后,孙振喜入了党,还当上了警务连班长。

对于每场战争,孙振喜历历在目。

孙振喜说,俺们刚当兵就上了战场,许多战友相互之间还不熟悉就死了。那时,死个人,就像杀只鸡那么简单,有的扑棱几下就死了。最开始打的是泊里,大概是俺当兵十多天后打的。那时俺是连部通信员,主要是送信、送情报,传达命令。俺那时还不大会打枪,但铁手榴弹会放,反正一钩上弦就是。但一到战场,所有的都会了,不会也得尝试着弄呀,你不打敌人,敌人就会把你给干了,你死我活啊!在战场上,观察地形和利用地形,非常重要。首先你得观察是什么地形,地形好你才趴,不好不能趴,不好不仅容易暴露目标,还容易被敌人的枪炮打到。俺们庄的一个牺牲了,他找的地形不太好,还经常露头看人家,结果叫人家一枪就打死了。敌人用篓子、柜子、橱垒式的碉堡,上边盖上土,这样子弹打不透。碉堡里也就是三四十个人,咱这边一个人一个人地传炸药,你传我,我传你。很快,药一放,鬼子和汉奸就跑了。那场战斗打得很苦,俺们班十多个战士,死了7个,还有3个受伤的。那时候很苦,当兵吃不上喝不上的,幸亏俺们都年幼,也不怕使(累)得慌,一天百十里路,说走就走下来了。现在不行了,现在走一步也愁得慌,过期作废了。打济宁,没打开。人员伤的厉害,亏俺那时调开了,调到团部去了,没调的话早毁了。俺那个营被敌人包围了三层,打完仗后,就没大有人了,只剩一二十个。情报说敌人有二三万人,实际上只有7千多人。7千多人也了不得呀!

打淮海战役时,更艰难,更激烈。孙振喜说,咱们解放军围困着国民党军打,就是不断挤,不断缩小范围,越挤地方越小。挤挤挤,到以后,他们不仅地方越来越小了,就连吃的也没得了,到后来国民党使飞机投食品,有时都降到俺们这边来了。再后来,国民党军的那些人都说,别打了,快投降吧,他们就投降了。虽然俺们取得了胜利,但俺们的伤亡也很大。但俺们那时候想,你既然当兵了,也许就有这么一天,这话一点都不夸张,俺们那时一起出去的十个,经过淮海战役时,就只剩两个了,俺是其中一个,大部分都毁了。

还有一次押送俘虏,是淮海战役期间的事。当时,俺是团里警卫排长,俺接到命令,要押送500多个俘虏。俺虽然不怕,可不紧张是假的,但紧张也得干。俺下命令,架起三挺机枪,跟在队伍的边上,其他人都带着匣子枪,子弹上膛。只要有响动,不要请示,就直接开枪。刚走不远,有老百姓说,你们的俘虏把俺们的面弄走了。这还了得,敢拿老百姓的东西。俺命令,叫前面的队伍停下,查查,拿了百姓面的全都放下。一查,俘虏都把面给放下了。那时候战争苦,都吃净了。把俘虏送到新兵团后,新兵团的政委俺认得。他问俺,路上有造反的没有?俺说,没有,挺乖!人家到那里以后,俺就安排着叫那些人吃饭。看看能服役的,年幼的,把人家补充到解放军队伍里;年纪大的,就安排叫他家走。共产党这个政策很好。

我们问孙振喜,战争期间是否回过家?他说,不光战争期间没回过家,就是解放后也没回过家,也就是说,当了八年兵,中间没回过一次家。我们问,那是为什么?他说,一是战争紧张,没有时间回家;二是考虑家人的安危。我们问他想不想家?他说,说不想,那是在说假话。俺姐姐原先在蓬布城(莒南),当时打莱芜,俺从她家门口经过。俺只看了看,不敢进去。那时候乱,家里只要有一个当兵的,鬼子汉奸就会盯着。有些当兵的来家看看,家就失火了,亲人也被毁了;有些当兵的回家,还在半路上,就让人家给拾掇了。俺再苦,也没想着家回,俺不能让俺父亲和兄弟姐妹给鬼子毁了。俺就在部队好好训练,好好打仗,特别是要训练好。俺那时有三支枪,一支六轮子(左轮手枪),一钩不响,再钩那个就响了;一支20响的匣子枪,一钩就是三发。还有一支枪,忘记是什么型号了。俺那时打的怪准,但现在不行了,现在年龄大了,好报销(死)的时候了。

淮海战役后,孙振喜又参观了渡江战役。接着,又跟着首长上了浙江,到过绍兴、宁波、舟山群岛等地。孙振喜说,俺们打到江南以后,国民党、蒋介石怪可恶的,他们跑到台湾后,还想反攻大陆。对人民不好,还想再来统治,太可恶了。现在美国在世界不是也想当老大吗,哪儿都要管。但共产党就不一样,不称霸,这个政策好,到以后咱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了,也不会欺负人,不管国家大小和强弱,一视同仁。最可恶的还是日本,你看那个安倍也怪可恶,日本打了中国,给中国造成这么大伤害,还不悔改。

在孙振喜看来,和平年代“糖衣炮弹”的攻击,一点也不比战场上的真枪实弹逊色。他说:有段时间,俺们的部队就驻扎在舟山群岛,这里离宁波有120里路,怪富裕的,也很浮华。海里用机帆船走着,海蜇这么大一个个的。俺们部队刚到这儿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学习和教育,比如三反五反,学习国际形势、时事等。刚胜利,到处都是花花绿绿的,很多女的长得都怪俊的,可你寻思女色就坏了。一些年轻的漂亮的女的都喜欢跟着营级干部、团级干部,甚至师级干部。那些干部打了一二十年仗了,没找过女的,一见到年轻的漂亮女的,喜得不得了。说实在的,俺看着也喜欢,可他们不知道,那些女的很多是特务,她们的目的,就是暗着拾掇共产党,想用糖衣炮弹,把共产党弄倒,结果真有被毁了的。俺们抱虎村那个姓张的,是个营长,俺认得。他说了个媳妇,长得很漂亮,也很年轻,才二十一二岁,还是个护士。结婚没多久,那个张营长的文件就被盗了,这可要了命了。一查,是他那年轻媳妇盗走了,那年轻媳妇是个特务,这不就毁了。

我们问孙振喜,当时有没有女特务拉拢你?他说,俺才不上那个当呢,遇到那年轻娇艳女子,开始俺还看两眼,后来俺都不正眼看,你只要搭几句话,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那时俺跟着团长,团长是首长,思想不正不行,不正就毁了。不光女色,什么事都得立场稳定,别胡作非为,不走正路,人就完了。现在和平年代,国家建设这建设那,有些人就经不起社会考验,毁了。现在新闻上不是说了吗,一些高官,甚至国家领导人,革命那么长时间了,不仅贪了不少钱,还贪色。为什么?就是自己没有坚定的信心,就是不走正路,经受不住诱惑。你说他们有吃的有喝的,国家和人民待他们业不错,不好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出力,却净干些贪钱、贪色的事,要都像他们这样,咱共产党不就完蛋了吗?!

不久后,孙振喜被送到杭州上军大学习。本来这是件好事,意味着提拔。但刚上三个月,他就因为胃病住院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军委提出,部队要下放120万,减轻人民的负责。孙振喜说,俺当时看着一些营级干部、团级干部都家走,俺也决定家走。除了有这个政策外,最主要的还是俺身体不行。当时部队也要俺上杭州公安局,管着一二十人,俺没去。为什么?我们有点惊讶。孙振喜说,身体不行了,回家以后,还开刀了,你们看俺这,净是骨头。我们问孙振喜,你在部队出生入死七八年,吃了那么多苦,还差点丢了命,就这样回来了,后不后悔?孙振喜果断地说,不后悔。后啥悔呀,没横(死)在外头就怪好了。我们又问,你要是不回,留在部队,或是上杭州公安,可能当领导了。孙振喜很平静地笑了笑,说,也没想着当个什么,真的。

1952年,孙振喜退伍回乡后不久,就当上了村支书。但只当了两年。孙振喜说,开刀开的,俺让给旁人了。虽然没当书记,但工作并没减少,他依然干了20多年的支委,当了10多年的村保管员,一心放在工作上。最初那几年,他带领群众整山治水,在马坡岭山整治荒山野岭3000多亩;修的水库、水渠能灌溉良田上万亩,在林业队时,义务植树造林100多亩。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秘密,老人特爱干净,把自己的院子和院外的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一问才知道,自打回乡后,孙振喜老人一直坚持为村里打扫卫生,这已成为了老人的习惯。当我们发出赞叹时,孙振喜却非常谦虚。他说,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扫了了了的时候。在部队时,不都要搞卫生吗,既要搞营房卫生,有时还要帮老百姓搞卫生。回到家后,俺这习惯没丢,看到哪里该捣鼓的就捣鼓捣鼓,方便自己,也方便旁人吧!是闲工夫就扫扫,不闲就不扫,现在扫不了了,上坡上不了了,只能扫扫家门口了。这不是个事,不值得一提。孙振喜喜欢听收音机,关心国事。他说,现在社会风气在一步步地转变,党和政府以后对待老年人,会更好。你看现在六十岁以上的,还发工资,有困难的,还低保。

我们问孙振喜,平时跟着哪个孩子过?他说,俺谁也不跟,不连累旁人,自己能办点饭吃就行,俺胃割了一多半去了,吃不了多少。我们又问,大爷,你这个胃不好,后来没去找过组织和政府吗?他说,俺没找,包括俺这个屋叫翻盖,俺也没同意,都快到马克思那里报到了,还翻盖什么呀?不给国家添麻烦了。很多领导来了就问俺有什么困难,俺说没有困难。现在国家政策这么好,照顾得这么周到,哪能再给国家添麻烦呢。

对于自己的功劳,孙振喜总是避而不谈。我们又来到老人的二儿子孙启全家了找素材。孙启全说,俺父亲很严肃,从不开玩笑的,对子女要求也特别严格。他为庄上扫街扫了一辈子,天天把街道扫得溜滑。开始俺们兄弟几个有点反感,把自家院子打扫干净就行了,村里的马路,用不着你打扫,你这是睡觉枕着扁担,想得宽!但俺父亲听了就朝俺们吹胡子瞪眼的,把俺们训了一顿,说小兔崽子们你们自己不干,还不让老子干呀!街道干净了走在上面也舒畅呀!都各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哪能行啊!你看看,说说他吧,他还有很多理,到最后俺们干脆就不说他了,任他去吧!这样他多少也是运动,对身体也好。这两年身体差了不少,他才没上街扫地的。俺父亲没有什么大的贡献,就平平凡凡当了一辈子农民,但对俺们兄弟几个的教育,从没放松。打小开始,他就教育俺们,反正别往家里偷营生,干什么都不能让旁人说闲话。

孙启全的老婆赵修红说,俺公公心眼很好使,对儿女很好,也很公平,从不拖累儿女。他有时候不好受,赶不了集了,俺们就回家问,爸爸,你想吃点什么,俺们给你买。他说,什么也不要。但俺们还是买了。送了过去,他说买得太多,给小孩拿去一些。前些年,过冬的时候,俺说,爸爸,给你买个炉子吧。他说,不用,不用,烧点柴火就行。俺当时想,不行,他不要也要给他买。于是,俺就偷着给他买上,并给他安上了。然后送了几小车果子皮让他烧。几天后,他告诉俺说,这炉子真好,一下就烧开了水,屋里也暖和和的。没多久,果子皮快烧完了,他又跟俺说,方便时,还得弄几小车来。有好的条件,谁不会享受呢?你们说对吧。他不去享受,一说明他节约,二说明他克制。俺公公是建国前的老党员,还是革命军人,现在一年政府能补贴八千多块钱。他一到过年,就把这些钱分给儿女们。不管你是老大,还是老夭,不管你是儿子,还是女儿,不管你要,还是不要,他都要给,五个子女,都要分,不会多分,也不会少给。

告别时,孙振喜说啥也要送送我们,他笑呵呵地道:现今日子好了,俺什么都满足了,就等着死了。说完,孙振喜放声大笑。他儿子道:老头子,你咋这样说?好好活,活个一百多岁。孙振喜笑了笑道:你这龟儿子,我那不成驴了呀?!

老兵孙振喜的故事,并不算惊险,也算不上曲折,但不知为何,这种质朴而高尚的品质,却总是撞击着我们同样曾为军人的心灵。看着老兵站在门口向我们挥手道别,我们心怀崇敬,挺直腰杆,向这位抗战老兵,敬下庄严的军礼。

孙振喜义务扫地,而碁山镇纪家坪村的纪松然,却是一位总爱背着粪篓子捡篓的老兵。

在农家小院里见到纪松然的时候,他正坐在暖暖的阳光下吸烟,缕缕细烟,不在在他沧桑的面庞前飘过。听说我们的来意,他笑了,道:俺可没有什么好采的,咱们拉拉呱还中,多少年了啊,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年轻人现在不愿意听这些了,可咱们不能忘本啊,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咱们不能刚给年轻人灌输些花花绿绿的东西,要不人的思想就乱了,那朝那代,都是先从思想开始乱的。

纪松然吸了口烟,咳嗽几声接着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重点进攻咱山东,共产党就动员参军,咱们得誓死保卫家乡啊。听到这个消息,俺就跟俺母亲说,妈,俺得去当兵。俺母亲想了想,同意了。俺知道,她有点不舍,俺父亲没得早,家里也只有弟兄三个,属俺小。

1946年10月,俺就和俺们村的杨大虎子他们一起当兵去了。当兵没多久,俺就被补充到老部队,投入战斗中去了。俺先后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济南、渡江、上海等战役。在战斗中入了党。是一个姓田的指导员介绍俺入的党。俺不会写字,是连队支部的人替俺填的表,填入党动机时,那人问俺:为什么入党?俺道:为了能吃饱饭呀!那人噗嗤就笑了:就不能有个更好点的动机吗?俺摸摸后脑勺:为了能找上老婆呀!那人笑的更响。俺觉得这样填可能还不行,就突然想起临当兵时支部书记跟俺说的话,参军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这时俺就对填表的战友说:为了搬走三座大山!后来,俺听了指导员讲的一些课,俺就明白了一些道理,在党小组会上,连队干部叫俺表态,俺这回就会说了,俺就说,俺是为了解放全中国参加共产党的,俺一定跟着部队好好干下去,俺一定跟着共产党好好干下去,不怕困难,不怕辛劳,更不怕死。

俺是在淮海战役中受的伤。当时俺们在屋子里,被敌人发现了,敌人打来炮弹,炮弹就在俺身边爆炸了,当时就炸的不省人事了,耳朵聋了将近两个月,最后通过治疗,康复了。当时部队对俺说,你是伤员,可以选择回家。要是俺思想不好的话,就直接来家了。俺对领导说,国家还没解放,俺要继续打仗。

打完淮海战役,纪松然又渡江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纪松然又随部队奔赴朝鲜,成为第一批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

纪松然说:俺们先是从上海到山东滕县住了几天,武装了武装,换上棉衣,然后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一直到辽宁清原。在那里,俺们住了三天,发了皮毛子、大皮衣、皮鞋,然后上了丹东。快到前线了,虽然有点畏惧,但内心并不害怕,毛主席不是说美国是纸老虎吗,俺们那时真没有感觉美国有什么了不起。当时甚至还有领导对俺们说,打美国佬不会很久,一双鞋子穿不完就可以胜利回国了。

现在想来,纪松然还是觉得有点轻敌了,人家美国佬装备好呀。

纪松然说:俺当时在团部通信班当班长,专门送信。刚到朝鲜那会,口粮运不上去,俺们七天没吃营生。饿了,就“噶叽”(啃)几个地豆子,还有生大豆。这东西生吃多了不行,老是放屁,接二连三的,控制不住啊。敌人的飞机怪厉害的,飞得很低,白天不光见人才打,见了烟也打,晚上见了光更厉害,有时候运送粮食的车刚到半道,就叫敌人飞机给打趴窝了。后来粮食是怎么运上去的呢?设上防空哨。比如这个庄里设一个防空哨,枪一响,就知道来了敌人,来了飞机。这个庄枪一响,那个庄听着了,也放上一枪,这个运粮食的司机在半道听着了,就把车灯闭上,等飞机走了以后再开灯。只有这个办法才能把粮食运上去。

后来,纪松然上了团警卫连,主要是保卫首长,如果打仗激烈了,也得拿(派)上去,但一般情况不拿。纪松然:俺那个团死得可惨了,一个团基本上没有了,如果俺不是保卫首长,俺也早就毁了。

在朝鲜待了两年,纪松然就回国了,因为有伤。纪松然说,俺坐火车一直坐到张店,在张店疗了一段时间伤,就上了一个海岛,在那里搞海防工事。这个事要保密,不能讲,复员家走后,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讲。不久后,上级有指示,老兵愿意回家就回家,不愿意回家就回部队。俺在部队干了九年,蒋介石打跑了,美国佬打退了,俺就选择了复员回家。

纪松然是1954年复员回的老家,1958年担任生产队长,后来就当了纪家坪村支部书记。

纪松然当书记,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建青峰岭水库。建青峰岭水库难,但最难的还不是建水库,而是移民,纪家坪有700多户群众需要整体搬迁。很多人不想走,不想挪窝,有的人说,死也死在这里了。

纪松然说,首先是搬迁难。当时不少群众对建青峰岭水库不理解,故土难移,要搬离生活了上百年的老宅子,还要把好地给淹了,方便自己的少,而更多地给其他村的人造福,凭什么?俺们就通过召开党员会、干部会、群众会、小组会、家庭会,不断的做工作,讲道理,讲感情。闸水库的目的,主要为了攒水为下游浇稻田,多打粮对国家有贡献。这样做,既是为了方便自己,也是方便他人,这是国家的需要,俺们要有大局意识,要有全局观念。再就是建房难。俺们这个庄子大,你想一下子搬上去,不可能,办不到,必须得一批一批的。俺们就把要搬迁的安排住到不搬迁的家中,从庄西头开始挨着往东住,房子多的塞上三户五户,房子少的塞上一户两户。

纪家坪村现任支部书记纪西仁告诉我们说,修建青峰岭水库,应该说是整个纪家坪村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原来俺们庄有一千多亩地,都是平原,都是好地,修了水库后,都淹到水库里了,剩下的只有山地和丘陵了。但方便了下游的闫庄镇、洛河镇,那时候一直可以浇到临沂郯城。

接着就是带领群众大搞水利,整地改土。纪松然说,村东的800多亩土地长期内涝,一到夏天涨洪水,只能种穇子,种别的就涝死了。但那个穇子是很不好的粮食,人吃那个很了了(很少)。你们说到了秋天收割怎么收?你们可能想象不到。拿着桌子踩着去割,你们说都涝到什么程度了。俺就想着挖沟排水,摆脱内涝,提高产量。上头挖三米宽,下头挖七米宽,上窄下宽。挖了一千一百来米,从北头一直到谢家庄的路下边。有了排水沟,内涝就解决了。当时挖排水沟也有斗争啊,有的发牢骚,有的不同意,还有人说,这又不是修飞机跑道,一个渠道还修得那么宽,典型的形式主义。是缎子上绣花,自找麻烦!俺就不断地给他们做工作,说这是为了多打粮,不是搞形式。到了第二年,那800多亩地不涝了,之前玉米亩产只有五六百斤,现在达到了千数斤,高粱是低产作物,亩产也达到了400斤左右。这下大家高兴了,有的说纪松然不是瞎咧咧,有的说俺们村也是大树上挂喇叭,声传到外边去了。

再下来就是造林。纪松然说,造林就是封山。咱村西山岭,原来都是一片荒山,俺看着太可惜了,何不整理出来呢。实际上,这个岭原来是有树的。大跃进的时候都杀光了。俺就带着乡亲们栽树,栽大杨树,还有马毛松、片松,以及洋槐树。那时莒县一中有加拿大杨树,人家岔出那个树枝子,支援给咱。于是,俺们推着小车,一趟趟培上,从山下培到山顶。它们活了以后,很快就长大了,那个荒岭就成了一片树林子。当时县里领导来了,俺领着到处参观。领导说,这个林子真密稠,就是来个师也能藏得住。

山封了后,还得解决水的问题。纪松然说,俺们一下子建了三座水库,一座叫庙子沟水库,一座叫饮牛汪水库,一座叫阎王鼻子水库。还搞了扬水站。光搞建设不行啊,集体经济也要发展啊,群众要过上好日子,必须手头有钱啊。于是,俺们又发展起油坊、暖房、缝纫社和弹棉花厂等副业。俺们还在全乡第一个购买了一台140柴油机,还购进了3台拖拉机。之后,又从沂水引电入村,用上了电灯,也让群众看上了电视。在乡里,俺们村是接电最早的。当时群众呼声很高,但资金缺乏,怎么办?俺一是找乡领导,二是到信用社贷点款。资金筹集好后,俺们把电线杆架好了,把电线也拉上了。最不好挖的是河沿里,俺们挖了两个杆子。为什么?那个沙不好挖,一挖就淌,一挖就淌。最后想了个办法,用过去打机井的那个推磨推,再弄上水泥包着。那天晚上俺在那里待到一点多,俺累的都调了向,往家走,却走了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迷糊,结果上了天宝。俺们不光给自己干,还帮助兄弟大队。小南珠海,这个庄不大,也穷,只有三台脱粒机,每到打麦场,俺们就去支援他们。去人,还带着机子,也不要代价,给他们打完再回来。

就是这么一个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和平年代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英雄,有一个背粪篓捡粪的习惯。纪家后人纪西仁告诉我们说,自打懂事开始,就看到俺三爷爷背上总是背个粪篓子,没事的时候,他就捡粪。捡了以后,就倒在生产队里的粪池子里。不要代价,也不要工分,就是一种习惯。即使后来不当书记了,三爷爷的习惯依然没变,天不亮就背着粪篓子村前村后地转悠。直到前几年,他确实行动不便了,才把那个背了几十年的粪篓挂到墙上。

一把扫帚,一个粪篓,也是老兵良好的习惯。但这种习惯,却是一种品质、境界、修养、胸怀。

俺没被她拉下水

电影《红日》的故事,发生在孟良崮战场,在李全关于孟良崮战场的记忆中。

老兵李全,是陵阳镇方家址坊村人。虽然已经九旬高龄,行动迟缓,但一开口说话,我们就感受到了,他依然机灵活泼,热血沸腾。电影《红日》中那个活泼可爱的通讯员李全和现实中的李全慢慢叠合在了一起。

李全去当兵时21岁,解放战争刚刚展开。他兄弟四个,他是家中老大,他提出要去当兵时,却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李全说,俺父亲思想太顽固了,他就是不同意让俺去当兵。为什么呢?庄里那些地主、富农戳弄(添油加醋的意思)他,你怎么还敢叫你儿子去当兵?那不是去送死吗?就是不死也得缺胳膊少腿的,回来也是个废人!俺父亲背后就说俺,你不能去,他们都说,你去当兵就有可能回不来了。俺说,俺想当兵,非去不可。就俺父亲反对。俺母亲早没了,估计她要在世,也会反对。

李全的老伴叫史孝荣,比李全小八岁。李全当兵走时,她还是个13岁的小丫头。她插话说,那时候打一仗,牺牲一片,谁敢去当兵?俺老汉是跟着俺三哥一起去的,俺三哥第一个报的名,他叫史孝全。俺三哥去了没过年就牺牲了。我们问,是不是大爷当兵走的时候,你们就订婚了。史孝荣说,那时候俺还是耍(玩)孩子,哪知道那些事呀,不过俺也当上识字班队长了。当年组织识字班的时候,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得叫俺当个官。他们说,你就当识字班队长吧。于是,俺就带着识字班,四处斗地主什么的。

李全说,俺是跟着三哥史孝全一块去当的兵,俺们都在二纵六师,却不在一个团,俺在十八团,他在十七团。也不止俺们俩,咱庄当时走了十好几,后来死了三个。庄里把俺们送到区上,区上把俺们送到县里。人家部队带队的就在县里。到了县里,部队带队的就管着俺了。一到部队,就把俺们这些新兵编上连,编上排,编上班了。

俺怎么当上通迅员的呢?俺没参军的时候,就在县大队上,给朱大队长当通讯员,跟着他一起去打鬼子,打汉奸。刚到部队一登记,人家问,你在家都干过什么?俺就把这个事说了。人家一看,你在家既然当过通讯员,就别编到排里班里去了吧,直接在连部当通讯员吧。当时俺们连队有广东人、广西人、湖南人、江西人等,说话都和咱不一样。俺一去,他们就管俺叫“侉子”,就是说你最土了,说俺们说话、吃饭都和人家不一样。咱说俺出去耍耍,就有战友喜开了,都喜了,怎么还叫耍耍呢?你们山东人够土的,说话、拉呱都很土。现在还是那样,俺还是说出去耍耍,人家叫溜达溜达。不光说话、拉呱,他们看着咱就土。他们说大米干饭好吃,俺说是煎饼,高粱煎饼好吃。他们说,怪不得你是山东人。那个煎饼他们是吃不了,说太干,戳得厉害。一般找个什么家什啦,咱就不一样了,咱说找个盖顶。他们就说,什么叫盖顶?俺说,这么团团着,不叫个盖顶?他们说,哎呀,怎么叫个盖顶呢?一说,他们就喜。他们一喜,就把咱喜羞了。人家人多,俺能不羞吗?到了晚上,俺说俺要困觉。他们又说,怎么叫困觉?俺解释说,晚上歇下不就叫困觉。他们说,那叫睡觉。俺说,俺那里就叫困觉。他们一听,又喜得不得了。但这样高兴的时候太少,后来大家都参加战斗了,大部分战友都牺牲了,更多的是泪水,现在回想起来,都怪想他们的。俺现在真盼着他们再取笑俺,说俺土。可活生生地都一下子没了。俺有个广东的战友,叫王开明,早晨还跟俺开玩笑,中午就中弹牺牲了,俺趴在他身上哭个不停,边哭边摇晃着他的身子边喊:王开明,你起来,你快起来呀!快起来说俺土,说俺是个大土蛋呀!

俺是1947年4月入的党。当时连长和指导员问俺说,小李,你看着共产党有个什么前途?俺说,共产党打遍天下,老百姓拥护,非胜利不行。他们问,你看着共产党还行吧?俺说,怎么不行呢?共产党领导的正确,老打胜仗。他们说,你看着共产党行,你愿意加入共产党不?俺说,俺愿意,但那不得你们同意呀。他们说,你只要愿意,俺就和你拉呱拉呱。俺说,你们不让俺加入共产党,俺也得听从领导不是。他们说,那就好,你好好干,听从领导,听从指挥。不久后,副指导员拿出个表来,他写叫咱说。俺没上过学,不会写字。那时俺家里穷得治不了,还捞能着上学?副指导员一边填表,一边问俺。他问,你说说你加入产党的目的是什么?俺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让老百姓有的吃有的住。副指导员说,那还行。接着他又问,还有什么?俺说,俺在部队要听从领导指挥,艰苦奋斗,哪里有困难,俺就上哪儿去干。副指导员又说,不错,你说的这些还都在理,你既然有这么个决心了,表我就给你填上了,再等两个月就转正了,那时你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现在还不是,没有权利选举。俺就说,指导员,咱这么近面,就在你眼前里,哪里有不够的地方,你们及时地指导俺。副指导员说,光指导你还不行,你得干,你不干还行?工作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俺说,指导员,你就看俺的实际行动吧!

先打的郝鹏举,李全说。郝鹏举先投降到了咱们这边,也在咱县里住着。但这狗日的反复无常,一颗狼子野心未改。陈毅是把他看透了,知道他不稳定。到了1946年秋天,他跟陈毅提出要求说,他要去打国民党。其实他不是去打国民党,而是去投国民党。陈毅说,那你去吧。咱东南有一个连云港,就把他指派那里去。没想到,半个月后,郝鹏举就叛变了,投靠了国民党,咱这边就决定去把他消灭掉。当时俺们在郯城西南上住,郝鹏举的部队在离俺们一百好几十里路的地方,并且分散住在了四十来个庄子里。咱们按照上级下达的时间,包围了这些村庄,这个团包围这个庄,那个团包围那个庄。咱们一收“网”,一个人也没逮着。为什么没逮着呢?咱打仗的时候,都是白布子绑在右胳膊上,这是咱的暗号。郝鹏举部队的军装都是咱给发的,他们也绑白布子了,和咱一样,咱不知道哪是自己人,哪是敌人。打了一阵子,俺们光看庄里有向北跑的,向南跑的,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个庄,几乎家家有小炮楼,俺们围攻的那家小炮楼在大门口西里,怎么打?火力先掩护,俺们几个人几下子就冲到了炮楼底下,紧接着在一根大杆子头上,绑上一包炸药,一用力就戳到了炮楼的窗户眼里了。轰隆一声响,就把这个炮楼炸倒了。炸倒了,咱就不管那么多了,就往里冲。进去一看,没人,难道跑了。这时,一个班长说要到茅厕解手。一进茅厕,发现里头有三个人。这个班长立即把手放到了扳机上,张嘴说了暗号,这三人的暗号与咱的不一样,肯定是郝鹏举的人。这个班长说,缴枪不杀。他们立即跪下了。这个班长就说,好好好,起来。这三个国民党军就起来了,把枪搁下。共产党的政策是交枪不杀。咱部队这时又下了新通知,白布别绑在右胳膊上了,改绑左胳膊了。这次把郝鹏举部队全部歼灭了。

接着在苏北打了涟水战役。李全说,涟水打得也挺激烈的,当时俺给连长当通讯员。一次,连长叫俺,小李。俺说,咋?连长!连长立即就嫌吼俺,都是革命战士了,不能说咋咋的。俺立即说,有。连长说,你去和营部联系联系。俺说,好!但连长,营部在哪里?连长又嫌吼俺。他说,你自己找,我怎么知道在哪里。那是俺第一次给连长当通讯员,俺啥也不懂,但慢慢就懂了。

我们问李全,电影《红日》中的那个叫石东根的连长,是不是就是你们这个连长。李全笑着说,是的,连长是那个连长,李全也是这个李全。俺那时啥也不懂,就那么傻乎乎的跟着连长跑。俺虽傻,但啥也不怕,连长叫俺上哪俺就上哪。

说到这里,李全好像想到了什么,一下子笑了,他说,前几年,山东卫视一直在俺们这里搞建国前老党员的节目,叫俺到省里录电视,开始把俺吓了一跳,为啥?当时是省电视台的那个人领着俺进去的,俺一看,那个地板尽些水,锃明。俺对电视台的人说,怎么那么些水呀。电视台的人说,大爷,那不是水,是地板。俺说,地板怎么还锃明?电视台的人说,现在高科技,说了您也不懂得,您小心点。那时俺儿跟着,他就告诉俺儿,好好扶着大爷,要不然他会摔倒的。俺到那个台上一看,俺的个娘呀,一眼望不到边,那么高,那么远。俺说,这真吓人,比打仗还吓人。扮演《红日》里的那个连长也来了,他叫杨在葆,还有两个电视专家,中间安上一个桌子,他们坐在边上。省里的电视专家对俺说,大爷,你好好拿出劲来,就像当年当兵的那个劲头,你得说话。他们不叫俺小李,叫俺大爷。俺说,当兵的时候俺二十来岁,现在快九十了,哪有那么多劲。电视专家说,您就使劲说就行了,您上去以后,头一句就说“老兵李全来了”。俺对电视专家说,不能那么着说,人外有人,说俺老,下边还有比俺老的呢。电视专家硬说,没有了,这儿就属您老,您就按俺说的说吧。俺说,好。一想不对,俺不是当兵的吗?就改口说,是。俺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笑得前仰后合的。

说着说着,李全拍了一下脑门,道:俺是不是拉呱拉远了?咱是不是还拉打仗的事?我们笑了。李全又接着拉打仗的事了。他说,打下涟水后,俺就叫营里扒去了,还是当通讯员,给营长当。那个孟良崮也很陡,打得可辛苦了!打了七天了,临末了这一天,再不把敌人消灭,国民党新五军就来增援了。这时,上边来了命令,早晨八点必须把孟良崮拿下。俺这个部队从孟良崮的西北角爬上去,很陡,很难爬,俺们一手抓着植物,另一手也抓着植物,就像爬梯子似的爬上去。俺跟着营长。他指挥着,叫大家快上、快上。俺在营长前面,俺先往上爬的。蹬到那个平台,向后一看,妈呀,不能看,看了头就晕。这时,俺再往下一看,往上爬的营长正往后仰。不得了了,要摔下去还得了,俺马上伸手把他用力一拽,就拽了过来。营长大高个,不轻,俺使大劲才把他拽上来的。上来后,营长说,小李。俺说,咋,营长。营长说,我亏着你了。俺说,俺的任务不就是保护你呀,你还说亏着俺,你不能这么说,营长。营长说,我亏着你,我要是倒下去,不就完了,不就报销了吗?那个山那么陡,要倒下去,真的就完了。这个战斗一结束,就召开了全营大会,营长提名,叫俺的大号,说俺救了他,不是俺救他,他早就死了,他宣布俺立一等功。营长一说,下边那些人就“哗哗”地拍啪(鼓掌)。还有奖品,奖了一条国民党的毯子,很新,可把俺喜死了。

打完孟良崮后,接着就是淮海战役。李全说,淮海战役临末,打碾庄的时候,俺就负伤了。当时俺们营是突击营,其中一个排作为尖刀排,受命攻打城外一个炮楼。战斗非常惨烈,炮楼打下来了,部队突然接到撤退的命令。这时,营长对俺说,小李。俺说,到。营长说,赶紧去通知尖刀排撤下来。路上要经过一个火力交叉点,有十几米的地方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机枪声就跟过年放鞭炮一样,俺跟个壁虎似的趴着走。到火力交叉点时,俺身子完全贴在地上,把枪夹在两腿中间,趁着枪声停歇的间隙,迅速滚过这十几米。到那一看,那个排还有六人,都伤了。俺大声喊道,营长命令撤退,俺和这六人趴上块(意思是趴在一起),就趴在一截土墙下边。这时,落下一个炮弹,把俺们炸翻了。两个当场就炸趴下了,俺听着“哼哼哼”几声,那就倒气了,不一会就死了。俺左大腿炸了个窟窿,血直往外涌,就像条小河一样,左手也不能动弹了。俺左手大拇指到现在还不能动,左大腿里面到现在还留有弹片。这里要是一动一蹭着,浑身就疼。医生说,是伤着神经了。

李全说,俺受伤以后,他们把俺弄到庄里的一个屋子里,营里的卫生所在那儿。营卫生所当时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人问道,你怎么的?俺说,俺腿伤了。卫生所的人说,哪里?俺说,大腿。卫生所的人用剪子把俺的棉裤剪了,一豁豁到这里,棉裤就不管用了。他使手那么一按,一按着了,他就不松手了,接着把剪子一搁,上提包里捞出一个绷带,然后一一缠在俺伤口上。缠上以后,他就对俺说,行了,在这儿等着吧。俺等了半天,也没有人管俺,那几个抬担架的人思想一般,当官的跟着他们,他们还多抬趟,当官的不跟着,他们就踢踢这个,踢踢那个。俺躺大那里,俺对他们说,来抬俺。他们还是不来抬俺。俺就想了个招,俺不说话了,就躺在那里,装死。这时来了一个抬担架的,到俺边上了。俺两手一下子就揽住了他的腿,一揽着他,他吓得差点仰倒。他说,你这是咋的?俺还当你死了呢!吓得俺魂都没了。俺说,你抬俺。他说,抬你就是了,你这是咋?俺说,俺不这样,你们不抬俺,俺都看着了。他说,好好好,你松手。俺松了手,但还拽着他的裤子。他说,你还拽着俺的裤子干吗?俺说,你们要再走了呢!他说,不会的。于是他们就把俺放上担架,抬了下来。俺要不是那么揽着他们,也许死了他们也不抬。不过,这是俺这么想的,人家也许没这样想呢。抬下来以后,他们把俺搁那个庄里,也是俺部队的医院。刚到这个庄里,敌人的飞机就贴着屋顶来了,“哼”一下子来了,“哼”一下子去了,炸弹带枪的一齐上。这时,又接到上头命令,快点转移,转下去。谁能走,就快点走,不走,没有活路。医院的负责人过来,对俺说,你能走吗?俺说,俺不能走。医院的负责人说,那怎么治?俺说,死了就死了吧,先救能走的!医院的负责人说,哪能活活让敌人炸死呢。过了没一会儿,医院又找了些小毛驴。有个人,五十来岁,牵着小毛驴来了。医院的人把俺抱着说,你上去。俺一上去,就感觉要掉下来。为什么?腿疼。牵驴的人说,你揽着俺。俺就揽着他的脖子,身子靠在他身上。他就撵着驴快点走。可把这个老乡累坏了,一路上驴也喘,他也喘,要不怎么说军民是一家人,他再累,硬是没吭一声,俺到现在都忘不了他,咱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人民,忘记了老百姓呀!就这样驮了十里来路,才有正式的担架。是老百姓的担架把俺抬下来的,住了一段时间院,俺才好的。好了以后,俺试着还行,就归队了。这是俺第一次负伤。后来俺又负了两次伤,第二次好后,俺也归队了。最后一次不治(行)了,医生说,你不能回队了。俺说,前两次都回队了,这次咋就不行。医生说,前两次是前两次,情况不同,伤情不一。1950年初,俺退伍了。

俺来家了,回到了方家址坊村。当时,俺这个村叫空白村。我们很好奇,问李全,什么是空白村?他说,没有共产党员就叫空白村。俺乡里一听说俺回来了,领导还亲自来找俺。乡领导说,你转业来了。俺说,嗯。乡领导说,那更好,咱庄里没有共产党员,你是个共产党员,你转业来,你快在这庄里负责吧。俺说,行,但俺什么也不懂得。乡领导说,不懂没关系,没事就学习学习,要不了半年,你就学会了。于是,方家址坊村党支部成立了,支部就俺一个人。于是,乡里开会就叫俺去,有什么事就叫俺在庄里布置布置,张罗张罗。

我们问,支部就是你一个人,庄里的工作怎么开展呀?李全说,那没治啊,一个人也得干,再说,不还有群众吗?党员主要是带头,带好头,大量工作还是要群众来干,群众才是主要的,你们说是吧!刚开始,叫小农经济,地各是各的,也各干各的。后来,上旁来了指示,叫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俺当时虽然年轻,但毕竟上过战场,也是党员,在庄里威信怪高,俺说怎么办,大家伙都拥护。俺就对群众说,上旁来了指示,要搞互助合作,改变穷面貌。如果不搞互助合作,咱穷的就没有治,没法办,你想种地都没有;如果搞互助合作呢,咱有地种了,也有活干了,更有饭吃了。俺这么一说,大家就嘎伙着报名,参加合作社。俺们庄一百多户,头一下子就有44户参加,搞起一个合作社来。乡里当时把俺们庄作为典型了,他们开全乡大会,宣布方家址坊村搞起合作社来了,并对其他庄的书记说,你们看看,你们怎么捣鼓的,人家都能办,你们怎么就办不了?搞起互助合作社来,接着俺们又统购统销。

一个人的支部,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在那个时期,在某种程度上,李全就代表着这个村庄的党组织。党组织战斗堡垒强不强,取决于李全的个人信念和工作能力。李全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刚建国那会,“成分”对村民来说非常重要,有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等成分。俺们庄里有好几户是富农,其中有户姓方的也是富农。一天早上,你大娘一早去赶集,上了城,俺就在家里睡觉,还没起床,门也没关严。正睡着,有人进到俺家了。俺一看,这不是方家儿媳妇吗。方家儿媳妇长得也不丑,怪漂亮,年纪比俺大了了,顶多三十。俺说,你咋进来了呢?方家儿媳妇说,俺来找你有个事。俺说,有什么事?有事,你父亲不就办了?你来干什么?方家儿媳妇说,各人办各人的。当时俺躺在那里还没起来,她就上俺床前,坐一个凳子上,和俺拉呱拉呱。拉了一会,她又上床沿坐着。俺就躺着,她就坐着。突然,她拍俺一把,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起来?俺说,俺昨天上乡上开会回来晚了,打盹了。她把手放到了俺被子上。俺急忙说,你把手拉开,坐下面去。她说,坐你边上,好和你拉呱呀。她是笑着说的,说的时候,手又放到了被子上。她说,李书记,俺寻思找你拉拉,把俺的成分给俺改变改变。俺一听就来火,说,成分定住了,谁也不能改,改了俺就不能活了,不能改。方家儿媳妇倒不急,她不紧不慢地说,你是书记,不是你说了算吗,你说俺是俺就是,你说俺不是俺就不是。说着,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五块钱来,说要俺买点营生。俺说,俺不要,你这五块钱就是颗炸弹,俺要了这五块钱,俺的头就长不住了。方家儿媳妇说,拿着吧,没那么严重,只要你不说俺不说,谁也不会知道。俺说,说了不要就不要,你赶紧给俺走,她又塞给俺好几次,后来,她看着俺怪结实的,再也不塞了。再后来,她把手伸进了俺被窝,嘴里还说大哥的身体真壮实呀!看样子她要往里钻,俺一下子急了,可俺浑身光溜溜地又不能坐起来,俺就两眼一瞪,大声道:你这个骚娘们,还想拉革命干部下水呀!你看错了,看走眼了,俺李全刀枪不入,再不走有你好看的!那娘们害怕了,低声嘟囔几句:真是个不吃腥的公猫!方家儿媳妇最后被俺撵走了。俺是过硬的,俺没有被拉下水!那娘们一走,俺就起来洗了洗脸,刚洗完,你大娘就回来了。俺吃过早饭,就上了刘家址坊,县公安局上的一个姓赵的,在那儿蹲点。俺到那儿一说,赵公安就问俺,你要着那五块钱了吗?俺说,俺没要,那怎么能要呢。赵公安说,亏着你没要,你要了那五块钱,最轻把你撤职,再就是查你,如果还有问题,就法办你。

李全说着说着,一边的老伴史孝荣坐不住了,拿起脚下的扫把就摔打起来。李全瞪了她一眼道:俺在这里和同志谈工作,你又摔扫把又撇嘴的干啥?史孝荣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膝盖上:你这个老东西,没想到你当年还闹了这一出,你怎么不早和俺说?咹!那娘们当年要钻你被窝你怎么不让她钻?你是不是后悔了?都老了老了,还好意思跟外人说?还要不要你这张老脸皮了?俺都替你羞得慌!

李全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口了,嘿嘿两声连忙道:俺当年没说是怕你生气呀。看俺这嘴,还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干啥呀?这不讨人嫌嘛?!不说了,不说了。

1956年初,李全就没干书记了。干什么去了?响应号召,去东北开荒了。李全说,俺第一个报名,在俺的带动下,俺们庄里一下子就有二十多个报名的。没几天,俺带队到了东北。俺们到了那里才知道,别说是个庄,连个人也没有,更没有房子。俺们就使竹竿,交叉着搭起一个棚子,这就是俺们的房子。来了雪,被也挡不住,得使劲压着,不然连被也刮走了。俺在那待的时间不长,就待了二十来天,就待不住了。原来俺那个腿不是受过伤了么,在东北一冻,疼得走不了路了。当地人把俺送到了县医院,天天打针,打了两个来月,没看出好来。那个县叫甘南县,在黑龙江齐齐哈尔。一打听,甘南没人能治。没办法,他们只得给俺办上手续,送临沂了。那时候,咱这里还没日照,咱就直接从临沂拿着手续,上咱县里,就回到家了。虽然俺腿疼,但还得吃饭,还得养家糊口呢,所以工作不能停。他们叫俺继续留在村委,配合新书记搞好村里的工作,后来又叫俺上林业上去当队长。俺说,行,有事干就行。以后,俺就干着庄稼活,干了一辈子。

胸前挂满勋章的老兵

他小矮个儿,还瘦瘦的,但却是个能打仗、擅打仗的老兵。

这个老兵叫许世彬,莒县城阳街道大许庄村人。我们来到大许庄村时,老兵已经过世三年了。可大家一提起这个老兵,就眉飞色舞,敬佩不已。

许世彬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妹妹。他是老三。那时,由于家里穷,他父母就像其他不少庄户人家一样,带着五个孩子闯了东北。后来,日本鬼子侵略了东北,他们回到了老家。带着五个孩子去的,回来的时候,却少了一个,少了老大。怎么少的?传言很多。有的说是在东北撞上了氓流,有的说参加了抗日联军叫日本鬼子给杀了,反正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没有确切的信儿。回到老家,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依然是贫穷,依然是被地主欺负。为了活命,兄弟几个只得去卖壮丁。先是老三被卖了壮丁,老三走了,家里还是没吃的,老四又不得不卖了壮丁。老四没有逃脱军人战死沙场的命运,但老三,即许世彬,却创造了战争奇迹。他从抗日战争打到抗美援朝,打了16年仗,大大小小的战役参加了三百多次,除了耳朵被震聋,居然没挨过一枪一弹。遗憾的是,兄弟俩自从踏进战场后,就再也没见过面。

许衍收也觉得不可思议,不仅是奇迹,更有点神奇和悬乎。许衍收是许世彬最小的孩子,上头还有三个姐姐,他是父亲唯一的儿子。今年49岁,他出生时,父亲已经从部队回来10年了。打小,许衍宝就爱听父亲讲故事,讲打仗的故事,听一遍还不行,还要两遍三遍的听,听得他热血沸腾,烂熟于胸。于是,许衍宝向我们讲述他父亲的故事时,是那样绘声绘色,滔滔不绝。

许衍收说,俺父亲一生最爱的就是打仗,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也打过美国鬼子,扎扎实实打了16年仗,除了耳朵被震聋,身上居然没让子弹蹭过,就连跳弹皮子也没蹦着。俺父亲自己聋,老是怕别人听不着,所以他说话也像打仗似的,吼的脸红脖子粗的,俺父亲还和俺讲过一个故事,不知是真还是假。他说,当时他与一个战友,一个坐这块石头上,一个坐那块石头上,抱着枪,拉着呱。拉着拉着,落下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俩中间。但没响,是颗“臭弹”,要不就完蛋了。俺父亲当兵16年,在中国战场上立个人战功7次,在朝鲜战场上立战功7次,一共立了14次战功。俺父亲话不多,有点沉默寡言,老了什么都不爱,就爱说战场上的故事,更是把他那些个勋章看得跟命根子一样重要,他一生淡泊名利,对钱看得很淡,最不喜欢的就是当官。他虽然不喜欢当官,却爱仗义直言,看到当官的做得不对,他敢发言,敢提建议,不怕得罪人。

1940年,人家地主用一布袋子粮食,把俺父亲卖了壮丁。俺父亲先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兵,也是抗战,打日本鬼子。那时人很迷信,他看着日本鬼子每个人身上挂了个小铜佛,镀金的,就以为有了那个铜佛就可以得到平安。一次,他们炸毁了日本鬼子一辆火车,他冲上去就把那个火车司机身上的那个小铜佛拽下来藏了起来。以后只要一打仗,他就会把那个小铜佛像装在布袋里。有了这个小铜佛像,他感觉得到了神灵的保佑,向鬼了阵地冲锋时,光听着子弹从耳朵、脚底下飞,就是打不着他。每次打完仗,他都要把小铜佛像拿出来看一看。一看,小铜佛像浑身是“汗”(热气),他就小心地给它擦“汗”。后来,投奔共产党部队,他便把这个小铜佛像交了公。俺父亲是1945年投诚到八路军队伍的。为什么要投诚?俺父亲看着他那个国民党部队政策太刺毛(差)了,十分不满,就决定离开。

那天,许世彬弄了一支步枪,几个手榴弹,一二百发子弹,悄悄地离开国民党部队,往八路军部队跑,是山东军区独立旅。跑出来的时候,他还穿着国民党军的衣服。“要是被国民党军逮着就毁了!”想到这,许世彬有点着急了。正着急时,他看到一个老百姓在那儿锄地。许世彬对那个老百姓说,大爷,俺跟你把衣裳换了吧!那个老百姓说,俺不要,俺不敢要,你那样的衣裳,俺要是穿着,就毁了。许世彬说,大爷,对不起了,你不换不行,你非得穿上,要不然俺就跑不了了。许世彬逼着那个老百姓把衣裳换了,然后抱着枪,背着手榴弹跑了。到1949年的时候,山东军区独立旅编入了陈毅的部队,即27军81师22团。

许衍收说,俺父亲参加淮海战役的情况,俺想不着了,但他打上海和参加抗美援朝的情况,俺听得最多,印象最深。炸坦克、送炸药包、放手榴弹,他都非常厉害。

1949年5月中旬的一天,解放上海的战役。敌人的一个碉堡久攻不下,许多前去爆破的战友都牺牲了,战斗一时陷入僵局。许衍收说,当时国民党军占领着那条大街,他们不允许老百姓灭灯,更不允许供电公司停电。因为有灯照着,能看清楚情况呗。虽然俺父亲他们离碉堡只有50多米,但只要你炸不开这个碉堡,就白搭。派人去爆破,都是有去无回,50多米的街道上,牺牲的人铺的满地都是。这时,俺父亲站了出来,对连长说,连长,你别再派人了,俺去。俺父亲小矮个儿,排在队伍的最后边。连长说,你快别提前上去送死了,轮着你还早。俺父亲说,不,俺去。连长说,许世彬,你有什么好办法?说说看。俺父亲说,连长,你想想看,前边抱炸药包去炸碉堡的,都是抱着五十六斤的炸药往上冲,很沉,加上街上的灯都很亮,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人家使机枪,你能撑住呀?你看,死了多少战友。你下个命令,要咱们全连的人把所有的裹腿布全解下来,再接起来,结成一根长绳子,拴在俺腰上,等到俺跑到碉堡附近,敌人打不着的时候,再把炸药用绳子拉过来。连长一听,一拍脑袋说,好办法啊,许世彬。绳子接好后,俺父亲把一头的绳子往腰上一拴,另一头由战友拉好,待俺父亲快到碉堡后,再拴上炸药。

这个时候,俺父亲猛地往前一跑,跑出十多米,“啪”地就趴下了。开始敌人还不知道咋回事,没反应过来,等到敌人机枪扫射的时候,他已经趴到死尸堆里了,没扫着。过了好一会,等到碉堡里的敌人没啥动静了,俺父亲又突然往前跑,又是几十米。敌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趴到了碉堡下面的死角处。战友已经把炸药拴好了,他就在那儿一把把地拽,三拽两拽就过去了。虽然俺父亲机巧、灵活,但把炸药包拽过去后,他没有点燃就跑,而是等到炸药包快响的时候,他“呼”地就蹿了出去,接着炸药包也响了。你提前跑的话,人家还照样打他。他就是算着那个时间了。正是用这个办法,俺父亲成功炸掉了敌人的那个碉堡,不仅荣立了二等功,还火线加入共产党,破例放了他七天假,允许他在上海转转。

1951年,许世彬又跟随部队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许衍收说,这年5月,在朝鲜新兴里战役中,俺父亲所在的部队叫敌人打哗啦了,打散了。他带领的那个班也与大部队失去了联系,他就领着这个班往回撤,得回去找部队呀,打散了嘛。他这个班,还跟着一个朝鲜的翻译官,是个朝鲜人,跟着他们一块往回撤。正走在路上,听着不远处有人喊“救命”“增援”,是用朝鲜语在喊。喊话的是朝鲜的一个女炮兵连,因为当时朝鲜男的基本很少了,这是由女大学生组成的一个连,他们没有战斗经验,被美军的几辆装甲车包围了。朝鲜女炮兵连打得相当狼狈,随时都可能被消灭。她们看着附近有志愿军,才吆喝“增援”的。俺父亲说,那咱得增援。战友一听,就生气。他们说,咱的部队已经打散了,本身咱就是逃兵,你碰着打仗的,你又去增援,那不是找死吗?谁增援咱?再说,咱身上武器弹药就剩这么点,你怎么打?俺父亲说,你们不打可以,但你们要把身上所有剩下的武器弹药给俺放下,放下后,你们往前走,在安全的地方等着俺。最后,战友们卸下武器,交给了俺父亲,走了。俺父亲自己肩上扛着一种无后坐力的炮,那个炮腿也没有了,光剩下筒子,支也支不下了,每放上一发炮弹,都要夹在胳肢窝里开炮。他就提溜着这些炮弹,拿着这个炮筒子,往朝鲜女炮兵连那里靠。到了一定的射程范围内,他放上一发炮弹,就开火了,俺父亲有这本事,也不用什么镜子瞄,就打中了,敌人损耗了一辆战车。第二发炮弹,又打中了。接着第三发,第四发,第五发,第六发,都打中了。俺父亲是他们团里有名的神炮手,几乎是百发百中。敌人发现这边火力很猛,就调过火力对付他。但当他们把火力调过来时,俺父亲不知道跑哪儿去了。那些女炮兵趁机撤了。这个时候,俺父亲班的那些人想想不对,怎么能把班长扔到那里不管了呢,都是战友呀!他们又调头跑了回来,跑着跑着,就看到了俺父亲。战友说,你还活着呀?寻思着你回不来了。在这个时候,朝鲜的那些女炮兵也过来了,说,救命恩人,你们属于哪个部队的,得说说。当时俺父亲还说,说那个干什么,俺也没觉得是怎么回事,咱各人走各人的,俺们还要找部队呢。人家说,那不行。俺父亲这个班里不是还跟着一个朝鲜的翻译官吗,他就站出来说,是某某某部队的,他如实说了。俺父亲他们找上部队以后,待了一个月,人家朝鲜的一个文工团就来俺父亲部队慰问了,还给俺父亲带了一枚朝鲜的勋章,说是要亲眼见到这个中国英雄。当时俺父亲在前线,部队里通知他,说你得回去,人家朝鲜人民军来了一个慰问团,要求见你。你说俺父亲怎么说?他说,俺不去,那个还慰问什么?咱当兵不就是来打仗的吗,还用得着慰问?俺天天在外面打仗,光慰问都慰问不过来呀!但部队里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人家说不是那么回事,你救了人家那么多人,人家必须亲自感谢你。俺父亲说,你让他们慰问就行了,俺不回。部队里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人家还得给你钱和勋章呢。俺父亲说,钱不要,勋章可以收下,你们帮俺收一下吧。部队里打电话的那个人说,不行啊,人家必须亲自找到你,亲自给你颁奖。俺父亲说,好吧,那俺就回。俺父亲回来后,光把荣誉接下了,钱没要。他说,部队管吃管穿,不需要用钱,要钱干什么用,不要钱。荣誉是勋章,金日成勋章。那个勋章有一个副本,副本上盖着金日成与康良玉的手戳,康良玉是当时朝鲜国防部的部长。后来,一些领导拿起金日成勋章一看,就知道这个营生来之不易,不是谁想有就可以有的,旁的纪念章,只要参加了战争的都有一个,唯独这个勋章不是随便人人都有的。就是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挣到这个勋章的极少极少,没有一定的代价肯定挣不到。

许世彬炮打得准,不仅全团有名,全师也是响当当的,只要有重大任务,师长都会直接点他的名。许衍收说,一次,俺父亲部队前边有一个碉堡,阻止了志愿军前行的道路,死了很多人,炮兵用钢炮去打,都打不了。这是朝鲜的什么战役,俺想不着了,反正它那个山叫“阎王鼻子”。这个地方就像一个鼻梁似的,两旁都是无底深渊,只有一条小路通往山顶,美国鬼子就在山顶上建了很坚固的碉堡,里面安了很多架机枪,不停地往外扫,上多少死多少。咱志愿军攻了很长时间,死的人也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这条小路都没法走了,都是尸体,要往上走,得往两边扒拉着尸体才能往上走。

俺父亲本身就是炮兵,攻破碉堡这样的任务,属于步兵干的。但他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他要上。人家不让他上,是炮连里不允许的,说冲锋这一块不该咱事的。俺父亲急得直砸拳头,拳头砸在石头上,鲜血直流。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损失的人太多了,不能再拖了,上级也有了指示,再拿不下的话,就要受军法处分了。于是,师部派人上炮兵营来,问谁叫许世彬。连长指着俺父亲说,他就是许世彬。师部的人说,就是他,师长点的名。俺父亲就去了。一到那里,师部的人就问他,要多少人配合他。俺父亲看了看后,说,人去多了也得搁(牺牲)上,没法走,俺自己就可以了。于是,他背着一个无后坐力炮,向前冲。那个炮是中间开炮,后头喷火,杀伤力很强,专门打坦克的。战友用炮火掩护了一段距离后,他就从尸体空里往前爬。一个人的目标小,再加上旁的地方还有正面和敌人攻击的,所以敌人的注意力也没那么集中。爬着爬着,就爬得很近了,但他再也不敢往前爬了,再往前爬,可能就被发现了,就毁了。再说,远了还怕打不准呢,打不准,那他也回不来了。俺父亲连着发了三发炮弹,都是从机枪眼里打进去的,那碉堡当场就炸翻个了。咱们的部队也吹起了冲锋号,发起了攻击。这次俺父亲又立了一个二等功。

又一次,俺父亲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要炸掉一座桥。还是俺父亲上去的,最后桥炸了,可俺父亲也被爆炸的气浪冲了出去,等他醒来时,已经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了。一醒来,他就问护士,俺怎么躺在这里了?俺的战友呢?桥炸掉没有?美国鬼子消灭没有?护士说,你顺利完成任务了。俺父亲刚看着护士张嘴,就是听不到她说啥,这下俺父亲知道自己耳朵被震聋了,治了不到两天,他就闹着要回前线。医生说,不行,你不仅耳朵震聋了,还震成了脑震荡,绝对不可能再上战场了。这次,俺父亲被鉴定为二等一级残疾。在医院休养期间,由于前方战斗很紧张,兵员还是很缺,部队领导动员伤好的人员,尽量再回前线打仗,不能参战的,都要回国,也不用待在医院里了。俺父亲第一个报名,他说,俺报名。领导一找医生了解,医生说,他不可能回去参战了,只能回家,他脑震荡,是脑子的问题,什么时候犯也不知道,那个不能除根,再说他耳朵也不好使了。俺父亲不干,生气地说,俺感觉很好,谁说俺不能打仗了,再说,俺回去干什么,俺家里还不知道有没有人呢,俺出来当兵就是打仗的,俺不打仗,旁的没活干,俺必须回去。部队领导也没办法,最后说,你硬想回去打仗,你就回吧。于是,俺父亲又回到了前线。

俺父亲虽然耳朵不好使了,但他还是眼明手快,非常敏捷。一次,俺父亲所在的师,有一个团被美国鬼子包围了,基本上都牺牲了,师长想去救这个团,却想不出办法来,也没有人敢接这个任务。这时,俺父亲来到了指挥部,他对师长说,俺去,俺有办法。师长说,你有什么办法?俺父亲说,你就给俺组织七八十个人,多了俺不要,就要七八十个,但必须挑军事素质好的,能爬山的。师长说,尽着你挑吧,团以下的尽着你挑,不管是团长营长连长排长,还是战士。俺父亲说这些时,俺还不太理解,不可能人家当官的尽你去挑。但俺父亲说,那个时候了,不看官大官小了,只分军事素质的高低,军事素质不好,你官再大,去了也是送死。俺父亲组织了七十多个人,由他统一指挥。他们从后山崖上拽着绳子攀了上去。美国鬼子觉得身后是峭壁悬崖,志愿军上不来,不可能上来,除非他们长了翅膀。但他们就是上来了,七十多个人,一上去,就朝美军开了火,天降神兵,那美军一下子炸了锅,咱们的人趁机就突围了。

或许有人会问,许世彬战功显赫,组织上怎么没提他当干部呢?其实不是组织上没提他,是他不干。许衍收说,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说你父亲那么会打仗,怎么没混个一官半职的呢?俺父亲在部队期间,组织上多次要提他当干部,他都不干。他说,俺除了会打仗,其他什么都不会。俺父亲没上过学,小时候家里穷成那样了,哪有钱读书呀,一个字也不认得,后期认得一部分字,那也是在部队里学的。不打仗的时候,连队要组织上课,就叫他上去讲打仗的故事。连队干部还说,要提干当干部,你光会打仗还不行,你还得有口才,还得会上课。俺父亲一听要讲就头疼,他对连队干部说,俺没上过学,俺不会拉(说),俺不当干部。一次,在朝鲜战场上,部队领导非要提他当干部,他不干,腰里绑上手榴弹,跑到山上去了,说你们要俺当干部,俺就把自己炸死。后来,连长骑马去追上他,把他弄回来。连长说,你为什么这个样?你打仗都没死,非要把自己炸死,亏不亏啊。俺父亲说,你们非逼俺当干部,俺干不了干部,俺不当干部,俺只要能打仗就行了。连长说,好吧,你打你的仗,不叫你当干部了。俺父亲真是把当官看得很淡,俺曾经说他,你战场上代理过排长、连长、营长,怎么就当不了干部,他说:关键时刻那可不一样,正打着指挥员牺牲了,俺就得马上补缺,那没得说的,可平时俺就不行了。

1955年,许世彬复员。他是有战功的人,有战功,部队当然不会忘记了,准备把他分配到青岛市纺织厂。在当时,这是个令人羡慕的单位,可他却主动放弃了。他说,俺当了16年兵,天天是吹号出操,吹号开饭,吹号睡觉,再去上厂子,还是吹号上班,吹号下班,俺治不了了,俺要回家,回家种地。现在国家穷,俺回家后,绝对不向国家伸手要钱。部队领导说,你打了这么多仗,立了这么多功,不安排个工作就亏了。俺父亲说,亏什么呀,俺没搭上命,就喜得不得了了。于是他回到了阔别17年的故乡。

许衍收说,俺父亲是18岁出去的,回来时35岁了。开始俺奶奶都不认识他了,就问他:你是谁家的儿啊?俺父亲抹了把眼泪道,娘啊,俺是您的儿呀?俺奶奶一下子就愣住了,俺的儿?俺瞅瞅是不是俺的儿,你可别哄俺。俺奶奶近前细细端详,可不是吗,就是俺的儿。俺奶奶抱着俺父亲一下子就哭了,儿呀,俺还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你这些年咋就不吱一声呢?可把俺心苦坏了。

俺父亲这么大了,还光棍一条,家里急,他也急,开始俺父亲寻思着,自己年龄大了,怕是找不着媳妇了。让俺父亲没想到的是,他回到家,还有一个28岁的黄花大闺女在等着他呢,那就是俺母亲。俺母亲比俺父亲高,长得也不赖,刚见面的时候,俺父亲对她说,俺耳朵震聋了,如今这两个耳朵就是个摆设,用处不大了。俺娘说,你是为了革命聋的,俺不嫌弃。一来二去,俺父亲就和俺娘就结婚了。这一辈子,她就与俺父亲拉得来。

俺父亲在朝鲜战场上振聋了耳朵,是二等一级残疾,按当时国家政策,每年可补助160块钱。可俺父亲就是不去领,他说,咱国家穷,俺当兵不是为了享受,俺不占国家便宜。复员回来的头十年,俺父亲硬是没上民政上落实,更没支(领)钱。

回到家乡,许世彬就投入到农村建设之中。两年后,他就当上了大许庄村支部书记。坐在我们面前的许家进,今年70岁,在大许庄村有些威望,哪家有红白喜事,都是他主事。他告诉我们说,许世彬当支部书记时,他还是个小学生,但对那时的情景却记忆深刻。他说,在许世彬的带领下,1957年村里搞初级社转高级社,1958年正式转高级社,接着搞大兵团作战,吃食堂。也就是这个时候,许世彬开始带领群众修水库,先是修的峤山水库,后来又参与仕阳水库建设。在仕阳水库拦河坝底清淤时,正好是腊月里,刮着东北风,飘着雪花,谁也不敢下。许世彬当时就穿着一条棉裤,也没有春秋裤,袜子也没得穿。他把裤腿一挽,把鞋一扔,说,这点冷比俺在朝鲜战场时差远了。说完,他就“呼腾”下去了。看着他下去了,旁的民工也都跟着下去了,就像下饺子一样。把水库修起后,他就在俺庄兼任食堂主任,当时村村办食堂,村民家里都不开伙了,全吃大锅饭,那些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很多人饿得不行了,上级好歹救济了那么一点地瓜干子,就在食堂里磨了,弄成糊涂汤,一个人几勺子,那么分着。

许家进说,俺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许世彬父亲饿得不治了,但还有口气儿,他张着口说,给俺点营生喝吧。这时,许世彬正在食堂给大家分食物,有人跑来告诉他,你爹快不治了,你赶紧从食堂里拿点东西给他吃吧。许世彬说,那不行,这个得挨号,大家都饿得弯了腰,得轮着来,不能搞特殊化。等到挨着他时,还剩下半碗粥,他还没端到家,他父亲就咽了气。许世彬这个人,耿直到了极点,不管什么你得挨号,不能特殊。大概过了个把月吧,许世彬的母亲也去世了,也是饿死的。

许家进说,许世彬处事公正,办事认真,这在咱庄是出了名的。1963年,村民吴立诚和程国庆为宅基地闹纠纷。吴立诚想把许世彬叫他家里去,管他个酒,叫他帮帮他,处理的时候向着他。吴立诚知道,要说叫许世彬上他家喝酒,那他肯定不去。吴立诚就哄许世彬说,俺家一个锁毁了,俺也不会扎鼓(修),你上俺家给扎鼓扎鼓吧。许世彬说,中。许世彬一到吴立诚家,吴立诚就叫他吃烟。许世彬说,俺不吃,直问,你那个锁在哪里,俺给你扎鼓扎鼓。吴立诚说,俺没锁。许世彬说,没有锁!那你叫俺来干什么?吴立诚说,俺叫你来喝个酒。许世彬说,这个酒俺能喝吗?俺绝对不喝户里的酒,点滴酒俺也不能喝。后来许世彬公平公正地处理了这起纠纷。1964年冬天,俺们庄上修小干渠。当时拉了不少石头和石灰堆在那里,怕被人偷,得找人看呀。天那么冷,谁愿意看呀。许世彬就自己弄了个小屋,顶上搭上个破布,白天黑夜的守着,一直到把那个渠道修得严严实实的。最后,膝盖都冻坏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1966年,一场斗争风暴袭来,许世彬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他不仅被造反派夺了权,还被打为反革命,以前的荣誉待遇全部取消,就连他那个二等一级残疾也被取消了。许世彬不好争功夺利的,你们不叫俺当书记,俺不当就是了,俺当俺的群众。当时大队里买了台柴油磨面机,大队领导叫他领着开机子,他就领着开机子,一点怨言也没有。不只夺权这么简单,还要挨斗,低头弓腰。他从不辩解,叫他检讨他就检讨。虽然他整天被批斗,但在大队里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被批斗完后,他还加班给大队磨面。这种性格,与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截然相反。许衍收说,那时候造反派天天要批斗俺父亲。俺还记得几句:许世彬学了新党章,敢向私自来开枪。被批斗后,还要他上台表演节目。我们问,被批斗了,他还有心思上台演吗?许衍宝说,有!因为是演打仗的,一提打仗的事,俺父亲就来劲了。他一上台就说,俺今天给大家献个节目,演个摸岗,摸岗就是在朝鲜战场上摸美国鬼子的岗。他演的这个节目很长,把在部队上摸爬滚打演绝了。那时候也没有水泥地面,就在那土台子上演,演的时间还很长。俺们村里那个二层楼,他拴上绳放在下来,自己捋着那个绳,头朝下,顺着绳“嗖”就下来了。你们说他军事素质有多好,离开部队都十多年了,还一点都不含糊。他在演摸岗时,照样使腚匍匐前进。两只手不护(触)地,两只腿也不护地,使腚走,能走四五十米远。实际上不是走,而是蹦,使腚蹦。摸岗是他自己编的,快板书是别人给编的。不光这些,俺们村的烟囱得20米高,他能拽着八号铁丝上烟囱顶。50多岁了,单杠还耍得突突的(很好)。许家进也说,那期间,俺庄对他确实不公平,人家立了那么多功,还去毁人家。我们问,怎么毁的?许家进说,把他各种荣誉证收上去后,说是给去换证,结果给你瞎(丢)了,找不着了。其实领着人家去找就对了,但他们就是不找,一压再压,把人家拍了泥里还不算,还得把他淹死才好。那几年,俺就那么寻思,许世彬一生的简历,俺能写一篇长篇小说来。俺是年纪大了,头脑不治了,俺要是三四十岁,俺绝对给他写写。

许衍收说,后来全部摘帽嘛,反革命不是反革命了。俺父亲摘了帽以后,就准备找回原来的荣誉,但所有的证件都没有了,被人家给毁了。到民政部门一打听,人家说,不能随便办,得有依据,没有依据,谁知道你说的是真还是假呀。当时俺父亲手里也不是完全没有证据,部队里发的一些荣誉奖章,他还保存着,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有一个部队发的证书,上面写着“许世彬同志在朝鲜战场因被炮振聋耳朵被评为二等一级残废,每年160万元(现在的160元)”。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据,但这个事就是落实不了。最后问来问去,人家说,需要部队的证明,还得原部队的。只要有部队的手续,一切好说,没有部队的手续呢,你就是联合国的证明也白搭。

于是,许世彬就开始找自己的老部队27军。许衍收说,俺父亲去找老部队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荣誉,他把打仗和战争荣誉当成了自己的命根子。大概是1985年冬天,俺那时也就十八九,见老父亲走路都困难了,就陪他去找老部队,俺们先到了北京。说来也巧了,在北京碰到了一个老革命。按理说,俺们破衣乱衫的没人会注意咱,可俺父亲胸前挂了一排的军功章啊。那老革命端详了几眼,就和俺们就搭了话,一来二去原来他和俺父亲是一个部队的,他说,咱们军在石家庄,你到那里去吧。看到娘家有了下落,俺老父亲激动地直抹眼泪。俺们是半夜到的石家庄,俺们不知道怎么走,就在候车室待着。人家看俺们不是候车的,不允许俺们待,把俺们往外撵。撵出来后,俺们不知道上哪儿?大半夜的上哪儿呀!咱又不认识人,冬天又那么冷,所以俺们就在车站门口转悠。俺们背着包,还背着在家烙上的干火烧,就和要饭的似的。正转悠着,一个警察一看俺父亲带着那么些营生,就问,老同志,怎么回事,半夜三更的不找地方住下,怎么在这里?俺就说,没地方去。俺就把情况向他说了说,那个警察说,你们马上上候车室暖和暖和,外面怪冷的。到了天明,七点以前,俺们就上了大街去找。咱不知道东西南北,上哪儿找呀,就向人家打听。有人说,27军就和石家庄烈士陵园斜对面,你们先找烈士陵园吧,找到烈士陵园就找到27军了。俺们在街上转悠,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问道老百姓吧,很多人不知道,他们说的话咱听不懂,语言不通,俺就问道一个交通警察。那个交通警察比划着,叫咱向左拐或向右拐,说了以后,咱还是找不着方向,也不知道东西南北。那个交通警察也挺好的,看俺们啥也不知道,干脆就领了俺们一段路。快到烈士陵园的时候,他指着前方说,顺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到烈士陵园了。一到烈士陵园,就看到对面一个大门,相当宏伟。一看,挂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司令部政治部”。找着了,找着了,俺大声跟俺父亲说。看着牌子,俺父亲没有吱声,可那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滴。俺就说,可找着家了,咱应该高兴啊。俺老父亲紧紧攥着俺的手,像孩子一样用力点了点头。到了大门口,咱不懂得,以为往里进就是。当时俺父亲腿肿了,拄着拐,俺就架着他走,可站岗的不让进,问道,干什么的?俺没见过这架势,不知道怎么说,说了半天山东话,人家一句也没听懂。这时,俺想到了父亲带来的功劳簿,这是他唯一的部队发的原始证件。俺就把这个证件递上去,并用山东普通话说,俺要进去。站岗的说,你们进去找谁?俺说,找谁咱叫不出名来,反正是找领导。俺又想,不行,得摸大的说。俺顿了一下,接着说,找军长。站岗的说,你找军长,你认得他吗?俺说,俺是不认得,但俺父亲认得,他是军长的老战友。看站岗的在翻俺给他的小本本,俺说,俺给你找。咱太熟了嘛,一下就翻出那页,上头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政治部”,盖着大戳子。站岗的看了后,就对俺说,你们上传达室来。传达室有电话,也有一排椅子,还生着炉子,很暖和。那个站岗的说,你们在这儿坐一坐,我给你们联系。那站岗地说着,电话立即就打到了政治部,说有个山东莒县的老兵,是首长的战友,但具体又说不出首长的名字。电话那边说,叫他们进来吧!

接着,那个站岗的,跟另一个站岗的打了个招呼,就把俺们送了进去。进到院里一看,那个院子大呀,一望还望不到头,那个宏伟劲儿。咱都没法形容了,你说咱一个农村娃,哪见过这般光景,整个就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站岗地说,军事重地,不能乱看,俺一听,赶忙收回眼光。一条水泥路,很宽,很直。里边那个大楼,就和现在的城市似的。到了政治部以后,那间屋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处长,叫什么名字咱也没问。里面有两张沙发,他们两人一人坐了一张,俺们去了以后,他们就站了起来,把沙发让给俺爷俩。他们坐到椅子上后,问道俺们是什么事。俺就说,你们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可以问俺,问俺父亲没用,他有脑震荡,耳朵很聋。老部队真是好,不管什么事,咱只要一说,不等说完,人家都能听明白。他们也问得很详细,每件事都问。最后,那个处长问道俺,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这么明白?俺说,俺从小到大,天天就在俺父亲身边,天天听,就记着了。当时俺们还捎了一个材料,是俺父亲写的,上面从排长到团长,写了一大串领导的名字,都是俺父亲当兵时的领导,那个处长看了材料有些吃惊,说名单里有几位领导都成了军里和军区的首长了。他接着说,你这个情况太特殊了,在战场上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地方上还那么对待你怎么能行,我们听了也心寒。这个事,我们完全负责,会原原本本地向领导汇报,给你写证明,争取尽快办好。说完,那个处长把俺父亲所有的材料和证件都拿上,上楼向领导汇报了。将近一个小时后,那个处长下来了,对俺们说,我们这里给你们开两封信,这个小信封装着的,你们捎回去,交给县民政局;这个大信封装着的,就不用你们捎了,我们部队直接交给临沂军分区,由他们负责处理,不该你们的事,也不需要过问。那个处长真好,还对俺们说,老兵回部队了,一定要在这里转两天。俺说,俺们还是家去等处理结果吧。那个处长说,也好,那就在招待所吃顿饭吧。在饭堂里,当兵的听说来了老革命,立马就围上来了。他们问长问短,问俺父亲打了哪些仗,打仗的情况如何。最后出来一个领导,对当兵的说,你们这样对老革命太不尊敬了,先叫他吃饭。那些当兵的就远远地看着,议论着,赞叹着。吃过饭,部队还用吉普车把俺们送到火车站上。那是俺第一次坐小车,可能也是俺一生唯一一次坐军车了,神气得很啊!说来也怪,俺老父亲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脑瓜子也灵光了,也会说笑了,他拍着俺肩膀说:你小子算是跟俺沾光了!

荣誉落实了,俺父亲可喜坏了。他也变得更大方了,经常买上烟和酒,和村里那些老汉分着吃。老汉、老嫲嫲,谁要是穷,他还会给上十块五块的。俺父亲那人特别好收买,你打他一耳光,再和他赔个不是,他会认为你照样是好人。那些年整他的那些老汉,看到俺父亲政策落实了,都过来赔理道歉。俺父亲看着他们的生活不行,还给他们送钱,每次都是三块五块的。俺父亲落实政策后,得到的钱并不多,当时一年也就三五百块钱。他都分了,一分都没剩下。实际上,俺父亲也是瞎操心,他自己吃煎饼吃饱了,就觉得生活很好了,实际上人家日子早吃上饺子了,生活早就比他好多了。

200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偷光顾了许世彬家。老许醒来时面前已是一片狼藉,这时他急了,第一反应不是去看自己钱还在不在,而是心急火燎地去看他那一堆宝贝奖章。当发现20多枚荣誉奖章全被小偷洗劫一空后,他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老娘们一样痛哭起来。他自语自语道:没想到一个小偷竟然端了一个侦察兵的老窝,奶奶,这要是搁在当年,老子还能让你摸了岗?!老许用青春和鲜血换来的荣誉奖章没了,他的心也像被掏空了一样,被小偷偷走了。对他来说,那是个伤痛的秋天。那个秋天的伤痛,一直伴着他到2012年4月去世。临走时,他还跟儿子念叨,你小子好好打听着,跟俺找回来。儿子安慰他:您还惦记这些营生干啥呀?又不值钱,老许气的直翻白眼:奶奶的熊!金子银子跟它也没法比,那是老子一辈子的念想!记住,等老子死了,你也一代一代给俺传下去,要不俺回来找你算账!儿子道,爹,你快别说了,俺都瘆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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