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本色丨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2017-11-03 15:27:14      [责编:黄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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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

作者丨铁流 纪红建


第五章 本色

建国前,无数农民选择了入党。选择入党,就意味着选择责任,选择牺牲和奉献。战争年代,他们不惧牺牲,将生死抛之脑后。建国后,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贪图享乐,而是依然生活在贫困的农村。有的当村干部,有的当保管员,有的当护林员,有的就当着最普通最普通的农民……

就是离婚俺也不离党

每一曲悲歌、壮歌与凯歌背后,都有老区女人的身影,都有她们的善良与仁慈,勤劳与勇敢,忠诚与无畏,牺牲与奉献。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那些传统美德,在老区女人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令人感慨动容。环境变了,时代变了,但这些女人的信念没变,她们心中的那份纯洁与美丽,依然让人怦然心动。

薛贞翠老人,多么倔犟固执的一位沂蒙女人啊!倔犟得牛都拉不动,固执得就像堵墙。但如果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薛贞翠老人的人生,你一定会感叹:这又是多么可爱而令人敬佩的倔犟与固执啊!

1927年4月出生的薛贞翠,已经88岁,是莒县小店镇山疃村人,与崔立芬、王秀娥等其他老区女性一样,她的故事,从在娘家做闺女时就开始了。她娘家在夏庄镇后石屯村,离婆家八九里路,在河的那边。这条河承载了她无数的记忆。少女时代,她是在河这边渡过的,河那边则记录了她的成熟和果敢,还有令人心颤的往事。在他们儿时的记忆中,尽是苦难与贫穷。父亲除了种田,还做点小买卖;母亲是童养媳,什么也不懂,但疼爱儿女。薛贞翠说,不光俺父亲这辈穷,打俺爷爷开始就穷了,穷得没饭吃,没衣穿,穷得没法治了,穷得好像扎根了。俺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唱哪些老歌,现在俺老了,老了这个声音也就不好听了。你们非叫俺唱一个,可叫你们喜死了。我们说,好听着呢,唱一个吧!薛贞翠笑了起来,张开没了门牙的嘴唱了起来:旧社会好比是黑洞洞的枯井万丈深,妇女在底下,看不着的太阳,看不着的天。数不尽的日月,数不尽的年,多少年来多少载,盼着铁树把花开。共产党领导咱,领导那个咱们是把身来翻,领导那个咱们是把身来翻……

那时要裹脚,裹脚似乎是传统,还似乎是美德,更似乎是女人的美。不裹脚,意味着叛逆与嫁不出去。十岁出头,正是花季少女的薛贞翠被缠脚了。那一幕幕,薛贞翠记忆犹新。她说,那时俺和俺奶奶睡,俺奶奶给俺缠脚,一晚上都缠着,不缠她就打俺。那个裹脚布这么长,一道一道地这么缠着,缠了以后再把这个头缝上,再加上软鞋子,最后外面再穿一个硬鞋。俺疼啊,疼得不得了,疼得直掉泪。俺去给爹傍车(扶车),有牛套着,俺就在旁边傍着(扶着)。可俺脚被裹着啊,疼得啊,都走不动了,汗水和泪水直流。俺父亲看到俺实在疼得不行,就说,闺女,停下吧,把裹布拆掉吧。俺说,俺奶奶光打俺。俺父亲说,你奶奶要再打你,俺就过去说说。俺不知道俺们老祖宗为什么要缠脚,俺只知道,俺们村里不光俺自己要缠,全村的女人都要缠。人家都缠,你不缠,以后会嫁不出去的。俺虽然还缠着脚,但俺心里老早就不满了,但当时俺不知道怎么反抗他们。俺只知道和俺娘对着干,她只要管着俺,俺就和她吵嘴。

真正影响和改变薛贞翠的是八路军。八路军有秩序,守纪律,把庄户人家都当成了他们最亲最亲的亲人。薛贞翠这人,服软不服硬,最看不惯那些欺软怕硬的人。她看着八路军顺眼,也从心底里喜欢这些小伙子们,不仅喜欢跟着八路军后面跑,还总是帮他们做事。八路军来到后石屯村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识字班。积极主动,活泼可爱的薛贞翠,自然是八路军的理想人选,她成了识字班里的骨干分子。在识字班,她学了很多字,学了很多歌,还学了很多诗词,就连脚也是在这里放开的。

那天,一个女八路对薛贞翠说,小翠,我们要破除封建思想,以后不能再缠脚了。薛贞翠说,俺怕俺奶奶打,她打得可凶啦!那个八路军说,现在不是封建时代了,我们闹革命,也是为了追求新生活,自由的生活。你不光要把自己的脚放开,还要让旁人的脚也放开。薛贞翠说,那样行吗?俺奶奶要是打俺怎么办?那女八路军说,怎么不行!你奶奶打你,我们八路军替你撑腰。那女八路叫张眉,身材高挑,要模样有模样,说起话来细细的眉毛都跟着笑。薛贞翠打心眼里喜欢她,平日里也听她的话。这次听她这么一说,薛贞翠心里的包袱彻底放下,把裹脚布解开,丢得老远老远的。她不光把自己的裹脚布丢了,还管旁人也脚放开。她跟识字班的其她姐妹说,姐妹们,这裹脚布又臭又长,都解开扔了!俺带这个头!人家还不愿意放,骂她是疯子。薛贞翠看文的不行,就来武的,她上去就扯姐妹们的裹脚布。她扯,人家就踢,朝重要部位,狠狠地踢,踢得她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她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姓石的姐妹,怎么劝她,她都不肯把裹脚布扯了,说要是将来找不到对象,她找谁去。薛贞翠当时就说,找不到再找俺。那姐妹道:你是个女的,俺找你算啥?薛贞翠道:你真是个老顽固,说着就去扯姓石的姐妹的裹脚布。刚扯,人家就朝她脸上吐口水,后来急了就哭,边哭边道:找你顶个屁用,你又不能跟俺结婚。薛贞翠把脸上的口水一抹,脸色一变,叫上几个姐妹,强行把她的裹脚布解开,然后让她用一个杆子挑着那块布,在村里四处游街。

一个姑娘家的整天风风火火的跟着八路军忙前忙后,在邻居大叔大婶眼里,她是个另类,但在八路军眼里,她却是个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性格泼辣的好同志。一天,庄里的青年书记石以庆问薛贞翠,叫你干共产党,你愿意干吗?薛贞翠说,跟谁干,具体干什么?石以庆说,跟谁干?跟共产党干,跟八路军干呀!叫你干什么都得干,你干不干?薛贞翠听说是跟八路军一起干,来劲了,忙说,俺干。后来,薛贞翠就填了入党申请表,还举手宣誓。因为她大字识不了几个,申请表是石以庆代她填的。石以庆一边填一边对她说,以后你就跟着党好好干吧,党叫干啥就干啥,不能出卖党,要时刻维护党的形象,发展和壮大党组织。那时,薛贞翠还认识不了那么深远,她只知道八路军是党员,八路军好,共产党就肯定好,跟着共产党干,准没错。所以,石以庆交待什么,她都在边上点着头,并表态说,书记,你放心,俺入了党了,俺就是党的人了,党叫俺上哪儿俺就上哪儿,党叫俺往东俺绝不会往西,党叫俺打狗俺不绝不打鸡!最后,石以庆郑重地跟她强调了一点,不能随便在外面拉呱党的事,得秘密地说,要不然有危险。干上共产党了,干啥事都要好好干,干在前面。

入党后的薛贞翠担子更重了,她既要干识字班指导员,还要带领妇女支援八路军,甚至还要打鬼子。入党时,石以庆就告诉过她,入党一事,谁也不能告诉,包括自己的亲爹亲娘都不能。但她一时高兴,晚上睡觉的时候告诉了娘。娘听后,吓了一跳,你个死丫头,参加共产党,叫鬼子逮着,可了不得,要割头的。薛贞翠道:俺已经是党的人了,俺不怕。可娘怕,怕的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入党的事,除了娘知道,她爹,她姐,她弟弟,都不知道她已经是共产党员了。虽然她爹不知道女儿入党之事,但他看着二女儿成天往外跑,不是开会,就是帮人干活,还干识字班指导员,也非常担心。爹对女儿说,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到处都是鬼子,你在家好好待着不行吗,非得去干什么指导员,帮八路军干活,要是让鬼子逮去了,是要被砍头的。女儿表面点头,但心里并没有屈服。

薛贞翠觉得,咱中国人就是太老实了,才让日本鬼子欺负的,你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就总会觉得咱们好欺负。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她的心里还充满仇恨。她说,鬼子经常来庄里扫荡,一听说鬼子来了,俺们就得躲呀,成天地跑,晚上睡觉俺都不敢脱衣服,就是为了方便逃跑。日本鬼子进到庄里,什么都抢,比土匪还要厉害。逮着鸡,把头一剁,把皮一蜕,五脏不要,光吃鸡背上那两块瘦肉,还有两个大腿。等鬼子走了,俺们就跑了回来。到家一看,什么都吃光了,就剩下头和皮什么的在那里。有一次差点给逮着了,是打枪的那次,鬼子来捂窝子。当时俺娘听到庄里有枪声,急得不行。她冲着俺说,快,快,爬墙头,从庄后往小庄子沟跑。于是,俺往娘背上一爬,然后往娘肩上一蹬,就从墙头上跳了下去,也顾不上下面有啥东西了。刚一跳下,枪声就在在俺背后响起了,俺卯足了劲,兔子似的往小庄子沟跑。追俺的时候,鬼子没有再打枪了,光追,不敢打枪了。为啥?他们也怕八路军的埋伏。到了小庄子沟,俺往沟里一趴,俺个子小,鬼子就看不到俺了。

说到这,薛贞翠笑了。她说,现在俺也经常看打鬼子的电视,这个电视就是照着俺们那时候打鬼子的情况拍的。俺想起来了,一次扫荡,鬼子把俺们庄的一个姓石的老汉抓去了。鬼子先给老汉灌水,灌冰凉冰凉的水,接着他们让老汉躺下。俺们当时还想,这些狗日的鬼子要做啥?他们站在老汉鼓鼓的肚子上,不光站,还使劲的用脚踩,这一站一踩,那水就从老汉嘴里冒了出来,等老汉肚子里的水出来差不多了,他们又让老汉站起来,再给他灌水,灌满后,再踩。就那样,老汉被狗日的鬼子活活折腾死了。关键是,进庄的也不光是鬼子,还有汉奸。那些狗日的,他们可是咱中国人啦,也跟着干那些营生,你说俺怎么不恨他们呢。俺当时才十五六岁,哪知道什么叫革命呀,只是觉得八路军好,才铁下心跟着的,欢欢乐乐地干活。到后来看到这样危险,俺也害怕。要早知道,入了党,叫鬼子逮着会砍头,俺敢?俺也不敢。可后来俺胆子慢慢就大了,也不害怕了,解放后俺娘还问俺:闺女,当时入党你就不后悔吗?俺说,不后悔,不后悔!

确实,薛贞翠要后悔,早就后悔了,当初也不会没日没夜地为八路军做军衣、做军鞋,更不会冒死去打鬼子了。那时,只要八路军把任务安排下来,薛贞翠就会带着姐妹们拼命地干,做军鞋,缝军衣还缝手榴弹包,从不讲价钱,打折扣。即使是农忙时,她们也会先要把八路军的活干完,再忙自己的农活。白天缝不完,晚上缝,经常加班到深夜。刚开始,父亲总是吼她,说她丢了家里的正活不干,老是给人家干活。她就反驳说,八路军是打鬼子的,鬼子不赶走,咱们谁也别想过好日子,再说啦,缝营生不光她自己,俺庄里哪个女的不在缝。说了这些,她父亲就不嫌吼了。后来,识字班队伍壮大了,她们也参与到打鬼子的队伍中。一次,鬼子来到了庄东头的一个大墩子上。她们识子班的三个女的与民兵准备伏击鬼子。薛贞翠边回忆边比划着说,俺们三个女的,上级发了一支枪,就俺是党员,俺肯定得扛着这支枪。那个枪有这么长,土枪,一个机子,一掰就行了。当时俺们躲在沟里,也订好了暗号,看到民兵一摆手就开枪。那是俺第一次扛枪执行任务,当俺看到鬼子真的朝俺们这边过来时,俺一掰枪,枪就响了,吓得俺把枪给扔了,鬼子没倒下,俺倒自己把自己吓了。那次可把俺毁了。后来,鬼子就上来了,也没有几个,打着打着,俺就打出经验来了,枪法也准了,最后,俺干死了一个鬼子。为这区里表扬俺,还给俺戴上了大红花。

俺那些年没少骂鬼子,咱现在打不死你狗日的,咱可以心里骂死你狗日的。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传来后,俺心里可喜死了。赶走鬼子后,19岁的薛贞翠被党组织派往新解放区泊里开展工作,秘密串联,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打消新解放区群众对共产党的误解。在这里,她不仅宣传了政策,消除了误解,还发展了三名党员。

薛贞翠说,俺发展的那三名党员,一个叫石林庆,一个叫薛淑森,还一个忘记叫什么名了,是俺娘家那边的。俺看他们表现不错,挺积极的,人也实诚,就重点培养他们。他们问道俺,干共产党好不好。俺对他们说,怎么不好?不好俺会干?他们一看俺这么说,就都写了入党申请书。他们就这样干上了共产党。他们都比俺有知识,后来他们一个个闯好了,都在外面安家过日子了,都比俺混得好,就俺在家里。其实,当时俺也要走的,俺娘不同意,后来就安在婆婆家了。安在婆婆家,找了男人,生了孩子,有牵挂了,想走也走不了了。

俺是22岁那年(1949年)嫁到小店镇山疃村的,正月初八结的婚,俺想得清清的。我们说,婚礼办得挺热闹吧!她笑着说,嗨,拉那个情况干什么?薛贞翠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跟你们说实话吧,也不怕你们笑话了,反正都快进土都快报销的人了。嫁过来那天,俺就气得了不得。我们问,发生什么事了?她说,过来一看,俺那婆婆家真是穷得可怜呀,你们看看这桌子,寒碜着呢,俺婆婆给俺们准备的,这也是俺嫁过来后唯一的家具。当时不是在这个屋里,是在这个屋的后面,有两间小屋,一间是俺公公婆婆住,一间是俺们住,太小了,连个腚都掉不开,俺娘给俺陪送的橱子和柜子都放不下,你说能有多大,俺这么矮还碰着头,你说这屋子能有多高。俺一说这事,就恼火。这是俺爷爷给主的婚事,之前双方没见过面,都不认识。俺老汉就和你(作者)那么高,他还嫌俺矮,还骂俺,你说气不气人。他嫌俺矮,俺还嫌他长得寒碜呢。真是黑乌鸦站在猪腚上,刚看着猪黑没看着自己黑了。不是吹牛,那时候,俺也是个俊闺女,有的八路军也稀罕(喜欢)俺,俺要是同意,也跟着走了,还找个这样的,后来俺想过走,但想来想去,也不是那么个事。开始过日子,他也不搭腔,俺也不搭腔,他瞧不起俺,俺也瞧不起他。俺在心里也没少骂俺爷爷,怎么给俺找了家这样的婆家和男人。俺们就这样对峙着。结婚那天晚上,俺就在地上睡的,没上床,俺都没和他说一句话。第二天早晨起来,俺们才说话的。不是陪送的营生得用提篮子往外挎着送亲朋好友嘛,营生有烧饼、花生、麻花,都是娘家带来的,俺不理他,他就在屋子里走过来走过去,他那个意思俺明白,那些营生锁柜子里头了,他要钥匙,钥匙在俺身上。俺也没给他好脸色,叭唧把钥匙扔地下,他拿着钥匙捅开了,就把那些营生往外拿,拿到他娘屋里,再分开送。我们问,那后来关系怎么处理好了?薛贞翠说,真是喜死了,你们都明白还问什么?后来都睡在一起了,你来我往的就好了。说着,她咯咯笑了起来。

刚嫁过来时,薛贞翠的丈夫,公公婆婆、小叔子、小姑子,以及丈夫的叔叔伯伯,七大姑八大姨的,都不知道她是个党员。但没过几天,薛贞翠的“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丈夫和公婆发现,这新媳妇三天两头的就往外跑,还经常在晚上半夜三更的才回家。丈夫不能容忍。那天晚上,丈夫问她,这些天你总是往外跑?都上哪儿了?怎么现在才回?刚进门的小媳妇,三更半夜的在外野干什么去了?就不怕人家说嫌话?说你在外头偷汉吗?丈夫这么一说,薛贞翠气就上来了,说道,俺薛贞翠历来光明正大,从不干偷鸡摸狗之事,告诉你,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俺是忙组织上的事去了,俺开会不得散了会才回来嘛。丈夫说,瞧你这样还干共产党,再说啦,干共产党有啥好的?天天开会,忙这忙那,家还要不要,家里的事还要不要干。薛贞翠瞪了丈夫一眼说,你懂个屁。丈夫说,好啊,你干吧,以后有你好瞧的。

一天晚上,薛贞翠又开会回来的晚。到家时,公公婆婆他们都已经入睡了。她先推门,门被顶得死死的。她就在墙边小声地叫丈夫,她不敢大喊,怕公公婆婆听了笑话,但丈夫就是不说话。叫了很久,丈夫还是没有应。没法治了,她就回到了会场。开会的还没有散,她就找到庄里的支部书记。书记听了这个情况也非常气愤,说这家伙太没觉悟了。书记来后,先是叫门,里面谁也不回应,他就拿起石头砸门。

门是砸开了,但也犹如捅了一个马蜂窝。丈夫骂道,你看看人家媳妇,天天守在家,既干农活又干家务,还孝敬老人,你再看看你,天天不务正业。薛贞翠不甘示弱,也骂道,你哪有资格怨俺,家里的哪个活又不是俺干的,俺哪点干得比你少了,哪点干得比你差,俺还没嫌弃你呢。再说啦,俺开党员会,哪是不务正业了,如果没有共产党,你们有这么好的日子过?只怕还被“三座大山”压得直不起腰来呢。丈夫说,俺不管,你既然是俺媳妇,就得听俺的,你把党员给退了,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干活,俺就不嫌呼你了。薛贞翠说,你要俺退党,那是不可能的,除非要俺的命。小两口争吵声越来越大,公公婆婆被吵醒了,小叔子和小姑子也被吵醒了。于是,原本势均力敌的两口子吵架,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那时,公公婆婆和小叔子、小姑子都是站在丈夫那边的,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数落着薛贞翠的不是,纷纷指责她,指责她不应该经常去开会,指责她不应该回来那么晚,指责她还不退党。薛贞翠也放出狠话,你们不要人多势众,俺薛贞翠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会怕你们几个。俺不退党,今天不退,明天不退,后天也不会退,永远也不会退。

薛贞翠说,他要俺退党,你们也是党员,你们说说,能退党吗!只要俺出去开会回来晚了,他们都不给俺留饭,连点剩饭剩菜都没得,俺还得重新做。做饭几乎是他吃他的,俺吃俺的,干活也是他干他的,俺干俺的。我们说,这样矛盾不就越积越大?薛贞翠说,不越积越大能怎么着。但矛盾再大,党的事也最大,党的事还得干啊,如果俺们党员都因为家里的一些困难,或者是一些挫折,就选择退党,那俺们这个党也早就不存在了,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嘛。

接下来,薛贞翠与丈夫围绕离婚与退党这个问题,争吵到了白热化程度。老汉说,你到底退不退党?薛贞翠说,不退,俺就是不退。老汉咬牙切齿地说,那好,你不退党,那俺们就离婚。薛贞翠说,俺不退党,也不离婚,你凭什么把俺给离了。丈夫说,谁叫你干共产党,整天开会,不顾家呢,你要是不离,俺就把官司打到县上去。薛贞翠说,打就打,上县里就上县里,上省里俺陪你上省,上党中央俺也有理,俺也不怕,俺凭什么怕。我们问薛贞翠,你公公婆婆就没出来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薛贞翠说,那时候,俺公公婆婆还没觉悟过来,人家当时还向着儿子。他们不说儿子的不对,尽说俺的不是,不顾家,不做家务,不该当共产党。但讲话还得凭良心,后来,他们发现是儿子顽固不化,就都偏向俺了,对俺还真不孬。

第二天吃过早饭,薛贞翠就和丈夫往县城赶。丈夫走在前面,薛贞翠走在后面,拉得远远的,谁也不跟谁搭腔,像仇人一样。那时,薛贞翠的大儿子才八个多月,她还得抱着儿子。丈夫走得快,薛贞翠也不示弱,她就抱着小孩连走带跑的。小店镇山疃村到莒县县城,不仅要翻过山岭,还要过沭河。那时河上没桥,光等船都得花不少时间。从吃过早饭,走到晌午,两口子一句话都没说,都憋着一肚子气。

他们顾不上吃午饭,也没心思吃午饭了。到了县城,就直奔民政部门。薛贞翠说,人家民政部门的那个小妇女先叫俺老汉先进去的,那个小妇女就和俺一般高,人家不也当国家干部了嘛。其实和俺一般高的女的很多,俺老汉子还嫌弃俺,真不知道咋想的。开始俺也想进去,小妇女不让,说要俺在外面先等等。俺老汉跟那个小妇女说了些啥,俺不知道,俺估摸着,他也没说啥好听的。俺老汉出来后,那小妇女又把俺叫进去了。小妇女说,你把情况说说。俺说,他叫俺退党,俺不退,他就嫌呼俺,非让俺退,说不退就离婚,婚俺也不离,他说不离就打官司,这不才上的你们这。俺们还经常打仗。小妇女说,怎么打的仗。俺说,俺要开党员会回来晚了,他不留饭给俺吃,只顾自己吃,还把门顶得死死的,把俺关在外面,不让俺进门,你说这样的男人有什么良心。有时他还打俺,用拳头打,用扫把打。俺也不怕,俺也回手,出手还重些。你说不打行吗?俺不出手,就会被他打伤。小妇女又问俺,你怎么想的?俺说,俺能怎么想,叫俺退党门都没有,叫俺离婚俺就离,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谁怕谁呀!随后,那小妇女把俺老汉说的和俺说的弄一块,最后总结总结,算是断了这个官司。最后,小妇女说,情况你们都说了,俺也了解了,没啥大事,你们闲得蛋疼,跑到俺这里离婚。你们回家吧,再也别打仗了,你们也有孩子了,因为这些事,不可能离婚,俺们也不会给你们办手续的。小妇女又对俺老汉说,你光说党员不好也不对,俺倒想问问,你总是逼你媳妇退党,你说党员不好,干共产党的事不好,你说说党员哪点不好?干共产党的事哪一点不好了?俺老汉被那小妇女问得一愣一愣的,脸憋得通红,连半个屁都没放出来。小妇女最后敲打着桌子说,跟你们讲,回去了,再也别骂了,再也别打仗了,再打,俺这里就不管了。

婚没离成,两口子肚子里憋着的气也没消。从民政部门出来,丈夫就大步往回返。薛贞翠抱着儿子跟随其后。但怀里的孩子总是哭个不停,薛贞翠只得断续停下给孩子喂奶。很快,就看不到丈夫的人影了。薛贞翠说,等俺走到城南于家庄时,天都黑了。没有手电筒,还抱着孩子,看不见路,即便走到沭河,也可能也没船过河了。就在这时,俺看见前面有个草屋子。俺就带着孩子过去,在草屋子里睡了一晚上。那晚可难熬了。既怕冻着孩子,又怕野兽咬。虽然当时那里没有豺狼虎豹出没,但有狗呀。有野狗,还有疯狗,要是被疯狗咬了,那不就完了。俺长得再不行,但俺那时也还是二十多岁的小媳妇,俺也怕坏人祸害俺呀。俺一直不敢闭上眼睛睡觉,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后半夜,俺困,实在太困了。俺不断提醒自己,不能睡着,不能睡着,但眼皮子就是不听使唤。好几次,俺都被外面的声音惊醒,俺就紧紧地抱着孩子,靠在草屋的最角落里。俺不停地轻拍着孩子,生怕他哭。但很快,声音就没了,俺估摸着,是些小猫小狗,或是黄鼠狼、小老鼠之类的。第二天天刚亮,俺就抱着孩子赶跑。回到家,老汉不说话,也没给俺准备吃的,俺也不指望他,自己做着饭吃。

后来随着二儿子的出生,他们之间的对峙略有好转,但心中的疙瘩,仍未解开。不过,这时的薛贞翠不再是单打独斗了,慢慢地有了帮助。薛贞翠说,两个儿子长大后,他们向着俺,不向他爹。那时,俺们还围着退党和离婚吵架、打仗。有一次,俺和老汉骂着骂着,就扭打起来,打得不可开交。老汉按着打俺,俺两个儿子看俺吃亏了,就上来抽他的腿,一人一条,把老汉抽趴下了,趴到了地上。俺们家养了只羊,刚尿了尿。结果,俺老汉正好趴在上面了,弄了一身羊尿。老汉气得不轻,连着两三天没让俺和孩子们进家门。慢慢的,俺气出病来了,气得不能生小孩了。后来,治好了病,十年之后又能生了,又一连生了两个闺女。

1958年左右,老百姓开始吃食堂了。党支部安排薛贞翠管食堂,除了管粮食与物资,还管着食堂里的三个人烙煎饼。薛贞翠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苦,没的吃,小孩都饿得直哭。上坡里捡个烂地瓜皮子,再抓点树皮,还有槐花、槐树叶子、榆树叶子,回家煮煮吃,这都是好东西。那时有个村民姓王,有两个儿子,大的叫王德春,小的俺不记得了,弟兄俩还小,一个三岁多,一个一岁多,缺劳力,家里穷,饿得直哭。俺当时负责烙煎饼,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悄悄对他妈妈说,你快拿几个煎饼给孩子们吃吧。王德春妈妈害怕,不敢拿。俺说,都啥时候了,赶紧拿上,快回家,有什么责任,俺来担。她就拿回去了,也就是三斤吧。俺们烙的煎熬要过称,少了三斤。人家问俺,你怎么管的?怎么少了三斤?俺对他们说,你们别说了,烙煎饼有烙干的有烙湿的,哪会有那么准称。他们听俺这么一说,就没再说了。

薛贞翠不仅管食堂,还带领庄里的妇女种地。薛贞翠说,全庄分成11组,一个组一个组的干。俺种地不外行,耕了以后打畦子,一个畦子一个畦子的打,然后播种就行了。从早上七八点干到中午十二点回来吃午饭,吃过午饭再去,一直干到天黑。我们问,大爷干活怎么样?薛贞翠说,你们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他身上了,俺真的不想再提他了。他不会,什么也不会,光会干仗,跟别人关系还行,光会在窝里跟俺干仗,跟俺耍横。俺脾气也不好,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啪啪响,有一个好的这仗就打不成了,他骂俺一句,俺要骂他十句,他不骂俺,俺一句也不骂。俺这不是编的,是真事。他55岁那年没的,至今已经30多年了,出夫吓成了高血压,后来赶夏庄集卖白菜,死在路上了。俺从来不提他,他就埋在俺大儿子的苹果园里,但俺从来没去过,30多年一次都没去过,俺一直没有原谅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到俺死了,俺可能才会和他会合,俺本意不想和他埋一块,如果不埋一块,俺儿子也不愿意,再说俺死了,还能管得了自己吗,你们说是不是。俺恨他一辈子,他厉害,俺比他更厉害。

薛贞翠说,俺虽然是党员,但俺只知道干活,没当过干部,也没想过当干部。当干部这个事,俺是这样想的,你是个梁你就当个梁,你是个柱子就当个柱子,不能有过分的想法。俺两个儿子两个闺女,都在农村。大儿子弄苹果园,二儿子种地,两个闺女,也都是农村妇女。虽然他们都没啥出息,但都勤劳听话。这不也挺好的吗?入党就要当官,都当官去了,谁来当百姓种地?你们说对不对?我们问,还参加党支部的活动吗?薛贞翠说,怎么不参加,今天早晨又在吆喝。每次俺都去,俺还有个本子,哪次去哪次不去,都在上头记着呢。我们问,开会时发过言没有?薛贞翠说,俺看不惯多吃多占(吃公款占公家便宜),一提这事俺就生气,发过言,但有时发言也白搭,人家还说你能耐呢。人家当书记的当主任的,比咱高多了,人家就不说,俺生气也是白搭。幸亏现在国家反腐败,不反能行吗?一些人虽然是党员,可不干党的事,净打自己小九九(算盘),这样下去国家不就完了。俺这些老党员,干不动事了,可当年俺表的决心还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如今,俺言行举止起码还是个党员的样子,这也让后辈们看看,力气没有了,可精神俺还是正的。组织上也没忘记了俺们,俺就睡那个炕,被子是国家送来的,去年腊月二十几俺忘了,盖了很暖和,都热得冒汗。

薛贞翠简朴的院子里有条白色的小狗,非常可爱,也非常友善,活蹦乱跳地朝我们摇着尾巴。薛贞翠告诉我们说,小白狗的名字叫小豆豆,俺养了,一是和俺作伴儿,另外还帮俺看那两只鸡。一位老人、一条小狗和两只鸡,便是这个简朴院落的真实图景,也是一位党员晚年的真实图景。

一唱一和

蟠龙山上有个大悬崖,一个大崖头子,靠山的这个村便称为古迹崖村。走进村子,穿过几条干净的土路后,给我们当向导的小店镇干部指着一个院子说,这就是陈淑元家。砖头和石头垒的围墙,青砖建的房子,红色的瓦。

我们刚要进院,院里的两位主人便迎了出来,步伐矫健,笑声爽朗。两位主人的个头都不高,但腰板直,说话利索,完全没有八十高龄老人的老态龙钟。镇干部向我们介绍说,这位大爷就是陈淑元,这位大娘就是大爷的老伴唐树芳。两位老人微笑着向我们点头。

“嗨,还在外面站着干啥呢,进屋坐吧!”唐树芳老人把手指向屋子说道。

“大爷,您是哪年生人呀?”我们打开笔记本,开始与陈淑元聊了起来。

“俺是民国十九年,也就是1930年生的。”陈淑元老人说。

“哪年入的党呢?”

“1948年6月。”

“您呢?大娘!”我们又问唐树芳老人。

“别看俺比老汉小三岁,但俺党龄不比老汉短,一天也不短,一时也不短。”唐树芳老人说。

“这怎么说?”我们有点不解。

唐树芳老人反应特快,说:“俺们都是1948年6月6日填的表,举手宣的誓。”

原来,陈淑元与唐树芳老俩口都出生在根正苗红的党员之家。

“俺父亲叫陈福德,幸福的福,道德的德。俺爷爷给他起这个名,大概是希望他既有福又有德吧!没想到日后俺父亲真成了又福又有德的人。他是1938年入党还是1937年入党,忘了,反正就是那两年。他当时是滨海军区的劳模。那时入党的很少,谁敢啊,弄不好是要被杀的。但俺父亲不怕,他不但不怕,还偷偷发展党员。不久后,俺父亲发展了16个党员,可以这么说,俺们庄那建国前的那些老学员都是他发展的。俺们庄也成立了支部,俺父亲是第一任支部书记。”陈淑元老人说。

“那时有没有退党的?”

“当然有,那时入党很苦的,还要担心生命安全,刚开始没几个愿意干的。有一些干了几天,看着捞不到啥好处,还怪辛苦和怪危险的,就自动退了。为什么呢?日本鬼子来扫荡嘛!要来抓俺父亲,俺父亲躲了起来,鬼子就把俺家里都拾掇了,驴也牵走了,鸡也让他们给炖了,鸡蛋也下锅了,鬼子很会吃的。后来就吓得有些胆小的党员退了党。俺父亲又继续发展党员,又发展到了十多个,一发展就是一窝。”陈淑元老人说,“但大部分人很勇敢。打鬼子很辛苦,俺父亲带着党员,组织民兵,是基干民兵,给他们发枪,和鬼子打。他们经常在北岭上和鬼子作战,一次区中队在那牺牲了两个战士。俺还记得,有次俺父亲和俺三叔在北岭上打仗时,弄了鬼子一个大炮弹扛着跑了。那时候,共产党不光与鬼子斗争,还得防备土匪。”

“人家退党了,处理不处理?”

“不处理,处理个啥呀!人家不干,允许退,入党自愿,退党自由嘛。再说,虽然那些人退党了,但都是好人,就是害怕。那时农村有地主、国民党、汉奸,还有鬼子,他们都抓共产党,你说能不害怕吗?坚持不退的,那都不是一般人。”陈淑元老人说,“后来,俺父亲就出来了,大概是1943年出来的。出来后当过管理区的书记,然后又当了旺头区区长,石场区区委书记。建国后在县农业局当过局长,最后从农业局退休的。他这人大字不识一个,但他办事很灵活,组织能力强。最主要的是做事踏实,组织交给的事,每一件都完成的好好的。”

“您父亲出来后,古迹崖村党组织谁具体负责?”

“俺姐!俺姐叫陈淑桂。”陈淑元说,“俺父亲出去以后,俺们庄没有领头人了,俺姐姐又拾起来组织的。她又在庄里发展党员,党组织又继续巩固了。张凤兰、张凤臻都是俺姐发展的。”

“俺也是他姐姐发展的。”唐树芳老人插话说。

“俺姐姐把俺庄的党组织巩固后,她也出去了,当乡长去了。俺姐姐走后,俺岳父又接着干,当俺们庄的支部书记,是俺姐姐介绍当的。俺岳父叫唐文东,他也是滨海军区的劳模。但那时,他还不是俺岳父。”陈淑元老人说,“当时俺们庄是怎么发展的呢?1947年,俺们在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土豪劣绅,那时俺们划了中农、贫农和地主,俺们这里有四大户地主,俺们把地主给推倒了,组织起来了,把他们的地分了。过去,俺们给地主干活,现在,俺们把他们的地给分了。真没想到,共产党带领俺们翻了天了。地是有了,但困难还是很大。为什么?中农人家不困难,有牲口什么的,能耕田,但贫农困难,刚分了地,又没牛又没耙的,怎么干?俺父亲和俺岳父,不都是模范吗,他们得到了奖励。俺父亲奖了匹马,俺岳父奖了头驴。于是,俺们庄17户最穷的组成一个贫困组,用俺父亲的马和俺岳父的驴耕种,就变成了互助组。变成互助组后,逐步扩大起来,逐步就行了,那时在全区都是挂号的(比较好的)。”

“你们老俩口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有很多故事吧?”我们笑着问。

听我们这么问,唐树芳老人先是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说:“能有啥故事啊!俺家离他家就二三十步,前后屋,从小就认识,一块长大,后来在一个互助组,再后来又在同一个支部。”

“俺是王岐介绍入党的,他是乡指导员。那时,他在俺们庄驻点,他看俺冒冒失失的还行,就叫俺入党。”陈淑元说。

“反正他姐姐叫俺入党时,俺才17岁,还不知道好歹。她说,你入党吧,俺说行,入就入。俺感觉好,感觉当党员好,参加党好。”唐树芳说。

“当然好,参加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给人民办事。”陈淑元说。

“还记得入党时的情景吗?”我们问。

“记得,哪能记不得,这一辈子忘不了。他姐姐跟俺说了后,党支部就举手表决,表决同意了。同意后,俺们就填表,填姓名、年龄、性别等之类的。那时和现在入党手续一样。”唐树芳说。

“还记得在哪儿填的表吗?”我们问。

“在工作队,工作队的办公屋里填的。”陈淑元说。

“怎么填的?”我们问。

唐树芳又笑了,她说:“俺们都不会填,没上过学,字都不会写,填不了。那时穷,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哪有钱读书呀!都是工作队的干部给俺们填的。”

“怎么宣誓的?”我们问。

“那时工作队的办公屋里贴着毛主席的像,还挂着两面党旗,支部的所有党员都在那里。俺们举起右手,一个老党员带着俺们宣誓,俺们就是要保护社会主义阵地,继续前一辈的革命工作。那一批入党的就俺们两个。俺家兄弟五个,俺是老大。俺入党后,后来俺二弟和五弟也入党了。”陈淑元说。

“宣誓完后,俺们不都表了态吗?”唐树芳老人提醒说。

“对对对,是表态了!”陈淑元老人说。

“你们怎么表态的?”

“俺说,俺既然参加了党,当了党员,俺就要好好干,什么都带头干,要带头推米、推面、做军鞋。”唐树芳老人说。

“俺就说,俺要拥护党的政策,拥护党的领导,维护党的声誉。”陈淑元说。

“那一批就你们两个入党的,没有互相祝福一下?”我们问。

“那时候不拉呱。那时候还没搞对象,她干她的,俺干俺的。入党后,她干庄里的妇女工作,当识字班班长,推米、推面、做军鞋。俺参加了支部,在支部里分工青年工作。那时农民都很困难,于是俺们就组织农民互助组。在这个组里必须组织好,带好头。俺代表一个组,俺岳父代表一个组。”陈淑元老人说。

“俺20岁结的婚,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搞互助组期间。”唐树芳老人说。

“是不是自由恋爱?”我们问。

“那个社会哪能自由恋爱呀,幸亏是一个村的,要是别的村的,脸上有没有麻子进了洞房才知道呢。当时有一个女的,她对俺说,你跟陈淑元,行吗?俺说,行。那时候,俺就觉得他人好,不好能跟他?俺们从小一块长大,一块入的党,干活也很好。看着他哪儿都好,一直放在心里了。”说起这些,唐树芳老人脸上泛起羞涩的笑容。

“那时穷,就一个橱,没什么营生,但再穷,工作不能放松,得好好干,谁叫你是党员呢,是党员就不能叫苦叫累叫穷,得学会白手起家,带领大家干活,勤劳致富。”陈淑元老人说。

“那时候,您父亲就已经在县上当领导了,他没把你带出去吗?”

“说实话,那时要出去的机会很多,并不是因为俺父亲在县上当局长,而是有一些赏识俺的领导。但出不去呀,庄里的工作要负责,不撒把(不让走)。再说,俺娘那时也不让俺出去。当时俺是庄里的党支部书记,俺是正的,俺岳父是副的。刚开始,俺岳父当正书记,俺是副的,后来俺当了正的,俺岳父当上了副的。为什么变了呢?是乡里给变的。那时乡里搞统购统销,叫‘农民存粮如存刀’,就是这么厉害。俺岳父胆小,吓得光睡觉,什么也不敢干了。乡里觉得他顶不起来,只知道睡大觉,所以就变过来了。”陈淑元老人说,“如何变过来,俺立即组织第一个初级社。组织这个初级社困难很大,人家有二亩地的,不愿意参加。穷的呢,都上来了。俺那组17户人家,都是穷光蛋。开始也有争吵,工作确实不容易,也有些年纪大的不服。俺想,既然是上级支持的,俺就猛打猛干。首先,俺把俺这17户贫农都组织好,团结好。然后把俺父亲挣的那匹马,以及俺家里的家具都献出来,成立了一个初级社。到后期,俺们中农的那个社搞垮了,但俺们这个组巩固了。到了1956年就变成高级社了,这个社是强制入的,不入不行。为什么强制呢?那时上级规定,你不参加就把土地全部收回,初级社土地归个人,高级社土地收回来归公,公有制。这个公有制呢,不管什么人都得全部收回来归公。这就是高级社。高级社期间吃公分,农民干了活后分粮,记分,打了粮食以后按劳力分红。换成高级社以后,俺们庄就和耿家庄子合成一个高级社。合成一个高级社后,俺当正的,耿家庄子的书记王秀金当副的。这两个庄合成块儿了,全乡这两个村挂上号了。土地归公,任务就大了,咱当干部,你得带着大伙把这个地种好,地种好了,社员才佩服。”

“这期间,主要干了些什么?”

“农民能干啥,主要是耕种,上级号召要搞好耕种,提高产量。要搞好耕种,必须有水,没水办不了事。那时水是俺们庄的大难题。不久后,县里派了人来观察,观察后又打了一阵儿井。打了20眼井,全部失败。为什么失败?有的是泉,有的不是,即使是泉水的那个井,浇地也不够用,用不了几天就抽干了。第一年失败了,地里浇不上水。”陈淑元老人皱着眉头说。

“那咋办?”

“第二年变化了,大变化!”陈淑元老人脸上露出了微笑。

“怎么变化的?”。

“怎么变化的?第二年县水利局就派了技术员来,经过研究,决定打引河井。就是从河里扒出一个沟子,然后用水车引出来。那时河里基本上不断水,除非大旱之年。那时也没机械,只能靠人力,但大家劲头十足。扒出一个沟子后,俺们在这里用了5挂水车,把河里的水引到引河井里来。河北的村西和村东都是从小河里打了一个洞子引出来,都用的了5挂水车。那时水车带水也很快,就像现在的小喷灌似的。”陈淑元老人说。

“一个水车四五个人推,都是俺们妇女推。”唐树芳老人说。

“村西这5挂,一直能浇到耿家庄子,河北5挂能浇到北湖,不光地里有水了,果园菜园,不论什么园都浇着了。俺们庄每户四分地,以前因为没水,种不上水稻,吃不上大米。现在有水了,每户都种稻子了,都吃上大米了。俺们这里解决了灌溉用水,每一户都吃上了大米,轰动了全县,都来看这个水。其他作物呢,棉花也好,黄烟也好,桑也好,苹果也好,都因为解决了灌溉,长得好了,也丰收了。这也惊动了全县。能不惊动吗?别的庄稀里糊涂的,没有水,大米没得吃,人都饿得半死。俺们这个高级社是全县挂上号的,名不虚传。后来又到了人民公社,当时按上级规定,人民公社领导班子中必须有个农民,俺就到人民公社当了副社长,分派着干农业。俺二弟接俺的班,干古迹崖村的党支部书记。俺在人民公社干了几年,不光干副社长,还当过信用社主任。但当了几年后,出大事了。”陈淑元老人说。

“出什么大事了?”我们吃惊地问道。

“1966年不是来了文化大革命吗?俺被打成了走资派,被开除党籍了。俺二弟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全部挂上了。”陈淑元老人说,“被批斗时,得低头弯腰,头都得低着,腿还不能打弯。这还是轻的,还要‘坐飞机’。那十几年,造动派管理这个村,什么事都为难俺。那时农村搞水利建设,县里工作队非让俺干队长,但村里不同意。很惭愧,这十多年,俺没为庄里干啥。俺的手脚相当于被捆绑住了,想干干不了呀!”陈淑元老人说,“俺干着急呀,俺也不服呀。十多年里,俺也上过访。俺凭什么不上访,俺没犯错误,俺没有贪污,俺就一心一意想把俺村搞好。俺上县里反映这个事,又上地区反映这个事,还上了省里。当时刘泽仁还在俺们乡当党委书记,1958年还在俺乡里驻过点,他知道俺的情况,他为俺的事气愤不已。县委副书记刘兴武也为俺打抱不平。一次他在济南的省委党校学习,俺去找了他,他立即写了个信,让刘泽仁领着秦和珍给俺办这个事。他们上了莒县,一个领导当场把刘兴武写的信给撕了。文革中就是他们支持把俺当成走资派的,他们不给俺翻案。”

“什么时候平反的?”

“1981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时,刘兴武从省委党校回莒县了,当一把手,他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俺平反了。他不仅给俺平了反,还要俺干支部书记。他说,你在支部书记上下的台,还得让你从这里站起。俺这人有个特点,领导怎么布置怎么干,和党从来一条心,不变。于是,又干了十三年的支部书记。一次刘书记在小店开会,路过山头渊,准备上刘官庄,有条河过不去,他那台车在后河崖上陷住了。俺知道后,马上跑过来,咋呼人给他推出来。然后,俺就眼刘书记说,俺们这个村里需要炸一个岭修一座桥,老领导,这个事,你得帮帮俺。俺们庄要发展,必须整治山水,改善农业灌溉条件,除了这个,别无出路。刘书记当场就说,没问题,你放开手脚干吧。俺当了十三年支部书记,有六年时间是办这个事。”陈淑元老人说。

“怎么干的?”

“先炸了这个岭。这个岭原来是一片荒山,洋槐树林,将近300亩地。那时叫五荒开发治理。你们知道什么是五荒吗?就是荒山、荒地、荒草、荒滩、荒水。后来又修了那座桥。俺看原来修的那个引河井不行了,不存水,俺就从县水利局请来一个专家看了看,他建议将引河井变成机灌站。于是,俺们带着村民修机灌站。劳力俺们自己有的是,就是没钱。没钱咋办?俺们找过刘书记,还找过县上的各部门。俺们从县水利局要了一台50匹的,两台25匹的大抽水机。俺们原来12匹的有三台,能灌溉400亩地。后来一看,又不行,还不够,就决定搞拦河坝,搞了两个。东北岭一个,蟠龙山东一个。两个河拦起来,河里的水有两米深,还可以养鱼。拦河坝有水了,就从拦河坝上边往岭上抽水,下边就是自流灌溉。这个自流灌溉能浇到东辛河,灌溉600余亩地。俺们庄里家家都有稻田,这下都能用这个水浇稻田了。后来北岭还缺水,俺们又建了三个水库。如果河里没有水,水库还能浇上水。北岭土质是红石渣,不长庄稼,俺就发动群众,把村后的一个20亩的土岭挖下两米深,全部把土运到岭上去。建成后,能种植作物了,社员得到实惠了。”陈淑元老人说。

“大队要从领导型变成服务型,县委叫俺这么抓的。”陈淑元老人说,“水有了,地好了,咱们还得分配好,耕种好。土地按人口分,好地孬地平均分。然后抓服务。刚分了土地,有的没机械,耕种也很困难。俺就抓机构,俺们找了一辆50匹的拖拉机,三辆25匹的拖拉机。喷灌机、浇水机什么都弄好了,俺们就是实现机械化了。种植得得统一管理,黄烟一个片,桑一个片,果树一个片,棉花一片。俺不会抓工业,也不能抓那个,俺就抓种植作物的专业化。俺们的黄烟在全县也是挂号的。为什么说挂号的?一年大旱,人家的种植作物没保住,但俺们的黄烟保住了,桑蚕保住了,苹果树保住了。为什么能保住?俺们有水啊!当年俺们这三个在全县评比中都是第一,苹果上了上海,黄烟桑还出了国。俺们农业机械化了,现代化了。”

“听说您还发动建起了敬老院?”

“俺们只是发起,但主要是靠国家,是国家支持搞的。这在全县也是挂号的。”陈淑元老人说。

“后来呢?”

“再后来,俺就退下来了,再不该咱的事了,咱就好好学习中央的有关政策,做做宣传。”陈淑元老人说。

“怎么学?”

“从新闻上学,俺识字不多,报纸看不了,主要看电视新闻。”陈淑元老人说。

“您几个孩子?”

唐树芳老人一边伸出五个指头,一边插话说:“三个儿两个女。”

“孩子里有几个是党员?”

“大儿子和二儿子是,女儿都不是党员。”唐树芳老人说。

“孙子辈里有入党的没有?”

“老二的儿子入党了,还在上大学,在济南上。”唐树芳老人说。

……

就在我们与两位老人握手道别时,陈淑元老人郑重地对我们说:“现在俺们村里的青年干部干得很好,抓得很好。但是有一个事不能让群众满意,抓水利还不行,河东那个水库都干了,他们得想想法子修水库了。”

说这话时,陈淑元老人的表情充满忧虑。

保管员之家

建国前,无数农民选择入党。选择入党,就意味着选择责任,选择牺牲和奉献。战争年代,他们无数次穿越枪林弹雨,不惧牺牲,将生死抛之脑后。建国后,他们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贪图享乐,而是依然生活在贫困的农村。有的当村干部,有的当保管员,有的当护林员,有的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农民……

在夏庄镇李家石岭村那个破旧院子的破旧房子里,我们见到坐在破旧沙发上苗文路,他104岁,有着71年党龄。带我们前来采访的夏庄镇干部说,老人家年岁已高,视力和听力现在已经严重衰退了,已经不能交流了。

在莒县乃至日照,苗文路都是年龄最大的建国前老党员,是不是山东省的就不知道了。老人住的房子确实很老了,还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土房。我们问镇干部,这么老的房子,怎么不给老人修一下?镇干部说,前几年,我们就想给他盖新的,可老人家一口回绝了,他说,俺都这把老骨头了,活不了几年了,建了也没多大用处。我们再坚持,老人就大动肝火,最后只得作罢了。苗老性格随和,豁达开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前些年镇上校准老党员的入党时间,他本来是1944年夏天入党的,属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员,后来统计入党时间时给弄错了,写成了1946年,变成了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了。当时我们都不好意思,连忙向他道歉,说想办法改过来,毕竟这2年的党龄之差,会给老人带来成倍的补贴待遇的差距。但没想到老人倒很释然,笑着对我们说,只要承认俺是共产党员就行,哪年入党并不重要,补贴多少无所谓,只要吃得饱穿得暖就行。镇干部还说,你可别看这院子毫不起眼,还破破烂烂的,但这里人丁兴旺,苗文路老人这个家族,已经是个大家族了,有子子孙孙108人,108人中有16人是党员。战争年代,苗老积极发展群众向党组织靠拢,搜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抗日情报。由于工作突出,苗老很快被任命为民兵指导员。到了淮海战役,他又组织150多名民工组成了后勤担架队,从前线救下了大量受伤的解放军指战员。建国后,他却甘于寂寞,一口气在生产队干了28年的保管员。不光他,他的儿子和孙辈中,有多位当过保管员,有的现在仍在当着保管员。

保管员之家!我们同声道。

我们知道,保管员是一个平凡的岗位,在常人眼里,也就是负责仓库货物的保管、发放、整理,以及各项账目和货物卡片。但这个岗位,又代表着一种公正和信任,更是一种责任与信念的坚守。这种坚守,除了血缘亲情的传承外,是不是有一份特殊的精神纽带,在这个家庭默默传承着呢?

回答是肯定的!

苗希邦,苗文路的大儿子,也已经是86岁高龄的老人了。14岁就开始给八路军送情报,17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跟他父亲一样,也是个老革命。现在他与老父亲住在一起,照顾老父亲的饮食起居。

苗希邦说,俺家的传统与俺爷爷有关,俺爷爷叫苗法。俺爷爷弟兄六个,地不多,够吃的。弟兄六个都不识字,受人欺负。于是俺老爷爷叫俺四爷爷上学,俺四爷学习不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俺老奶奶就不让他上了,叫俺爷爷上。俺爷爷是老六,比较聪明,就学了几年,识了几个字。因为读了书,俺爷爷知道识字的重要性,后来冬天闲着没活的时候,他就准备给俺庄里的小孩上“冬学”。当时,他跟庄里的老的商议,小孩反正也闲着,要不就在外头胡踢蹬(调皮),拦起来让他们学几个字多好!村里有头脸的人都说好,他就动员家长叫小孩上学,教了几年“冬学”。俺爷爷教“冬学”,也教小学。那时,庄里兴买卖地,卖地要做文书,男娶女嫁写契书,就是订婚的那个契,还有过年写对联。都知道俺爷爷是个实在人,让他写什么的,他都有求必应。俺们庄不大吧,但人还不算少,俺爷爷有时还都忙不过来,为庄里服务了一辈子。后来八路军在这一带打鬼子,俺爷爷又跟着出了很大的力。那时有一个抗战学校,这个学校下来人做工作,宣传抗日的。一般人家不敢让住呀,鬼子一捂,不仅咱家完了,咱庄也完了。俺爷爷就敢,他把人接到家里,对陌生人就说是他的儿子,排在俺父亲苗文路,俺叔苗文治的后面,作为老三,并起了一个苗文什么的做大号。俺爷爷还一再嘱咐俺父亲和叔叔,不论谁问,一定要说是这是你们的兄弟,要不然被敌人抓住供出来就毁了。

俺父亲苗文路是1945年入党的,是在夏天。当时俺父亲在俺庄西边的一个汪(水库)洗澡时,人家在那里说起入党的事。当时日本鬼子已经攻到了莒县县城,很多人都害怕入党了,但俺父亲入了。俺父亲入党前,俺家里实际上就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站,俺父亲入党后,人家把他选到村部去了,当村团长,就像现在的村长似的。那时开党员会,俺父亲他们都在岭南头那个沟里,不敢在庄里开。开会布置党内任务,都上那儿去开。后来,鬼子打跑了,又打国民党,俺父亲脚步也没歇,跟着去了淮海战役。俺父亲就是老黄牛,他说不拉到地头不歇息。在俺父亲的招呼下,俺们庄去了好几个,有王安邦、孙彦良好几个人,在外面待了六个月。王安邦是主要负责人,俺父亲是次要的,是个副手。孙彦良叫炸弹炸伤了,抬回来就死了。一次,俺父亲跟房东一块拉呱,敌人扔了个炸弹,一扔扔到对臼(石头做的舂米的工具)上,一声响,把门也炸塌了。王安邦震聋了,俺父亲在堂屋没炸到,把房东给炸死了。那是最危险的一个事。

出夫回家后,俺父亲在庄里当民兵指导员,民兵指导员就是后来村里的书记。干了几年书记,就换旁人干了,他就当一般干部,但还在支部里。以后成立互助组了,他当互助组长。再以后又成立初级社了,又进了高级社,俺父亲都是干普通社员。但他是第一个将自己的20多亩土地和大量的物资捐献出来的人。实行人民公社后,他就在小队里当保管。俺们庄分为一队二队三队四队五队,共五小队,他在一队当保管。管钱管物,会计管账,吃公共食堂的时候,他也在食堂里分过煎饼,做过食堂主任。俺父亲不贪便宜,家里再穷,也不拿公家一寸东西。他经常对俺们说,公家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拿,拿了就是犯错误。更何况是一个党员,想都不要想。他一干,就一直干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干了二十八年。

说到这,苗希邦81岁的弟弟苗希臣告诉我们说,俺对俺父亲的情况知道的比较少,打鬼子那会呢,当党员是保密的,不能说。到后来,解放了,能说了,但俺父亲也不怎么说,很低调,只知道跟家里人说,要好好干,从不说他有什么功劳。俺父亲和俺哥老实厉害了,实实在在,踏踏实实。要是有点能耐的话,不就都出去了吗?哪还会待在这里?

苗希邦做人实在,但与鬼子干起来,一点也不含糊。作为家中长子,他是受父亲苗文路影响最深的一个孩子,并且在建国前就加入了党组织。十三四岁,他就当起了庄里的儿童团团长。他告诉我们说,那时候苗文月非让俺干,苗文月说,这群小孩得找个当领导的,于是俺就当上了儿童团团长。他说,你们好好站岗,别做坏事,别偷营生干么的,光行好事就行,见了老的有大有小的。俺们站岗,就是防止坏人进到庄里来。那时从这庄上那庄,过路得有个路条,庄里负责写的。要是没有路条,俺们就不准他过去。俺们手里拿着红缨枪,红缨枪是自己做的。开始用小树做的,这么粗这么高,砍一棵,把头削削,刻上夹腰,绑上轻儿(当地的一种植物,搓成绳子),染上红的,以后有的是铁的了。俺们当儿童团,没有待遇,都是义务。主要站白天,晚上就是大人站岗了。俺们也就是打探个消息,真遇到大事了,还得靠支部。除了站岗,还送信,这庄上那庄送信。急的,就搁上一根鸡毛,纸一叠,插上鸡毛插上火柴,就一刻不停地送过去。那时,区长薛彦武住在俺家里。一次,区长写了个信,派俺去送,送到夏庄。那里有鬼子,有汉奸,但也有俺的人。俺还是小孩,鬼子不大防备俺。但俺又不能把信直接送到俺的人手里,也不能让鬼子找着。俺就按约好的,到了那里就上茅房解手,实际上是把信搁茅房里,用石头压着。第二次俺有去送,还没走,汉奸就发现俺了,不让俺走。俺就哭,俺说黑了,俺没一路的,家这么远。汉奸见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就挥挥手让俺走了。俺们不光送信,还去收信。当时付诚是联络网的网长,之前都是他自己去取信,到后来他就找到俺。他说,你是小孩,不太引人注意,你去吧。俺说行。他说,区公所里有个墓碑,碑裂开了一个窟窿,有的话,那个信就在里头,没有就不在里头。石碑就在村北方的岭上。

苗希臣接着他哥哥的话说,国民党进攻咱解放区时,那是1947年的事了。敌人一扫荡,向咱这儿走,离咱这儿就近了,咱这儿就跑。一次,后庄岭大墩子站岗的看着敌人从西边来了,就通知咱这边的人,咱这边的人就向东跑。跑的时候,俺哥哥还担着枪。俺那时就记事了,记得到了东边一个庄叫曹岭。曹岭那些庄户人家就说,你看那个年幼的还担枪,还不快跑,还担着,叫敌人逮着那还了得。但俺哥哥没有扔,一直担着向东跑。那些枪不是俺哥哥的,是民兵的,俺父亲领着民兵呢。

苗希邦说,俺是1947年入党的。村里选的,也宣誓了,还写了申请,填了入党表。但俺不会写字,是人家代写的。当时人家问俺如何写申请,俺就说,服从领导,听从指挥,党叫俺干啥俺就干啥。俺还表了决心,主要是两点,一不怕死,二不怕苦。俺写了申请后,等了一两个月,一直到割麦子了,才正式发展俺入党。俺们那批共批了四个,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后来那两个女的没转正。俺姐姐叫苗希桂,她当时也是俺父亲的好助手。她不是党员,是团员。十四五岁就参加了团员,带头为部队缝衣服、做鞋子。一次部队上来了两名女八路就和俺姐姐住在一起,俺姐姐跟着女八路组织当地村民学习文化、宣传革命,很快成为了骨干分子。

俺也干过保管,这是建国后的事了。当时公社叫俺管理区里的粮库,各个大队都有粮库,也需要保管,俺就在大队当林业队长兼大队保管。那时管林业和当保管都是个得罪人的活,组织上非叫俺干,说,你是党员,你不干不行。俺干的那些年,岭上栽着苹果树,满山的果子,大队还搞着副业,搞得很好,到秋收以后结束算账,庄里一个人还能分六块钱。那时,别看只有六块钱,别的庄里连六角钱都分不到,他们馋得不得了。俺一直干到57岁下来,干了三十来年。俺还管理着五保户。为什么管理着五保户呢?五保户烧柴、吃粮什么的大队都管着,俺就经常给他们送柴火和粮食什么的。俺把五保户伺候走了五个。

苗希邦没干保管后,苗家当保管员的线还没断,传统还没丢。苗希邦的三儿子苗秀山告诉我们说,俺当过兵,1981年在部队上入的党。俺父亲年纪大,不干了,俺从部队上回来后接着干。不是俺自己要干的,是大队干部请的,社员都赞同。可能他们觉得俺这苗家人比较实在,不会拿公家的东西,社员的眼光是雪亮的,是吧!因为你实在、老实,才叫你干保管,不然的话都弄你自己家里去,谁还敢叫你干保管,是吧!俺一干,就干了28年了,现在还在干。

81岁的苗希臣,是苗文路的二儿子,苗希邦的弟弟。他说,俺当了一辈子教师,在单位兼着当会计。俺哥哥光干活,捞不着上学,就俺上学,上了师范。1957年大部分教师打成了右派,教师不够用了,俺本来是学三年的,于是二年就下来了,分到小学教学。那时小学教师待遇很低,一个月才二十来块钱,好像是二十九块五,后来一步步地涨,到了三十四块五。不少老师因为工资低,生活困难,都下来不干了,或者想办法调到好单位去了。但俺父亲经常给俺敲警钟,他说,为党为百姓干点事就很好,党叫干什么都要好好干。不能嫌工资低,国家是培养你教学的,不是培养你发财的,你就好好教学就行了,工资高点矮点,不要计较那么多,工资也不光咱自己低。最开始在沂南教书,后来回到了莒县。刚回来,中心校长就安排俺上一中学习。一中办了个教师培训班,招了两个班,一个数学班,一个语文班。俺参加了数学班。培训了半年多,后来选会计,把俺给选上了。理由可能是,俺做人诚实,另一个就是俺当时在数学班里半年没出什么差错,做事比较严谨。后来一分,把俺分到了小店中学。在那当了两年会计后,领导觉得俺隔着大河,来回过河过水,不方便,也不安全,就把俺转回到本公社,上胡家孟堰联中当教师。刚去时,联中在一个厂房里,没有办公室,俺们几个老师在那儿教,后来盖了15间教室,大家出力不小。那儿条件虽然一般,但俺干得挺好,没打谱(算)走。后来,县教育局说俺原来当会计当得怪好,还要让俺当会计,于是又把俺调到夏庄镇的中学当会计,这一当就是二十多年,一直干到退休。俺一生没什么大起大落,更没有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事业,就干了这些平凡的事。

苗希臣还告诉我们说,他大儿子苗秀金原来也在部队当过兵,转业回家后,安排到烟草公司去了,现在还在烟草上,也是干保管员,就在寨里河镇。他二儿子叫苗秀良,在教育上,现在还在小店中学做副校长。在当小店中学副校长前,他在职中当出纳,当了整整十年。因为出纳当得好,领导放心,群众放心,他被提拔当上了副校长。俺二闺女也是当教师的,在日照,教小学。俺大孙女叫苗敏敏,上大学时就加入了党组织,是俺家里最年轻的党员。这跟俺父亲的教育与影响分不开。后辈也很争气,他们知道俺家的传统,知道俺们家是党员之家,可以不当大官,可以不富有,但任何时候不能给俺党丢脸……

讲述这些时,苗希邦和苗希臣兄弟俩的脸上挂着,如同黄土般质朴灿烂的笑容。

离开李家石岭村时,我们忍不住再回望这个朴实宁静的小村,还有那个陈旧破烂的农家小院。苗文路和他的子孙们,像村口那片茂盛的树林一样,平凡而又朴实。正是这些平凡而又朴实的“树木”,撑起了一个个小家,组合成了一个坚强而又温暖的大家庭。

俺得带这个头

有这样一位大娘,看上去慈眉目善,笑容可掬。但她骨子里却倔强无比,甚至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入党前,她给八路军送情报,跟着八路军一起打鬼子;老了后,她为自己所有的付出找到了唯一的理由,“俺是党员”。在这个大娘心目中,“俺是党员”,意味着一切的工作都要干在群众前面,所有的好事都要先让群众享受。

这位大娘叫陈淑娥,是莒县寨里河镇寨里河村人。寨里河距离县城约17公里,依山傍水,山青水秀,风光迷人。陈淑娥大娘家非常清贫,但她从来不向组织伸手。前几年,上边给村里增加了一个低保名额,一个月可以补助三百来块钱。村委看她生活困难,就想把这个名额给她,但她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女汉子”的刚强与坚毅,大手一挥,说,不用,俺有老党员费,他们累的比俺厉害!给他们,就那么个景儿。

陈淑娥是在中楼镇陈家君子村入的党,离寨里河镇三十里地,那是她的娘家。在娘家,她完全就是个另类、叛逆之徒。父母觉得她没有个闺女像(样),有失体统,给家里丢人现眼的,怎么看这个闺女都不顺眼,几乎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陈淑元却认为父母思想封建,是个老顽固,顽固得没治了。事实上,庄里人也没几个说她好的,总会在她背后指指点点,说三道四,说她姑娘人家,整天不待在家,四处瞎跑,还愣头愣脑的,不像话,真不像话,太不像话。但陈淑娥把父亲的唠叨,把邻居的闲言碎语当作了耳边风。父母不让她明里干,她就暗着来。

陈淑娥说,俺听说共产党来打鬼子,来翻身,俺就喜,喜得不得了。俺听从号召,带头剪头发,放脚,八路军攻打莒县县城的鬼子,俺还给他们送给养。小车子上装得满满的,推得突突转,那些大男人都给俺伸大拇指。后来开办识字班了,俺就首先报名参加了。来到识字班,俺第一件事就是把小辫子给剪了。她们一看俺剪了,也就跟着都剪了。看俺经常往识字班跑,俺娘就说俺,你这个死丫头,别跟着人家跑了。但俺不听,她就气得在后边撵俺。姐妹们还选俺当识字班队长。不是谁叫俺当的,是全体队员选的,民主投票哩。大概三十多人,俺得了二十多票。为什么都投俺的票呢?人家上识字班,说话也不敢说,写字也不敢写,俺就愣头愣脑,糊儿吧叽地愣干。俺脾气很暴躁,有时自己也劝自己,你怎么脾气这么躁呢?动不动就发火呢?识字班的队员有错误,俺就批评,一点也不讲情面。有的队员舍不得放脚,里头包着小裹脚,外面做双大鞋穿着,被俺发现了。俺抓着就批她们,说,你们太封建了,你们太顽固了。批完,俺就给她们把裹布给抖擞了。

我们问陈淑娥,您把人家的裹布给抖擞了,人家不骂你呀!陈淑娥笑着说,人家肯定骂呀,但只能在俺背后骂,守着俺不敢骂,谁骂俺就发动识字班斗谁。当队长当干部,你得凶点,要不然她听你嚷嚷?俺们识字班除了学习,还要给八路军凑粮食,晚上凑了煎饼来,第二天早晨再往前方送。那时共产党穷呀,军衣还派到家里洗,拆了洗,晒干后,再缝起来。有的人不会缝袖子,俺就一户户地跟他们说。俺还组织识字班站岗、查路条、埋地雷。站岗时,没路条的不让进。一次,一个老汉大篮子里放了一个坛子,俺们查了他,没有路条,就把那坛子留下了。那是一坛子酒,交给了乡公所。地雷是在莒县埋的。嘎伙一群,用铲子、小铁锨挖上窝,埋上地雷,再在上面划拉划拉铺上草,别让鬼子看出来。俺们埋上地雷了,还得隔着不远看着,瞅着别叫老百姓走到上面去了。后来鬼子无条件投降了,俺们都喜得不得了。

陈淑娥说,到1947年,他们看俺在识字班的工作干得不赖,很扎实,就介绍俺入党。可惜俺的入党介绍人都不在了,一个是陈希祥,一个是陈淑成,他们都是乡公所的。当时他们问俺,小陈,愿不愿意加入党组织。俺说,愿意,怎么不愿意!他们又问俺,共产党要干很多事,还要跟敌人作斗争,你害怕不?俺说,俺不害怕,这有什么可怕的。于是俺就入党了,俺父母不知道,是悄悄地干。俺不太识字,不会填表,是介绍人嘎伙着填的。

入党了,陈淑娥的会更多了,事情也更多了。陈淑娥是家中的老三,她上头有两个姐姐,早就出嫁了,下头还有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妹妹小她四岁,两个弟弟更小,那时还是小孩。陈淑娥说,每次一出来开会,俺妹妹就骂俺。俺娘顽固,生怕俺出去开会让人给骗走了,有点活还不让俺做。但俺又经常溜出去开会和给八路军做事。于是,这些活就都压在了俺妹妹身上。一干活,俺妹妹就骂俺,还说俺娘偏心眼。

陈淑娥觉得,她是党员了,工作更应该积极主动了。那时解放战争打得正激烈,她就在庄里动员青年参军。她说,那时候他们不要地主富农,光要贫下中农,瞅瞅哪个目标,就嘎伙着去动员,给青年描绘打倒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宏伟蓝图。有顽固的不想去的,俺就细细地动员,说咱要不受压迫,只有把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只要头顶上的三座大山推倒了,以后咱就过好日子了。一做工作,他们也痛快了。谁家有去当兵的,俺就给他地,那时地主还没打倒,好地还在他们手里,就光给他们薄地,南岭上北山里,给他们那样的。走的时候,当兵的青年都很光荣,戴着大红花,骑着大白马,披着红,敲锣打鼓送出去。送完他们,俺们再回来安慰他们的家属。俺两个弟弟还小,年龄够不上,要是够上了,俺早就动员他们参军了。俺们识字班不仅动员青年参军,还支前,往前方送给养。比如在莒城战役和淮海战役时,俺就把给养送到了二线。什么是二线呢?就是俺们送到半道的时候,男同志接走了。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俺是党员,俺们党解放了全中国,能不喜吗?俺们识字班开了庆祝大会,俺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的,喜得不得了。

俺是1950年嫁到寨里河镇寨里河村的,是俺姐姐当的媒人。她老汉叫马永祥,虽然不是党员,但干工作很积极,当了一辈子的林业队长。她说,俺嫁过来,就把入党介绍信转过来了,并上了支部。这老汉不错,俺开会他不嫌乎(反对),一点也不扯腿。刚到支部,人家干部很齐全,俺就随着干点事。1952年三反五反,正是打老虎之时。老虎就是那些恶劣户,凶头恶脑的,再就是走私的,一些违法乱纪的。他们不照着党的路线走,胡作非为,歪歪着走,专干那些违法乱纪的事。俺们就打击他们,批斗他们。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陈淑娥当上了寨里河村妇女主任,大伙选的。陈淑娥说,俺是党员,俺什么都干,什么都得带头干,还要学大寨。那时也是俺家最穷的时候,俺家的房子刚盖起来,还有三个儿子、两个闺女要养,还有婆婆要伺候,全家八口人,吃喝都不容易。俺老汉又病了。怎么病的呢?老汉不是在林业上干林业队长吗,他性子直,人家都要吃北岭上苹果园的苹果,他不让吃。他们就想方设法的说他、气他,把他脑子气坏了。他不光不让人家吃,他还不让自己孩子去,俺都不让去,他就那么直。你想想看,苹果谁不馋。一次,他亲侄儿偷吃苹果,让他看着了,挨了一顿狠揍。后来,俺老汉脑子气坏了,不听使唤了,精神有点不正常了,不治了,处到游走。全家都得靠着俺了。

那时,陈淑娥家里困难,事也多,也正是庄上困难和事多的时候。陈淑娥说,那时学大寨,俺领着庄里的妇女开荒,扛着镢头和锨,到山上刨地、剜地、深翻地,什么都带头,样样干在前。早上七八点出发,孩子放学前回家做饭,吃完饭又回到山上。俺带着刨地,一方一方的,每人一方。俺们妇女一组,男人一组。男人那组插着旗子,俺们妇女组也不甘落后,也插上了旗子。妇女肯定干不过男人,但干不过也愣干,也不赖,也不善。那时,俺干活干在前头,俺是党员,别落在群众后头。俺们当时不光刨地,还要组织宣传队。学大寨时,村村都扎着戏台子唱戏,还上台去背老三篇的,有上去说三句半的。俺们那时可认真了,为了把《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背下来,俺烧着火也背,做着饭也背,走着路也背,刨着地也背,就连上厕所睡觉也背。后来,俺带着三个儿子两个闺女都上台背,背得很流利,呱呱的!

我们又问陈淑娥,您还干过接生员。她说,嗯。我们问,怎么想着干接生员呢?陈淑娥说,他们推荐的,当时庄里正缺接生员,就推荐了俺。我们问,是不是他们觉得你胆子大?陈淑娥笑了,她说,要俺干工作行,打鬼子,斗地主,俺都不怕,但不知为啥,俺接生胆子就小。但俺又不好意思推脱,当时就强答应着吧,实际上心里不想干,想想都害怕。我们说,说说第一次接生的经历。陈淑娥说,俺第一次接生,是跟着老接生员去的,一个产包提溜着,里面放上剪刀什么的。老接生员在那里忙得直冒汗,俺站在旁边看,俺都吓得直哆嗦。后来又参加过几次接生,但都是人家干俺看,俺都吓得上一边了,还能接生吗?说到这,陈淑娥又笑了起了。她说,俺干革命行,斗地主行,干工作行,干接生员不行,干接生员害怕,手发抖。俺说不出那个害怕来,反正不敢看。

没办法,陈淑娥拿不下接生员这个活,只得推荐其他人来做,她专心当她的妇女主任去了。陈淑娥说,接生员干不了,庄里其他的事都得带头干。通庄里那个街的时候,俺的屋刚盖起来,刚盖起来一年,新的,俺那个屋就在要修的路上,不光俺的屋,还有好多庄户人家的屋。房子好好的,谁想砸?都不想砸!说实话,俺也不想砸,俺家那时候穷得了不得,老汉还病着,好不容易盖起个屋来,很多材料一年一年地攒的,真是用一辈子的力量盖起来的,俺都给累趴下了,但不想砸也不行啊,俺是领导,不能当挡头,得当带头。俺要不是领导,俺可能也不会砸,但俺是党员啊,俺也得带头。这是从俺心里说的。砸的头天晚上,俺一夜没困,能困着吗?俺就睁着大眼,把屋里看了个遍,俺的手在墙上摸呀,摸个没完,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次。俺老汉心疼俺,就道:孩他娘,别摸了,俺知道你不舍得,等咱们有钱了,俺给你盖三间砖瓦房。老汉这一说,俺一下子哭出了声,俺祖祖辈辈没住过新房,可明天就没有了,俺心一揪一揪的。第二天,俺就带头砸了,全村人都来看,很多人都不忍心,都陪着俺掉眼泪,那房子一块一块地倒,俺的心也跟着塌了。他们看着俺砸了,说老陈家那么不容易都砸了,咱们也砸吧。俺村有一个陈淑亮,他是村支部的副书记,他也是新盖的房子。他看着俺砸了,也拿着铁镐准备砸。他当时问俺,从哪儿下手?怎么砸?他举着铁镐半天都没下去手去,心疼呀!他是把房子当成自家孩子了,哪舍得砸呀,砸哪哪疼。俺就跟他说,你拿着镐,闭上眼,砸哪是哪。陈淑亮咬咬牙道:你都砸了,俺还能说什么?也砸!这样,陈淑亮闭上眼下手了,一个大男人,眼泪吧嗒吧嗒地直往下掉。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群众看干部这样,也跟着把房子砸了。庄上通街就很顺利了。

俺先后流产两次,是俺主动去流的。41岁流过一次,43岁流过一次。那时,俺已经有孩子五个了,国家也开始搞计划生育了,俺寻思还要那个干什么,不要了,就这么流的,也没用人家动员。俺是党员,得响应党的号召,你们说是不是。那时俺在搞宣传队,头天流产,第二天俺就到宣传队演戏去了。没住院,没拿药,没拿着当事,后来也没啥事。你看现在一些女的,娇惯的不得了,从怀孕到生个孩子,全家齐动员,今天什么蛋白质,明天什么营养剂,俺当年生老二的时候,正在挑水秧地瓜,走着走着,肚子疼的受不了了,俺心想孩子这是要出来了,俺就蹲在了地上,孩子就生了,俺咬断脐带把孩子交给老的,再继续挑水干活。

陈淑娥说,俺是党员,不管有啥好处,咱首先想的不应该是自己,而是社员。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你天天打自己的算盘,那社员还能跟着你干吗?

上世纪7年代,一次上级发给村里救济粮,分到了小队里。当时的小队长私下里和陈淑娥商量说,陈主任,咱这个救济粮就别分了,咱两个自己吃了吧。陈淑娥一听,火就冒上来了,狠狠地说,那不行,告诉你,救济粮是为了解决困难户的生活下发的,你如果敢动一点,俺就向上级反映,撤你的职,处分你。那个小队长辩解道,陈主任,俺不也是为了你好我好吗,你家里孩子多,正缺粮食呀!陈淑娥坚定地说,俺看你这是光腚推磨,自找难看!咱是领导,你是党员,俺也是党员,根本就不应该有这个想法。后来,那个小队长没的拉(说)了,只好说,分就分吧,就分了。谁家最穷,就分十斤,谁家不是那么穷,就分八斤。

陈淑娥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都能去当兵。陈淑娥说,那时俺家八口人,俺特别想让儿子去当兵,三个儿子也都盼望着去当兵。去当兵一是保家卫国,二是也为家里松点负担,这咱说的是真心话。但最终一个也没能去成。大儿子高中毕业后想去当兵,报了名,体检与政审都过关了。俺村里还有一个青年也都过关了,也特别想去。就走一个,怎么办?俺是干部,俺是党员,不能跟群众去争什么呀!俺就给俺大儿子做工作,说你父亲身体不好,还有那么多弟妹,家里累,缺劳力,怎么能去当兵呢。后来,俺看着人家的孩子戴着大红花当兵走了,俺大儿子哭了,俺晚上也躲在被窝里哭了。后来,二儿子想去当兵,又碰到了一样的问题;再后来,三儿子也想去当兵,也没捞着。每次,俺都像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让他们去当兵,就是盼不上,俺不是夸海口,俺孩子哪一个当兵都是好货(好样的),哪个上部队都得当干部,俺就是没挨上。当时俺们这里有一个妇女当社办教师,她出去看男的去了。她男的在外当兵,就叫俺大儿子替她上班。俺大儿子文化不赖,还写得一手好字。过年时,人家回来了,接班去了,俺大儿子就没活了。到了夏天,那女的又走了,又让俺大儿子接班去了。从那儿以后,他白天替着人家当社办教师,晚上学习考学,结果考出去了,考到了莒南的师范学校了。毕业后,分中学去了,干了几年,上级又把他调到中楼去了,后来还当了副镇长。干了两届,现在到二线上去了。

陈淑娥还告诉我们说,她三个儿子两个闺女,除了小儿子不听话超生外,其他孩子都没有超生的。她说,俺大闺女生了两个女孩,当时她男人还想生,想生个儿子。俺制止了,俺说,不能生,坚决不能生,计划生育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也是党的政策。俺是党员,俺是干部,咱们得执行党的政策,你们得让俺站住脚。大闺女听了俺的,现在恨不恨俺,俺没问过。但这事过去多年了,俺外孙女都小四十了。俺孩子里最不听话的就是俺那小儿,他头一胎是男孩,按政策,不能再生了。但后来又生了个小女孩,是超生的。俺成天在家里骂这狗崽子,不听话的狗崽子。见到他,俺就要狠狠地骂他,指着他鼻子骂。小儿子怕俺,后来他就干脆拖家带口闯了东北,听说在东北种菜了。唉,这没治了,俺批评也没用了,翅膀硬了,远走高飞了,管不着了。

有好些事,陈淑娥都不记得了,但邻居们都记在心上了。邻居们告诉我们说,虽然陈淑娥干起工作来泼辣,甚至凶狠,但她人心地善良,乐于助人。村里原来有个老妈妈,是个五保户,年纪大了,又有病,行动困难,陈淑娥天天帮着干点活。帮着烙煎饼,帮着从井里提水,帮着洗被褥,这一帮就是四五年。直到老妈妈的闺女把她接走了。还一次,马席家里起了火,三间屋都被烧光了。看到自己的家没了,马席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不止。陈淑娥跑过去冲马席说,大男人的哭什么哭,房子烧了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人在,人在青山在,就还有好日子。于是,陈淑娥带头向马席家捐木头捐瓦,缺什么,她就发动群众给他家凑什么,很快就把房子盖了起来。

我们问陈淑娥,您入党近70年了,就没有思想波动的时候?陈淑娥立即说,有,有思想波动的时候。她说,那是1952年三反五反的时候。那时,所有建国前入党的党员都需要重新登记,你说你是建国前什么时候入党的,要找到依据,或者是证明人,找到了就可以重新登记。那时也有一个政策,如果谁实在不愿意干党员了,可以不进行登记,那次没有登记的,就不再是共产党员了。俺周围有七八个老妇女,就没有去登记了,都下去了。俺开始也不想登记了。为啥?让孩子累的。一家八九口人,老的小的,吃不上穿不上,还整天党员开会,耽误劳动生产。后来寻思寻思,发现不对,入党时下的决心跑哪里了?抗战时鬼子都没怕过,现在解放了,遇到点困难就退缩,那可不行。俺想,俺不能半途而废了,这党员不干不行,非干不行,要坚决干到底,于是俺就坚决登记了。

陈淑娥还跟我们说了一个事。她说,那是上年二月的事儿。当时俺们几个在邻居家门口耍,村里一个人开辆三轮车过来调头,你说也巧了,这时又过来一个大车。人家大车看三轮车走的挺慢,就寻思往前冲,结果到了门口,它拐它也冲,“呼哧”把俺碰了,撞着俺后,俺又被门挤着了。跟俺一起耍的另三个人,也被撞了,一个媳妇被撞到了沟里。俺二儿听说后赶了过来,见俺被撞的少皮没毛的,一下子就火了,挽着袖子就要打人家司机。俺说,不行,不行,别打,俺没伤着,其实俺被撞得走不动了,俺儿知道俺的脾气,他骂了几声没敢动手。那一回,俺摸了摸阎王鼻子。上医院一检查,没啥大碍,就打针消炎。人家当场掏出钱来。俺说,俺不要你的钱,你给俺打了针,消消炎就好了,你也不容易,你也不是故意的。俺是坐在门口耍,这是自然灾害,不坐在门口也就没这个事了。那三个被撞的,看病归看病,另外还得赔钱,额外的,有点讹人。俺是党员,俺不能干那样的事。结果那年八月十五,那人感激的还送了箱月饼给俺。俺当时没在家,他就搁在俺家门口。俺回家一看,还有箱月饼,原来是那个司机送的,如果当时在家,俺也不会要人家的东西,但俺找不到他家。人家多不容易,你们说对不对。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陈淑娥跟我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俺是党员”,她所有的付出与奉献,都是因为“俺是党员”。这就是一个女孩的选择,一个女人的选择,一个老妪的选择,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

约法四章

卢兆兰,又一位逾百岁的建国前老党员老人,73年党龄,这样的资历,在素有“鲁东南小延安”之称的小店镇,恐怕无人能比。

走进小店镇金墩一村那座简陋的小院,我们看见王常升正在给他的母亲梳头。老人就像一个听话的小孩一样,认真地坐在椅子上,微笑着,银白的头发被年过古稀的儿子梳理得利利索索。老人记忆力不行了,听力不好了,说话也不利索了,但双眼有神。

王常升一边轻轻地给母亲梳头,一边讲述母亲的故事。

卢兆兰娘家是小店镇河南村的。1933年,19岁的卢兆兰嫁到了金墩一村,嫁给了这个村17岁的民兵游击队队长王连成。那时候,县大队、县委就住在王家。之所以驻扎王家,除了他们家的人进步可靠外,还有就是他们家地理位置特殊,宅子后面是一片大树林。一旦有敌情,沿着沟,就上了树林子,能进能退。

男人积极配合八路军打鬼子,女人也不甘落后,站岗放哨纳军鞋,1938年,王连成穿上军装,当八路军打鬼子去了,留下媳妇和两个年幼的儿子。男人当兵去了,这个家就好像少了很多东西。1940年,王连成在队伍上入党,三年以后,他年轻的媳妇也悄悄在村里入党。男人与女人,都心知肚明,却都心照不宣。

王连成先打日本鬼子,后打国民党军。他没上过一天学,没有文化的他当了十二年兵,打了十二年仗,没有提干。但他却对武器特别是重武器着迷,当了十多年的重机枪班班长,几乎天天抱着重机枪,把重机枪当成了自己的老伙计。后来,王连成经常跟儿女们讲起关于当年的往事。说那次打诸城,俺们的队伍被国民党军打散了,俺就背着重机枪往一个寺庙跑。十几个国民党兵跟上来了,把那个庙围得水泄不通。这时,庙里出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和尚,他朝俺喜了喜,点了头,然后把俺藏了起来。国民党兵怎么也找不着,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那个和尚把俺藏地道了。再后来,王连成的部队改编成了滨海六团,整团被调到东北去了。最惨烈的是打四平,王连成身子残废了,机枪也毁了。庄里与他一起去当兵的,有四五个都在这场战役中牺牲了。全国解放后,王连成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有的人当兵十多年,回到家乡时,不是团长师长,也是营长连长了,可谓是衣锦还乡。王连成不仅没有当官,更没有发财,而是带着一身的伤残回来了。他的四肢严重变形,基本上失去劳动能力,见到日夜想念的媳妇,男人哭了,但她没哭,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男人说,活着回来,就是老天开眼了。女人没有抱怨,没有哭泣,只有坚强与坚持。

王常升告诉我们说,俺父亲转业回家后,人家部队上来了手续,说他有战斗经验丰富,建议他上县武装部负责,那个手续俺上几年还见过。但实际上,俺父亲身体残废了,什么也干不了了,他1969年10月18日就没有了。

王常升说,那时他父亲在外当兵打仗,母亲带着他们几个孩子,受尽了苦楚,但她从不叫苦叫累,再多的苦水,她都往自己肚子里吞。她是村妇救会会长,她得带领村里的妇女们缝军装,纳军鞋,还得为八路军筹粮食。小店群众基础好,与八路军感情深,今天一支队伍走了,明天又来了一队,卢兆兰和姐妹们总有干不完的事情。打走鬼子,赶走国民党军,又是分田地,斗地主,带领群众搞生产。王常升说,最苦的还是俺父亲当兵打仗的那些年头,兵荒马乱的,因为俺家有党员,还有八路,抗战的时候鬼子汉奸来抓,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军来抓。俺有个大爷,叫王连登,他媳妇曾生过一个儿,病死了,没有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他就把俺兄弟两个,用木车子推着,往山里跑,说留着这两个小孩就是本钱,就是王家的种,就连俺大娘、俺娘他都不管了。那时,亏着俺们有个好大爷,要不,俺们弟兄早就叫鬼子和汉奸给毁了。后来,俺大爷年纪大了,俺们弟兄和俺们小孩,都非常孝顺他,该伺候时就伺候,把他当俺亲爹来待,他没了,后事也是俺们嘎伙安排的。

再难再苦再危险,卢兆兰都用柔弱的双肩去面对,去解决。1946年8月的一天,滨海军区一对年轻夫妻正在犯愁,因为部队要转移,年仅7个月的孩子无处安放,战乱行军随身带着孩子根本不可能。这时,卢兆兰主动站了出来,说,俺是共产党,俺还是妇救会会长,俺不养,谁来养。王常升说,俺娘收养的那个小孩叫民生,比俺小一个月。他来后,俺就要分一半奶给他吃,俺们一个怀里吃奶。俺娘的奶水肯定不够,上级供应黍黍(高粱),俺们就吃那个黍黍,吃得都吃不下去了。奶水不够,生活条件又差,俺越吃越瘦。俺大舅来看,看到俺和民生吃那个黍黍都拉不出屎来,俺大舅就掉眼泪,想法给俺们换上可口的细粮。可惜俺大舅后来当县爆炸队队长时牺牲了。再后来,民生的父母没音信了,一直没回来了,是死是活都知不道。后来民生被一个姓石的收养了,跟着姓石了。民生长大后,有政策,国家给他安排了工作,后来调到日照去了,现在退休几年了。以前,俺上临沂分区训练,民生去找俺耍,俺也去找他玩儿。每次见面,他第一件事就是问俺娘的情况,毕竟有养育之恩嘛。

卢兆兰四个儿子,个个都是党员,孙子辈中也已有三个是党员。王常升说,俺大哥叫王常敬。1955年,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但那时候征兵工作不好开展。因为老百姓看着战争没停过,打完抗日战争,又打解放战争,接着又是抗美援朝,也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很多人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有的怕丢了命,有的怕伤胳膊伤腿的,特别是俺父亲,打了一辈子仗,知道当兵的难处与危险。但俺娘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她鼓励俺大哥去当兵。她对俺大哥说,咱不去当兵,谁去当兵?咱不去保卫祖国,谁去保卫祖国?俺大哥一带头,庄里一下就去了六个青年当兵。后来转业,俺大哥就领着俺嫂子上了海南岛,在那里栽橡胶,开发建设海南。现在俺大哥和大嫂都八十多了,一个月退休工资都有二三千,蛮够用的,孩子都弄的不错,人家日子过得很好。

王常升说,俺也当过兵,1964年参军的,打坑道的工程兵,当了五年兵,1969年回来的。回来后,组织上安排俺上供销社,干服务行业。俺说,行,服从组织安排。后来,组织上又安排俺到商业上干,俺说行,没问题。在商业上干了有年数,正好县武装部选拔武装干部,武装部长对俺说,你去当武装干部,行吧!俺说,服从组织安排,叫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他们叫俺填了表,检查了身体,就当起了武装干部。分配在夏庄,后来夏庄的党委书记郑培松对俺说,部长调走了,你当部长。俺惊奇地说,当部长担子很重,不容易干,俺怕干不好。他说,不会干慢慢干,慢慢学,谁一开始就会干呢。于是俺当了部长。在夏庄待了九年,俺又调到了石井,又干了九年。1984年成立乡,县武装部部长对俺说,你家里还有几亩地,你回你老家小店当部长吧,还能回家帮着种点地。俺说,服从组织安排。于是俺又一边干武装部的工作,一边在家里种地。后来,组织说,乡镇武装部长不超过50岁,你51了,你上人大吧。俺说,行,组织上怎么安排怎么干,俺就一直干到60岁退休。

不论是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不论是担任村干部时,还是卸任后,卢兆兰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更没有放松过对子女的要求。卢兆兰的三儿子王常明对此感受最深。他记得,那是1980年12月的一天。那天,村部的大喇叭一直播个不停,村里落实计划生育的人选迟迟没有确定,在多子多福的几千年传统观念面前,谁也不愿当计划生育的先锋。看着还没人去,卢兆兰坐不住了,她来到了三儿子家。孙子刚刚满月,儿媳还躺在床上。卢兆兰对儿媳说,孩子也生了,也满月了,再休养些日子,去结扎吧!儿媳很不理解,说,人家都不去,凭什么就俺们冲在前面。卢兆兰耐心地说,孩子,俺也想多子多孙、儿孙满堂呀,但俺们都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员就得讲党性,就得听党的话,就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要走在前面。俺们全家两代都是党员,不能把传统给丢了。听了婆婆这番话后,儿媳后来乖乖地去做了结扎。2001年5月,王常明当上金墩一村的党支部书记的第一天晚上,卢兆兰就过来给他敲警钟。王常升说,当天晚上,俺母亲就来到俺弟弟家,与他约法四章。第一,你不能贪占村里的钱。第二,你不能用公家的钱大吃大喝。第三,你不能公款报销应该由自己负担的费用。你该拿多少就拿多少,你不该拿的一分都不能拿,更不能接受老百姓的贿赂,老百姓挣个钱不容易,恨不得把一块钱掰成两块花。第四,不准搞“一言堂”,不能忘了革命传统,不能违反了党纪国法,必须得接济百姓,跟百姓打成一片。没有百姓的支持,共产党早就不存在了。当然,你更要听从上级党的领导,组织怎么安排,你就得怎么干,不能走样儿。王常升说,俺弟弟脾气有时很暴躁,俺母亲就约束着他,以后他渐渐也就好了,服从领导安排,替群众着想,群众要打井他就打井,群众要修路他就组织修路,老百姓都认为他这个支书干得还行。

我们一直注意到,在与王常升整个交流过程中,卢兆兰老人没有插过一句话,但她的眼神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是那么的专注与投入。我们感觉,那也是一种交流,或许那还是一种期望与期盼。试想,如果所有的党员都能有卢兆兰老人这样的风范,何愁党风不正,政治不清明,国家不强盛。老人老了,但信念不老,精神常青。

女支前模范当了60多年村支书

杨家沟村,位于龙山镇东北角。

那是个闭塞的小山村,只有一条乡级公路与外界联通。上龙山,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到尽头,便是杨家沟村。虽然这里地处大山深处,但这里青山绿水,生趣盎然。

杨家沟3020人,人口并不算特别多;耕地面积339亩,山场面积3000亩,典型的山多地少;2014年人均收入已经超万元,对于一个小山村来说,实属来之不易。

人们都说,养在深山人不识,但卢翠秀和她的村庄,却是生在深山谁都识!杨家沟村能让更多的人关注与记住,无疑与这片土的顽强,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对这片土地的爱的执着、坚贞与顽强有关。

我们慕名来到杨家沟村时,86岁高龄的支书卢翠秀,已经到山上看她的村庄去了,看小麦和花生长势如何了,看初春时节的树木发芽了没有。1947年,18岁的就成了村里的支部书记,嫁到杨家沟后,先是当支部副书记,后是书记,至今已经当了60多年的村支书。这在当地和整个山东,是最长的,在全国恐怕也是罕见的。

我们刚参观完党支部的荣誉室,就有人跑来告诉我们,老书记马上就回来了,已经到了前面的山坡。我们赶紧出门相迎,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缓慢地向走来。老书记虽然行动缓慢了,但思维敏捷。刚一进党支部会议室,她就拿出一大袋又大又圆的花生对我们说,来,先吃花生,这是俺们杨家沟自产的。看我们讲客气,她又说,吃,赶紧吃,每人都要吃,不吃俺就不让你们采(采访),说着,她就先笑了。我们也跟着笑。随后剥开花生吃,心里立即感受到了一位老党员的温情与热情。

卢翠秀在建国前就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是在娘家的那个村庄,叫柳黄沟村。卢翠秀加入党组织,与父亲的影响有关。父亲叫卢梅,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加入了党组织,在庄里当村长,领导着群众支援八路军,与鬼子作斗争。她姊妹五个,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属她最小。在家里,没有因为她最小,就被父母和哥哥姐姐宠着,相反,她泼辣、能干、胆大,父亲带着民兵打鬼子,她也天不怕地不怕地紧随其后。

可天不怕地不怕的她,也给庄里惹了不少麻烦事。卢翠秀说,俺那时候光惹饥荒(祸)。在柳黄沟村附近有一个八路军兵工厂,自从被鬼子发现后,鬼子天天打兵工厂的主意,想摧毁它。这家兵工厂的厂长姓王,他当时就和卢唐、贺老三商量,咱那个军火和炸药藏在哪里安全呢?卢堂、贺老三摸了半天脑门,也没摸出个个主意来。最后,王厂长说,送柳黄沟小卢那里,小卢虽然年纪小,但这小丫跟党紧,办事踏实。

卢翠秀说,王厂长先找的俺,他把俺拉到一个角落,说,小卢,问问你个事。俺说,王厂长,你说是啥事?有事尽管布置。王厂长说,是共产党的事。咱弄的炸药、枪火放在兵工厂长不安全了,鬼子扫荡得厉害,寻思放在你这里,你看行不行。俺说,只要是共产党的事,俺就干,死了赚个烈士也值。再说,俺这里是山沟沟,俺不信鬼子还能上这里。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王厂长他们就趁着夜色把炸药和枪火运了过来。卢翠秀把这个事和他父亲卢梅说了,卢梅二话没说,当即组织游击小组行动起来,力气大的扛武器,个头小点的站岗放哨。武器就藏在芦苇荡那个地方,把武器卸好后,他们又挖坑,挖得深深的,把炸药和枪放都放底下,顶上放上高粱秸。然后再在顶上撒上土,用抹子抹死。

卢翠秀说,俺干这事,白天风平浪静的,谁想着晚上会刮大风下大雨呢。那天晚上,俺们这里雨下得很大,像瓢泼一样。每个坑都被雨水淋塌了,很明显,有的武器都已经露了出来。不得了了,要是让鬼子汉奸给发现了,这还了得。第二天,俺叫游击队员扒出武器,放在那儿晒嘛,鬼子扫荡就来了,打着枪,气势凶凶的来了。游击小组的一个人说,快把这小孩杀了吧,光惹事,她知道的多,到时经不住吓唬,就说了,那不就祸害了大家。俺就说:别小看人,俺能顶住,你不一定能顶住。说实在话,俺也吓得不轻,要是鬼子知道俺庄里给八路军藏武器,头一个都留不下俺。话又说回来了,俺死了就死了,可连累了乡亲们怎么治?俺带着民兵急急火火的把武器藏好后,就分头跑了。

来扫荡的鬼子分了两帮,从屋楼山前来的那一帮,上了张家沟,从屋楼宫庄来的那一帮,到了柳黄沟。卢翠秀说,看到鬼子来了,俺当时想,这要了命了,这要了命了。哎呀,鬼子扫荡时打机枪,“咣咣咣咣”,就像打簸箕似的。当时俺参加了八路军工作团,为了要求进步,把那个头发剪了,剪成了女八路头,要是被鬼子逮住了,就会被咔嚓,给杀掉了。俺这时用毛巾一包,再系上,小鬼子就看不出来了。开始俺跟着人跑,人家一看俺在里面,怕受连累,就都躲开了,后来就剩下俺自己了,鬼子也挺有意思的,只追一大帮人,不追一小帮人。俺从柳黄沟出来,岔到北旁,往石屋子山跑,后来机枪响个不停。滨南医院保健队里有一个叫杨占英的,他说,俺和你说小卢,你听着枪子围着你“突突突突”转,你就快趴下,鬼子那是找着目标了。石屋子山上有个大石头,俺好歹爬了上去。上去就知不道了,但鬼子那个机枪“咣咣咣咣”,俺还听得着。谢天谢地,鬼子在庄里折腾一阵子就走了,没走藏武器的地方。鬼子扫荡过去了,俺们回家一看,吃的用的都让他们给祸害了。日本鬼子真是坏死了,坏透顶了,他们在庄里做饭,不烧柴火,非得把门给你摘下来,放在锅底下当柴火烧。有户人家发现还有一瓶花生油,他们以为是鬼子忘了拿了,拧开开一看,里面都是尿,鬼子的尿。你们说这鬼子该不该千刀万剐,他们把油倒出来,洒上的尿。还有更气人的。另一户人家,回到家时,看到锅里还有没吃完的干饭,以为鬼子是良心发现,吃不完的,还留点给他们。谁知在中间扒拉扒拉后,发现里面是泡屎。庄里的人对俺说,你看你惹下这个饥荒。还有人说,别让那个小孩待在庄里了,要不咱这个庄就保不住了。

但卢翠秀不光好好地待在了村里,还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她很清楚地记得,她是1946年3月4日入的党,入党介绍人是陈正和刘安秀。她告诉我们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很多事都忘记了,可入党介绍人还想着,是陈正和刘安秀,他们两个吓唬她说,你听说过共产党这个组织没有,传说很厉害,很吓人,黄头发、绿指甲,逮着小孩,一顿吃七个,但那是国民党给共产党造的谣。卢翠秀就问,这个组织是不是站在百姓这边?陈正说,这个组织专门为人民服务。卢翠秀说,为人民服务俺就敢。入党那天她更忘不了,是在被斗的地主的南屋填的表和宣的誓。卢翠秀说,具体填些什么内容,俺想不着了,可俺举手了,宣誓了,表态了,俺说这辈子就跟着共产党干,党叫干啥俺就干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

入党的第二年,年仅18岁的黄毛丫头卢翠秀就当上了柳黄沟村党支部书记。卢翠秀更忙了,白天组织召开斗争会,夜晚组织姐妹们推碾、纳军鞋。因为表现突出,卢翠秀还评上了县里的支前模范。柳黄沟村党支部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卢翠秀的表现更是可圈可点,但她也因此上了以卢振帮为首的“暗杀团”黑名单。卢翠秀告诉我们说,“暗杀团”是地主组织的,为什么要暗杀俺们呢,因为俺们斗了他们,分了他们的地,还有牲畜、农具、房屋。他们要找共产党报仇。“暗杀团”要杀俺,是俺表叔张金东发现的。俺表叔是张家沟人,离俺们沟有三里路,他是那个庄的联防队长。他庄的民兵组织的很好,人家还是参军模范村。一天晚上,俺表叔组织游击小组开会,怎么看着菜园有灯光,感觉不对劲,有情况。游击小组一吹哨子,就把这个菜园围了起来。围拢一看,两个地主,一个贫雇农在里头。逮着后,弄到屋里上梁滑(吊梁上)。那两个地主滑了三次也咬牙不说,那个贫雇农说了,说准备今天晚上在这儿杀人。游击小组问他,你们杀谁?那个贫雇农说,一个是联防队长张金东,一个是区职工会委员尚余河,还有一个是区妇联委员尚金秀。杀了张家沟,再上柳黄沟。游击小组又问,上柳黄沟都杀谁?那个贫雇农说,杀卢街、卢翠秀、卢景,这三个共产党的贴心人。杀完柳黄沟再杀井家沟。

这还了得!俺表叔张金东立即决定第二天开个公审大会,就在张家沟。俺也接到了参会的通知。第二天,俺带着柳黄沟的游击小组去了。去了一看,场面很大,张家沟的庄户人家,附近几个庄的游击小组都来了,张金东坐主席台上。看到俺来了,张金东说,小卢你上来,有你的份儿。俺不怕,俺就跑到了台上。人都让俺表叔他们抓了,还有啥可怕的嘛。俺们一起公审了“暗杀团”。以后,那些人有的没了,有的被判刑,三年的五年的都有。

听说俺也被列入了“暗杀团”黑名单,俺娘急了。她说,你就别干了,老老实实待在家,找户人家嫁了,安安稳稳过一辈子,别再惹事了,再惹事,就没命了。说千道万,不如有个好的打算,听娘的没错。俺没吱声,俺父亲也没吱声,就让她说说,俺们该干嘛还干嘛。

没多久,卢翠秀就找到婆家了,与对方见过两次面,就准备结婚了。婆家找到了,但她始终没忘记自己是名党员。卢翠秀说,俺是1948年正月十八结的婚,这个俺忘不了。结婚的前三天,俺正好上县里去,就写了个介绍信拿着。结婚那天,俺就带着介绍信到了杨家沟村,交给了党支部。俺老汉(沂蒙山一带过去老年妇女对丈夫的称呼)叫杨白玉,也是党员,那时龙山还叫小乡,他在小乡当武装队长。杨家沟党支部很快就安排俺干活了,俺开始干支部委员,很快就干了党支部副书记。那时俺成天开会,这里开会叫去,那里开会叫去。当时县长给俺起了个名,叫“一身兼八职”。怎么说呢?俺那时是县里的清洁工人、县妇联委员、县政府委员、县委委员,还有很多职务,所以县长说俺“一身兼八职”。

在凭热情和冲动工作的年代,组织上又一次想起了她。那时莒县县委办主任是张德民,侯家田是秘书。一天,卢翠秀正在整大寨田,两个人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庄里,每人自行车后驾上还绑着不少袋子。卢翠秀定眼一看,那不是县委的张主任和侯秘书吗。看到卢翠秀在整大寨田,他们就停下了,朝她招手。卢翠秀说,张主任、侯秘书,你们二位领导来了?张主任有点焦急地说,家走,家走。卢翠秀说,好好好,家走,家走。她扛上家具,跟着张主任他们往家跑去。来到卢翠秀家,张主任说,把门关上。卢翠秀有点不解,说,关门干什么?张主任说,哪那么多话,你关上再说。卢翠秀说,关上就关上。卢翠秀说,你们有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张主任说,你怕死不?卢翠秀一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她想,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早就打跑了,还有哪门子仗打呢。张主任看卢翠秀犹豫,再问道,你怕死不?卢翠秀说,得分怎么死,为共产党、为群众死,值,还赚个烈属,但为其他私心杂事死了,死了也白搭,什么也不是。张主任说,文化大革命后,咱县里出了一些战斗队,这些人不大论理,是造反派,怕他们把县里十七级以上干部档案材料,还有一部分学生资料给祸害了。放在大地方不行,藏不住了。俺们也问了董书记,这档案材料放哪,董书记说,送杨家沟去吧,送给小卢,叫她保管着。这不,俺们就送了过来。卢翠秀一听,说,行,党的事,俺们得做好,就搁这里吧。随后,卢翠秀又弄来个大柜子,装了整整一柜子。他们又配上三把钥匙,张主任、候秘书与卢翠秀,一人一把,三人不见面,柜子不能开。

卢翠秀告诉我们说,那天正好下起了大雪,张主任他们穿的衣服不多,冻得直哆嗦,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嘱咐俺说,小卢呀,你一定要保管好这些干部档案啊,这关系到许多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前途和命运啊!俺对张主任他们说,你们放回心去吧,档案俺会保管好的。他们走了,俺以为没事了。谁会想到呢,到后来,县上的董书记不撑整,跟红卫兵说,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档案和学生资料,都送到杨家沟小卢那儿去了。红卫兵可有本事啦,他们冒着寒风上山,来到了俺们杨家沟。红卫兵抓着俺,气势汹汹地对俺说,卢翠秀,你给县里藏“黑材料”,你这样的干部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把县里的“黑材料”老老实实交出来,俺们还扶你,还让你继续当干部。俺对他们说,你们说什么“黑材料”,俺一点都不知道呀,材料还有黑的吗?俺从来没见过。真是喜死人了。红卫兵说,卢翠秀,你别给俺们装疯卖傻了,县上的董书记已经承认了,“黑材料”上了杨家沟,到了你这里。俺也装蒜呀,对红卫兵说,董书记是谁呀,俺不认识。红卫兵说,董书记你都不认识,是俺们县委书记。俺说,那俺更不认识了,人家县委书记哪会认识俺们一个平头百姓。红卫兵开始没耐心了,他们指着俺说,俺们都是火眼金睛的孙悟空,你就是那个白骨精,你别跟俺们耍滑头,你想不想让俺们扶你那也没办法。俺也没给他们好脸色,说,啥孙悟空,俺看你们一个个能的要上天,俺打鬼子那会,怕上你爹还在你奶奶肚子里睡觉呢!你们扶俺俺倒得快点,你们不扶俺,俺还活得日子长点。俺这么一说,气得红卫兵的鼻子都歪了。俺一点都不害怕,鬼子俺都没怕,还怕这些小孩。没拿到干部档案,红卫兵就把俺抓到小庄子去了,和小庄子党支部书记邴联五一起斗。红卫兵叫俺弯腰,俺不弯,红卫兵就踢俺的大腿,说再不腰,俺们就帮你弯,你是自己弯,还是俺们帮你弯。邴联五和俺一条心,他已经弯下腰了,他小声对俺说,老卢,你还是自己弯好受些,俺给你个法,你弯下后,手拽着这个裤脚,多少可以歇歇。俺当时正好来了例假,弯下不久,血就顺着脚脖子向下流。不论红卫兵怎么整,俺就是不承认。最终,红卫兵只得扫兴而归,并扬言说,明天再来。到了晚上,张德民和侯家田赶来了,他们又悄悄地把干部档案转走了,放在了兰家关庄水泥厂去了。这下红卫兵再也没找到干部档案的下落了。到后来,县上重建档案局,重建档案室,才从兰家关庄拿回到档案局的。

上个世纪60年代,莒县和其他地方一样,开始搞计划生育试点,并来了一批计划生育材料。一天,县妇联主席杜立君把卢翠秀叫了过去,说,咱们县准备计划生育试点了,也来了一些计划生育材料。卢翠秀感觉很奇怪,就问杜主席,是什么计划生育材料?杜主席说,就是环。卢翠秀感到更奇怪,又问,环是什么呀?!杜主席说,俺也没用过,听专家说,就是放在子宫里,防止怀小孩子的。卢翠秀觉得很稀奇,问,还有这东西?杜主席说,现在要进行试点,你看看庄上谁可以试试,上环要上医院上,放上以后,忍着点,一个星期两个人别同床,这个事一定要注意。卢翠秀说,杜主席,俺是党员,也是村干部,算俺一个吧。卢翠秀是县上第一个带头放环的。卢翠秀说,那次,除了俺放了环,俺还动员村里的王玉兰、王学兰放了环。可人家那两个放上之后,当天晚上就说不治,肚子疼,医生只得给钩出来了。后来县上说俺们小乡计划生育搞得好,结扎放环就是先从小乡开始的。

一晃,卢翠秀干副书记就干了二十个年头。1982年底的一天,镇党委书记卢西京找到卢翠秀说,姐姐,你们老支书到年龄了,你去干书记吧。卢西京一直把卢翠秀当成自己的大姐看待。卢翠秀有点难为情,说,老弟呀,你老姐今年都五十四了,都是抱孙子的人了,怕是不适合再干,也怕干不好呀。卢西京说,姐姐,你就干吧,你都老革命了,什么不能干,俺们党委支持你。回到家,卢翠秀把党委的意见跟自己老汉说了,老汉说,党委叫你干,你去干就行,家里有是有些困难,但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呀。于是1983年初,卢翠秀就走马上任干起了杨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既然答应党委干了,就要干好,干漂亮,关键是要让群众富起来,过上好日子。卢翠秀心里想道。第一次村民大会上,卢翠秀就提出了三个口号:要叫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钱花。卢翠秀回忆说,俺们不是山沟沟里吗,俺刚当书记那会,庄里啥也没有,除了山还是山,除了岭还是岭,除了石头还是石头,真是眼前是石头,脚下是石头,山上连棵树都没有。庄户人家很穷,就是小磨推出煎饼来,再打上两棵草,回家烙煎饼吃,其它毛也没有,俺想,靠山吃山,要想富先栽树吧。俺就带头栽树,发动全村男女老少栽树。一次,俺找了两个筐,挑着一担树苗上了山。上到山上使(累)出一身汗,天上又下开了雨。一热然后一凉,凉出一身疙瘩来,一年多没好。就在前边的岭上,俺们先栽松树,然后再栽的刺槐,接着有了苹果园、梨园、樱桃园、杏树园、桃树园。后来县委的刘书记到了俺们庄,他看到杨家沟漫山遍野的树木,喜得不得了。他对俺说,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的,你直说吧!俺说,俺要“长翅子的拖拉机”。因为没路嘛,俺的意思就是让他修路,没有路,拖拉机飞不过来呀。刘书记笑着说,马上送你一台“长翅子的拖拉机”。后来,县上就给俺们庄修了条路。俺就这样一步一步做着庄里的事儿。

卢翠秀把精力倾注在了支部和村里的发展建设上,家里就“荒”了,两全其美实在太难。卢翠秀最小的儿子杨代国对我们说,咱说实话,俺母亲当副书记的时候就不怎么顾家,当了书记后就彻底把这个家给“抛弃”了。俺弟兄五个,她从小基本不大管,光忙乎她的工作去了。当时在农村摊煎饼,都是用手去烙,一般都是女的干。俺家没姊妹,就俺大哥干,俺大哥烙的煎饼很好吃。那时用熬子烙煎饼,他一手放柴火,一手烙煎饼,烙了再揭下来,一点都不亚于巧媳妇。俺三哥负责做菜,他手艺很好,炒出来的菜很好吃。

卢翠秀的家“荒”了,杨家沟绿了。几年后,山上松树、槐树都栽满了,山旮旯上都结出了水果。但她没有满足,永远也不会满足,她的心“野”得很。杨代国说,俺母亲很犟,她看好的事,谁也改变不了。要想富,先修路,不都这样说吗。那时,进俺们庄是一条很窄的土路,小拖拉机才能勉强进来,更不要说现在的小汽车了。进出俺们庄,有一条大沟,好几米深,俺们杨家沟就因此得名。俺母亲带着乡亲们,在杨家沟上建个三孔大桥,费了很多心思和心血。修完那个桥后,接着修环山路。修了十几里,都是俺母亲带着村民,自己用炸药炸山,手挖肩挑修出来的。看着杨家沟山高路远的,当时的乡党委也挺关心,问要不要支援。俺母亲真傻呀,她大手一挥说,不用,俺杨家沟要自立更生、艰苦创业,硬是自己把这个沉重的担子扛了下来。路修好了,老百姓上山就方便了,收庄稼什么的都方便了。修好路,俺母亲又发动村民大修水库。你们说,俺们这个大山里,干点什么不都得靠水呀,树木成长要水,果园丰收要水,小麦、地瓜、花生、玉米、谷子要好收成得要水,俺们庄的经济作物以大姜为主,这东西更需要水。为了留住水,俺母亲带着村民在沟里、坡里都建满了水坝。杨家沟的村民都说,跟着老书记,累是累,苦是苦,但天天有希望,年年有实惠。一年四季,再也不怕干旱了,只要打开山上的水坝闸门,清泉的水就哗啦啦地流了下来,漫山遍野全是水,老百姓的实惠就来了。现在咱杨家沟,大姜户年收入超过十万的,保守估计也得有一二十户,比咱当工人强。

我们开始以为卢翠秀年龄大了,耳朵不好使了。没想到,正当我们与她小儿子聊到这些时,她突然打断我们的谈话,说起了修桥的事。卢翠秀说,咱庄里原来没桥的时候,老嫲嫲走到那里都要下沟摸着走,这个沟呀,夏天有水,冬天结冰,不方便,很危险。俺当时在支部会议上就提出,俺们要齐心协力,把那个桥修起来。当时就有人提出,俺们祖祖辈辈都想修这个桥,最终都没成事,俺们能成吗。俺说,只要有决心,没有干不成的事。有人提出,修桥总得要点钱吧,俺们哪来的钱呀。俺说,俺们是没钱,但俺们可以出去“讨”啊,就是跑断腿,俺们也要筹到修桥的钱。工钱就省了,俺们自己出力。修这个桥可惹出事来了。当时俺们十来个人上城东大河去拉沙、拉水泥,找了一辆上海50拖拉机,耿长义开的拖拉机。到了西花子,那个坡陡,拉不上去,俺们就下来七八个人,把拖拉机推上去的;到了东花子,走到一个水坝时,一下把水坝压塌了,拖拉机倒扣在塘坝里。那个水一人多深,俺也掉水里了,但没被拖拉机压住,很快就浮出水面。俺爬到岸边时,看到水面直冒泡,随后就是司机耿长义等人爬了出来。俺急死了,冲他们说,快数人吧,数数人到底少了几个。打仗还得亲兄弟,上阵还得父子兵呀。杨白岭他哥哥数了数,看了看,说了不得了,少了杨白岭。俺说,快去快找锹,把那个坝快扒开,赶紧把水放放。然后,杨白岭哥哥跳到水坝里,摸了摸后,说了不得了,拖拉机正好压着杨白岭肚子这个地方了。亏着压这个地方,要是压着头就更了不得了。俺们下到水里,把拖拉机掀起来,把杨白岭拽出来,拽到沿上,脸发青,眼鼓鼓着。俺吓坏了!为啥?本为庄里就有个别人说俺,让她翻腾(折腾),又是栽树,又是修路,又是建水坝,看把她能耐得,翻腾死几个人她就老实了。真是屎壳郎垫床底,硬撑!看这个老女人能折腾到几时?当时俺真的老实了,吓得坐在沿上都不会说话了。随后,杨白岭放出一口气来,又把俺惊醒了过来。他们说,他死不了,快抢救,快抢救。于是,俺们找了一个门抬着,赶紧往医院跑。俺又说,赶紧把杨白岭媳妇李桂英叫来,他们赶紧把刘桂英叫来了。俺就站在那个地方,俺寻思着她肯定得打俺。她来了以后,眼泪立即就出来了,说,你们再干活,千万别找他了,他这个人实诚,光知道干。李桂英又对俺说,卢书记,你也别害怕。俺说,桂英啊,这都怪俺啊,你们家白岭都快不行了。没想到李桂英还反过来安慰俺,她哭着说,卢书记,你也是为了咱们杨家沟捞着好日子过,你别担心,俺家白岭好人有好福,老天保佑,一定能够躲过这次灾难,咱姊妹们嘎伙着过。你说杨白岭都伤成那样了,李桂英还这样安慰俺,那人太实在了,实在得让俺掉泪。

卢翠秀说,俺评上全国劳动模范后,很多人说俺是楷模,俺算不上楷模,那都是各级领导的支持与帮助,群众的拥护才当上的,你说说看,要是没有各级领导支持与帮助,没有群众拥护,俺这个小老嫲嫲,能干什么呀,说话也没有人听,谁听,是吧!前两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有个主持人来访俺。他问,杨家沟村还行呀!俺就说,还行,这个村确实还行。他说,大娘你怎么看着干事不愁不忧,很舒畅。俺说,愁什么,再难的事都可以迈过去。为啥呢?第一,各级领导对俺们村的支持、支援;第二,俺庄里的群众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实诚得很;第三,俺的小孩不让俺生气。俺就这么三句话。干什么事咱都得带头,俺有个儿媳五年不和俺搭腔。我们问,那为啥?她说,她就一个小男孩,非要到外面拾(领养)个,俺不让她拾。俺说,俺首先是党员,第二是村支部书记,第三才是婆婆。俺那儿媳妇不理解,说俺,人家当领导的,首先是当婆婆,你倒好,反过来了,当领导都不要亲情了吗。俺说,那你没治,谁叫你是俺卢翠秀的儿媳妇呢。

接着卢翠秀又说起了陪伴着她的小儿子杨代国来。她说,当时俺这小儿想上城去,俺不让。俺说,谁不愿意上城里呀,都上城里了,农村谁来干,再说,在龙山多么好,环境好,空气好,还是教中学,真不糙(不错)。俺对他说,安安心心待在龙山,好好教。你既然当了老师,就得撑起这个光荣称号,是不是,年纪小的,没长牙的,得管你叫老师,年纪大的,没牙的老汉也得管你叫老师,你还挑肥拣瘦,贪图享受,哪配呀。

这时,一旁的杨代国说,俺们兄弟五个,有四个是党员,俺也是党员。俺们兄弟几个,包括俺们的媳妇和孩子都怕俺母亲,俺现在看着她,有时候还打怵。俺刚结婚那会,俺媳妇叫俺母亲说的白天黑夜都哭,俺母亲管得比较严,以前严,现在还一样。刚才俺母亲不是说到俺想调动工作的事了吗。俺当时没上大学,开始是一个民办教师,到了1994年才转为公办的,是考试考上才转的。当时俺想叫她给俺跑跑,给俺转公办。你说俺母亲怎么说的?她居然说,要走后门,没门。她可是俺亲娘啊!俺一直气她这个。后来,俺又想调城里去,就对俺母亲说,你在县上有影响,又是老革命,找县上人说说,不就调过去了吗,这也很正常啊。她又没好脸色地拒绝了,她说,别人办行,咱自己不能办这样的事,你得拿党员的标准衡量,能走后门吗,党员带着走后门,俺们这个国家还有治吗。俺当时对俺母亲说,妈呀,你这是忋人忧天呢,人家都在走,凭什么你就不能走。

随后,我们说到了“激流勇退”。卢翠秀说,俺早就想过了,俺一把年纪了,早就该让年轻人担担子了。但每到换届的时候,庄里群众不愿意,说咱庄里谁也不行,就叫俺这个小脚老嫲嫲干。俺入党宣誓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只要群众用着的事,上级让俺干的事,即使俺不能走了,也要让儿女推着俺去宣传。这样想着,俺就听从了群众的意见,一直干着。杨代国也说,2013年换届,俺弟兄们都不让俺母亲干了,但庄里群众非让她干。俺当时没在家,听说是全票通过的。俺母亲做事认真、敬业,也很有魄力。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自己拄着棍往山上跑,俺们弟兄也不放心呀。下一届别再让她干了,真的不能再干了。

在卢翠秀看来,儿子们的特别担忧似乎有点多余。她依然对未来充满激情、充满希望,她放不下漫山遍野的树木,满沟满坝的水儿,还有众乡亲们。她说,俺们庄这两年,要修一座水坝,已经漏水了,不修不行了,还要再建一个新坝。还有一个大事,山上的树木长起来了,成材了,但森林防火又成了大事,要组织村民把树底下的枝砍下来,防止山火。卢翠秀还告诉我们说,一次上济南,到山东大学去作报告。开始俺发愁,俺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给大学里的高才生作报告,要像演讲那样,人家都厉害,俺赶不上他们,他们也肯定不爱听。讲什么好?后来一想,就讲种地,讲咱庄的治山治水,就讲这个。俺说,吕鸿宾活着的时候说得土如得粮,俺对他说,俺和你不一样,俺说攒水如攒钱。庄户人家种地得有水,果林得有水,俺们这个村大小坝都让俺截起来了。俺那个小儿子叫杨代国,一次下雨的时候,他带着俺走到了东花子那个地方。她说,妈妈,问你个事。俺说,啥事。他说,怎么人家这个庄河里淌水,咱们庄的水那么小。俺说,嘲吧(傻子),咱庄里的水不都让妈妈截起来了嘛,水库还不满,它往哪里淌哟!俺讲了40分钟,就有13次鼓掌,中间捞不着讲,他们光使劲地给俺鼓掌。

……

离开杨家沟村时,当我们看着那即将放绿的山野,还有夕阳下微波粼粼的湖水,对老书记的敬意油然而生。突然间,我们想到了“巴根草”,耐涝耐旱,又特别耐热耐寒的“巴根草”。它的叶和茎会变成金黄色,叶子枯萎后,也会化为柔软保暧的植物纤维,保护着草茎和草根。老支书不正是像毫不起眼,而又默默奉献的“巴根草”吗?她不需要人们赞美,更不需要历史的流传与彰显,她用对党的忠诚,日夜守护着自己的家乡。这位普通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用自己迄今仍不停歇的脚步,踏出了一路光荣岁月,她满脸的皱纹已与杨家沟村的山川河流连在一起,在沂蒙大地上演绎着“本色”的传奇……

毛主席说,山东有个农民思想家

在山东莒县,人们嘴上至今仍挂念着一个人,一个深受莒县人尊重的老模范。

不论是谁,只要来到莒县,来到阎庄镇,走进爱国村,都会驻足而观,惊叹、赞赏、思索,最后便是肃然起敬。村集体发展过程中的开拓进取,在工作中的清正廉洁和乐于倾听百姓声音的工作作风,至今被村里的乡亲们所津津乐道。虽然老模范已经离开他们20多年了,但他仍然像一团不灭的火焰,永远温暖着他们的心。

这位老模范叫吕鸿宾,是全国数以万计建国前老党员中的普通一员。这位老模范又用毕生的心血与精力告诉人们,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农民,不仅仅只是一名党员,我们还完全可以称他为思想家,农民思想家。这个深爱着家乡和土地的农民思想家,他肉体与灵魂都不曾离开这片土地。正如临沂市党史办原主任李兴合在《怀念吕鸿宾同志》的诗词中所写:“终生甘为一农翁,躬耕南亩冒暑冬。万家苦乐成心事,一片赤诚言九鼎。功高不曾讨善价,名重不敢忘苍生。质本洁来还洁去,留得陋室听雨声。”

这天,我们初访爱国村,刚在村委办坐了片刻,吕鸿宾当年的几个左膀右臂就陆续而至。有老会计杨进,原村干部杜作松,老村主任吕春同等人,在他们七嘴八舌饱含深情的讲述中,一个中等个头,身体消瘦,面容焦虑,而又和蔼可亲的老人,正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向我们缓缓而来。

吕鸿宾1911年出生于莒县吕家庄,小时候家里穷,吃不上饭,他父母就拖家带口闯了关东,到了东北濛江县(今靖宇)。虽然东北有广阔的黑土地,人口又稀少,但那里的条件也相当残酷,日子不见得就比山东老家好到哪儿去。10年后,25岁的吕鸿宾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莒县。是什么具体原因让吕鸿宾最终选回乡,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迫于生计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吕鸿宾是1936年的一个秋日踏上了故乡的土地,那年月,家乡的父老乡亲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许多人对于未来都非常失望,甚至绝望。但吕鸿宾心中始终有一盏明灯,这盏明灯支撑着他信心满满地前行。刚回老家的头几年,他的心思不在种地上,也不在发展经济上,哪顾得上呢,光顾着打鬼子了。吕家庄的民兵也了得,虽然不是什么正规部队,但个个勇猛。1944年秋天,他们配合八路军解放了莒县县城。这年11月26日,《解放日报》说:“莒县的解放,不仅是山东辉煌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的大胜利之一。”

鬼子被打跑了,莒县率先解放了,吕鸿宾他们欢呼了。这以后,组织上让吕鸿宾当自卫团长,带领民兵维护庄里的治安,发动农民开展过减租减息斗争。过去,贫穷让吕鸿宾吃尽了苦头,他目光最终还是停留在了“脱贫”二字上。出身贫穷,经历苦难的吕鸿宾是多么渴望庄里人尽快脱贫,真正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啊。穷极思变,吕鸿宾整天折腾着如何提高生产,让庄里人都填饱肚子,摆脱贫困。

1947年秋的一天晚上,吕鸿宾把堂弟吕培和吕境招呼到一起。两位堂弟尚未坐下,吕鸿宾就皱着眉头说,俺庄里太穷了,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更别提煎饼,光吃个地瓜皮子和菜团子,哪能填饱肚子啊,得想想招,解决吃饭问题?堂弟一脸茫然,问道,哥,俺们地薄人少,有什么招可想呀?吕鸿宾说,东北有合伙耪青的办法,俺想了,虽然方法比较老套,但确实值得俺们学习和借鉴。堂弟还是一头雾水,那俺们该怎么做呢?吕鸿宾说,就是把俺们三家子的地组(集中)起来,把俺们的牲口也组起来,俺们互相帮助,一起干。但不强求,完全自愿。你们干不干?两个堂弟互相看了看后,点着头说,哥,俺跟着你干。于是吕鸿宾、吕培和吕敬三户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很快,他们都尝到了甜头,也影响了更多的庄户。三户很快就发展到八户,八户又发展到十余户……就像芝麻开花一样,一节好比一节高。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共产党向解放区人民发出“一面支前,一面生产”,“组织起来,支前生产两不误”的号召。已经37岁的吕鸿宾也想往前线跑,但他的腿有点不灵便,只能作罢。但他热情依旧高涨,他觉得,前线得有人去,后方也得有保障。当组织需要他带领庄户人家大力生产时,他毫不犹豫地担任起吕家庄党支部书记这一重担。他和其他支部委员带头干,男人两人合伙送粪,妇女、儿童合伙捣粪、刨高梁。吕鸿宾告诉群众,这就叫组织起来。于是,原来的变工组改成了四个季节性互助组。因人派活,取长补短。组内实行记工算账以粮找补,出夫支前和给军属代耕都记工,牲口干一天活还顶一个半工。一个大忙季节结束,再统一平衡结算找补。

互助组刚一建立,淮海战役就全面打响了。吕家庄本来劳力就少,现在淮海战役又打响了。这可咋办?吕鸿宾没有犹豫,立即动员广大壮劳力参军支前。为了解放全国,打走国民党军队,吕家庄的壮劳力热情高涨,吕鸿宾在动员会上说:青壮年能去的都要去!有人道:壮的都走了,村里的重活怎么办?吕鸿宾道: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村里还有老少,老少干活慢,咱出工就提前。咱们要保证前线,也要不耽误生产。

动员会刚结束,29个壮劳力齐刷刷地站了出来,或参军,或支前。吕家庄一日走了29个壮劳力,剩下的全是老弱妇幼。当时正遇秋涝,劳力少,牲口弱,农具缺,难收,更难种。怎么办?吕鸿宾说,俺们采取“大拨工”的办法来解决。可什么是“大拨工”呢?老弱妇幼眨巴着眼,望着吕鸿宾。吕鸿宾说,很简单,就是男女老少齐发动,男人耕种、送粪、运庄稼,女人捣粪收割,老人扶耧耕地,儿童傍牛、扒粪、拉车子,牲口不足就人畜合拉。由于“劳力巧安排,人员巧组合”,吕家庄终于克服了困难,完成了秋收秋种任务。由于没有耽误小麦下种,翌年小麦亩产达到50多公斤,比原来单干户亩增28公斤。大家脸上笑开了花,心里比吃了蜜还甜。丰收的喜悦,像只展翅飞翔的鸟儿,很快就飞到了吕家庄的上级机构——阎庄区委。阎庄区委不仅奖给他们锦旗一面,还向全区推广了吕家庄的成功经验。

这时,支前的壮劳力也回来了,看到形势如此之好,火速加入了互助组。于是吕家庄的互助组更是风声水起,如火如荼。吕家庄搞互助组的事,不仅引起了区里高度重视,更是引起了县里高度重视。这年底,县政府召开劳模会,吕鸿宾被评为一等劳模,吕家庄更是被县政府授予“全县第一模范村”称号。

吕鸿宾没有满足现状,他知道,要真正让百姓吃得饱,过上好日子,路还长着呢。于是在1950年春,他将吕家庄四个季节性互助组调整为三个常年互助组。随着规模扩大,成员越来越复杂,互助范围也越来越广。最开始,还是沿用季节性互助组的管理办法,问题和矛盾接踵而至。如劳力记工按人头“死分死记”,劳力强的男人不愿多干,女人也因同工不同酬而有意见。牲口不分大小强弱记工都一样,牲口强壮的庄户人家吃亏,牲口弱小的庄户人家占便宜。于是,好牲口大家争着使,可户主不让使,矛盾一激化,反而耽误农时。工具公用无报酬,组员乱拿滥用,使坏了没人管,工具多的庄户人家自然有意见。有人找到吕鸿宾诉苦:吕书记,吃柿子不能专捡软的捏呀!吕鸿宾连连点头。

面对这种乱象,吕鸿宾陷入了思索。他走街串巷找村民听意见,很快,他创出了劳力、牲畜记工和工具使用报酬“三大合理”政策。即改“死分死记”为“死分活评”,劳力按劳动效率、质量评定工分,男女同工同酬;畜力按大小强弱、耕地多少评工;农具私有公用贴成色。吕鸿宾的这招果然管用,政策一实施,就立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深受组员欢迎,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粮食产量也越来越高。“三大合理”政策在吕家庄取得成功后,立即在阎庄区推广。不久后,省、地、县就来总结推广“三大合理”政策,甚至把“三大合理”作为衡量互相组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准。

吕鸿宾搞互助组,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并且是大幅度向前跑。群众把吕鸿宾的好记在了心里,上级领导更是打心眼里欣赏这位有思想的农民。1950年,吕鸿宾被沂水地区评为农业劳动模范,9月又出席了全国工农兵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被政务院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更让吕鸿宾欣喜的是,他见到了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且有过暂短的交流。当毛泽东接见劳模握到吕鸿宾的手时,毛泽东问,你是?吕鸿宾激动地回答道,俺是吕鸿宾,山东莒县人!毛泽东问,是农业劳动模范?吕鸿宾有点紧张,答非所问道:办了互助组,粮食增了产!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说:这样很好,很好哇!

让吕鸿宾做梦都没想到的是,他平头百姓一个,居然让日理万机的毛主席记住了。时隔五年,毛泽东到山东视察时,问起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你们山东有个吕鸿宾,可是个农民思想家呀!他现在怎么样了?省委书记回答说,吕鸿宾是莒县人,各项工作都干得很好,起到了全国劳模应起的作用。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要注意帮助他!再后来,1958年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在济南专门召集吕鸿宾等七八个模范开了个座谈会。吕鸿宾再次见到毛主席,并与毛主席就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荣誉成了吕鸿宾继续探索前行的巨大动力。1951年10月,吕鸿宾借参加国庆观礼的机会,顺便到天津市新利屯农业生产合作社参观。人家看热闹,他看门道。看了榜样,听了经验介绍,他很受启发,琢磨着回村后如何动员群众,也办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回到吕家庄,他就把这个想法提了出来。虽然之前一直在搞互助组,对“组织起来”并不陌生,但要他们把土改后分得的土地再“交公”,却态度不一。有的拍手称赞,举双手赞成,有的直摇头,表示反对,有个老人大闹吕鸿宾:解放了,人人有田了,可让俺交公,你这是搞倒退,想让俺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万万办不到!特别是那些富裕户,满足于“吃不愁,穿不愁,老婆孩子热炕头”,坚决抵制。还有的“随大溜”,爱咋弄咋弄。刚开始有9户同意办社,后来减少到5户,再后来合作社准备成立时,又有2户变卦退出了。剩下的三户,也就是吕鸿宾,及他的堂弟吕培和吕境。当时有人对吕鸿宾说,就剩你们这3户人家了,还办个啥呀!但吕鸿宾没有气馁,他说,不怪他们,成果没出来,谁也不会轻易相信。现在他们看不到好处,但慢慢地他们会认识到合作社的好处的。所以,阻力再大,俺们3户还得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呀!

11月25日晚上,那是个寒冷的冬夜,但吕培家却炽热无比。吕鸿宾与吕培、吕境,集合在吕培家,召开了农业合作社成立大会。这是山东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年,这个合作社的17亩小麦平均亩产92公斤,其中3亩丰产田亩产254公斤,创造了沂水地区小麦生产最高记录。丰收的消息,很快又长上了飞翔翅膀,飞到了华东局,飞进了中南海。华东军政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吕鸿宾带领的农业社获得了小麦丰产奖。粮食增了产,农业社自然会扩大。1952年夏,农业社发展到8户,到秋季的时候,就发展到了59户。这时,有人提出将尹家楼、吕家庄、马家街三个自然村合并,起名为“爱国村”,齐心协力,共同致富。这一提议得到了群众的一致拥护,于是,吕鸿宾他们的农业合作社更名为爱国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吕鸿宾也继续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导下,新组建的爱国村不久就红红火火起来。如今,村里那栋已经陈旧的两层楼房,见证了当时爱国村团结奋进的历史。

杜作松告诉我们说,这座楼,是俺们这些老骨头的念想啊!那时由老八户带头,全庄社员集体出工,短短几个月就把这座楼盖起来了。别看已经建了60余年了,但质量很好,这可是凝聚着老模范和爱国村全庄人心血的一座房子。

虽然吕鸿宾没正儿八经进过学堂门,但他爱学,爱钻研,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止不了他。1952年初春,一声的“春雷”在爱国村炸响——吕鸿宾接到中央通知,4月至9月他作为中国农民代表团成员出访苏联。作为一个农民,居然能出国,还能到人人羡慕的“老大哥”苏联去看看,他做梦都没想到。视土地如生命的吕鸿宾,决心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为国家早日走上农业集体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4月20日,他们踏上了苏联的土地,从满洲里到莫斯科,他们又在广阔的西伯利亚平原上走了一个星期。虽然路途遥远,时间漫长,还晕车,但吕鸿宾却克服各种困难,抓紧学习。学习简单的俄语,了解苏联各地的民情风俗,他觉得,到老大哥家里去做客,几句普通俄语是要会讲的,也好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从简单的几句话里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情。

4月28日,吕鸿宾他们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他们先后参观了9个城市、21个集体农庄以及4个研究所、6个国营农场、7个拖拉机站、1个水利灌溉系统、1个水土改良实验站等等。走了这么多地方,吕鸿宾并不是走马观花的随便看看,而是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出发前他准备好了本子和笔,决心要记录下老大哥的好经验,回国后好让更多的社员们消化和分享。对于上过学、会写字的人来说,这算不了什么难事,但对于没怎么上过学的吕鸿宾来说,这却是个巨大的难题。特别是俄语不懂,翻译的话也跟不上记,每次听集体农庄庄员的谈话、苏联首长和农庄主席的报告,都有很多字写不出来。一次,他在记录中他问同伴一个字怎么写,因为当时翻译说得很快,他怕跟不上,就对那个同伴说:抓活的,抓活的。翻译一听吕鸿宾说要“抓活的”,惊得脸色都变了,不解地问他,怎么还抓活的?吕鸿宾这时也明白过来了,笑着摸了摸头说,俺们那里人说“抓活的”,就是“快点”的意思。

更让人头疼的是,苏联的人名和地名都很长,变化多,难记更难写。只要一记录,吕鸿宾就会忙出一身汗。这时,他总会不断安慰自己,沉着再沉着,不能慌张,先竭尽所能的把自己能听懂的会写的全都记上,回到宾馆后再凭记忆找人进行补充。在会议室听报告时,他会先准备好几张生字纸,碰到不会写的字,就空在本子上,马上把白纸递给同行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志,请他们写出来,他再填在本子上。往往是,一场报告下来,好几种字迹的字把白纸写得满满的了。

在苏联的四个月中,要到各地去参观,算起来有三个整月是在火车上度过的。在那里,他们是外宾,享受的待遇不错,睡软席卧铺,四个人中间还有一张小桌子。吕鸿宾很多关于苏联的记录,基本上是在火车上完成。火车一路咣当咣当,一路一摇一晃,加之吕鸿宾还晕车,头疼恶心,写起来非常费劲。怎么办?吕鸿宾对同行的人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不记,回到国内,可能就忘了。于是,他采取用“自己心里明白”的办法,画圈圈记点点的,像记提纲一样的记下来了。在吕鸿宾的记录本上,有各种各样的暗号,有同音代替的字。有时候,他一句简单的话,能够代表很多事情。只要他看了记录本上那短短的几行,或是圈圈点点,就能让他回想起很多事情,能说出很多苏联人民生活和农业集体化的经验。

这四个月,吕鸿宾是一种学习和丰收,更是一种折磨式的历练。这四个月,他密密麻麻记了六本日记,约13.2万字。他是用如此笨拙的办法记录的,该凝聚了他多少的汗水和心血呀!回国后,吕鸿宾的日记在有关方面老师的进一步整理、修改下,成为了一部比较齐全的访苏日记。第二年初,《吕鸿宾访苏日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化要打破“吃大锅饭”的思想。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更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翻阅着这本小小的发黄的册子,让我们依然感受到吕鸿宾的炽热情怀和真知灼见。他在日记《打破“吃大锅饭”的思想》中这样写道:

我们中国农民,常常有一种“吃大锅饭”的思想,以为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起吃大锅饭,一切东西不分你的我的,因此有些人生产也没有劲了,说:“生产干什么,反正将来吃大锅饭”。我在这次参观中,知道苏联也曾经发生过“吃大锅饭”的思想。我们在斯塔夫多波尔边区时,有一个苏联朋友卡青同志告诉我们说:在开始建立集体农庄时,因为没有经验,有些人强迫着把农民的家畜,生活上用的东西都拿来公有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吃大锅饭”的思想),结果农民都不满意,富农们就乘机起来破坏集体农庄,并杀死很多工作人员。幸亏,这事给斯大林同志知道了,发表了一篇叫《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才纠正了这个偏向。所以,集体化和“吃大锅饭”完全是两回事,集体化是自愿的,是“按劳取酬”的,个人劳动所得,是可以由自己支配的,吃饭也是一家家分开的。谁劳动的好,生产上有成绩,谁的收入也就多。房屋、家畜和生活用品,也不是公有的。吃大锅饭的思想是要不得的,苏联的经验教训,我们也要记住呀!

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不但读到一个农民的热情、理想和对新国家、新制度的尊崇,更读到了一个基层村干部对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吕鸿宾不仅带着他那13.2万字的日记回到了爱国村,还带回了国务院发的一个大奖状。爱国村的人道:吕书记带回了致富的宝书,也带回了尚方宝剑,好好跟着他干吧。国务院的大奖状,那还得了。

说到这里,杜作松很兴奋很激动地告诉我们说,那张大奖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写的,以前就挂在大队办公室的中央,现在保存起来了,放在了县档案局。从苏联回到庄里后,老模范就跟俺们说,苏联经验虽然不能完全照搬,但很多经验还是值得俺们学习的,他根据苏联集体农庄“定质、定量、按件记工”的办法,开始实行“定量、定工、定质、定时”四定劳动管理制度,后来他又创造了九级定额管理制度,他这样做的良苦用心就是要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实行“多劳多得”。老模范的这一想法一提出,俺们社员都拍手叫好啊,积极性可高啦!

吕鸿宾不仅肯学、敢干,敢于探索,还敢于说真话,实事求是。

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浮夸风盛行。如在爱国村搞大地围田化,本来是涝洼地,把水围住,结果涝得更厉害。为了扩大高产作物面积,涝洼地里种地瓜,不但不能增产反而减产。

吕鸿宾心里总感觉不对劲,但在巨大的政治潮流中,他无可奈何,有时也得违心地跟着干。又因为他是名人,上级要求他处处以身作责,处处带头。可他就是不报高产,省里只好将这个模范叫到省委的南郊宾馆反思了三天。省委有关领导亲自跟他谈话,那位领导严肃地说:老吕呀,你是全国的劳动模范,是农村建设的带头人,你的行动很关键,这可是关系到全省的大事呀!吕鸿宾吭哧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他知道,即使说出什么来,也无济于事了,吕鸿宾屈服了,当他走出宾馆的时候,不禁长叹一声,最后,无奈之下他报了高产。

不久后,吕鸿宾到北京开会路过益都火车站,他看到上车的农民很多,现在是农忙季节,怎么有这么多农民出远门?吕鸿宾心里想着,开口问对面的一个中年农民:伙计,现在正是春耕农忙,你们咋都往外跑呀?这年男子看了吕鸿宾一眼道:看你也是庄稼人,能不知地里的光景?吕鸿宾道:我是莒县的。那男子点点头:俺还以为你也是俺这里的呢?农忙啥呀?刚忙着外出逃荒要饭了。吕鸿宾一惊:咋了,你们这是都出去要饭?政府不管?那男子叹了口气:政府看俺们日子艰难,也不好意思阻拦呀!吕鸿宾难过了,没想到这些已经扔下要饭棍的农民兄,如今又纷纷拿起了要饭棍。不同的是,这回农民都带上了大队写的介绍信以证明身份。这一幕,让他一阵阵揪心地痛,回想起自己在压力下也报了高产,他心情万分沉重。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想起自己十四五岁时跟随父母到东北逃荒,想起自己在东北当雇工的艰辛岁月,想着想着,他便泪流满面了。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家里后当即提笔给省委写信,明确反对浮夸风。据说,他是山东省第一个写信明确反浮夸风的人。或许,他还是全国的第一个。后来在回顾“大跃进”搞“一平二调” 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苏联刚办集体农庄时,把群众的东西拿来办集体事业,惹起群众的反对,还死了不少人。俺们学习苏联,他们走过的弯路俺们也跟着走,这是不行的!

吕鸿宾也许没有想到,远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的毛泽东主席,早就注意到了全国刮起的高指标、浮夸风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们曾经采取了纠偏的一些措施,可上上下下头脑都热得停不下来了,我们既要保护大家的积极性,但必须也要泼水降温。我想亲笔给全国的六级干部写一封公开信,号召大家都稳下来,冷下来。周恩来总理点了点头道:主席,这样好!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主席向全国六级干部发出了一封意义重大的信: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作为大国领袖,可谓大事一身,可毛泽东写给全国六级干部这封信里,竟然细到耕种的密度,毛泽东主席对浮夸风的忧虑和对农村问题的重视,可见一斑。吕鸿宾看到这封信后,异常激动,他对村干部说:毛主席日理万机,可这封信把咱们农村的事写得多细呀!这封信写得好,是一场及时雨呀!有了毛主席这封信,吕鸿宾有底气了,有勇气了,在贯彻因地制宜种植作物计划时,他勇敢地提出:上高地里种地瓜、种谷子,下洼地里种高粱。要知道,在当时,谷子和高粱都是低产作物,被列为要消灭的黑名单。吕鸿宾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得到了社员的称赞。

随后,春风吹来了!1961年3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上下共同商量,切合实际情况,照顾八方需要,爱国大队种植计划人人满意”的文章,并极为罕见地配发了题为“种植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的社论。

“上下共同商量,切合实际情况,照顾八方需要,爱国大队种植计划人人满意”文章说:

……这个大队为了早打谱、早动手,积极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在搞好1960年决分以后,即发动群众制订了今年生产计划,这次制订计划,他们为了改变往年某些作物安排不够恰当的状况,特别发动社员就今年作物的安排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经过热烈的争论,大家一致认为,安排作物的种植,必须掌握以下的原则:既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又照顾到国家和集体的需要;既照顾到吃的,又照顾到烧的;既照顾到人的需要,又照顾到牲畜的需要;既照顾到当年增产,又照顾到来年的茬口安排。因此根据本队土质和水、肥等条件,确定:春地九千八百亩中,种春地瓜二千六百亩、谷子一千五百亩、玉米一千一百五十亩、高粱一千六百亩、黍稷一千亩、春大豆一百五十亩、春杂粮五百亩;一万二千四百亩小麦夏收后,种夏地瓜三千四百亩、大豆七千六百亩、高粱八百亩;此外还安排了棉花五百亩、花生五百亩、蔬菜三百亩,机动田六百亩。春夏地瓜共六千亩,比去年减少两千亩;谷子比去年增加六百亩,这是因为它一方面是大牲畜饲草的主要来源,一方面又是产妇、婴儿、病人、老人等必需的粮食……

“种植计划必须实事求是”的社论评论道:

……

爱国生产大队是怎样制订种植计划的呢?这个生产大队提出了制订作物种植计划的几项原则,这就是:第一,既照顾到社员的需要,又照顾到国家和集体的需要;第二,既照顾到吃的,又照顾到烧的;第三,既照顾到人的需要,又照顾到牲畜的需要;第四,既照顾到当年增产,又照顾到来年的茬口安排。他们在制订种植计划时,调查了当地各种土质和水利、肥料等生产条件,总结了以往的种植经验,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因地制宜地逐块安排。总之,种植计划的制订,必须照顾到各方面的需要,同时又要考虑到现实的可能。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不能带有任何主观片面性。

爱国生产大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制订作物种植计划的时候,不能只是单纯考虑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必须考虑到与之有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某一项作物一般产量的高低,是我们考虑是否扩大或减少种植这一项作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几年来,很多地方积极扩大种植高产作物如水稻、红薯(地瓜)等,已被证明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增产措施。在制订今年作物种植计划的时候,一定要认真总结和推广这方面的一切成功的经验。但是,在决定扩大或减少种植某一项作物的时候,还必须同时考虑到作物的特性、当地的生产条件和以往的生产经验、当地群众生活和生产的各种需要等等。否则,如果过多地扩大某一项作物,不适当地减少某些不应减少或者不应大量减少的作物,那就往往达不到增产的目的,也容易给生产造成困难,给群众生活造成不便。

……

这年秋,《人民日报》又组织调查组到爱国村进行调查,写出了“爱国大队因地种植”的调查报告。

在贯彻中央《六十条》过程中,为了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尽快落实,吕鸿宾和联村大队的干部一起,制定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劳动管理制度,并率先在联村大队23个村推行,对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巨大作用。山东省委也于1961年3月10日在全省推广了这一做法。

吕鸿宾还没满足,在推行“三包一奖”“四固定”后又和干部一起,在原来“三小”劳动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充实完善,首创了“四小”劳动管理制度。即小段计划,小组作业,小段包工定额,小段检查验收。“四小”管理制度的推广,彻底解决了“出工不出力,干活熬日头”的现象。

哦!吕鸿宾,你立足一个公社、一个村子的实践,探索出了一条农业发展之路,为国家的大农业提供了依据。我们心里发出如此感叹。

但风头正劲、信心满满的吕鸿宾哪里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滚滚而来。

74岁的杜作松,自1961年从单位辞职回庄里后,就一直跟着老模范。老模范的点点滴滴他都一直记在心里。1967年,他由吕鸿宾和吕安礼介绍入党,第二年就成为了支部委员。他在生产队当过会计,干了九年。后又当上了生产队长,又干了七年。再后来就调到大队去了,当管工副业生产的大队长。不干大队长后,他又一心一意担任大队的副业会计,负责整个村的工副业财务。

在聊天中我们知道,杜作松的父亲当年是县里的财政局副局长,自己也有单位,因为60年代生活相当困难,他又是家里的老大,没办法,他只得辞职回到庄里帮母亲干农活。但他没想到,在爱国村扎下根后,就再也挪不动了。

杜作松告诉我们说,1967年春节后不久的一天,造反派突然闯进了大队办公室,把正在埋头工作的老模范抓走了。平日里老模范的脾气不暴,很绵(好),但那次老模范愤怒了,冲着造反派吼道,你们凭什么抓俺?造反派振振有词地说: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抓你抓谁,俺们今天是来夺你的权的。

造反派把吕鸿宾拉到了批斗台上。造反派说,吕鸿宾,你不论是搞变工组、互助组,还是搞合作社,你事没做错,但动机不纯,都是想让自己富起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不是在心里面反社会主义?做了这么多错事,后不后悔?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别看老模范性格很绵,但他骨子里有一种顽强和倔强。他干脆地说,俺没有做错事,也没想过做错事。造反派又问他,你的腿脚不灵便,是不是在东北叫“胡子”(土匪)给打的?“胡子”是怎么打你的,老实交代!吕鸿宾气愤地说,俺没见过“胡子”,更没被“胡子”打过。为了让老模范说“实话”,造反派不仅让老模范大弯腰,还别烧鸡、喷气式。

杜作松说,其实在老模范被斗后不久,俺也被斗了。俺们有点惊奇地问,那又为啥。杜作松说,造反派把老模范、尤喜和俺打成“三家村”,说俺们是保皇派,怎么怎么着的,大字报贴了满满一街。只不过老模范是大领导,大领导大批,俺是小领导,小领导小批。老模范是名人,影响大,不光庄里的造反派盯着他,县里的、地委的,甚至省里的造反派都来斗他。总之,不管哪一级的,只要是造反派,谁想斗就可以斗,谁想批就可以批。在庄里和公社,老模范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县里、地委和省里,老模范被打成了“黑红旗”。一次,在陪省委书记谭启龙挨斗的大会上,造反派要老模范带头揭发谭书记,要他说谭书记是“走资派”的头目。老模范哪干!他知道谭书记是毛主席眼中的红小鬼,放牛娃出身,根正苗红,一身正气,哪能干昧良心的事。省里的造反派见这个勤劳实干的老模范不听话了,也就不客气起来,问他,吕鸿宾吕模范,你是揭发谭启龙,还是甘愿自己受罚。老模范咬牙切齿地说,甘愿受罚。

老模范平反后,从未想过打击报复谁,也没有秋后算账,还是一门心思搞生产促经济。杜作松说,好像是1970年下半年,上级来人宣布说,老模范的事清楚了,给他平反了,他又可以重新主事了。村里那些斗过他的造反派听到这个消息后,有的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下是东风的天下了,他能轻饶了咱们?快跑吧,咱们当年别他的烧鸡,把他的腿都别残了,这下他还不卸掉咱的胳膊腿呀。有的道:鳖一旦翻了身,咬人厉害着呢,驴不叫不撒嘴!造反派七嘴八舌,最后都纷纷都躲藏起来,老模范给他们的家人做工作,一一把他们请了回来。老模范是老庄户人,实诚,他是真心为了庄里好,为了百姓好。他还在地区大会上郑重承诺:绝不因自己在运动受到批斗搞打击报复,俺们当务之急是抓紧时间搞生产促经济,坚决把爱国村搞好。随后,老模范又像文革之前那样,带着大家精神抖擞地干了起来。很快,之前被打倒的班子又重新组织起来了。老模范继续担任村支部书记,俺还是在支部里当支部委员,负责副业生产。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些年的是是非非,俺们认识更深了,劲头也更大了,恨不得立即把耽误的这几年给补上。这时,老模范的腿好像更不行了,可能是被斗时“别烧鸡”给别的的。他干不了什么重活了,可不影响他的思路,不影响他走向田间地头,不影响他骑着那辆破自行车上坡里转悠,上县城汇报和开会。

吕鸿宾有个女儿,名为吕明明,当过兵,后从事影视工作。对于这段历史,她记忆尤为深刻:父亲是以宽广的胸怀对待批斗过他的群众的,父亲说,你们放心,你们批斗过俺,那是运动中的事,俺决不计较过去批斗过俺的人。只求俺们团结起来,把生产搞上去,让俺庄里所有的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好生活。过年过节,他总是不顾我们孩子的反对,把面和油送给那些斗他最起劲的人。过年时,我们每个孩子只分到一个白馒头时,我恨过父亲,曾哭着叫喊,谁愿意做你的孩子。他到地委、县委开会,那些批斗过他的人总躲着他。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他专门找他们谈心,解除他们的顾虑。他说,沂蒙山区人民还不富裕,运动中闹派性耽误了生产,大家应该吸取教训向前看,争分夺秒搞生产。父亲的举动,让多少人打开了心结,流下了眼泪啊!

杜作松接着说,平反后不久的一天,老模范把俺叫到他办公室,语重心长地对俺说:作松啊,无工不富。庄里光农业好,没有工业扶持着,还是富不起来啊。社员群众手头上没钱,日子终归是好不起来。你是俺大队分管工副业生产的干部,要绞尽脑汁的把庄里的集体工副业发展起来。俺当时听了压力很大,俺知道,老模范一生追求的,就是让社员群众过上幸福的生活,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其实早在1953年,老模范就发动社员成立了有5个工人的铁木业社,也就是修修机械和农具,但当时这在俺们莒县也是首开先河啊。老模范深知,要想把机构厂办好,科技人才是关键。于是,他到处物色人才,他甚至把当时认为“有问题靠边站”的技术人员请来,给他们政治上的信任,生活上的关爱,叫他们放下包袱,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中去。于是俺庄的铁木业社很快就发展成有模有样的机械厂了,甚至研制生产出了四轮拖拉机,成了俺们山东省最早的国营拖拉机站一分子。小拖拉机生产出来后,老模范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拖拉机的屁股上挂上耕、耙,以及播种、插秧、收割、脱粒等一系列农机具。当工程师生产出这些农机具后,老模范又把注意力放到了研制小钢磨的计划中。庄户人家摊煎饼吃,过去都是用石磨,指着人推,又慢又费劲。一天,他找到县里的工程师王铸说,俺沂蒙山人爱吃煎饼,可就是磨难推,老婆孩子围着磨沟转,人当驴使唤,一些小孩推着推着就睡着了,多受罪啊,这总不是个事。俺们一定得想办法,把千百年没解决的难题给解决了。老模范的话,真是千百万群众共同的心声啊!王铸拍着胸脯直表态,王铸也有个牛精神,说了算,定了干,何况又噗通噗通拍了胸脯的。他带领攻关小组昼夜奋战,不到一个月,第一台煎饼机就试制出来了,几经改进,经于获得成功。新研制的小钢磨,两个片子,一开机器,就“哗哗”地磨起煎饼来,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不光俺们沂蒙山区用,整个山东都用,甚至还远销东北各地。当时群众赞扬说:小钢磨转得欢,解放了妇女半边天。

在老模范的带领下,俺们庄有了石灰窑、砖瓦厂、水泥厂、鞋厂,以及缝纫、木工、修配、油坊、纸浆、马车运输、拖拉机站等多个工业项目。企业办好了,办火了,经济效益相当可观。有账目记录,俺们庄1958年公共积累达11.4万元,是1955年的3倍,到了1976年就增长了10余倍,仅划拨给公社的固定资产就达144万元。到上个世纪80年代,俺们村每年的收入都能达百万。经济上来了,俺们庄群众不仅有事可做,精神面貌也很好,大家视厂为家,人人献技献策,生产蒸蒸日上,厂里也自己培养出了许多能工巧匠。

村里经济上来了,群众日子过好了,老模范对自己,对家人,对亲人,对身边的人,要求更严了。

刚刚建国时老模范就成为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从第一届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到第五届山东省人大代表,还当过山东省人大常委,多次到省城和进京开会,每次开会都有机会见到省领导甚至国家领导人,如果他想当官,甚至还是高官,并不是没有机会与可能,也从情理上说得过去。他不仅没有利用近水楼台的优势找关系,还曾五次拒绝脱产转干做官。不论是谁,只要问他,为啥?他总是说,俺曾向周总理承诺过:俺是家乡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俺要一辈子建设可爱的家乡。他是这样承诺的,就是这样做的,信守一生,从未反悔。

老模范虽然多次拒绝当官,但并不是没有当过官。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他当过县革委会副主任,甚至还当过临沂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以及县委常委、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可都没脱产,都是兼职,他的身份还是农民。他的理由很简单: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老也要在农村。除了参加会议去一下城里,他仍住在爱国村那两间小草房里。

我们专程去看了老模范曾经居住和工作过的那两间小草房。房子早已坍塌,只剩下两板残存的土墙,依然在风雨中向我们讲述着老模范的故事。

在一路的采访中,在翻阅了所有关于吕鸿宾的各类档案资料时,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老模范虽然拒绝当官,但却是铁肩担重任。

翻看老模范曾经写过的一沓沓厚厚的提案,我们发现,他是一位善于思考,勇于建议,积极参政议政之人。

老模范在《计划生育立法案》中写到:现在下边计划生育工作非常难做,出现很多严重问题。有的群众称其为“共产党的政策,国民党的作风,还乡团的行为”。原因是绝大多数群众对一胎化不通,尤其在农村确实存在实际问题。如果提倡一胎,允许二胎,绝大多数人是接受的,欢迎的。如果按现在的办法行事,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势必造成严重对立,个别地方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建议立个切实可行的计划生育法。一胎奖励,二胎不干涉,三胎要法律制裁。这样问题会得到较好的解决。

在《解决农村医疗及赤脚医生补助案》中,他写到:现在农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已基本上不存在了。群众看病吃花很困难,卫生保健条件很差。有病不能及时治疗,流行病发生。如现出了“出血热”等流行病,严重的影响了农民身心健康及生产积极性,妨碍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发展,需要改变现状。建议切实解决农村赤脚医生的待遇问题,公社医院要配合技术较高的大夫。

在《沂蒙山区小学黑屋子、土台子、教育质量差,需要解决安》中他提出:沂蒙山区现在小学设备很差,教育70%以上是黑屋子、土台子、门窗破烂,有的是危险房子。教师质量低,学生基础差。90%以上是民办教师,责任田和教学有矛盾。群众有的不愿孩子上学。这样如长期下去就会现出文盲。宪法规定普及初等教育就不能很好落实。建议上级文教部门拨款,给沂蒙革命老根据地大力支持,提高农村教师待遇,解决责任田和教学的矛盾。

……

杜作松告诉我们说,老模范最痛恨搞特殊化和花钱大手大脚。老模范两个儿子三个闺女,亲戚一大堆,没有一个因为他在外面人脉广而受到特殊照顾的。当年办了那么多企业,并且都办得不赖,但他就是不让自己的家人和亲戚进厂。他自己的自行车坏了,到厂里换个螺丝钉都要按价付钱。1984年,他小儿子吕春雷结婚时,他不请客,也不收礼,亲朋好友来了,都招待一杯清茶,退回所带礼物。一次,乡党委里两个人找俺。人家是上级党委的,还有工作关系,当时正好是晌午,俺也没多想,就领着他吃了一顿羊肉汤。十五块钱一个,俺三人,共花了四十五块钱,开了张票,由村里的工厂报销了。但后来不知怎么被老模范知道了。他把俺叫到办公室,有些失望地对俺说,你怎么能够随便请客吃饭呢?他们乡里来的人,回去都能赶上饭点,不应该在咱们这里吃。这是集体的钱,集体的钱多花一分都不行。俺们办企业挣钱,不是为了自己图享受,而是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

老模范的心里总是装着群众!为群众花钱花精力,他从不怜惜!谁有困难老模范就帮谁,不局限于俺们爱国村,旁村的,他都会尽力帮助。来找他处理问题的人不少,来信更是雪花一样飘来。每一封信,老模范都必须自己读,自己亲自回信。一年到头,他收到的信都要用麻袋装。俺庄里一个叫马连柱的,是俺庄里的老贫困户。没有屋住,没有饭吃,媳妇那就更不用想了。老模范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不久后,村里就给他出钱建了一座宅子,盖得很好,老模范又托人给媳妇,媒人找了好几个,个个都没成,老模范道:我亲自出马。老模范骑着车东村跑,西村转,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还真找着了。结婚那天,老模范也来喝喜酒,那马连柱激动地眼泪哗哗的,端着酒杯敬老模范呀,边敬边说:俺做梦也想着娶媳妇,现在梦圆了,这辈子总算有个暖被窝的女人了。谢谢您呀!吕书记呵呵一笑道:你别刚让媳妇给你暖被窝了,你俩还得一起好好的奔光景,过好日子呢!

1989年,也就是老模范去世的前一年,实际上他已经病重了。一天,他刚从医院回到家,附近村庄的一个老头叫张金福,就带着自己五个光棍儿子齐齐地跪在了老模范面前。张金福说,吕书记呀,救救俺们村吧,他们村太穷了。你也知道,村子在山旮旯里,进去没路,出来没道的,都是些羊肠小路,都说要想富先修路,俺们村穷就是因为没路呀。现如今,没有一个女的愿意嫁进来,村中的闺女呢,又一个个扎了翅膀远走高飞了,全村齐刷刷的几十条光棍汉子。光棍都急呀,见了个大闺女小媳妇的,眼珠都不会转了,把他们的爹娘愁得都呀直唉声叹气呀。俺五个儿子也没有一个娶上媳妇的,俺心里着急呀!老模范听了,心里很沉重。第二天,他顾不上自己病重,到那个村实地考察了一番。当时,俺也去了,见他走几步就冒大汗,劝他回他不听,俺干着急。回来后,他又多方请求,求得援助,最终上级为这个村修了一座桥,结束了出山难的问题。老模范是1990年6月逝世的。开追悼会的时候,人山人海,有领导,更有工人、农民、学生、军人、老师、医生,以及他曾帮助过的许许多多的人。大家都哭得很厉害,就像毛主席死了似的。

吕鸿宾去世时,曾将一个塑料袋交给女儿吕明明,让她交给自己的老伴,包中有只有35块钱,21斤粮票,一张纸条。35块钱竟无一张是五元的票子,一块的两块的都很少,全是毛票子。那张纸条上写着:老伴,对不起你了,咱们没有什么存款,今后你的生活靠孩子吧!

杜作松一口气讲累了,趁喝茶的功夫,老会计杨进又接上了话茬:老模范对自己太苛刻了。他骑的那个自行车,已经破得不像样了,骑起来叮当响,他还骑着四处转。再就是,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他总是背着粪篮子,围着村里的地转悠,一边捡粪,一边琢磨着地该怎么弄。俺就说:老模范,你现今也是个有身份的人了,别骑那破车了,也别背粪筐了。他道:俺的身份就是个农民。他不论是到县里市里省里,还是北京开会,上级都多少会给些补贴。每次开会回来,不论回到家多晚,他都当天把补贴的钱,连同补贴钱的单子,上交到俺这里。刚开始,俺总是跟他说,这是上级补给你的,不用交到村里。但老模范却说,俺是代表村里去开会,给俺的补贴,也就是给俺村的补贴,当然要上交。后来他再交补贴,俺们也就不说什么了,也习惯了。俺们知道老模范的良苦用心,他这一生只想把俺们这个村搞好,别再让群众吃苦了,他就这么个理想。

就在我们要离开爱国村时,杨进老又拉着我们的手,拉手时,这个已经80高龄的老会计流泪了。泪水是热的,那是从心窝子里滚出来的。杨念反复念叨道:现今这个社会,要是多一些老模范这样的人就好了。

当今社会,许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模范当作自己炫耀的资本,当作自己“高贵”身份的象征,从来没有放低身段、扑下身子,真心实意地为百姓办好事实事。而对于百姓来说,这些所谓的代表、委员、模范,总是高高在上,甚至招摇过市。难怪许多人从心眼里蔑视一些所谓的代表、委员和模范。

而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老模范依旧鲜活地活在百姓的心中!为什么?

2016年春天,当我们重回鲁东南老区,再访日照莒县建国前农村老党员时,一些一年前曾与我们拉家常的老翁、老妪,已化作了田野里的一座座坟冢。闻听此言,我们唏嘘不已。他们是凡人,有的一辈子都没走出脚下的土地,没有迈出贫穷的大山,他们甚至没见过山珍海味,没游过山川美景,没坐过火车,更没见过飞机,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还那样多姿多彩,可他们深知怎么做才是一个“好人”,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当年的选择。多少年过去了,为何这些在革命战争年代冒着生命的危险入党的老党员,这些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党员,这些一直生活在农村最底层的老党员,都能坚守当初的信念?!而新时期的一些共产党员,为什么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信念缺失?

有份统计数据这样警示我们:从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那天起到1949年间,有2100万人为中国革命生命献出了生命。据民政部门和组织部门统计,有名可查的烈士有370万人,平均每月牺牲1.1万人。在这一万多个日子里,每天都有几百名共产党员走上了不归路。毛泽东晚年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了新中国,我们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的。毛泽东说这番话时,语调伤感而又沉重。红军长征时,毛泽东的爱将王平受命回救掉队战友,等他们行至一隅,但见不远处众多红军指战员,有的相拥而坐,有的相拥而卧,有的则跪在地上凝视着天边的云团,他们举止各异,形态不一,好像都累了,在一片静谧中静静地享受着这短暂的安逸。王平和战友们大声呼喊,催促战友跟上队伍,无论他们声音多响多大,对面都鸦雀无声,此时残阳如血,掉队的战友们都如雕塑一般。王平率众上前,分头摇晃战友,可皆无声息,细细查看,战友都早已经死去了。几百名生死战友,就这样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王平他们一脸骇然,泪水都迸涌而出。第二天,王平心痛未退,又添悲伤,他的小通讯员未行几步,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挣扎几下,又向前爬了半步,王平急忙向前,通信员气吁吁地说,首长,我向前爬一步,咱们就离全国解放近一步了,可再呀爬不动,爬不动了。首长,等革命胜利了,告诉我一声。王平道,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走,打起精神来。王平扶着通信员刚刚坐起来,那通信员轻轻叫了声首长,就倒在王平怀里,王平悲伤不已,他伸手合上通信员的眼睛,大颗泪水滴落在通信员的脸上。

王平有勇有谋,后成为开国上将。晚年时面对社会种种腐败现象,老将军痛心疾首,悲愤之余,常言及当年那个惊心动魄的悲壮场面,每到此,将军都情绪难抑,泪流满面,言语也是掷地有声:他们对得起先烈吗?!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吗?!我要是有生杀大权,早就把他们突突了。

老将军离世后,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据中纪委新闻发布会通报,2014年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2014年前5个月,每月被处理的仅乡科级官员约有4000人之众。这种比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醒!

而据中纪委2014年新闻发布会通报,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3085起,处理71748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646人。2014年前5个月,每月被处理的仅乡科级官员约有4000人之众。这种比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醒!

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党组织强大与否,不是靠人多人少,更不是搞人海战术,而更取决于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取决于广大党员的信念坚定与否。1921年,我们的党只有57名党员,但却犹如春雷唤醒了沉睡已久的东方雄狮,拨开了数百年来笼罩于千万仁人志士心头的迷雾,亮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点燃了神州大地上的星星革命之火;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党只有1万多名党员,但却探索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道路;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时,我们的党只有党员4万多人,但却坚持武装斗争,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得到人民群众支持,与国民党一道,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即便到了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时,我们的党也还只有党员448万,但却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国。而时至今日,我们党的党员人数已经发展到8800万之多,为何越来越多的党员在丧失信念,腐败越来越多?

我们还记得79年前发生在延安的那起“黄克功案件”,在最后决定黄克功生死时,由学生、农民、军人、法官组成的五人合议庭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克功的战友、抗大训练处处长情绪激动,坚决反对处以极刑。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说:在坐的有的是雷克功的生死战友,也包括我,从感情上讲,我们都不希望他死。可我们想过了没有?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为了革命,我们又牺牲了多少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今天让黄克功活下来,不对他判以死刑,那我们就丢掉了共产党的根本,就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未来的死刑!

一语撼动天地。

那位训练处的处长听后动容,最后含泪摁下了自己的手印。

回望过去,历史永远铭记。

在今天,这群农村建国前老党员的信仰和本色,没有因为自己老去而褪色。他们的生命历程,让一些人相形见拙,相形见丑,也让一些所谓高贵的人无地自容。他们的这种精神,在当今值取向多变的时代,尤为弥足珍贵,也是我们愈来愈迫切需要的!

他们,是这个时代,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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