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科”时代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作者丨卓今

如今，互联网几乎完全占据了现代人的生存空间，离开网络如同置身于无人荒岛。英国神经学家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今年8月30日推出的新作《大脑的改变》(Mind Change)提出一个惊人的警告：“网络会吃掉你的脑子吗?”即使在最偏远的村寨，孩子们也人手一部手机，他们都拥有个人的QQ和微信账号，把刚刚拍下的用美图秀秀“P过”萌照分享到朋友圈里，这一天的心情取决于收到的点赞和回复的数量。传统商业会不会被电子商务替代，纸媒体是否会被电子媒体消灭，这样的论战见诸各种论坛和谈话场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络的威力倒逼着许多传统行业转型。高科技和互联网同时加速了一些学科自身的蜕变，社会科学重新整合似乎成为趋势。“大学科”时代已经来临，建设多层次、跨学科、高起点的学科群成为科研机构管理者的理想目标，把人才、科研、创新机制、学术环境、学术管理等一揽子工程纳入一个大系统，似乎既是一个省力的办法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有人尝试使考古学科技化，那么，他们把测绘、医学、物理、化学专业纳入进来是必要的。各学科发展在分裂、聚合、重组中出现新的格局，但是，有些学科并不适合进这个笼子，例如文学研究，在“大学科”环境下，它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刚刚专业化，在稳定的学术体制保障下，正处在起步阶段，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它需要一个安静独立的环境。从文学所处的位置来看，已经从几十年前的前台退守到幕后，虽然在各学科关系中有一块属于自己应有的地盘，但这块地盘也开始被周边学科蚕食;从学科内部来看，本质论与关系论的平衡把握常常顾此失彼;从学科发展来看，在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之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文体的转型还是民国时期留下的半拉子工程，文学研究的诗话特色被西方论文格式取代，考证、义理、词章相结合的传统经验被抛弃。文学研究在“大学科”夹裹下不得不面临转型的焦虑和后续乏力的窘境。文学研究的威胁除了自身的发展问题以外，还有新兴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一方面要重建自己的体系，一方面还要规避可能被文化研究“吃掉”的风险。

文学学科与研究范式

文学研究专业化是近百年来的事情，从学科的发育和成长来看应该还处在幼年时期。通常所说的文学边缘化是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创作繁荣时期作为参照，这一时期文学被赋予了超出它本身能力的职责。毫无疑问，当时的文学对推动社会发展、扭转时局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社会回到正常轨道，文学卸掉了身上额外的负担，现今的状况恰好是回到了文学本身。受艺术终结论的影响，“文学终结论”频繁地被提起，按照丹托的分析，艺术的终结不是叙事对象的终结，而是叙事形式的终结。以此作为参照，文学理论研究目前实际上还面临许多问题，语境与时态、内部的裂痕、文体范式的转变与重建，传统价值的坚守问题等等，“文学的终结”本质上应该是刺激文学的突围和进步。文学史(包括文学理论史、文学思想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是文学学术建制中相对成熟的三大知识体系。在引进西方学科概念之前，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中并无严格的文理分类，从殷周时期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到秦汉的《七略》，以及中国传统学术和书院制度长期间沿用“四部之学”。中国古代库书的编纂通常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虽然早在1902年张之洞将两湖书院改为两湖高等学堂时就把传统“四部”分科为“八门”，到民国初期发展到“七科制”，当时文学仍然还是一门笼统的学科。中国创立比较早的燕京大学，初成立时亦未设学系，后设文、理、法三个学院，文学院下属有国文学系、英文学系、欧洲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社会学系、新闻学系、音乐学系。可见当时的文学是大文学概念。但是，二十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气象，从国家到整个社会都在新与旧的交错更替之中，“其中最大者为孔教与文学的问题”。近代学者开始使用的“文学”一词主要指集部所涵盖的要素，文学学科主要建立者钱基博先生，他在文学学科建构时从“辨章集部之源流入手，阐明了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由集部到文学学科赓续的必然性以及转型的可能性”。文学学科建立之后，当时的学者主要还是按中国文史传统的格式进行研究，陈寅恪、钱锺书、傅斯年、鲁迅他们都学贯中西，当时他们在文学研究这一块并没有盲目地引进西式论文格式，他们发现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不同的属性，仍旧坚持考据、义理、词章的传统套路。王国维作为诗话传统继承者，他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丰厚的遗产。“文学”在孔子私学中与“德行”、“言语”“政事”共同构成“孔门四科”，算是古代最早的文学学科概念，但古代的文学研究者纯属业余爱好，社会各阶层的知识分子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研究，下至寒士、僧侣，上至世袭贵族、官员、皇帝，身为帝王的曹丕与寄身寺院的刘勰，都醉心于文学研究，分别著有《典论》和《文心雕龙》。这种体制外的文学研究不存在功利目的，反而更容易接近本质。但也由于没有严格的体制管理，其成果难免零散、稀少。文学研究的幼年现象并不止在中国，西方文学研究在十八世纪“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确立之前，也是零散的，以往的西方文学理论史通常被当作一个“故事史”来写，他们的“辩论术”、“诗学”、“修辞学”等被编辑成好看的故事和惊险的思想风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朗吉努斯等少数人的突出表现被无限地深挖和细读。英国十九世纪初，斯达尔夫人所说的“文学”还是大文学概念：“我所指的文学包括诗歌、雄辩术、历史及哲学”。 黑格尔的《美学》问世之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学研究，成果卓著，影响和指导世界各国的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学研究学科化是大学教育体制建立以后的事情。由于“五四”是以全面学习西方为前提的，学术体制在这个时候也处在古代与现代对接的最关键时期，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随着时局动荡，救亡图存的主题压倒一切。经过几次众所周知的大事件，对接并没有完成，以至近百年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鸿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越来越深。由于文学学科在这一次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位置，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深重，更加突出。

毫无疑问，西方文化精神与东方文化精神在根基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切现代法律制度的形而上学原理的核心是“人格”。西方哲学讲智思体，也讲善。中国传统文化核心部分是道德哲学，讲求智思与德性的统一。孔子反对伪善：“乡愿德之贼也。”康德认为伪善是人性的结构，没有人能做到彻底地真诚，但人可以通过忏悔把握自己的本意，认识自己，不被乡愿之徒所利用。王阳明虽然把《大学》里的格物致知发展成结构和层次，他发明了一个操作程序，其中也包含“变”的运动过程，可惜英年早逝，没有成系统。人格层次的科学分级，一大块丢在那里还没有细化。“五四”引进西方观念在消化吸收时没有把中国文化精神这一块考虑进去。中国文化的呈现方式以生命体验、实践意义为准。据说钱穆晚年参透了“天人合一”，他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如果这一推理成立，在极度物化的现代社会中，人要做回精神的主人，那么中国文化是不是有挽救世界的可能?或者说中国文化某种意义上比西方文化更适合进入人类文明的更高层次?

解决了语言的核心问题就等于解决了精神气质问题，自“五四”以后国人陷入西方话语的困境之中，表达的分裂和焦虑始终困扰着人们。文字——语言——文学——概念——表达，树大根深，牵一发动全身。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想从根基上来一次大革新，他们手术刀首先指向了文字。在1922年出版的《国语月刊》中，钱玄同先生说得很直接：“汉字，最糟糕的便是它和现代世界文化格格不入。”他所指的世界现代文化便是西洋文化，他主张用罗马字代替汉字。中西传统之间的概念性鸿沟需要用同一属性的语言来填平，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世界是在不同的思维框架下被把握的，二十世纪人文社会科学是语言哲学的天下，形而上学的语言中心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价值体系代表着前沿和现代，主导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如西方讲自我意识，中国人讲将心比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我意识”是个活的概念，它本身有能动性，有很深的结构在里头。以“自我意识”为代表的概念性话语在现代语境占有霸权地位。“将心比心”无疑也是契合现代观念的普世价值，由于没有细化它的层次和结构，在概念上无法衍生和推演。中国传统的“格、致、诚、正”虽然在目的上是探索“意谓”层面，但是，这种躬身实践的品格难道不比西方的纯概念推演更接近真理吗?若按西方的标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看作提升共相(或普遍真理)的先决条件。有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可能恰恰就在这种“不说”之中。中国哲学强调生命体验，把“意谓”当真理，高手对话，只需拈花微笑，便心领神会、心意相通。文人最向往的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领会世界的方式恰好与“共相”形成对立。这里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有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学贯中西的大哲大儒都尝试过做出一些改变，试图采取“中体西用”的办法对两种对立的思维进行“折中”。然而，百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强力挟裹之下一直没有站立起来，更别说碰触这种根本性问题。传统根基与现代语境的困境还没来得及解决，现代化语境与国际化表达这种更高层面的问题又扑天盖地而来。“说好中国故事”不得不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说还是不说，这是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一直被西方文学理论牵着鼻子走。古代文学研究在“圣法心传”的哲学思想指导下，讲求天才灵感，文学批评和研究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明心见性，直指人心被奉为圭臬。《庄子·天道》轮扁斫轮者的故事，出神入化的技艺不能说，说不出来。按照西方的逻辑，不能说出来就没有普遍性。慧能的破文字执，“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在创作灵感上和艺术鉴赏方面都是好的，但文学研究作为一门科学，必须要陈述。判断是最容易的，解释也不难，最难的是陈述(黑格尔语)。中国传统技术的内部秘传与不重视理性思维有密切关联，试想，当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如果有几何学，把它画出来，后人也就不用多次发明，最后还是失传。靠天才、灵感、秘传，文明进程复杂而曲折。既然科学精神、科学定义都由西方人制定，那么，就有人尝试借鉴西方的经验，把普世价值规定下来。西方所强调的科学本质，科学知识就是表达，必须说出来，说不可说之事才是科学的真精神。西方理论讲逻各斯精神，逻各斯就是表达，就是把知识放到光天化日之下，变成公共的东西，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论在“言”、“意”的辩证关系上一向主张“得意忘言”，“得鱼忘筌”，语言作为工具，它只不过是形而下手段，领会了深妙的义理，工具是完全可以抛弃的。中国文学研究并不是完全不说，传统论文结构是考据、义理、辞章三大要素，与西式论文一样，考据也是有一分实事说一分话，但更注意义理层面，也就西式论文所强调的创新，还有一个特点是西式论文不太重视的，那就是辞章，讲究行文和词语的美，文学批评中的诗话传统既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也符合文学的本质属性。受西式论文的影响，文学研究文体方面走入一个误区，过分地强调逻各斯，行文逻辑严密，考据滴水不漏，句句有来历，处处有注解，注释比论文本身还长，而核心要素“义理”和“辞章”被抛弃。长此以往，这种既没有创新又没有美感的文学研究，它会自己走向灭亡。

把西方文学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简单粗暴地捏合在一起，前人已经做过很多尝试，但常常是无功而返，吃亏不讨好。叙事方式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中国是散点透视式的，以点带面;西方是螺旋攀升式的，强调整体直观。一个从事文艺美学的西方学者可能要从头至尾把美学史疏理一遍，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用不着，研究者可能重点深读关键的几部著作，就感悟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中国人善于从极其狭隘的审美对象中联想到自然宇宙。即使是米粒上搞微雕这样的“雕虫小技”也忍不住要通过雕刻“江山胜景”、“渔樵耕读”来表达一种生命观和宇宙观。中国人主观的意、境、神、韵、味与西方人客观理性的概念很难达成共识。既然古代文论对当时的文体是有效的，诗歌、大散文、章回小说、文人笔记小说等等都能被有效地把握，难道对白话文，对现代小说就真的不能很好地阐释吗?为什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直甘心情愿做西方文艺理论的奴婢?如果说古代文论的“诗话(词话)”、“赋”、“论”仅适用于诗词和散文，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在采用西方的形式主义、陌生化、解构主义进行阐释时，为什么仍然勉强和乏力?西式的义理、辞章，在读者的眼里等同于枯燥的自然科学论文。古代文论的那种温暖、贴切、优美和感动带来的心领神会、心驰神往完全消失，一个中国的文学读者怎么可能去爱那种一大堆逻辑和理念堆砌起来的文章，与自己血肉传统毫不相干的理论怎么可能给文学以生命力?现代文学研究者陷入一种两难的困境，既无法用中国古代文论分析和阐释现代文学，也不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西方文论解释东方文学，最后是邯郸学步。现代文学理论还不仅仅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而是要重建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横陈在文学研究者心中的块垒。研究者一方面喊着“文学终结”，一方面对面前堆积如山的问题束手无策，这到底是逃避还是无能?

还有文学本质论与关系论的问题。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是关注具体作品的分析，而文学理论则是更为抽象的原理。在标准和方法的考量上，文学史、文学批评以什么为标准?经院研究争议的是文学性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以文学本体论为标准，如果以本质论英雄，还有一个变动和发展的问题。历史观本身也在发展，就像我们以前修史的标准是什么。文学史与历史观的内在关联问题，文学史观对文学理论的指导意义，文学理论反过影响文学史观等等。现在人们对于文学的认识就与古代大不相同。明清话本小说在当时被视为“小道”，“从残小语”，被排除在“可观者”之外，二十世纪以后小说成为纯文学首领。古代的大散文传统，拿到现当代文学中只能算边缘和非主流。信息时代的来临，又不断涌现出新文学形式：网络文学，打工文学、生态文学。就像哲学家要阐明宇宙的本源一样，文学的本体论一直在探索，俄苏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叙事学等。意识形态批评也要争夺一席之地，精神分析学，女性主义，历史主义批评，文化研究批评，殖民主义批评等等。文学学科内的文化批评似乎与本质论有天然的敌对情绪，他们从来只注重社会意识形态，不在乎文学本身。但在这个全球一体化时代，比本体论和意识形态更复杂的是一种与文学多元共生的“关系”，如何理清这种关系，把握好自己的定位，这使得今天的文学研究者工作难度更大。文学在找准这种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后，文学自身要进行的改革等等，这是文学研究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与文学研究相对应的文化研究的开放性与延展性

“文学研究”一经戴上科学的桂冠，就意味着将永远陷入科学本质与文学本质之间的纠结与困惑之中。一方面，科学本质要求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和严格的实证方法来无限地接近真相。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文学作品丰富的表现形式，复杂的内心情感，千差万别的经验和常识，理性和科学在进行简单的归纳时都常常显得无能为力，更何况要接近真相，达到真理!这是感性确定性的种类与个体的问题，种和类为第二实体，个体是第一实体。用第二实体把握第一实体是徒劳的、无力的。正如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指出的那样，要建立一门既辩证又唯物的科学，这门科学试图与那些既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社会的整体、又不具备否定和批判现实的功能的哲学流派对立，它的任务是要通过解释现实，来否定和废除现实。很多学者用《否定辩证法》来指导文化批评。任何一个概念中都蕴涵着概念性与非概念性的矛盾，也就是永恒的、普遍性的领域与流变的现象世界之间的矛盾。形而上学内部也存在着这样的矛盾。文学研究如何处理好这样的矛盾?处理不好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与它的本质越走越远。文学与科学最容易沟通的恐怕是古典文献学，把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放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她也一直是优等生。在传统文献学里，目录、版本、校勘、注疏、辨伪、辑佚等，被视为传统经史之学的门径和基石，历代先贤大儒在这方面下了苦功，我们所熟悉的民国大师，绝大多数在方面都是世界顶级高手。那么现在的文献学可能对古代文学典籍的重新整理、编纂、考辨、译注包括现代化传播等都有新的要求，其动态和流变也并不容易把握。既然处理科学本质与文学的鲜活生命之间的矛盾成为一种高难度的艺术，那么时至今日，又有多少人真正吃透了这门艺术?在严格的学术制度管制下的文学研究，难免生产出大量与文学实践严重脱节的“产品”，文学真正需要的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在研究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忽略文学的本质属性，与其他社会科学等同，正是前文提到的照搬西方理论模式，才会出现僵化的学报体、新八股文现象。文学研究模式化的后果是，把鲜活复杂的文学框定在刻板的教条里，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与强调精细的科学精神也是背道而驰的。为了冲破这种令人窒息的牢笼，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些活跃分子兵分两路，一路专事文化批评。文化批评不关注文本的文学性，倾心于文学作品以外的社会问题，作家的文本只是一个借口或者道具，六经注我，在诸如女性主义、生态批评、殖民主义、文化霸权、历史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国家机器等等方面大做文章。近年来文化批评的“酷评”风潮逐渐流行，其中不乏投机分子，为了快速吸引眼球，来不及细读文本，不注重学理，懒得做功课，只要是文坛大腕的作品，不问青红皂白，先拉出来打他五十大板。批评家长期坐冷板凳，求关注、求疼爱，此乃人之常情。另一路则杀入“文化研究”这个广阔的荒原。广义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这一特定的对象，而是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与文学研究的“抱残守缺”相比，文化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新生事物，它被高校文科院系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看作一个新的学科增长点。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相比，有更美妙的前景，方法上也有诸多“野路子”。在格局上它打破了狭隘的学科化了的文学研究, 在视野上也从文学转向了诸多边缘文化现象。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国际声誉日隆，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中国人都感觉到了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必要性。无论是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所处的位置还自身发展的需要，文化研究被高度重视，政府机构的文化决策需要各大“智库”提供有力的研究成果。从事文史哲类基础理论研究的研究者纷纷转战文化研究阵地，各种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中心如雨后春笋。与文化研究生意兴隆、人声鼎沸的场面相比，文学研究显得日益萧条冷落。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大、回报低，其影响力无法预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应用研究收效快，几乎立竿见影。不排除科研人员有立刻套现的功利心理，因此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成为上下共谋的结果。实际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两者常常是难分彼此，互相包含，它们在分离与撕扯当中既互相拆台，也彼此成就。然而，被热捧的文化研究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它要面临学科归属的尴尬，加上由于缺乏形而上的理论指导，其实践性与理论性严重脱节，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研究人员一窝蜂赶潮流，知识储备不够，即使在实践性研究这一块也无法有效地给党政决策部门提供急需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

“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文化研究”一开始就不打算把自己规定为对文化的研究，它带有一定的学理性和学科性质。正式的文化研究机构往前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所，其代表人物有理查德·霍加特( R. Hogg art )与雷蒙德·威廉斯( R.Williams)，被称之为“伯明翰学派”。由于文化研究在各学科之间处于摇摆不定的位置，一直缺乏理论支撑，西方比较早进入这一领域。马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和西方奥多·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的《否定辩证法》，以及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这两部作品常被作为文化研究的理论骨架。广义的文化研究把社会学、媒体研究、文学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搅拌在一起，对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亚文化。直到今天，文化研究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还处于模糊状态。目前国内的文化研究出于现实的需要，侧重于实践性研究，其文化立场、批判姿态都还没有来得及进入到义理层面。各高校、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和文化产业中心亦无心于形而上理论，研究者急匆匆地夹着公文包，出入各级政府的决策部门，急于跑马圈地，占领山头，拿委托课题，做皮书，编纂文化发展报告，聊补基础学科经济窘迫的状况。

通常情况下, 社会总是尽量维护既定的文化机制, 这是保障社会结构稳定的基本前提。对于文学研究这门学科说来, 一个多世纪以来大学教育体制使文学研究专业化，这门学科在社会关系架构中已经处于相对稳定的位置之中。高校的文学院(中文系)、外国语学院(外语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三大文学研究机构(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以及全国地方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有一支长期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这几年文化研究来势凶猛，它所带来冲击使得地方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方向和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地方社会科学院一般被定位为“思想库”、“智囊团”，由于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某种内在的联系，从事文学研究的科研团队和科研人员的纷纷转行文化研究，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一项统计表明，2014年全国31家地方社科院，有8个文学研究所改为文化研究所，三个文学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合并，两个所改为民族研究所(属于社会学)。北京、山东、浙江、河南这样的文学资源丰富的省份都改为文化研究所。全国社科院很多文学研究所被撤销或者合并，合并后名称改为文史研究所。像湖北省，拥有屈原、孟浩然、公安派、竟陵派、闻一多等这样好的文学资源的省份都被合并，只保留一至两名文学研究人员。名称的更改会决定学科定位和研究方向。有些文化研究所和文史研究所已经不再设置文学学科，如广东、重庆等。从这个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文学研究被文化研究冲散，变得七零八落。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一面方越来越精细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科学的属性又需要团队作战和跨学科合作研究，呈现高度综合化趋势。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定位主要是为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服务，在注重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的同时突出应用性研究。后者是获得人才、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的有力保障。基础学科在地方社科院一直很处于弱势地位，改行、合并常常并非出于研究人员的本意。

文化研究可谓资源丰富、天地广阔，研究者大可信马由缰。排斥在主流之外的边缘文化，日益兴隆的影视文化，高度被关注的民间文化，亟待保护整理的传统文化等等。当年的伯明翰学派就直言不讳的宣称他们是以文化实践和社会关系变迁为主要研究任务，内容也主要是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包括影视、各种文化媒介、休闲方式甚至房屋装修，后来才转向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研究。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无论是伯明翰学派，还是法兰克福学派，他们的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大都是社会学、哲学、法学、历史学和心理学，鲜见有文学学科背景的成员。广义的文化研究与文学几乎没有什么交叉点，它本质上应该属于社会学。通常采用抽样调查、统计分析以及社区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试图通过精确数据和各种社会文化动态来作为理论支撑，因为决策部门需要的是准确的信息和理论依据。那么，狭义文化研究境况如何呢?文化皮书，文化发展战略一类的调研报告与文学基础理论也是毫不相干。出现这种现象与当今时代分工过细，行业壁垒有关。文学研究也是一门职业陷阱很深的行业，而文化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文学学科背景的人最容易入手。再者，社会科学未来发展趋势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和局部研究，文学抢先占领文化研究阵地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然而，真正的文化研究其难度要远远高于其他纯粹单一的学科，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政治性、实践性、批判性，不仅需要极大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文史哲与自然科学通吃，最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除此之外，还要有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两相兼顾的能力。

学术体制下文化研究的困境

文学研究纷纷转向文化研究，这里涉及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学术体制下的人才培养问题。学术职业化和学术体制化的恶果是僵死的教条主义大行其道。国家现行的学术体制与人才培养是紧密相关的，由于前面提到的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边界模糊性，国家一级学科没有、也无法设置文化这一门学科。年轻学者的晋升常常遇到“技术性”障碍。如果一位年轻学者在他的学术规划中打算专事文化研究，那么，他的职称评定将严重受阻。在课题这一块，文学研究在国家一级学科里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传播学、艺术学。课题申报严格按学科分类，除了重大课题有跨学科研究，国家级、省级重点课题、一般课题、青年课题都只能一一对应。在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青年学者在申报人资格这一栏就被拒之门外。文化研究要申报纵向课题，打个比方，就算某项文化研究比较靠近伦理学或美学，那意味着要跟思辨哲学或纯粹的伦理学、美学竞争哲学课题。又如，以神话传说为背景的江山胜景、历史遗存被纳入重点保护范围，那么在申请文化保护方面的纵向课题时，可能同时涉及到文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等，但它不好往其中任何一个专门的学科上靠，也无力与其中任何一个纯粹的学科竞争，因此，这类课题一是被地方政府作为横向课题招标(横向课题在考核中分值很低)，一是作为国家重大课题，年青学者既没有资格也不具备这种综合能力。论文发表方面更是重重受阻，国内目前没有顶级文化期刊，有一些知名度很高的文化期刊，在考核机制中被排除在“权威”或“重大”刊物之外。各级职称评审成果量化标准具有稳定性和滞后性，很多评审机构还在沿用20年前制定的评审标准。职称评审规则的制定与国家学术体制下的学科分类严格挂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将中国传统学术和知识文化逐个对号入座，学科的实用性得到彰显。中国传统学术文史哲不分，事实上，这种讲求博通的“通人之学”的学科分类与西方讲求实用的“专门之学”的学科分类根本无法实现无缝对接，古代典籍尤其是先秦两汉的经、史、子、集常常无法归类，“中图分类”(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古代部分在这种分类法面前无可奈何，仍然沿袭传统的“四部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粗暴分类法可能不知不觉地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向，那么在振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历史使命面前，各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始终处于纠结之中。学术期刊从“中图分类”转到“学科分类”大概就是想摆脱这样的纠结。青年学者在职称评定时，体现两大核心竞争力的成果，一是国家级、省级课题(即纵向课题)，一是高级别刊物论文。拿不出高分值的成果，制度不会对单个的人进行变通。这又回到关系论的问题，大的关于学科的关系论。某种事物之所以成其为某种事物，是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成立。文化研究被人通俗地称之为“万金油”，其实对专业要求更高。文化研究一方面凌驾于各学科之上，另一方面又委身于各学科之内，在自己编织的蛛网式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反而迷失了自我。

高调的文化研究者不在乎学科上的归属问题，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属性是众所周知，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以挑战学科界线为己任，并不打算依附任何一门学科，在各学科之间来回游荡，悠哉游哉，不亦乐乎!他们睥睨所谓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的清晰度问题，只在与其他学科的交融和碰撞之中产生一种震荡的快感。毫不怀疑那些后脑勺有反骨文化研究者在这个领域干出大事。迄今为止，像人种论、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后现代主义等等，在理论高度上都是相当有成就的。由于他们的过于高调，显然与实践性文化研究者不是一伙的，尤其讨厌为地方政府部门提供“智库”类的应用对策研究，而且还要有意与这类研究拉开距离。这样的姿态难免脱离实际。年轻学者既没有高调者的功力，又无法说服自己与职称职位等功利因素绝缘。那么，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考虑的话，文化研究的发展还需要有配套的学术体制。当然，无论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只有不受制于体制后才会有真正的自由。科学研究到了无为的境界才有真东西。

当然，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所遇到的重重障碍来看，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问题，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创新能力一直为人所诟病，中国与世界水平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我们出产了多少重大原创性成果?我们的成果是否被世界同行频繁引用?我们的科研精神是否得到其他国家同行的尊重?我们的工作着力点是否沿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前进?我们的青年学者发展机会和空间是否严重受到限制?相信每个明眼人都不难回答出来。科研人员大都在体制里生存，政府似乎也有理由谴责科研人员懒惰、庸俗，为无法产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才而心急火燎;民众(纳税人)似乎也有理由谩骂科研人员“无用的饭桶”，甚至科研人员自己也开始自责起来，为什么我们就缺乏一种追求卓越的精神，为什么总陷入同质化竞争、低水平重复、碎片化发展的困境中无法脱身?毫无疑问，高水平原创性成果需要特殊的土壤才能生长出来，一个合格的、敏锐的思想库、智囊团在为国家的决策需求提供有力的成果的同时，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束缚和掣肘，学术管理部门是否也该反思一下科研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是否适应重大成果产出和杰出人才培养的导向要求。

结语

最好的结果是，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兵分两路，各领风骚。但它们天然的内在联系使得这种可能变得渺茫，它们永远是一对扯不清的冤家，互相交叉，互不卖账，又互相促进。事实上，中国的大文学传统始终没有适应西方的那种严格的学科分类。文史哲短暂的分家之后，信息化之后又进入“大学科”时代，学科的疆界再一次被打破，跨学科跨文体成为趋势。文化研究比文学研究更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一点，它作为一个有旺盛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反衬了文学研究的衰落，它的反制度化、反学院化正是对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刻板学术制度的刺激，它密切关注风起云涌的社会文化运动，以实践的姿态干预社会文化。当然，文学研究处在一种稳定的学科关系中，结构牢固，分工明晰，不可能轻易地被遮蔽、被分散。浩瀚的典籍，辉煌的文学遗产，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文学，我们不可能当它什么也没发生过。虽然说文学的本质属性和它的永恒性是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如面对危机无动于衷，不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前景令人堪忧。

(发表于《上海文化》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