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钰铭：笔墨格调 悲悯崇高

作者丨卓今

（枣林坪记事 45cm×30cm 2002年）

（春到麻黄梁 370cm×160cm 2011年）

近些年来，许多画家重新审视现实主义水墨人物画的发展问题。如何从笔墨上突破水墨人物造型的欠缺，如何切入社会现实问题，如何描绘人性的矛盾与真实等，是摆在画家面前的紧要课题。陈钰铭曾一度被这些问题围困，经过焦虑、彷徨，决定直面现实，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和实践。在技法、主题、精神层面上进行一场持久的突围。

(一)

水墨，人物，现实主义，三大要素都是不可回避的难题。水墨是工具，人物是表达主体，现实主义是表现手法，三者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

陈钰铭早期的水墨人物画受传统画家的影响，写意泼墨，大块面晕染。人物面部也吸收了西方油画的光影素描的方法。如《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人物刻画精准，体现出深厚的写实功底。在当时众多同类型风格和题材的画作中颇有新意。但陈钰铭自己对这种画法并不满意，他尝试采用表达性更强，既有写实的绵厚感，又能抵达深远意境的画法。凯绥·柯勒惠支的铜版画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绵密的线条，刚劲的笔法，便于更深刻地表现悲情主题。同时，受周思聪、刘国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影响，陈钰铭将目光投向了底层人群，关注悲情、受难、人性的本质等主题，改变了绘画风格。

观陈钰铭的早期水墨速写作品，往往被一种强烈地美感和强大的崇高感所渗透。这种效果的产生有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画家对物象的精准把握，抓住真实和本质。第二，笔墨的内部扩展，注重线条和块面的张力、弹性和多重修辞效果。第三，画家的深刻用情，使得线条、结构、画面变成机的生命整体，笔墨自身产生一种能量，具有主动诉说的功能。

(二)

水墨速写虽然在审美感官上具有水墨画的完整性，笔墨、构图、人物性格、主旨等要素，均自有一种“氛围”或者“气象”。但画面背后意义的拓展，美感的延伸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活佛》《天与地》《微风》，虽然人物在面部处理带有明显的写意泼墨加光影写实。但这时已开始注重笔墨的自主性和内在张力，手指、面部表情的等细部的精细刻画。西藏人物的内在气质很适合这一时期的画家表达一种粗粝和苦涩感。同样是西藏题材，画于1994年的《天边》，陈钰铭抛弃了色彩，抛开光影对物象的影响，采用一种干涩的笔法。

在一系列西藏题材上，陈钰铭开始着手技法上的突破与推进。这一时期笔墨的灵活性不断加大，《山之巅》《灵魂是风》《走过萨迦》《天籁》《圣湖》等作品表现出同等层次的品质。陈钰铭的西藏题材因手法的超前性，思想主题的深刻性等因素，在众多同时代画家中无疑是杰出的，但他并不满足。艺术家会调整目标，在无个性中冒险，大量地尝试使用一般的材料。1997年画了两幅大画，即《血祭》、《大河上下》。他把目光投向了他所熟悉的人物，身边的人物，乡村、都市、军队、历史等题材，一切皆可入画。蹲在田边地头想心事的陕北老农，被现代文明所困惑的都市小市民，部队的小兵，历史伟人等，都在他的笔下深刻而且生动。同时还注重历史题材的时代性、现实题材的厚重感的辩证关系。

(三)

任何一种改革与突破都具有实验性特征，画家要面临自我的客体化与陌生化，实验的自由度与叙述的矛盾性等方面的问题。陈钰铭被这些东西困扰着：焦灼、惶恐、站在虚空中无所傍依，同时还要面临着技法、主题、题材、体裁等各方面的变革，更重要的是一场精神突围。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也不自觉地表现出这种情绪来。《圣湖》《有阳光的草地》，人们神情忧郁、困惑，不像先前西藏题材作品中的人物那般纯净、和美、安详。

从根本上说，陈钰铭的大部分作品都指向一个地方，就是人性。用深刻老练的笔墨对人物灵魂进行剖析，所有的人物都是自我的一部分，读者可以从作品的人物里寻找对应和层次。由于陈钰铭的作品丰富的笔墨语言，深刻的主题和意境，可阐释性很强，结构复杂，层次多变，加上太多的隐喻和暗示，无论是评论者还是读者，第一是不能偷懒，倘若你偷了懒，你就只能看到一个表层结构。

传统绘画品藻最精微的部分：人格价值、精神向往等，画家须在艰苦的探索之后方能得到更深的体悟。长期以来，陈钰铭绘画中的笔墨修辞特有的高雅、壮观、悲切、深奥、繁复等特征，加上超前的主题和独特的审美角度，其笔墨格调也独具特色。

笔墨修辞是笔墨格调的具体呈现方式，陈钰铭的笔墨格调总的来说，大气峻朗，情采密实，苍莽雄劲，偶有嵯峨奇峭之境。加上涩、老、厚、拙之笔法，其旨意至广大、尽精微，洞晓情变，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陈钰铭生于古都洛阳，为深厚的人文底蕴所浸染，加之他本人纯厚执着的个性，朴拙刚正的人格，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和艺术家天生的伤情感怀。笔墨格调有非常鲜明的悲悯和崇高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