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丨诗意而又残酷——论《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

2017-08-18 15:55:50 [来源:《理论与创作》]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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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而又残酷——论黄永玉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

作者丨卓今


在《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中,黄永玉用文字的方式与他的角色们一道在作品中获得一种力量和解放。在他的笔下那些陈年往事再次被激活,那些被他重新注入生命的小人物焕发出强大的精神能量。他赋予了那些看起来极其平常的事件以较高的价值和较深的涵义,他打破了小说的常规写法,以一个画家的才情提供给人们极其奢华的审美享受。在这篇小说中,可感性高度强化。他将司空见惯的语言和经验通过变形、扭曲的处理,把读者的审美主体意识调动起来,从而获得一种饱满地、强烈的审美感受。当然,在这部小说中,内容同样杰出。它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意义:悲苦的命运、残酷的生存环境与诗意的人生理想相结合,才是人生的大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主人公即便身处乱世,人性善恶难辨的情况下,依旧享受生命的美和感动。

流动与间歇

极简略的情节,单纯、松弛,没有悬念,没有高潮。缓慢、螺旋式推进,反而给读者造成一种期待。高密度的信息量和扎实的细节使文本异常地丰茂,为了打破延绵不断可能带来的沉闷,保证流动的节奏和韵律感,文本中出现有必要的间歇和停顿,每个单元时间和空间被分割,由间歇和停顿所留下的空隙使文字更具张力和弹性,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像空间。

作家刻意地控制了时间,让它缓慢得几乎是静止,主人公狗狗从两岁到四岁用了几十万字的篇幅,像河流进入了平缓开阔地带,读者与小说人物一道享受着这种“慢”和“空”。“他两岁,坐在窗台上。‘你做哪样?’‘我没做哪样,我坐着。’”[1]这份淡定来自于九十岁的太婆和两岁的狗狗。让人内心不免有些淡淡的感伤和惶然。“窗台木头又厚又老,好多代孩子把它磨得滑溜滑溜了。一道雕花栏杆围着,像个阳台。三四个孩子在上头也不挤。窗台后面是张大写字台,两头各放着一张靠椅。孩子玩腻了,便一层一层沿着下到地下。”这是狗狗人生的第一个舞台,温馨平和,暖意融融。

流动和间歇在这里既是一种叙述手法,又是一种视听艺术,它让人耳目一新,类似于修辞中的通感。小说的整体氛围因为一些客观要素的存在,如历史事件、少数民族风情、语言等,使人产生新奇和快感。尽管同类型的题材已被无数的作家大量地展现,已至于“神秘的湘西”成为十分熟悉的景象,但这不足以让人感受到独特,重点在于作家是如何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去感受对象的生动性和丰富性。这里要说明的是,作家并没有特别的使用出一种手段或者叙述技巧,他只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讲述者,他所要做的就是让读者异常饱满地、强烈地体验这种美和深刻。“长到鼻子跟前的树丛直漫到城墙那头。过了城墙,绿草坡一层又一层,由绿渐渐变成了灰蓝,跟云和天混在了一起。”“花季过了,光是落在树底下的花瓣,孩子们就扫了好几天。坡底下过路的人会说:‘看那么多荼蘼,都漫出来了!’”

语言使精神能量得以流动,方言背景的戏谑和幽默产生一种阅读上的停顿。语境的外部压力加上语言自身的内部张力,形成一种磁场和能量,那些美的,灵活的,智慧的,幽默的语言,其密度和强度如山涧瀑布倾覆流泻。语言的内部能量极其扎实、豪华、铺排,奢靡得让人难以消受。当这种能量转换成外在形式后,看起来却不做作,不骄情,不腻人,不讨嫌,不卖弄,这很难。转换的过程就是艺术的过程,艺术水准越高越不露痕迹。反过来,活性的语言,朴素直白的话语里常常包含深刻的哲理。作家有时候故意留下破绽,引诱读者发现隐藏于文本深层的意识形态。“鸡娘特别像不高明的作家,稍微出两本书就大喊大叫。弄得左邻右舍心烦。”对人情世故委婉的批评,有时候拐个弯才醒悟过来。“一般品评的人,自己诗都做得不大好,只是品味高;谈起别人的诗,像后娘打前娘的崽。”夸张、俏皮、幽默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外婆夸狗狗:“狗狗呀,你怎么越长越好笑!”。文中处处呈现出类似的句子,充满了智慧和趣味。两个四五岁的小孩讨论“死”的含义会是个什情形呢,科普的,哲理的,艺术的,神秘的,都不是小孩想像中的“死”。

“死是哪样?”

岩弄发明了一个主意,抓住狗狗手指娘,试着越来越重地咬它,“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你做哪样咬我?”

“痛不痛?”

“痛!”

“一百两百这样的痛,就叫‘死’!”

这是一种极高的语言智慧。

作家把湘西方言稍作处理,有些是原封不动地搬上,宁愿加注解。用这样的语言深度地刻画出了湘西人的野性狂放的性情之美,边地民族豪放粗犷的体魄之美,带有神秘传闻的鬼魅梦幻的夸耀之美,崇尚自由不骄饰不伪装的人格之美。语言的内部能量厚重而深沉,刻画出世间万物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充满不和谐却又相对稳定平衡的结构。湘西方言与西南官话类似,与规范语言界限稀薄,捅破那一层隔膜,越琢磨越有意思,比普通话多了许多韵味。 “喜喜去文庙女学堂报你三婶娘。都赶紧转来收拾廊场。”“报”从通报、报告引申为告知、告诉。如“我报你”(我告诉你)。作家笔下的朱雀城原型为凤凰古城,这座古城有一个特别的来历,为镇压剽悍的苗民,历朝军队驻防而演变而成的边防小镇,城镇居民多有行伍习气,“报”带有军队的语言色彩。廊场:具体指场地。浪、荡,熟人邻居邂逅对话:“去哪浪?”或:“你慢慢荡,我先走了。”哪浪:哪里去,引申为有目的的办事,无目的的游玩,荡:闲逛。跟凤凰人出去闯的习俗有关,带有率性而为的意思,正如题目“浪荡汉子”的浪。湘西人的天然本色、狂野性情体现在日常语言之中。还有诸如扯皮绊——纠纷。挑脚——搬运做苦力。下数——法度、分寸。厉辣——泼辣,甚至比泼辣还狠。人物对话里有很多词是当地的粗口。粗口在他们听起来并不难为情,反而有一种爽朗直率的味道,真骂和假骂并不十分分明,全看说话的人当时的情境,有些人张口就是“狗日的”,“妈的个麻皮”,成了口头禅,你要跟这样的人计较几乎活不成。“这狗日的婆娘,人来疯!”带有夸耀的意思。湘西人喜欢用“卵”形容糟糕的事情,“搞成这副卵样子。”“到夏天秋天我们吃卵。”“卵”在这里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雌性生殖细胞或者动物的蛋,而是雄性动物的生殖器。贬损某个人或者自嘲常用这个词。生动、刺激、提神。毛大被蛐蛐钻了裤裆:“妈个卖麻皮!蛐蛐,狗日的!还是只三尾子!”毛大有时候一口痞话不堪入耳,并不代表这个孩子有多坏,只是缺了一点教养,不够儒雅而已。

发散与渗透

文本中的情节有时并不连贯,有许多叙述场合,也有许多同等的意识中心。发散是充满创新生命力的运动,它和流动一样,活性,动感,难以把握。艺术家运用得当,在艺术品中表现出极美极为壮观的审美特征。呈飞散、放射之状。发散在这里具有双重意思,第一层:表现在小说的结构、语言、人物构造等艺术特征方面。简单结构上的多重分枝,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无限分岔)。语言的编码系统和解码系统的发散性,语言的蕴含和预设。语义的概括性,语义的模糊性等。人物构造的发散性在该小说中体现得最为充分,首先在体量上,小说塑造了极为庞大的人物群像,主体人物做了细致入微的外貌和内心刻画,最大群体是主体之后的配角,虽笔墨不多,但人物的相貌、性格特征、内心世界刻画十分传神。出现一两次的人物用笔更简,廖廖几句,跃然纸上。人物群相虽规模庞大,但主次分明。其次,在人物的社会属性上囊括了各阶层的人,社会名流,知识分子,仆妇壮丁,乞丐狂人。作家非常到位地写出了他们的体貌、职业特征,性格分野。第二层:表现在人物的内在气质上,小说中朱雀城人的传统,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躁动和不安份,总要把自己的命运搞得有点悲壮意味,他们一旦长大成人,像蒲公英的种子,脱离母体,脱离原有的水土环境,四处漂零,像年幼的岩鹰一样练翅,腾空飞跃,跌跌撞撞,那是极平常的功课。在外人看来颇有悲壮的意味。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发散。

发散是行动,渗透是结果,一,在结构、意境、人物构造上,它落到了每个具体的细节,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作家营造出一种魔幻诗意的气场,将小说的每个元素渗透到结构的肌理和时间的深处。二,对读者阅读快感上的渗透。每一个场景,每一句话的斟字酌句,每个人物的外貌和内心,每一片风景的阳光和树叶,都十分仔细地打磨,必定要做到杰出的境界。不让读者的感官触觉有片刻的庸懒和放松。“刚摘下的花椒,油锅里氽过,齿缝里一扣,‘啵’的一声纷纷流出小滴小滴喷香的花椒油来。”又如写市井的传闻:朱雀城的新闻传播途径分几种,有旁门左道,正规渠道。东正街的洋杂货店周围,身份地位新闻取舍属于较高层次,包括时政、财经方面的新闻,而以包大娘为传播中心的土杂货地摊限于花边新闻和娱乐八卦。“每天早晚两回,从包大娘摊子边风般地铲过。”读过两年私塾刘浸浸,相当于小报的娱乐版记者,包大娘相当于娱乐版编辑,她总是在第一时间接受到刘浸浸的新闻资源。刘浸浸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在包大娘的耳边晃两三句。“有的话包大娘还没听清楚,他就走了:‘老师长’……”包大娘冲着他的背影喊,想进一步核实新闻的真实性。曹津山铺子的新闻属于正规渠道,有点像官方的新闻发言人。作家对这些地方掌故,边地民风,以及带有神魔色彩的少数民族风俗十分倾心,文字里包含着深情地赞扬和深刻地批判。

1,结构的发散与渗透

结构上的发散与渗透是对垂直向前的叙述模式的补充,在某个地方转弯,分岔,停顿,都是小说节奏韵律的需要。狗狗在朱雀城的童年生活,是一条粗大的主线。狗狗的父母都是校长,属于朱雀城的上层人物,由此发散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宏大的话题。同时也涉及到小山城文化教育的话题,以及人们对“新生活”看法和态度。他们同时又是共产党员,又引出党派、革命和复杂得令人头痛的社会制度问题。文人墨客的情趣引出诗文品评和美食。狗狗的亲戚邻居是手工百业的小市民,市民社会是文学的宝藏,被主流意识形态疏忽的市民道德取向,渗透到连阳光都照不到的角落,如谣言、私刑、暴力、欺诈。现代文明难以渗透到的偏僻之地保存下来的巫楚之风引出神秘的魔幻色彩的放蛊、落洞、赶尸。猎人和劳动者的生活场景引出自然风景等等。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层出不穷的人物故事和地方掌故,其丰富性就看作家如何采撷。作家在这方面收放自如,调理得当。狗狗的生活场所的切换带动故事情节,不紧不慢地往前推动。狗狗从朱雀城到得胜营,描述的场景从城镇到乡村。笔触从浓郁的市井气息的朱雀城转到了边地苗乡的乡绅家庭。“幺舅把狗狗放在他的前跨,唿哨一声,三匹马飞了。”狗狗在这种温情的故事里长到了大约四岁的样子。风云突变,做共产党是要被杀头的,王伯把狗狗带到她自己乡下的老屋,王伯的背着狗狗,讲她自己的身世,通过王伯之口讲出了朱雀城的更多的人情世故。狗狗第一次去外婆家,呈现的是得胜营小镇的风貌,豹子躺在岩头上晒太阳,大岩雕展翅有一张门板宽。王伯与隆庆通过放炮仗取得联系。通过王伯赶场,巧妙展开木里墟场的风情。从卖的猪就知道木里的场的规模大小。“抬来的猪也瘦,卖的人心里明白……跟猪一起挑个不起眼的地方老实蹲着。”卖马的就很威风,年轻人“忽的一声跃下马鞍子,在鞍子边弄东弄西故意不马上走,好让人看他的潇洒从容,看他的厉辣”。做铁匠的又苦又累,到老年“力气不行,脾气加码”,铜匠比铁匠似乎体面些,“抽又长又粗的大烟袋锅,咳两声嗽,吐出的浓痰丈多远。”“锡匠像个行呤诗人,吹着小笛子背着包袱大街小巷串游。”“场上银匠的生活境界与众不同,他们是专为妇女们尽力费心的……有权轻言细语跟她们做点稍稍过分勾引调侃时,最不喜男人在场。做银匠的徒弟要蠢,面对情挑要麻木不仁,不可存感染师傅快乐的奢望。”

故事里有故事,大环套小环,铺垫,承转起合,首尾呼应。藤先生与田三大的传奇,田三大家的老妈子的传奇,湘西战事的传奇……这些传奇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牵涉到每一个朱雀城人的命运。

2,意境的发散与渗透

小说处处弥散着诗的意境。小说通过大量的意象表现出来一种浪漫温情的情调和悲悯达观的境界,而叙事内在逻辑与这种诗意情境交融、虚实相生,诱发和开拓了更宽广、更深邃的审美想像空间。

古旧意象的大量陈设让人有时空错位之感。一方面是神秘飘忽的意象的频频出现,大约并非出自作者的本意,放蛊、落洞、赶尸,这些意象处在现实和虚无的岔路口,招摇着,引诱人去体验一种潜在的危险和刺激。铜水烟袋,糊着净白的夹帘纸窗子,桃源石,万寿宫柏树上的飞鹤,李家屋后池塘的丹顶鹤。定更炮,美孚灯,蚕业学堂,水客,鸦片馆,青楼,皂荚,水银,卖大粪的,挑窑货的,刨黄烟丝,炸灯盏窝的。古旧的意象给小说抹上一层厚重的底色和让人温暖的记忆。想像着朱雀城人走在窄长的巷子里打着油纸伞,木屐“矻矻”地敲打着青石板路,街道两边一家接一家的手工艺店铺,匠人埋着头,专心劳作。蜡染作坊、剪纸工艺、桐油铺,小吃店。雕花的格子窗里传偶尔传出含混地呢喃,河边的渔夫竹篙拍点着水面,冲着鸬鹚们大声吆喝。这是一种诗意的陷阱,让人进得去,出不来。

地方掌故里除了温情和怀旧,还有尖锐和疼痛。小说里的“北门”、“赤塘坪”、“站笼”、“沉潭”等意象,总是罩着血雾和杀气。对于闭塞的朱雀城人而言,死亡和暴力已经日常化,人们看杀头如同看一场表演,总是“一箩筐、一箩筐苗人的脑壳从乡里挑进城。”“昨天酒席上称兄道弟,忽然间变了脸,一刀一个就倒在赤塘坪。”“血流在地上,红的,四处爬。”“人的耳朵拿线串了挂在北门上,箭道子又挂鸡也挂人脑壳。”朱雀城人心底已然麻木。当然,人情味在朱雀城也是异常地浓烈,得胜营的妹崽花游街站“站笼”,她和小丈夫被人弄死了泡在塘里,全得胜营的人伤心了、愤怒了,几十个不认识的婆娘搬来凳砧板对着凶手家门口用最恶毒的语言一边诅咒一边剁稻草。朱雀城人活得异常地坦荡,非正常死亡总是不期而至,不如干脆忘了它。

朱雀城人总是有闲情逸致欣赏如诗如画地景色,阳光、鲜花、飞鸟、古树、枯藤、溪流飞瀑、洞穴、跳岩,它们在小说里充满了生机。“姑!今年的花开得也实在放肆,连墙都贴上了。”这些意象就是这种花的态势,放肆,四处蔓延,蔓延到很深很广的精神境界里。尽管朱雀城人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可是小说家还是让他们诗意地生活着:

担子上坡下坡,尽是竹林子和穷树(马尾松),一年到头绿阴阴的;走时冒出燃火似的大枫林、乌桕林,映眼的红光朝天上直冲,走进这种场合,脚底下一片亮,十分之爽脆提神。

小说通过大量的意象诱发人的想像,用具体形象使其感官化,然后通过体悟、想像、抽象,渗透到神经末稍,从而使这些意象或意象的组合形成一个宠大的意境。气味、颜色、形状、音响均被调配得有层次、有节律,它们缓慢、温和,同时也很犀利。

3,人物的发散与渗透

人物的发散最为壮观,主体群像,辅助群像,朱雀城市民群像,层层叠叠,非单纯个体。作家笔触刻画出每个人精神气质,渗透到人物的内心和灵魂,哪怕有的人只有一句话。

狗狗、王伯是主体。先看狗狗,这个长相被爷爷评价为“近乎丑”的孩子,“肿眼泡,扁鼻子,嘴大,凸脑门,扇风耳,幸好长得胖,一胖遮白丑。”妈妈是女子小学的校长,爸爸是男子小学的校长,都是本县的最高学府的长官,算是书香门第。狗狗话少,一定要讲必定言简意赅,而且很深奥,往往一语中的。幺舅说他是“三天不讲一句话,讲出一句话让你想半天”。他极有主见,哲学家的深思和艺术家的浪漫。外婆不懂狗狗常用的简单信号,便但心孩子的智商,幺舅评价“不蠢,有点怪。”他的话常常把一屋人笑翻天。他看大人赤身裸体在河里冼澡,说“我不喜欢你肚子底下长头发”。亲戚萧二娘教国文,她把狗狗带到课堂上,她给学生讲课,狗狗冷不丁来一句:“我不喜欢你一个人尽讲、尽讲。”搞得萧二娘一堂课没法上。狗狗在王伯山里的老家享受孤独和安静,“狗狗,你咬哪样?”“我咬空东西。”狗狗上学后有了正名——张序子,他最讨厌人叫他“戏子”(“序子”与“戏子”谐音)。序子自觉聪明,在亲戚的婚宴上擅自改字,将“明年生个胖儿郎”的改为“今年生个胖儿郎”,弄得整个婚礼气氛尴尬。

狗狗的保姆王伯是小说中的二号主角。遇到棘手的事,她会“像男人样叉腿坐在路边岩头上,想完事,一个人下山去了。”王伯的人生观影响着狗狗。她忠义,厉辣,善良,机巧。她带狗狗到山里避难。她与隆庆一直保持着不超越男女界线的纯洁友谊。王伯的苦难“九天九夜都讲不完”。王伯不懂共产党,但她懂做人的忠义,“杀共党杀不到这里。要人断子绝孙做不到!除非王伯死了,王伯在一天狗狗就在一天。”狗狗幼小脆弱的生命,在王伯的强大的羽翼下安全地享受着成长的快乐。

狗狗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小说中塑造了一大群朱雀城的文人墨客。他们谈吐儒雅,兼有内敛深沉的豪侠气。因为“一边打仗一边文雅是朱雀自来的古风”。他们举止潇洒,知识渊博,聚在一起免不了品诗,评诗,个个都见解独到。且都有那么一点诗词歌赋方面或浅或深的创作能力。小说还用大量的篇幅对文人的家庭氛围的渲染,年轻时辗转于湖广云贵行伍出身的滕老先生家,气派讲究的厅堂摆设,鸟鸣花香的庭院,“人人都轻言细语,连步履来往也只留一丝清风”,高素儒、胡籍春、张幼麟、段一罕这些朱雀城著名学者是他们家的常客。性情怪异是朱雀城文人的一大特征,似乎不怪不足以立世,一代一代的大大小小的文人都感染了这一通病。雅俗集于一身的是狗狗的四舅,诗词歌赋是主要爱好,除此之个还会打猎,神农本草,苗药偏方,甚至比照相还要前卫时尚的事情他都敢干,比如放电影。太婆是古典式的女知识分子。九十五岁的太婆,四书五经信手拈来,一个“陈”字,从《小雅·何斯人》的“胡逝我陈”到《尔雅》里的“堂途谓方陈”,到解释“陈列”为从门口到堂前的欢迎仪式。众知识分子听了“只埋头惭愧地喝茶、抽水烟旱烟”。有人感叹,要是当年让女的考试,怕不也是个进士翰林。太婆评音乐:“老三你吹得太脂粉气,太香!箫这东西要从容,平实舒缓,最忌花巧;指头要添点‘揉’的功夫。

有的配角只出场一两次,因为表演得太精彩,几乎要抢了主角的风头。谢氏喜欢看热闹,赤塘坪砍脑壳。

下蛮劲挤到里头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人头已经落地。刀法不好,劲根砍得很碎。她扑在哥哥的身上,又去把那个脑壳抱在怀里,抚摸着哥哥的头发,来回拭抹脸上没干的血迹,她的悲伤已经没有人样了。她爆发出不顾一切的勇气,披头散发撕裂地叫号,那种孤独的声音真令人发冷打战。殓夫们搀起她,拥着她把怀中的脑袋放进匣子里。她又下意识地帮殓夫去装另外两个人。这三个人她不假思索地晓得有自己不懂的伟大意义联系在一起,因此都是她的骨肉。

人们看着她从血海里爬起来,“那么褴褛、滴着血的宽阔背影逐渐远去。”依照朱雀城人的逻辑,“人世间总要有一点壮烈的,要不,山水间就没意思了。”谢氏人称“蛮娘”,连天不怕地不怕的“扫帚星上掉下来的渣滓”向伯娘都惧她三分。

朱雀城几位著名的朝神(疯子),是社会大系统里的神经末稍。作者把笔端渗透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白皮肤、尖鼻子、黄眼睛的羝怀子“像是从西域过来的遗子。”“永远的自我忧愁,头搭着胸脯往前窜”的罗师爷。唐二相是有点文化的更夫,平日做点现代诗,听人唱京戏纠正字音:“襄阳音‘日’字要唱‘立’。” 长得像上海画家钱慧安笔下的那种美人的萧朝婆。侯哑子是个大艺术家,一年疯癫一两回,“固然风筝做工是一回事,要紧的是他的画。稍微懂点画的伢崽去买他的风筝,见到他,会尊敬得发抖。”背景人物群相的生态系统丰富驳杂,每个人都有杰出的表演。苗人隆庆“脖子和脑壳一样粗。包着黑苗帕,远远看去像根柱子……脸上像猪血打底生漆油过,连皱纹缝缝也亮。”有的角色仅一笔带过,“爷爷横了一眼,放下酒杯。”这是一个透着家长威风的动作。“一个顽皮的大扁脸向他笑。”苗伢崽的天真无邪。写幺舅家的一群猎狗,遇到主人“入席”的场合,就显出它们的品位和深度,“优雅地坐着,咧嘴微笑。”

对抗与融解

在这里,对抗与融解分两个层次,一是创作手法上的对抗与融解,让两种极端的事物并列,如粗痞与文雅,侠骨与柔情,善良与邪恶。看似极不谐调的意象,作家把它们捏合成一个矛盾体,使其展现出奇异的光彩。天才与疯子可能是同一个人,奇丑和绝美对一个女人来说仅仅只是一个态度问题。最宏伟的景观同时也是最龌龊的地方。二是人物性格本身的对抗与融解。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朱雀城人的命运和性格决定了作家的创作手法,处处充满矛盾和对抗,而处处又都显得和谐自然。朱雀城人的这种矛盾性与和谐统一大约跟他们的居住地有关,朱雀城天高皇帝远,法治和王权极其稀薄(常常还慢半拍),维持社会生态平衡主要靠私刑,杀戮,诅咒,谣言,蛊毒巫傩。醇厚的民风和绝美的风景下,掩藏着暗流和漩涡,吞噬着人们的善良和单纯。但朱雀城人有着极高的生存智慧,用他们自己的生命意识,宇宙观,人生观化解了诸多的硬块。用坚强,忍耐对抗生命的脆弱,用自然风物、美食、歌谣调节受伤的情绪。美和丑,尖锐和愚钝,文明和粗痞在公信力,强权,儒家信条,良知的干涉下被融解。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两种极不相同的色调融合在一起竟是如此的和谐。市井粗粝的人生充满了温情和龌龊,甜美与辛酸。而朱雀城的文人在文化、政治想像、美学判断上都有他们自己的规制,爱风花雪月,吟诗作对,外表粗犷有豪侠气,内心注重精神生活,追求“克已复礼”,“舍生取义”的理想人生。自小就勤勉地做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课。无论是“粗人”,还是文人,都重情重义,这就是朱雀城的魅力。比如粗人刘染匠和文人田三大都是朱雀城著名人物,街坊遇到了麻烦纠纷,就请他们来调解。职业和身份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调解方式。先看刘染匠是如何摆平一桩纠纷的。

曾伯和曾伯娘卖的苕(红薯)全城人都爱吃,有一天一个三十来岁的婆娘带着砧板、稻草对着曾伯的苕灶剁起来,边剁边骂曾伯娘是草蛊婆。刘染匠走出染坊,对着那婆娘劈头盖脸地骂起来:

“狗日的你刘痒痒婆娘,不要讲你是我‘家门’,老子七八岁曾伯曾伯娘就在我门口卖苕,他两个卖了一辈子苕,哪个不认得他两口子?你妈个卖麻皮的!你欺负到他们脑壳上来了。你刘痒痒自己到外头嫖堂板(嫖妓),生杨梅疮,鸡公流脓,伢崽怎么不长包?你好大狗胆!你叫你刘痒痒来,看老子掀不掀他烂鸡公让大家看!来!来!我让你剁,来剁我个卵!来。你个狗日卖麻皮的臭婆娘!你再来,看老子不拿个粑槌日烂你!”

“那婆娘没想到半天里杀出个比她还厉辣的人,脑壳上像淋了一瓢凉水,捡起行头就走。”

这是粗人刘染匠的行事风格。也是剁稻草那婆娘认可的方式,尚若跟她讲礼、义、廉、耻,几乎是没有效果。而文人田三大作为朱雀城的公信人物,他在外理一桩棘手的事情时完全用的是孔孟的信条。朱雀城那年发大水,霍生冒着生命危险救起年轻女子和她的半岁大的孩子,这等于捡到个漂亮媳妇和现成的儿子。结果是人家原配丈夫来要人。

下面是田三大的一席话:

婆娘伢崽都是人家的。还给人家这才是救人,得个“信义”两字,要是好长时间没人来要,你霍生收留了他们娘俩,得个“仁爱”两字,做人要做得漂亮,霍生和霍生妈难过我心理明白,以后我帮你讨个好嫁娘。

霍生虽然不情愿,还是把那女人和孩子还给了人嫁,田三大没有食言,朋友滕老先生做媒把自家的使唤丫头爱梅嫁给了霍生。算是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小说中大俗与大雅,风格高古的名画被狗肉油烟熏得一团黢黑,即便是在一个人身上也体现着这种对抗,刚刚还是一口粗痞的“丑话”,一会儿又吟诵起优雅的诗句来。连他本人也不难堪不纠结。小说中描写的劳动妇女形象,她们都具有双重角色,一个妇人做着男人才做的事情,这种对立、异化随着年岁渐老慢慢地得到消解。年轻时她们要充当男性的角色。行事大大咧咧,做苦力,在外打拼,以至于身体壮硕,线条粗犷。她们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高水平的生存智慧,困难面前从不屈服。王伯、谢氏、狗狗的幺舅娘、巧珍等是典型例子。在这种体制混乱,匪患不断的边地,造就了厚墙、小窗眼、碉堡和剽悍的人民。女人也不得已把自己往“阳刚气”的方向去塑造,

朱雀城人都习惯于这种纠结,情绪对抗着,用美食来融解;爱情对抗着,用落洞来融解;命运对抗着,用戏文来融解;制度对抗着,用放蛊来融解;文明对抗着,用魔幻来融解;武力对抗着,用生命来融解。各类人都有自己的调节方式。

朱雀城人对于外人所津津乐道的湘西神秘事物,内心也是很纠结的,朱雀城人做事向来严谨,讲求来历和出处,为锡壶的几何算式争得面红耳赤,投入很大的精力研究三彩马的烧制方法,苦思冥想破解巴国人的悬棺之谜。却故意把赶尸这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悬置在那里。赶尸、辰州符之类的传闻最吸引外地人,几乎成了湘西的旅游特产。上海来了个季先生,对朱雀城的一切风俗都抱有好奇心。刘老三是最不信赶尸这种事的人,却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一个打锣的背后跟着七八个死人同乡,都是这么排着队一路走回来。敲一声锣走一走,好像划龙船的锣鼓拍子,乱不得的。进了客栈,也是这么一个靠一个的叠放着,也不占什么廊场。”听得“季先生满面惊奇和幸福”。湘西人好客,又重情义,刘老三和所有宣传赶尸的人一样,大约是出于一种友好的心态,不忍心败坏客人的兴致。

黄永玉作为艺术家,永远是“独特性寻找者”,他的作品永远不在常规之内,他的小说不仅仅在小说诸要素上下功夫,如语言,情节,环境,人物等等,他还融汇了视觉艺术,跨越了比语言文字更广的范畴,把它上升到了“感知”的层面。他吸取了很多小说大师的手法,但通篇读来,给人的感觉就是黄永玉本人的手法。人们看到的表面的庞大的美也许仅仅是冰山一角,这已经让人消受不了,而深藏在暗处的韵味,在只读一两遍的情况下,人们是懒得去挖掘的,因为被美和诗意伤害了。

(本文引号中的句子和引文,除标明出处的以外,其它均出自黄永玉的长篇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该小说连载于《收获》杂志。)

(发表于《理论与创作》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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