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的文字：博尔赫斯（一）

作者丨卓今

博尔赫斯说：“如果我出生在一个文化古老而又丰富的国家，我的作品很可能不会受人注意。恰恰相反，我有幸成为一个南美作家，而这一点倒使我所写的东西获得了被夸张的成功。”

为什么大师都是这么谦虚!

博尔赫斯的小说语言犹如那带有节拍感，或急骤或缓慢的鼓点，那铿锵的节奏追击着读者灵魂深处的东西。他的那些好看的，动听的小故事，通向一个共同的境界——人类所能达到的智力极限。读者不勤勉不深思，只能看到一个平面驳杂的图像，被他的叙事技巧所迷惑。实际上，可能还有一个隐形的结构，它向纵深处无限延伸，当读者与作者一同探索，就会发现那是一场既刺激好玩又无比艰辛的旅行。

有人说，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的存在，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永世的遗憾和耻辱。但与托尔斯泰不同的是，关于博尔赫斯，这位魔幻主义大师，迄今为止在阿根廷本国，争议也未间断过。那些各式各样的怀疑与不屑延绵不绝。

到了二十世纪末，博尔赫斯已被世界文坛公认为拉美文学的象征。那些不和谐的音符，怎么也掩盖不了大师的光芒。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内出版社开始出版博尔赫斯的作品。实际上，对博尔赫斯的传播，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开始，翻译者有选择地翻译了博尔赫斯的一些作品。博尔赫斯的散文集如《埃瓦里斯托·卡列戈》、《讨论集》、《永恒史》等，分别由徐鹤林、王永年、刘京胜、屠孟超等人翻译了过来。而翻译家王永年、林之木，他们对博尔赫斯的翻译从1930年开始一直到1988年，在长达近60年的时间里从未间断过。因为博尔赫斯作品的前卫以及与生俱来的争议，在中国的书店，始终都是小众作品。1996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了《博尔赫斯文集》。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博尔赫斯全集》。中国的读者有幸真正地全面地领略博尔赫斯的神奇魅力。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的《博尔赫斯研究》曾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博尔赫斯的作品在中国越来越多地被提起。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情和好奇。他很喜欢庄子，把庄子称为“幻想文学”的先祖。曾经有朋友告诉他秦始皇兵马俑被发现的消息，他为此激动不已，几乎夜不能寐。1979年他访问日本时，深情地抚摸着一块汉字碑，对遥远神秘的中国产生难以释怀的渴念。博尔赫斯曾对中国学者说：“长城我一定要去，我看不见，但是能感受到，我要用手抚摸那么宏伟的砖石。”但他最终没能踏上他向往的国度。晚年，博尔赫斯一直拄着那支心爱的黑漆中国手杖。博尔赫斯读过一些中国的书籍，像《诗经》、《红楼梦》、《水浒传》、《聊斋志异》之类的，还读过韩愈的《获麟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甚至对《老子》、《庄子》、《易经》等古代典籍都有所涉猎。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理雅阁、翟理思等汉学家的译著。另外他还读了一些冯友兰的描写中国故事的英文著作。

博尔赫斯对中国的热爱直接体现在他的著作里。如《长城与书》、《女海盗秦寡妇》、《曲径分岔的花园》等。在《长城与书》里，他以修长城和焚书这两件事来探讨秦始皇的内心。他认为，为了让自己在时间上处于永恒，秦始皇要销毁所有的记载，一切从他开始。筑长城则意在保住这样的永恒。在《女海盗秦寡妇》里(王永年翻译的《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里，被译为《女海盗金寡妇》)，那个烧杀抢掠的女魔头秦寡妇，以她永不消失的活力最终获得了“真理之光”。秦寡妇是中国黄海一带的海盗.小说写到了皇帝招安，龙和狐狸的寓言，嘉庆皇帝的诏书，杏黄色的龙旗等等。这个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女海盗与所有中国典籍里的妇女形象截然不同，她身上带有明显的斯堪地维那亚男性海盗的狂野和残暴。

博尔赫斯对中国文化显得相当内行。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工作了7年，求知欲极旺的他有条件博览群书。博尔赫斯阅读极为广泛，他的非凡本领在于，能够把掌握的知识自由地运用在小说里，那些世界各国的奇妙的地理、文化被他熔铸在人物、情节里，且显得浑然天成(他的更大的本领是自由地往来于梦幻与现实之间，无挂无碍，游刃有余)。通过书中的描述，他对处在遥远东方的古老中国产生无穷的想象。在《曲径分岔的花园》里涉及到了云南总督，《红楼梦》，迷宫似的中国花园，月白色的鼓形灯笼，用黄绢装订的《永乐大典》佚卷，青铜凤凰，红瓷花瓶，蝇头小楷等等。里面的人物还讨论着星占、棋艺、猜谜等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玄而又玄的问题。

也许博尔赫斯命中注定与花园、图书馆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