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枯竭的故乡思维

作者丨卓今

（黄永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发布会现场）

“平日不欣赏发馊的‘传统成语’，更讨厌邪恶的‘现代成语’。它麻木观感，了无生趣。文学上我依靠永不枯竭的、古老的故乡思维。”“故乡思维”似乎被黄永玉先生装在一支宝葫芦瓶里，永世也用不完。他在故乡凤凰虽然只生活了12年，而这12年正是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文明的转折时期。幼小的黄永玉见证了一个偏僻小镇的动荡和裂变，他把那一段记忆贴上封条封存了几十年。他太忙，顾不上，“解放后回北京，忙于教学、木刻创作、开会、下乡，接着一次次令人战栗的‘运动’。”

到了八九十岁，他觉得是时候了，用一种这个时代不大熟悉的语言讲出来，就像打开了一个魔匣，那里头有纷繁的，一层叠一层的令人惊喜的美。从出生到12岁，已是厚厚三大本，1188页，80多万字。小说展现了那个时代湘西边陲小镇的民俗、逸闻、教育、科技、饮食、时尚、社会运动等，以及隐藏在小说文本里的作者高超的文艺理论、哲学、诗词歌赋方面的修养和能力，还有方言写作带来的幽默和谑趣。更让人欣喜的是，作者亲自创作的133幅插图和一张印有“开笔大吉”的作者自画像藏书票。

朱雀城给人一种遥远而古老的想象。这个意象发散开来，在空间上产生陌生化效果，时间上，作者则刻意地让它慢得几乎静止。这样一来，人物便可从容地品味生命中的紧张和萧条——与外面不大一样的活法。那里的小人物、平常事，作家用一种不平常的文字让他们获得新生命。结构是线性的，按照时间顺序，并没有玩什么花样，使线性的结构丰富和厚重才是作家真正了不起的地方。

黄永玉是丹青高手，他把在绘画的笔墨功夫移植到小说创作上，使情节螺旋攀升，层层叠加，每一个单位时间都被铺排得满满的，同时又有意识地腾出一些“无用”的地方，在密实的架构和丰盈的肌理中留下“慢”和“空”。攀附在这些架构上无数美的意象和恶的意象，丰富得让读者一时无法消受。

主人公序子的家庭是当地名望很高的大家族，成员庞大，各种身份的人物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爸爸是男校校长，妈妈是女校校长，又是共产党员，小说叙述不可避免地在知识启蒙和革命运动大背景下进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群雄逐鹿，朱雀城的原型湘西凤凰县在当时扮演了重要角色，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熊希龄就是凤凰人，序子的爷爷正是总理府的幕僚;西门坡上的“老王”(湘西王陈渠珍)是序子家的至交加邻居;序子的表叔孙得豫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后来当师长，另一个表叔在北京当文学家;序子父母的同学同事都是朱雀城的文化精英，而那些多得让读者理不清关系的亲戚朋友们，大都是市井平民，由此形成一条粗大的“线”。这根线由几股绳编织而成：顶层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动态，加上底层教育、司法、风俗、饮食、休闲文化、风物掌故、社会形态等。朱雀城又是针对苗族问题的镇远怀柔之地，民族关系成为最突出的问题。小说中赤塘坪作为行刑之地，主要针对两类人，一类是“不听话”的苗民，一类是“赤色分子”。诸多要素都在同一时间段上展开，一路向前推进，这种叙述难度可想而知。因此，文字背后的信息量极大。

拒绝一切平庸的过度开采的成语和俗语，作者用充满趣味的方言，典雅的古诗词品评，色泽温润的民国遗风遗调和粗话野话市井大白话，混合成一个语言嘉年华。用词简练，语言的内部逻辑除了“语言性语境”，还大量依赖“非语言性语境”。讨厌用形容词、连词，喜欢动词和象声词。“花季过了，光是落在树底下的花瓣，孩子们就扫了好几天。坡底下过路的人会说：‘看那么多荼蘼，都漫出来了!’”这样的句子可以看成文本时空表现上的隐喻，语言之美像荼蘼一样肆意地往外漫。

黄永玉常用一方刻着“湘西老刁民”的印，从这部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故乡对他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湘西人喜欢用“卵”形容糟糕的事情，“搞成这副卵样子。”“到夏天秋天我们吃卵。”这是朱雀人的口头禅，常用来贬损某个人或者自嘲。序子的表哥毛大被蛐蛐钻了裤裆：“妈个卖麻皮!蛐蛐，狗日的!还是只三尾子!”这样的玩伴，加上“一箩筐、一箩筐苗人的脑壳从乡里挑进城”，“一刀一个就倒在赤塘坪”，“血流在地上，红的，四处爬”，这样的血色童年记忆，他的“刁民”性格大概是这样熏陶出来的。那么，定更炮，美孚灯，蚕业学堂，水客，鸦片馆，皂荚，水银，挑窑货的，刨黄烟丝，炸灯盏窝的，这样厚重底色的古旧意象，加上太婆的文艺理论造诣：“老三你吹得太脂粉气，太香!箫这东西要从容，平实舒缓，最忌花巧;指头要添点‘揉’的功夫。”你就会觉得他的性格里典雅精致也是与生俱来的。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还只是第一部，《收获》杂志还在继续连载，老先生每天早上起来，铺一大张大16开方格稿纸，几天下来写就几十页的钢笔繁体字文稿，偶尔也会涂涂改改，但从不拖稿。上午的时间一定是留给写小说的，其他时间才是画画，看相亲节目，拳击，球赛，各种采访、应酬、讲笑话。

（原载《光明日报》2013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