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花鼓戏情缘

作者丨刘赵黔

（刘赵黔<左>演出资料照）

湖南花鼓戏，解放前是禁戏，官府不让演。谁敢演出，就要抓演员坐牢，没收所有演出器具。只能在乡下偏僻处偷着演，称“躲躲乐活”。湖南花鼓戏艺人受尽了旧社会的摧残和磨难，解放前花鼓戏虽也进过几次省会长沙，但都是以楚剧班的名义。1950年，花鼓戏才真正在城市扎下了根。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艺工作，解放初，就在省会成立了省湘江文工团，演出了歌颂农民爱国热情的花鼓戏《双送粮》，戏中的一首“浏阳河”传遍全国。1953年，该文工团分为省话剧团、省歌剧团、省花鼓戏剧团，这就是我们省花鼓戏剧院诞生之日。它一直深入基层、深入到整修洞庭湖工程、农村改革的前线。火热的基层生活使我院创作了大量的表现新时代风貌的现代戏，如《姑嫂忙》《三里湾》等。1958年，《三里湾》被选进京参加全国现代戏座谈会，1959年，剧院还参加了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演出。

我很小就参加了文艺工作。因为父亲在剧院工作，看戏是最方便不过的了。我看的第一个花鼓戏是《湘江怒潮》，我被剧中小芳的表演深深感动了，向妈妈要了一角钱，买了两个饼子送给演小芳的小演员，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她一样登台演出。

13岁的那年，我终于踏上了这块肥沃的土壤――参加了省花鼓戏剧院少年演员训练班。我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因为龚谷音老师要出差，要我顶替她演的角色。我既激动又胆怯，连晚饭都吃不下。老师们帮我化好了妆，锣鼓一响，我却傻了，僵立台边，被老师一喊才清醒过来，慌慌张张，糊里糊涂地演完了这个戏。还好，没错台词，老师们表扬了我，我却像做了亏心事一样急急地逃跑了，我当时真感谢那些没把我轰下台的观众。

我从湖南戏曲学校毕业的第一次任务是参加电影《烘房飘香》的拍摄(它是与《补锅》《打铜锣》同一个晚会的节目)，导演挑选我饰演女主角林里香。刚出学校门，当时我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但一和老演员配戏，就露出了稚嫩的表演功底，影片中有一个林里香受委屈流泪的镜头，导演怎么启发我也哭不出来。他只好要我点眼药水，这下可伤了我的自尊心，我一下子伤心地哭了起来。摄影师赶紧抢拍了这一镜头。这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记，我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艰辛。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的演出又走上了正轨，给了我不断探索的机会。我饰《野鸭洲》中的红菱、《三里湾》中的灵芝、《牛多喜坐轿》的杜鹃。观众像发了狂一样的看我们演出，我们每天演两场，甚至三场。没有补助，没有奖金，我们心甘情愿，不觉得累，看到那么多观众，看到那么轰动的场面，看到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我们哭了，笑了，陶醉了!这就是人生的价值，艺术家的价值。

阔别了14年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又与我们见面了。这次拍《野鸭洲》，我已30多岁了，上次拍《烘房飘香》，还只有19岁。电影导演仍是徐丹，舞台导演仍是张间。我的表演要成熟多了，自己可以创造角色和把握人物，也不要点眼药水了。这是一个反映农村机械化的戏，两个拖拉机手之间对待事业、爱情、人生观不同态度的戏。我们曾去我省的常德河伏农机站体验生活，与那里的机手、农民交朋友，打成一片，有些演员还学会了开拖拉机。深入生活的结果，使我们塑造的人物具有乡土气息，鲜灵活现，栩栩如生，我所扮演的红菱像个热水瓶：外面冰冷的，心里滚烫的，既爱那个机手，又恨铁不成钢，我将这种矛盾的心里融于唱腔之中，化于行动之上，如对他捏拳头、甩手表，虽说是男性化的动作，中间包含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爱。这部彩色电影拍成后在全国放映，海报上有我的大头像，好多剧团来向我们学这个戏，如河南豫剧、越调、广东琼剧、湖北楚剧等。这个戏剧场效果相当好，全剧笑声不断。有一次参加全省会演，那些爱挑剔、看戏不动声色的同行们，比普通观众还要激动，他们在前俯后仰的笑声中欣赏我们的演出。他们也将这个戏搬回去，在自己的县市演出，同样引起轰动。我们剧院断续演了3年多，许多唱腔录入今天还在放的花鼓戏盒带。

在建国30周年的北京，我们剧院送去了《三里湾》。这是1958年在北京参加过现代戏座谈会的戏，原来的演员大多都换了，我饰演剧中的女主角范灵芝。在京的演出反映热烈，中央首长谭震林副委员长、王震副总理以及肖克、张平化、毛致用、廖志高、李瑞山等领导同志来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到会领导同志及专家都一致肯定花鼓戏《三里湾》忠于原作又发展了原作艺术特色，乡土气息浓郁，喜剧色彩强烈，人物形象鲜明。对我演灵芝“三丢三抓捻玉米，明知故问看闹钟”的表演给以肯定，中国戏曲学院著名表演教授李大可称我为“现代戏表演明星”。

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时，我们剧院给北京送去一台大型花鼓戏《牛多喜坐轿》。这个“牛多喜”历尽风风雨雨，与它那命运坎坷、被错划右派几十年的作者陈芜先生一样，也挣扎了几十年，总是以中间人物不让其出土，它曾经是“牛多喜上轿”“牛多喜下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真是《牛多喜坐轿》，不上不下真正坐稳了。这个戏的剧本得了全国农村题材奖，我们也才能堂堂皇皇拥着“牛多喜”进了北京城，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演出。我扮演的杜鹃是个单纯又有些激进的农村姑娘，没有钱交团费，她拿了父亲偷养的鹅生的两只蛋去交团费，为怕父亲犯错误，把“资本主义的尾巴”鹅杀了去为父亲祝寿。对着又爱又恨的柳鸣：“好比西瓜落在池塘里，一半浮来一半沉。不看对头人斟头看水面，水面上的人影儿他又现出来。”一篙打碎湖中柳鸣的影子，“偏偏是，湖里的镜子打不碎，镜里的影子赶不开，水波掀起又平静，赶走的人儿又拢来”。这些复杂的内心世界，我通过内心体验化为外部的细腻的表现，分层或多侧面的揭示、表演出来，使人物鲜活于舞台之上。

这两次赴京会演和拍摄电影，既遇到了良机又不是良机。因为，在参加的这些机遇之中全没有设演员奖，尽管是站在台中间的角色，也没有办法，那时候对奖不奖的问题也无所谓。但演出是很多的，我排的新戏也不少，如《救救她》《香壶案》《杨三姐告状》《野花情》《等待月儿圆》《天之娇女》《汉宫怨》《小姑贤》《补锅》《流浪女与省长》等戏的主要或重要角色。在这些人物的角色创造中，没有重复自己，性格各异，都有变化，这中间有失足的少女，有多情的少妇，有下乡女青年，有女大学生，有命运多蹇的皇后，有贤淑的小姑，有女扮男装的能人等。这些戏让我在创造人物上提供了施展的机会，每一个角色我都反复琢磨和研究，去挖掘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表现形态，这些戏的演出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当然，这好的效果也是剧院名导演张间、余谱成、张建军老师不断指导和帮助的结果。

我也应几家音像出版社的邀请，录制了《花鼓新潮》《刘海砍瞧》《潘金莲裁衣》《蔡鸣凤》《湘子渡药》《林英观花》《四姐下凡》《游春》《蓝桥会》《地花鼓》等几十盒花鼓戏盒式带。由于我嗓音比较圆润，花鼓韵味地道，加之看谱即能唱，反应敏捷，有时拿着曲谱剧本即进棚录音，效果居然还可以，所以录得多，受厂家和顾客的欢迎，报纸称我为盒带皇后。1980年代中，我随团演出《刘海戏金蟾》去了一次美国。去美国演出要求去一群水灵灵的年轻女演员，我与年轻演员一道参加了选拔，没有被淘汰，与大家一起去美国的旧金山、纽约、费城、华盛顿演出了19天。这是由1930年代邀梅兰芳去美国的华美协进社邀请的，我们的戏在华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为胡秀英的贤良孝顺鼓掌，为戏中的功夫鼓掌，为布景鼓掌，也为演员的表演及漂亮鼓掌。

我是个演员，只知道演戏，默默地练功练唱练演戏，默默地耕耘，没有去想有更多的收获。1991年，年过40的我，机遇在向我招手。由常德剧作家汪荡平创作的《桃花汛》，内容是一个叫桃花的普通中共党员，带领一群姑娘及他们的丈夫跑江搞运输，改变贫困的故事。我们剧院的导演余谱成独具慧眼看中这个戏，但在挑选演桃花的演员上费了不少心思。桃花的年龄是20出头，花鼓剧院与桃花同龄的女演员不少，导演确实想挑一个年轻的水灵灵的桃花，可挑来挑去最后还将这一“宝”押在比角色大20岁的我身上。既然是导演信任，领导支持，我必须不辜负信任和希望，在人物塑造上因是老战士了，接受过那样多的磨炼，自信问题不大。在形象上，人到中年有些发胖，腹部有些往前挺，我加紧了练功，以恢复匀称的身材，在排练过程中，我一头扎在角色的创造上。这个桃花形象非同一般，她别出心裁，独具个性。她是出色的共产党员，又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她是具有先进思想的农村青年，又是人见人爱的农家少妇。一个平平常常、有说有笑的俏皮女人，她懂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不应是一句空话，所以总是把自己置于群众之中，同群众平等相处，她善于同错误的事物作斗争，但目的不是整人，而且极其讲究工作方法和客观效果。这些优秀品格，是我在表演时所要掌握的分寸。由于过去常深入农村，脑海里有许多农村妇女的形象及表现她们性格的特殊动作。我想到桃花，同时就会想到浏阳乡下的妇女主任，茶陵铁路工地的铁姑娘队长，和江华水口寨上的那群结实勤劳的姑娘们。我力求找到与桃花性格相吻合的特点和习惯动作，如手腕耷拉向下，遇到下决心的时候，猛一抬手，这是我观察乡下妇女而得来的。剧中她利用了虾仔对梅花的一往深情，以此解决虾仔爱赌如命的恶习。当老六到虾仔家逼债，错把桃花当虾仔老婆，提出“人财交流”，要桃花陪他去旅游一个月，作为抵债时，桃花那耷拉的手腕向下一拍，机灵劲一下就表现出来，当机立断，将错就错，立下了“借妻”字据，以这剂“猛药”来帮助虾仔的转变，一下就显示了她的大智大勇，胆略过人。

在唱腔处理上，我也是利用自己的嗓音优势，运用科学的发声方法，“俗而不旧，新而不洋”。在演唱时，音随情变，或高吭，或低沉，或幽柔，或遒劲，均能情深意切。如第三场，桃花因势利导，规劝虾仔的大段唱腔中，为稳稳托出桃花语重心长的劝导情境，在处理“虾仔呀”一句唱腔时，第一音节似快刀斩藕，第二音节则委婉出之，落在“呀”字的第三音节，则在中音上雅纡地延长，留下深切呼唤的空间，接下一大段唱腔则利用高音的几层转换，接连运用拖腔、甩腔、叫头、花腔，诸腔连接穿插，一气呵成。其间高潮迭起，如桃花汛涨，倾泻而下，把桃花热道衷肠的殷切期望，心灵呼唤的深情劝导，以及热切的关心、支持、信任等感情变化层次用音乐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这样，声到情到，观众鼓掌了。

《桃花汛》排出来后，首先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得到了省文化厅和文化部领导的肯定，被文化部选定为1991年全国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首轮首场剧目。5月18日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离长沙，直下江淮名城扬州，5月21日下午在扬州工人文化宫剧场出。各地专家、名流济济一堂，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在欢快悠扬的花鼓音乐中，《桃花汛》拉开了帷幕，我们的演出不断激起热烈的掌声，演出气氛一次次被推向高潮。演出结束，贺敬之部长等高兴地走上舞台与演员见面。贺敬之说：这是一出喜洋洋的喜剧，传来了我们新农村的新桃花的信息，也是湖南花鼓戏的春天信息。演毕，许多人问桃花在哪里?而我却迫不及待返回长沙，迎接新的任务。

这次演出，我获得了优秀表演奖。在演出中，中国剧协的负责人之一齐致翔老师对我说：你应该去北京争夺梅花奖。这样，自扬州回长沙后，开始了去北京争夺梅花奖的准备。因有规定，除一台主要节目外，还要有一台折子戏，我选了传统花鼓戏小戏《书房情》和《小姑贤》。在长沙进行认真准备时，正值酷暑，每天都是汗流浃背的进行花鼓戏折子戏的排练，把每一个动作和唱腔都练得熟练和准确地表达人物感情。

1991年9月23日我们剧院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礼堂演出了《桃花汛》，第二天演出了《书房情》《小姑贤》及《补锅》，王震副总理来观看了演出。对于我的演出，许多报刊都作了报道：1991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汉城的文章：“剧中主人公桃花是由刘赵黔扮演的。她的动作洒脱自然，唱腔甜美醇厚，显示出良好的艺术素质。”1991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张永和的文章：“刘赵黔是个非常有表演才能的中年演员，她扮演的桃花，是那样松弛自如，动静适度，让观众感到可亲可敬可爱可近。她唱得是那样有感情，有味道;她舞得是那样的千娇百媚，泼辣俏丽。”《中国戏剧》发表了粱冰的文章：“特别是饰桃花的刘赵黔，把体验与表现、形与神、虚与实、唱与念、程式化与生活化、外部动作与内心活动、舞蹈节奏与感情节奏以及内在的美与外在的俏都结合得很好，塑造了一个活脱脱的可信、可亲、可爱的新时代‘三湘妹子’的生动形象。”

我于1992年3月30日得到中国剧协的通知，获得了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1992年5月20日，我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文化部举办的第二届文华奖颁奖大会，领取了文华表演奖的奖状。后来我又受到中共湖南省委和政府颁发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奖还获得了国务院发给的政府特别津贴。1994年，我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1997年我是第六届全国文代会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会议。1998年3月，我作为湖南文艺界的唯一代表，参加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坐在庄严肃穆的人民大会堂，面对由鲜艳红旗拥簇着的国徽，一次又一次投下了庄严而神圣的一票。我是代表湖南6000多万人而来，我是代表湖南文艺界的同志们而来，心感责任是那样地重大，心情是那样地激动。

而今，我庆幸仍然活跃在湖南的戏剧和影视舞台上。我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想到了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想到我从事的湖南花鼓戏，想到我自己，都是在国家的关怀下，在共和国的大地上成长的。思前想后，这浮想联翩、心潮翻滚是必然的，这些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我要继续坚持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道路，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报效于我们亲爱的祖国。

（本文发表于《创作与评论》2015年6月号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