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丨张锡良:时代放逐了天才——我心中的赵之谦

2017-06-05 10:40:59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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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放逐了天才

——我心中的赵之谦

(赵之谦画作《葫芦》  上海博物馆藏

文丨张锡良

(一)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国门打开,外国列强凭仗坚船利炮一步步摧毁着帝国的大厦。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事,这场农民战争延续达十四年之久,使晚清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就是从少年时期起的赵之谦所被迫接受的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他此后整个的生命过程也没有摆脱过这种残酷的现实。而当时的文化学术呈现了另一种境况:沉寂、精审,凡古必真,“‘复古'为其职志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因此,金石学在清代大盛。在这样一种学术思潮中,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书法,她像从古代奔流而来的大河,在这里折了方向,即碑学从理论到创作对帖学进行了全面的反叛,使晚清的书坛形成碑学大一统的局面。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在这样的文化舞台上,赵之谦这位不合时宜的时代天才,演出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

赵之谦的生命过程是不幸的。他贫病交加,仕途阻绝,艺术受诋,而他天资甚高,性格自恃,愤世嫉俗,因而难为世容,这使他成为了离世绝俗之人。他说:“离世,世必离我;绝俗,世必绝我。若自我离之绝之,便不是。”(赵之谦《致胡培系函》)他并非情愿自我“离” “绝”,这就使他一生必然处在矛盾痛苦之中,而他终究被世“离”“绝”,被那个时代放逐了。

(二)

赵之谦的先世为宋宗室之后,从嵊县迁入会稽,后来家道中落,到赵之谦时,这个家几乎没有片刻的安宁,贫困、疾病、灾难一直是这个家挥之不去的魔影。他父亲常年患哮喘病,恒卧床第,早已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顶梁柱倒了,重担完全落在他母亲章氏一人身上。不堪重负的母亲,在赵之谦十四岁那年便离世,家庭生活失去依靠,又加上兄为仇诬,以讼破产,更使这个破败之家雪上加霜。他十九岁娶妻,二十岁即完全担起家庭重担。他谋生乏术,别无他技,只得开馆授徒,靠一年三次微薄的节金勉强支撑全家生活开销,而仍“终年不得数饱。”(《府君行略》)二十四岁那年,赵之谦准备北上一江之隔的杭州参加三年一度的乡试。“贫甚,不克赴,叔祖曼仙公助钱十一千九百以成行。”(赵之谦《影堂记》)壬子除夕作《除夕示周双庚》诗云:“一岁天丧予,五穷鬼活我。年长竟何补,过者况已夥。未堪家多难,谋生计又左......饥撑千字肠,寒钻五内火......”真可谓是穷极!25岁时,父松筠公病殁,处境尤艰,他自叹道:“日益危苦,终岁奔走,卖衣续食而已,吾辈所苦者贫耳。”(赵之谦《鹤斋丛书∙总序》)27岁那年嫂殁,兄又出走,无奈兄之子女的抚养都落到了他的肩上。要养活四五个孩子,靠着他一个人的微薄收入真是无可设法了,但总要活下去,赵之谦只得常年奔波在外。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之变,政局动荡,又加之太平军攻克萧山、绍兴,继克杭州,这年除夕赵之谦再也回不了家,孤身一人在福州度过。他想起以往虽漂泊在外,但除夕总要回家偿债,团聚,而现在却“无家可归,守岁异乡”。他“顾影长思,可胜悲感。”(《悲庵居士诗剩》)这年他三十三岁。使他想不到还有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第二年四月六日接到家书,知妻范氏在两个月前已病殁,女儿蕙、榛亦夭折。“辛酉遭寇难,余家死者三。”想起妻子为家庭的苦苦操劳,心中觉得十分愧疚,他悲痛欲绝,即刻“悲庵”印,其款云:“家破人亡,更号如此。”同年十月又刻“三十四岁家破人亡乃号悲庵”白文印。这时,赵之谦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已疲惫不堪!他只得向旧友魏稼孙急切求助:“兄于诸朋中择一二欲刻印者告之,公醵四、五金,以五十钱刻一字如何?再让亦可,以有为主,此事必求略办。”这也是辛酉第二年九月事。我们知道赵之谦一生中对刻印十分慎重、珍惜,甚至有论者认为赵之谦只以书画应市,不以印酬。由此可见穷极的他,在走途无路时也是要破例的,那怕润利再低,即是如此,“再让也可,以有为主,”可见是到了饥不择食的境地。读到这些文字,我们不能不为这位天才扼腕叹息,悲从中来!

赵之谦自同治元年十二月入都,同治四年八月出都返浙,在京城度过近三年时间,虽然有胡培系、胡荄甫、魏稼孙朝夕相处,暗访金石,度过他人生中短暂惬意的时光,但贫困依然不曾离开过他。“旅人苦况,竟是不动不变。”(赵之谦《与魏稼孙函》)同治三年,夏间大穷,看样子,秋冬有过不去之势,贫困把他推到了生活的绝境,有时甚至不得不靠出售他以心血精心搜集来的碑帖为炊资。“今日已为卖《鹤铭》得五金,卖《尹碑》得一金,因弟有急亏空须垫。”为了生活下去,他真是想尽了办法,至此,我们可知赵之谦第一次入京师的穷困状。同治六年九月,赵之谦第二次入都,至同治八年四月南归,其情况又如何呢?“都中光景甚苦甚贫,果真当饿死,使趋吉避凶亦无救也”。(赵之谦《致子继函》)这时赵之谦真可谓连吃饭的钱都困难了。但为了仕途,他也只得饿着肚子苦撑着。第三次入都,在京年余,最后一次科考落第,无奈决意捐官,但又缺钱,甚思求助。赵之谦与潘祖荫是好朋友,潘此时为朝廷重臣,并对赵特别赏识。赵之谦当然想依仗潘的照顾与资助,但又不敢作不情之请,真是进退两难,碍着文人的面子,很难直接开口。赵之谦三次入都,其间都返回了杭州,主要靠卖画筹措资费,维持生活。在致友人胡培系函中写道:“弟八月以后穷极无奈,方谓走投无路,忽恍旧业中兴,索书索画之人接于户庭,金虽不多,鲜菜尽供敷衍”。这只是一种穷极中无奈的自我安慰。邵芝岩是杭州制毛笔的专家,也是赵之谦的好朋友,赵之谦的笔都是由他定做,但笔债总是欠了还,还了欠,最后还不清,还是欠着。

赵之谦从四十四岁到五十六岁病逝南城,计十二年的时间都是在江西度过的。这个期间他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修《江西通志》;二是辗转鄱阳、奉新、南城任上。修《通志》月薪三十六金,在巡抚刘坤一的关照下,还算过得去。赵之谦三十四岁自从妻范氏殁后,一直孤身,十余年过去,朋友多次催其继娶,“弟本意欲待一两年后谋得一缺,再办喜事,若猝办,则借无处借也。”(赵之谦《致梅圃函》)可见初到江西,赵之谦也仅可度日,老婆是娶不起的。一个这样的一代艺术天才,其影响早已名动京师,而如此苦况有加。他与军机大臣潘祖荫是交往甚密的朋友,曾受到潘的倍加赏识。同治三、四年间,赵客京师,当时为同治帝师的翁同龢曾两次登门拜访。与长白和硕礼亲王也有过交往,亲王并赠联给赵之谦。这样一些大人物都愿与之交往,可见赵之谦也应是有身份的人,而他贫穷孤身过了十二年,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他洁身自好,谨遵先父训嘱:一生不狎娼妓。最终在朋友的多方资助与多次催促下,到了45岁,赵之谦才娶陈氏为妾。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家庭负担又加重,幸得志局总办之职,月薪稍有所增,尚不足则作书画以应求者,补充家用。光绪三年又得一子,负担倍增,在致梅圃函中云:“大约每年用度总在千金,现有差事在身,事事得到,故不能省,若碰差事无之,则无以度日。”“若冀即得一缺方可支撑过去,否则通盘打算亦属可怕也。”

权鄱阳期间,上任刚十九天,大水坏田,民多流析,收成受损,加上鄱阳无城又无衙署,条件极差,这又直接影响到他的官俸,在卸鄱阳任时,他叹息道:“官已卸事,本无进款,而出款又如是之多,实不知将来作何了结。”(赵之谦《致梅圃函》)无奈之下,他只得返回南昌候委。在委奉新任时,因其子寿佺闯祸,使赵之谦折腾得痛苦不堪,几想告病回家,发出了“贫穷有命,久恋何益”的沉痛感叹,但是残酷的现实又不能使他离去。在五十五岁那年又添一女,家庭的沉重担子拖住了他,他只得去了条件更差的南城上任。南城衙署极窄,并在半山坡上,一日上下坡有数百级,真是苦不堪言,赵之谦这才真正下了决心:“今年轮委到班,冀得混一年,清却债务,虽垂囊,亦必归矣,......断不可留也。”(赵之谦《致福建友人函》)当然,逼他下这种决心的理由除无法摆脱的贫病外,还有他那孤愤傲物的性格,看不惯官场的黑暗,都是些“娄罗鬼混天门洞”的人物,但是,他却没有等到这一天,继配陈氏在他刚到南城不久即病殁,七个月后,赵之谦殁在南城任上。

遍读赵之谦函札,字里行间无非“贫穷”二字,而疾病与贫穷往往又是一对孪生子。赵之谦患有很严重的哮喘病,这是他家族的遗传病,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此病天暖稍缓,秋冬常发,他一生遭此病的痛苦折磨。赵之谦从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一年间,为科考、为生存三次辗转于京师与浙闽。心理的压力,生活的艰难,使他疲惫不堪,这期间,他的哮喘病有几次大的发作:同治四年秋冬,一病不起,竟拖了五个月之久,并伴以大量呕血,身心大损。五年冬又继发,这次可能与江弢叔的死有关系。江是赵的至交,想自己与弢叔在章安谈艺术、谈学问、谈人生是那么的亲密与惬意,现在弢叔的突然离去使他无限的悲痛。一病三日,病情比去年也不算轻,同治六年秋又大病。至九年十月一病,可谓是死里逃生。病后在致魏稼孙函中,他作过这样描述:“十月初三晚间发病,日甚一日,初七日,绝而复苏,初八又将绝矣,忽呕出痰数升,病始有生机,而元气大伤矣”。同治十二年,45岁的赵之谦分发江西,主持修《江西通志》,但工作十分繁忙,他一贯责任心强,容不下志局那些有名无实的八股先生的狂诞悖谬,因此,编撰体例、考证资料都得亲力亲为,高强度的付出,更使他体力不支。三次轮委,辗转于鄱阳、奉新、南城,旅途奔波,痛苦不堪,也使身体遭到很大的摧残。再加上江西气温“早上大冷,日中大热,因此旧疾常发,病痛极多,不知明年春天又如何?”(赵之谦《与梅圃函》)光绪六年,已五十二岁的赵之谦在致叔祖赵晴初函中称:“亏空幸免,而一无赢余,可笑甚矣,又道三月中,疾病大作,七日方愈,近当未脱体,大约亦不能久矣,活一日,混一日,殊无谓也。”“弟自春间起病至今未愈......”七月,在致伯循函中云:“今年精力甚不如以前,自二月病痰饮至今未愈,月初大重,近始能起坐。兄无志上进,亦无财上进,老境袭来,遂以多病。”十一月又云:“兄十一月间大病,冬至前竟似欲与诸君别矣,......其势未必长久,做一日撞一日”。我们读到这些心酸的文字,都会觉得心被一阵阵的刺痛,贫穷与疾病已把赵之谦推到了生命的绝境,他已在与诸君作告别之念了。

在赴奉新任时,其子寿佺,闯下大祸,至一仆妇命尽。赵之谦又卷入一场命案中,他只有无奈地感叹:“贫穷有命,久恋何益!”此间,他又得知金石好友魏稼孙病殁的噩耗,更是雪上加霜。这时胡培系、胡澍、江弢叔等都死在他的前面。于是他长叹:“不意金石之友,不获金石之寿。......仅弟一人为后死,可哀可叹!”(赵而昌《赵之谦尺牍》)金石之友的纷纷离世,他感觉金石大不吉祥,这对赵之谦心理上、情感上所造成的深刻痛苦和巨大的压力是可想见的。五十六岁在南城任上,赵之谦的病情日重,至左耳全聋,又加之妇病日危,终日问医药,继配陈氏三月病殁,心绪极坏,家运极坏,再加上南方中法战事激烈,援闽各军络绎过境征兵转饷,赵之谦还要撑着重病的身体筹措物资,修城备战,极为辛劳,他的身心已彻底崩溃,至此,他已无意再眷恋人世。贫穷与疾病像两条鞭子无情地抽打着他,使他早早的结束了五十六岁并不长的生命。我们可以说,“贫病交加”已然成为赵之谦整个生命过程的存在状态,唯有艺术,唯有金石之友,给了他人生过程中短暂的慰藉与欢娱。

(赵之谦画像)

(三)

同治二年,魏稼孙为辑《二金蝶堂印谱》专访泰州吴让之,吴为谱作序,稼孙持之入都示之赵之谦,赵题“稼孙多事”四字,并记之:“稼孙竭半载心力,为我集印稿、钞诗、搜散弃文字,比于掩骼埋胔,意则厚矣。然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以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书四字儆之”。(赵之谦《致魏稼孙函》)赵之谦父母所指“生我之意”是什么呢?即科举入仕。旧时的读书人,一生追求就是通过科举而作官,这不仅仅是发挥个人创造力,证明自我价值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地位与荣誉所系。家族的企盼,父母的节衣缩食,贤妻的茹苦含辛,常常是个人金榜题名的动力背景。赵之谦背负家庭的重负,父母的期待,妻子在长期离散中患病苦撑家务,养育儿女,重病以至死时都不在身边,这一切,赵之谦要靠当官来拯救,他也只能靠此来拯救,这也是赵之谦梦寐以求的人生之路。他拼搏一生,三上京师,四次科考,而我们所看到的是,他在这条路上一败涂地!

赵之谦直至二十一岁才考上一个秀才,他并非天资不聪慧,亦并非不勤奋好学。我们只要略加梳理他的一段青少年时期人生经历便可知晓:四岁即启蒙,授于里塾,学得章句,六岁开始学古文,九岁学诗,十岁便潜心宋学者七年,十三岁又读宋五子书,十七岁跟着山阴沈复粲为金石之学,二十岁又从溧阳缪梓研究考证之学,可见他的天资够高而又够勤奋了。在书法方面,学习《颜家庙碑》,每天写五百个字,后又学黄山谷,有了自己的体会与感悟,又临《石门铭》,感觉笔势顿异,从前的俗骨渐磨渐去,可见他于艺术的天赋与功力均佳。他考上秀才,这才真正成为他步入坎坷的科举仕途的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屡考落第,前途黯淡无光。二十四岁他北上一江之隔的杭州,第一次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未第。二十七岁,再次乡试又未第。三十一岁乡试,按文章水平应该是第一名,但因爱用古字、奇字,不符合八股规范,降为第三名成为举人。同治元年十二月,三十四岁的赵之谦入京参加第二年三月的会试。考试当天,天气恶劣,大风扬沙,赵之谦的心情极坏,未第恐与此有些关系,这是他第一次会试落榜,但为了准备同治四年三月的会试,他一直待在京城。在考场上,他仍然用了许多古文奇字,其中有三十多个字,连主考官都不认识,但又指不出有什么错误,大为伤脑筋,结果又未第。这是他第二次落榜。好在这期间与金石好友访碑论道、朝夕相处,带给了他人生美好但却短暂的时光。同治六年九月又进京,应第二年三月会试,再次未第,这是他第三次落榜。他无奈地对朋友说,不是文字招祸就是立身处世之法不合时宜,不会钻营,姑且只有靠运气了。但至此他仍未放弃,又于同治十年二月,四十三岁的赵之谦再度入京,参加第二年春会试,终未第,这便是他第四次落榜了。

赵之谦从三十四岁至四十三岁的十年间,三上京城,四度会试,结果都是名落孙山,他被彻底地排除在科举大门之外,仕途阻绝,这对于赵之谦该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结局。即是现在,有如学生高考四次都考不上的恐怕也为之极少见者。赵之谦深感大悖父母之意的痛苦,深愧妻子含辛茹苦的付出,我们来检点他十年的科举之路,他的屡试屡败,究其原因,虽有违八股作文的某些规范,如引用古文奇字,他更不会钻营,故容易受到某些考官的抑置。但他横溢的才华,聪颖的智慧,多次应试,总不会不偶遇识者吧?(好友潘祖荫就曾任同治四年与同治七年两次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我想这除了冥冥中那只命运之手的安排之外,还会有谁能造成这样严酷的结果呢?

四次落第的打击,赵之谦对科考入仕绝望了,这条路实在走不通了。但是在当时,当官还有邪门,虽不那么光彩,也有几分不情愿,但被逼无奈,只得走捐官一途。捐官要钱,他靠着潘祖荫等友朋资助,才买得一顶七品县令的帽子,被分发江西等候官位空缺。赵之谦在江西的十二年间,其中大部分时间被安排修《江西通志》。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他拖着贫病交加的身体,疲惫不堪地辗转潘阳、奉新、南城诸地任上。他这盏油灯已到油尽灯枯的时候了,因此在江西期间再少作书作画,几乎再不凑刀,赖以维系他生命的艺术也被逐出了他的生命之外,唯有“仕途”总还使他心底里有种情结一直放不下。即是捐官的无奈,也似乎给他的内心带来某种些微的慰藉。在痛苦中,他仍然承载着“父母生我之意”的重负,同时,也在努力为着一个读书人的毕生追求挣扎着。可叹的是:“读书三十年,既不能弋取科第,复不能自求表现,为天地虚生此人,无伤也。为父母虚生此身,大不孝也。”(赵之谦《致魏稼孙函》)沉痛与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他却从来没有看到过光明,最终是走向了黑暗的深渊,“仕途”无情地抛弃了他,这是赵之谦的大悲剧,也是时代的大悲剧!

(四)

如果说赵之谦被“贫病”与“仕途”所放逐是被动的,无奈的,也就是说赵之谦在这两方面无法有属于自己的选择,始终处在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人生状态,那么,在艺术方面的“放逐”,我们可以说他是主动的、自我的价值选择,我们之所以景仰这位艺术天才,恐怕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晚清碑学,不是一种时尚,它应是整个清代学术思潮的必然产物。梁启超说:“无考证学则无清学”,因此,金石学的大盛导向书法在理论上是“唯古必真”,“唯汉必好”。在书风上则是追求雄浑、古质与苍茫。赵之谦二十岁前学颜,每日临五百字,又遍临古帖,后见山谷真迹十种,才若有所悟。碑学对赵之谦的影响,应在同治元年底他入都之后的二、三年间。这期间,与朋友搜访金石碑刻,眼界大开,由帖入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魏体书风形成。赵氏对北碑的解读在“姿”不在“质”。他以笔摹刀,写出魏碑点、画的形态。不求古拙、苍茫,只在浑厚柔劲;不求提按、涩进,只在爽利流畅。

赵之谦无疑是晚清碑学大家,不可避免地成为碑学风气中人,但他对魏碑的审美取向及创作实践却又异于那个时代的碑学。“弟于书法,不从书入。”(赵之谦《与梦惺函》)他以字外的天才智慧和审美趣味来实践他的碑学观。碑之峻厉刚狠的刀痕被赵氏轻松流畅的韵致所消解。使碑的“阳刚”之势流向了帖的“阴柔”趣味。他说:“书家有最高境界,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资;绩学大儒,必具神秀。”(赵之谦《章安杂说》)赵之谦对书法的理解,显然是心性的、纯真的、情趣的,同时也是来自字外的。清代碑学从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到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再到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在理论上对碑学进行了全面的权威的论述。历来人们解读魏碑书风,都是雄强、古拙、苍劲,技法则是万毫齐力,铺毫涩进,运笔中实。赵之谦的书风及创作实践显然与此不能相融,风气中人又被剥离在了这种风气之外。因此,他受到许多人的非议与排斥。

我们举几个例子:康有为在他的《广艺舟双楫》中,给赵之谦定了罪。他评价赵之谦学北碑气体靡弱,失去了碑的雄强、古朴之质,因此,其天下多言北碑,都成靡靡之音,这是赵之谦的罪过。我们还可以再从康有为对张裕钊的推崇中比较这种分歧。他说,在阮元作《南北书派论》中提到,必有英杰之士出来领袖清代书坛,这不就是张裕钊吗?他接着下了结论:“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而张裕钊作品如何呢?转折皆内圆外方,运笔做作,提按战行,结构板滞,装饰味浓,毫无生动趣味可言,应是另一类的馆阁体。撝叔见过廉卿字否?恐亦恶之。康氏是碑学最后的集大成者,他却如此扬张而贬赵,可见从理解到实践,赵氏之魏碑非康氏之魏碑。故遭其抵毁与排斥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马宗霍也说:“赵体虽然出入北碑,仪态万方,尤取悦众目,若登大雅之堂,则无地自容。”(马宗霍《书林藻鉴》)马氏也认为,他的作品是以“仪态”而“悦众目”,亦非真正的魏碑体。我们来看看赵之谦与何绍基的交恶:同治九年,赵之谦四十二岁,与何数次相晤在杭州,此时何已七十二岁了。赵之谦在写给魏稼孙的函中有这样的话:“何子贞先生来杭州,见过数次,老辈风流,事事皆道地,真不可及。弟不与之论书,故彼此极相得,若一谈此事,必致大争而后已,甚无趣矣。……”(赵之谦《与梦惺函》)可见他与何绍基谈书法是何等的不惬意,不愉快。何绍基在当时书坛已早享盛名,老辈风流,与赵之谦论书,必有咄咄逼人的气势,但赵之谦却心高傲物,内心是看不起何绍基的。何氏弟子梦惺求赵书,赵之谦是这样回复的:“弟从前不愿为君书者,以君为何太史弟子。太史之视弟如仇......前在杭州同宴会者数次,太史逼弟论书,意在挑战,以行其詈。弟一味称颂太史之书为古往今来生民未有,彼无可伺衅而去,然犹向其乡人大势詬厉,类村妇俗子行径,殊可笑也。”“弟于书视让老同而异,于何、许则风马牛不相及也。”(赵之谦《致梦惺函》)他反复强调:“视让老则同,而异于何。”赵为何绍基所“大恶”,受其排斥。但赵却不因何年高位显、老辈风流而在书法见解上“作骑墙之见”,并加以附和,何因此得不到赵的承奉而生恼怒。何氏为人直来直去,口无遮拦,有时甚至不拘场合抵毁赵之谦,这使赵对何也产生怨恨与不满。但尽管如此,赵何交恶,在学术见解与审美趣味上的分歧是其更根本的原因。何学北碑与赵不同,如何氏自己所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绍基《蝯叟自评》)何氏由篆、分入,故极讲求篆、分笔意,加之执笔运腕皆以回腕法,斗起直落,正锋浑涩拙朴,取“古质”而“苍茫”。他深研汉碑,遍临汉隶,下的功夫极深,成就也最高,但遍观何氏的作品与魏碑之“姿”却不相干涉。而赵之谦则以流畅光洁的线条追求碑之茂密形态,情趣天成,得魏体风貌,注重帖学用笔的书写性,气象浑厚,形神俱备。这也正是马宗霍所言中者:“仪态万方,尤取悦众目”。这正是赵之谦所主张的“学书重姿更重趣”,而与何氏“学书重骨不重姿”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相较,则一古拙,一妍美。这种风格的差异是由碑帖的线质不同所决定的。”(张小庄《赵之谦研究》)有论者认为赵之谦在咸丰同治间其书风深受何绍基影响,甚至直接学过何,因为这期间作品皆类似何绍基。我想,可能受到某些影响,而说赵之谦去真正学何绍基,我是存疑的。何况,我们在所见赵之谦的资料中,从未发现有过学何的蛛丝马迹,进而所见的是赵何相悖而交恶。

我们再看看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中收録自明崇祯元年(1628)至民国十六年(1927)三百年来书家共三十七人,而独不列赵之谦。沙氏对赵似有很高评价:“学问诗文不可一世,书画篆刻皆第一流”,评其用笔“功夫极深,沉着生动,破孤为圆,是其独特的本领。”他接着说“他的作品,偏于优美一方面,拙的气味少,巧的成份多,在碑学界,也不能不算一种创格。虽然有好多人不赞重他。”(沙孟海《近三百年书学》)这口气在改变了。再往下看:赵之谦“半生寝馈于魏齐碑版,使尽气力,用柔毫去摹拟刀刻的石文,转锋抹角,总算淋漓尽致。”又说:“带头使用毛笔摹习刀痕,千辛万苦,可想而知。”(沙孟海《清代书法概论》)可想而知什么呢?一定是不成功的了。接着就拿孙过庭“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輅于椎轮”两句话讥讽他。很明显,沙氏不满赵之谦魏体书风在于:一是以笔摹刀,追求魏碑点画形态体势;二是不重古质重姿趣。由此可知沙氏近三百年的书史名录中不录赵之谦,不应是疏漏。其他北碑大家如沈曾植、李瑞清、徐生翁辈与赵之谦亦不相融洽,即是他与同时代活跃在书坛的许多人物也极少交流来往。由此可见,赵之谦在他的时代,显然是孤寂的。

清代学人手札是治学的必要手段,也是学人之间互通信息、学术交流的主要形式。赵之谦的手札尤为世所重,是其书法的重要表现形式。咸丰十一年客永嘉,他与好友江湜以函札方式,上下议论,集成《章安杂说》。与其金石好友魏锡曾、胡荄甫、潘祖荫等均有大量的函札往复,论人生苦难、论艺术新解。读这些函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赵之谦。而作为一种书法的形式,却对后世产生重要的影响。吴昌硕在跋其尺牍时,有这样的评价:“撝叔先生手札,书法奇、文气超,近时学者不敢望肩背。”亦有评者称:“凋疏跌宕,弥复有晋人散髻斜簪意态”。这里应该十分关注“散髻斜簪”的“晋人意态”,这是一种脱俗的风貌姿容下的内在智慧,是一种气韵自存的美学情趣,这就是赵之谦的审美取向。北碑笔法很难入行草,赵之谦写北碑异于当时者,正在以帖学的笔法而写碑的体势,体现在手札中“帖味”更浓,他自己戏称“仅能稿书而已”,可见他对手札,自己也是肯定的。赵之谦致胡培系的函中有一段话值得玩味:“弟读《艺舟双楫》者五年,愈想愈不是。自来此间,见郑僖伯所书碑,始悟卷锋。见张宛邻书,始悟转折。见邓山人真迹百余种,始悟顿挫。”这里提到的“卷锋”、“转折”即“绞转”笔法,“顿挫”即“提按”笔法,这都是帖学用笔法。包世臣强调“古质”“中实之妙”而疏于起迄转折之姿,“落笔峻而结体庄和,行墨涩而取势排宕,万毫齐力,故能峻,五指齐力,故能涩。分隶相通之故,原不关乎迹象。”(包世臣《艺舟双楫》)故赵之谦在认真研读《艺舟双楫》五年,越想越不对路,所以他慨叹:要除掉自己“起始不干净”的五字毛病,是不能在《艺舟双楫》中找到方法的。特别是稿行书,用笔贵在用锋,不能是万毫齐力,甚至铺毫至笔根,而要转指运毫,使其灵活流畅。这点在赵之谦的行书,特别是手札里能强烈地感觉得到,气息贯暢,成篇自然。他的手札既具功力,更具才情。在书法发展史上,“质”与“妍”总是矛盾着,“妍”无疑应该是帖学的审美取向,若一味的“古质”,也会走向它的负面。因此,晚清北碑生硬的点画,使行草书的创作陷入了困境,碑派书家几都不擅长行草。赵之谦身处在晚清碑学的大环境中,但他以其极高的智慧(他自评为天七人三,邓石如天四人六,包世臣天三人七,吴让之天一人九。)对北碑进行了自我的,但不洽合那个时代的解读与实践,使他的稿行书成为了那个时代无人望其项背者。

我得识赵之谦,恰在他离世一百年之际。上世纪80年代中,我在朋友家偶然见到一本《赵之谦书法集粹》,便爱不释手,临习反复。今忆昔,使我所初动心者仍在其点画及结字的奇趣。随时日推移,其用笔点画的丰富变化,引导我对书法技法的偏爱与刻苦的训练,进而使我在对清代碑学的思考中,发现了赵之谦的真正意义。我尤喜其手札,从整体气息上感受,与以往帖学派手札似显有异,这主要是他那体现魏碑结字形态的体势,横扁而向右上倾斜,疏密反差强烈,以至出现许多笔画的粘连。但用笔自然流畅,转指用锋,灵活多变,线质含蓄,柔劲,却又全是一种帖派技法,突破了北碑点画生硬而难于行草的困境。这种“碑面帖味”的审美趣味,既是对当代书风也在产生着影响,而不乏其追随者。

(五)

赵之谦被他的时代所放逐,有历史客观的原因,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贫病交加、家破人亡,仕途受阻。但更重要的是他那刚毅、耿直、自恃、孤愤的性格,被人生命运在冥冥中所操持。他虽然作为碑学大家,处于晚清的碑学环境中,但他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及创作实践却是有悖于时代碑学的,他认定了自己的艺术之路而又决不作“骑墙之见”,不欺人也不自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离世绝俗之人,但并非自我离之绝之”。晚年他又声称:“昔人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弟今日岂所谓自扰者耶?然以弟为庸人则断不受也。”(赵之谦《致兰墅函》)这是光绪十年七月初三在致兰墅函中说的话,这时距他离世已不到三个月了,可见他一生的坚守自持。他本不愿“绝世”,但他又决不做“庸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这成为赵之谦生命中不可解的矛盾,痛苦无奈中他只有一个结果:即毁之不报,誉之不好,我行我素,不中世法,不谐于世,但断不做“庸人”。在《清史稿》中,一生都在抵毁他的同族李慈铭入了《文苑》,被他评为“天一人九”的吴让之入了《艺林》,但都没有赵之谦的一席之地,他被时代彻底放逐了。

这就是命运,“被放逐”常常是艺术天才的命运。天才的反常特征往往为社会所不相容,因为天才不能接受社会风气与潮流。杨绛先生对“命运”解释得很有意思:他把命运分为“命造”与“运途”。“命造”即人性性格,也就是叔本华所指的那“源自我们本质的深处”的东西。她说,命有好有坏,运亦有好有坏。“命造”不好而“运途”畅通的,就是那笨蛋、浑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欺世盗名。“命造”好而“运途”不好,就是有才华、有品格的人,受排挤,遭嫉妒,一生困顿不遇。这是杨绛先生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对人生命运的一种感悟与体验;赵之谦就是属于那个时代“命造”好而“运途”很糟的人。

但当我们超越晚清这段历史,再回观清代碑学,我们便会庆幸的发现:赵之谦在这种大一统的碑学环境里,他已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种感受,并且有了另一种的发现,进而把这种感受和发现转化成了一种审美的形式。在书法、篆刻、绘画各个领域中,这种审美形式都具有让后来者可接受、可理解或成为了某种艺术范式的普遍价值。他的影响是深刻的,深远的。试想,书法若按着两个“艺舟双楫”走下去,正统的帖学将走向末路。典雅、精致、柔韵的审美趣味被雄强、古质、甚至粗拙的审美取向所替代。在今天,我们想到赵之谦,我们研究赵之谦,并非一时的兴味与情趣,亦不仅仅是因为对其一生深怀悲戚恻隐之痛,而它应该是具有一个时代的文化的意义。

其实在日本,著名的书法篆刻家何井仙郎,早就对赵之谦引起极大关注。二战时期,他在东京举办了赵之谦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继而他的学生西川宁多次也来中国,专门学习研究赵之谦,成为一代大师。赵之谦书法篆刻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未曾去过日本。同治四年,三十七岁的赵之谦说过这样一句话:“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赵之谦《致胡培系函》)天才的诳语成为了现实。

最后,我又想起了杨绛先生对灵魂的解读与体验,她坚持灵魂不灭论。她说,人的躯体生命虽已结束,但一生中修炼的灵魂依然存在,我亦信其真。若此,那么,我心中的赵之谦不也仅仅是“一个”时代的放逐么?因为,他的灵魂已经超越那个时代。

2015年4月7日

于幸欣然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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