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丨湘江奔流(三)

2017-05-01 12:44:44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字体:【

湘江奔流

文丨凌鹰

(三)

除了湘江,湖南还有资水、沅水和澧水三条河流,它们同样可以像湘江一样承载湖南的美丽与富有,一路欢歌抵达洞庭,行走长江,奔赴大海。

湘江源头是广西灵川海洋河,湘江之尾在洞庭湖;洞庭湖的尽头是长江,长江的尽头是大海。说到湘江的源头源尾,不能不说洞庭湖。

这让我又产生了困惑,有关湘江之尾洞庭湖的困惑:走进洞庭湖、走进湘江的第一位文化人、第一位商人、第一位官吏、第一位武士又是谁?

远古围猎的呼啸和历史线装书,常常勾起我对先祖的景仰和不切实际的联想。这可能是必须追认的离我们最远的背影。因为他们不朽的背影书写着洞庭湖的人类繁衍史,记载着洞庭人由狩猎捕捞到农耕文明的漫长历程。

然后,有更多背影争先恐后涌进洞庭湖。

他们来自黄河故道?他们用黄土垒起来的家园,难道被决堤的黄河一口吞噬了?当他们骑着马或驴子走到洞庭湖畔,看到漫无边际的水乡,一定感到奇怪:同样是水,黄河的水为什么那么浑黄?这个大湖里的水为什么如此清澈?

这样的疑问很快幻化成一种诱惑,于是,他们将手里那把黄土用力撒向湖心,就像将根用力扎进洞庭碧波一样,再也不走了。还有一些背影是谁?是从长江沿岸飘过来的?他们是徒步行走还是赶着牛车来的?长江通向洞庭湖的山径小道比人的头发还多,无论走哪一条小路,都可以抵达洞庭湖。于是,背影变得越来越复杂。

源源不断涌入洞庭湖的背影中,身披龙袍的秦始皇骤然发现,身边那些国色天香,在洞庭湖水影前黯然失色。

接踵而来的,是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巨子。被放逐汨罗江畔的屈原,不知是从哪个月夜开始启程的,他一路行吟《云中君》《招魂》的诗句,洞庭湖风吹乱了他的长须。

李白、杜甫、孟浩然也许是驾着马车,从遥远的长安抵达这片水乡泽国的吧?由于北国缺水,他们一路上口干舌燥,马车一停,就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子,用随身携带的酒葫芦装水痛饮。然后,跳进洞庭湖一边裸泳一边吟唱“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等诗句。因为这绝妙诗句的滋润喂养,洞庭湖的鱼才那样“膘肥体壮”,洞庭湖的鸟鸣才那样清悦幽婉。

说到行走在洞庭湖的背影,不能不说太湖;说到太湖,不能不说吴人。

大多数人以为“洞庭”只是洞庭湖专用,实则不然。在甘肃嘉峪关东面,就有一座盛产黄金的山,既叫嘉峪山,又叫洞庭山。

洞庭山与洞庭湖毕竟有山水之别。然而,洞庭湖的美称绝不是湖南独有,太湖在古代就叫洞庭。幸好太湖已有规范的名称,其洞庭之名被“太湖”取代。现在的太湖洞庭之说,是指伸入太湖境内的莫厘山半岛和坐落在太湖中间的包山。莫厘山被叫作太湖东山,包山被叫作太湖西山。这样,吴地洞庭与楚地洞庭才算有了明确区别。

有趣的是,吴洞庭和楚洞庭虽然不再地名混淆,但在文化上却形成了有机的融合与勾连。

吴洞庭与楚洞庭的文化交汇与融合,最早竟缘于一种商业现象。在中国古代“十大商帮”中,“洞庭商帮”可谓独领风骚。当时,商帮以数省或一省为单元,也有以一府或数县为单元,而“洞庭商帮”偏偏标新立异,竟然是以东山和西山两个乡组合而成。

可以不深究“洞庭商帮”的兴盛内幕,却不能忽略一种现象,那就是东山人和西山人从商有着不同特色。东山人大多数走进了运河沿线,而西山人却赶着马车或驾着商船,踏进荆楚之地和洞庭湖畔。他们一代代穿梭于长江沿岸,游走于沅水河畔,飘荡于洞庭渔乡,商船上的布匹、桐油、棉花、大米,散发着楚地的商业气息。

一艘艘商船彩舫在水乡出没,洞庭情结也渐渐凝结于心。明嘉靖和万历年间,他们在长沙建立了“金庭会馆”。所谓“金庭”,指金色洞庭之意。这样的赞美一点不夸张,此时正是洞庭湖鼎盛时期。

这一时期,很多吴地商人在洞庭一带定居。从吴洞庭涉水来到楚洞庭,难免生出离家别舍的孤寂。但是,视野里的万顷碧波很快让他们生出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消解了乡愁。因为同一个湖名,他们很快认同了另一种地域文化和风俗,直把他乡作故地。

直到太平天国为建都南京的冲杀搅乱了他们的故土,吴洞庭商人才开始把目光投向上海,并向东群体迁徙。

“洞庭商帮”向上海大迁徙是在清朝末年。其时,洞庭湖的鼎盛已被上海取代。

“洞庭商帮”虽然进驻上海,与洋人打得火热,但他们的洞庭情结没有变。在上海,他们成立了“上海洞庭东山会馆”。不同的是,这家会馆虽然是“洞庭商帮”的聚集,但已少了创建“金庭会馆”时那份以楚洞庭为本的经商情怀。

无疑,“洞庭商帮”的子嗣如今成了上海市民。可是,他们中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家族历史?又有多少人想过他们祖先的背影曾经照亮过这片无边的泽国呢?有多少人知道,是他们的祖先从黄河长江汇聚洞庭湖、汇聚湘江的文化背影与商业背影,大写了洞庭与湘江文化的鼎盛与辉煌呢?

不能说湘江承载了湖南,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大半个湖南深深浅浅的历史足印,大半个湖南风风雨雨的岁月歌谣,都溅满湘江的水珠与浪花。

是湘江,撑起了大半个湖南。

昔日的湘江早已注入历史的浩瀚海洋,留给我们的,却是一个巨大的思辨命题。它完全原生态,野性而羞涩,河道那么宽敞,水那么幽深,旋涡那么湍急,船却那么瘦小,小得就像飞翔在湘江水面的水鸟。还有那码头,也那么小巧别致,那么古朴清幽。

正是这些大不过数吨,小则如同瓢虫一样的官船民船,正是这一座座用青条石或麻石砌成的码头,承载起大半个湖南的崛起。

一船一船瓷器、木材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大米、鲜鱼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桐油、布匹、棉纱被湘江送走了。

一船一船湖湘精华被湘江送走了。

然后,一船一船希望与期待被运回湖南。

那一只只古老的船只,“运”出了一个日渐光芒四射的湖南。湖南,就这样被湘江一点一点喂大了。

所有商品,最先堆放在湘江沿岸的一个个码头,等待下水,等待远行,等待放歌。所有的希望与期待,最终要从湘江登陆上岸,随后进入湖南的内心,化作激活湖南的血液。这个时候,码头就成了托起湘江水运历史的坚固而柔韧的符号。因为,它们不仅守望着湘江流水,也见证了湘江历朝历代的风情。

说到湘江码头,不能不说与长沙一步之遥的湘潭。早在明万历年间,号称“湖南第一码头”的湘潭就是湖南的商业重镇。

明万历年间离我们有多远?似乎远得没有尽头又似乎近在眼前,近得我们仿佛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散落在湘江两岸大大小小十多个码头。

再转过身去看看清乾隆年间的湘潭,那沿江多达37处的货运码头让我无法不胡思乱想:也许乾隆皇帝用的、吃的、玩的、看的东西中,就有从这些码头涉水起航的,乾隆皇帝的手上也许就沾着湘江的水珠和气息。

码头既是存在于湘江两岸的一种具体场景,又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指向。比如说湘潭是“湖南的第一码头”,就不仅仅是指湘潭的码头存在历史之早、码头分布之繁堪称湖南第一,更喻示着这些从明代留存下来、日渐蔓延于湘江的码头群落,直接构成了这方地域的商业景象。要知道,当湘水一路奔腾流到清末的时候,湘潭境内的湘江两岸已拥有了53座码头。

这种景象,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景象,一种幽远而令人惊鸿一瞥的商业文化。有了对湘江码头的这种界定,才能更准确地触摸东流的湘水脉搏,才能读懂由湘江码头派生的更加多元的大河文化。

有码头就有船行,有船行就有船帮,有船帮就有脚夫。

湘江水路的大宗商货,最早由船行统揽,再分发给船帮运往各地。那时的船行就是现在的水运物流雏形,是专为大大小小的商贾小贩雇船、为船主揽货、从中收取佣金的中介机构。按清朝官府规定:水上民船承运所有的商货都得“受成于船行”,都得先“落行”再外运。因此,所有民船都要编号报船行存查“调度”。没有编号报船行存查的船只,被视为“黑船”“野鸡船”,不许承运商货。

船行和船帮的相互依赖,挑脚卖苦力的与船帮的相互依存,这种关系,充满了船行老板的霸权优势,和以贩运为业的船帮船夫利益上的明争暗斗,以及靠卖苦力养家糊口的湘江脚夫的汗水与叹息。正是这种浑浊的力量,把湘江的大河文化送到了可知和不可知的远处与异域;正是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民间水运,让我们看到了湘江昔日的芳华与沧桑。

那些船行、船帮、脚夫,早已成为湘江的文化沉淀,可我们依然有理由追问:当“三国”时的诸葛亮因为战争需要发明两头尖的“倒扒子船”时,怎么会想到,若干年后,他的发明竟成了湘江水运的主流方阵,成了湘江沿岸船夫赖以生息的道具,成了沿江两岸大小城市连接外界的载体。

“倒扒子,两头尖,有水上得天。”哼着被湘水打湿的民谣,不禁怀想:当时在灵渠上穿行如织的,不就是这种精致小巧的民船吗?

(本文原载《大地文学》卷三十五)

要闻速递

专题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