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传信录》

序言

当接到《北京青年报》陈国华兄的电话，让我为这部书稿写序，我有点犹豫。一则我不是这个课题的专门研究者，班门弄斧，不好下笔，而且容易误人子弟。二则自己做了一辈子编辑，眼高手低，虽然愿意读书，但很少有兴趣正式写点什么。我一直以为读书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获取新知，启发思维，言人人殊，不必到处嚷嚷，耽误别人的宝贵时间。

不过花时间阅读了这部稿子，我十分感动。江华以“业余”的身份，浸润于这样一个课题十余年，拿出来这样一份成果，令人钦佩。他史料搜集系统完整，考订严谨扎实，人物关系的细节挖掘深入，判断到位，可以说对百余年来流传的左宗棠种种逸事作了一个总结性的学术评判。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清代人物传记的修纂组织工作，深知人物研究的艰辛，想借此机会谈谈两方面受到的启发。

首选是史料搜集和甄别。第一手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无需论证，它在清代人物研究的重要作用也不必多说。第一手资料的种类各异，但清朝留下的大量档案，是清代人物研究首先必须充分利用的。江华描述他在清宫档案中发现有关史实真相“那种怦然心动的紧张与兴奋”，非亲历者难以体会。清史或清代人物研究想要取得突破，完全离不开对清宫档案资料的深入发掘和广泛利用，这个看法，我想目前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此外还有官书、奏疏、诗文集、函札、日记、年谱、旧传、笔记等等，其中不乏第一手的关键史料，也必须广搜博览。只有全面掌握了有关史料，才能谈得上开始研究。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给史料搜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对史料鉴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史料本身的形成，受到文本作者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以及周边利益或利害关系左右，在使用时需要认真鉴别。即便是原始档案，也不能无条件相信。史料鉴别，就是在认真细致阅读的基础上，全面进行相关史料的排比、梳理、对勘和考异，然后作出选择。当前人物研究中常见的问题，一是以关键词搜索代替研读，简单排列或征引史料，却忽视了史料形成的不同时空，从而导致误读误解;二是先入为主，对史料中的记述，符合自己想法的予以采纳，与此矛盾的则束之高阁，不作取舍的分析和解释，结果往往距离事实真相南辕北辙。凡此种种，都是学术上懒惰或轻浮的表现。史料的搜集和鉴别，当然要靠见识，但主要是下功夫，花时间，没有捷径可走。

其次是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历史人物的主要目的是评价其功过是非，论者好像是审判官或者主考官，对历史人物的行为言论，依照自己的价值和道德标准一一打分，最后给出结论，以为好人坏人，可以在此一举定性。这当然很荒谬，仅仅这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就暴露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今天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由来已久的为尊者讳。只要是祖先、亲属或乡党，一味隐恶扬善，甚至不惜歪曲事实，指鹿为马。我们主张研究历史人物采取“瞭解之同情”的态度(借用陈寅恪先生语)，在全面瞭解时代背景(大环境)和社会关系(小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尽可能把握传主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弄清楚重要历史人物的事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或许是设法借助详尽的史料进入其内心世界，形成某种精神层面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其见识、胸襟和境界，从而为后人提供有益的知识和养分，实现文化血脉的传承。

江华谈到自己受茅海建教授有关“史实重建”的影响，勾起我的一点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和海建在华东师大跟随陈旭麓先生学习中国近代史。先生当时已经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新陈代谢的总体思路，授课即以此为主，教材就是一大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阶段性的考核就是写一篇论文。当年学界讨论近代史的发展线索，相当热闹，我们学识浅陋，自然不敢置喙。不过在研读史料的过程中，常常发现史事或人物活动的情况与已有的说法有不小的出入，由此产生的想法，就是将自己的研究重心放在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史实考订上，坐冷板凳，下苦功夫，持之以恒，必见成效。三十多年以后，我们关于晚清史的知识，已经大大丰富，不过可以深入的领域还有很多，特别是大量史料的挖掘和公布，似乎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江华认同“史实重建”的理念，并且奉献出自己扎实的作品，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希望他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是为序。

潘振平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组长)

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