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痒

作者丨吴昕孺

第九章 行动开始了

1994年7月，在《南方卫生报》工作了一年的乌去纱顺利转正。虽然已到20世纪末叶，但在中国还存在着很多独特的词语，或者说很多独特的表现方式，缘于他们热闹非凡的生活、悠久的文化传统和独树一帜的意识形态。“转正”就是这样一个词语。在转正之前，一个人在某单位工作，他无论干得好坏，都不属于这个单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却不属于这个单位，这样的悖论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被人们当作无须怀疑的公理。办理转正手续，标志着这个员工正式属于这个单位，此后，无论他干得好坏，他都是这个单位固定的一部分。他甚至可以停薪留职，意思是说，他自己到别的地方干活去，人“不在”这个单位了，但他的户口和编制放在这里，他仍然“在”这个单位。

转正是一种肯定、一种荣耀，一种关系到终身归宿的身份认定。这个7月无疑是一个喜悦的月份，是乌去纱人生的分水岭。他终于把口袋里皱巴巴的学生证换成一张崭新、刷亮的工作证，而编辑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帮他们去新闻出版局办理记者证了。

这一年，乌去纱经受了不少历练。这是他与社会进行磨合的一年。在领导和更年长的同事们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发奋努力下，他要渐渐蜕去人们常说的“学生腔”“学生气”。正如汤主编说的，你必须适应这个社会，因为不可能让社会来适应你，除非你是毛泽东那样的伟人。乌去纱发现，会写和会说的人很吃香，这两条他都还过得去。社会与校园的不同在于，校园是个自由王国，社会却有无数规章和规则。会写，但不能乱写，要会写上面安排和领导看重的。会说，但不能乱说，要说上面需要和领导喜欢的。通过种种权衡，同时吸取一些小失误所带来的教训，他觉得“写”好办，服从安排就行，写好安排的文章就能万无一失。麻烦的是“说”，俗语云，祸从口出。说是件很随意的事，不打草稿，往往莫明其妙地获罪于人。他出身贫寒，无天赋，无靠山，靠点小运气来到这么一个好单位，没有不发奋努力的道理。他时时告诫自己，少说多做，慢慢积累在社会上立足的资本，同时亦希望能再有碰上鲍容楠老师那样的好运气。

他到处采访，用心写稿，经常得到编辑部的表扬。他在乎、喜欢这种表扬，特别是李美超的表扬。汤仕宏是个笑面佛，逢人以鼓励为主，听他的表扬不难。李美超则不轻易表扬人，不被她批评就算不错了。如果得到她的表扬，那表扬的“封面”又是如此美丽，自然能从中获得无穷愉悦。

有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垫底，乌去纱的调整能力便大为加强。他不怕、不烦、不反感李美超的批评，很多编辑相反，比如单洪涛。单洪涛私下怨恨李美超，说她貌若天仙，心如蛇蝎，说她为人刻薄，是个恶妇人。乌去纱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很不舒服，他觉得刻薄的不是李美超而是单洪涛。但他不会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听着。李美超批评乌去纱丝毫不比批评单洪涛时嘴下留情，乌去纱保持着良好的心态，认真倾听，虚心接受，他以自己的认真回应李美超的认真，越是严厉的批评，他越是能从中找到快慰，认为这是李美超对他的重视。这种暗示果然让李美超对他越来越喜欢，越来越重视，在她心目中，要闻版的两个编辑显然乌去纱更能干，更听话，有更大的发展前途。

乌去纱很快掌握了作为一名报人应当具备、却又很难具备的独门功夫。

其中之一，从省、市到厅局，各级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乌去纱能像念顺口溜一样排下来，不会出现任何差错。可别小看了排名，《南方卫生报》是省卫生厅的机关报，在“政治家办报”的编辑理念里，这是头等大事。像省里，书记和省长谁都不会弄错，因为只有一个，但副省长有好几个，副书记有好几个，副省长兼副书记又有好几个;像卫生厅，除了厅长，厅级调研员、副厅长、副厅级调研员，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处长，等等，如果在报纸上弄错顺序，等于是你这张报纸、你这个主编、你这个编辑记者在进行组织人事调配。你把排名第三的降到第四，第三震怒，他被平白无故降了级;第四惶恐，他怕第三以为是他捣的鬼。你看这事情大不大?你把排名第六的升到第五，第六不会感激你，反而认为你陷害他;第五会觉得你别有用心，活得不耐烦了。你看这事情大不大?尤其比如人家第六可能下个月就要升到第五，组织上谈过话了，升迁的红头文件正在报批，你在报纸上给他提前捅一篓子，上级会认为是他授意的，一个月都等不及，如此不顾组织程序和组织纪律，不堪重用，第六不仅升不到第五，政治生涯都可能到此为止。你看这事情大不大?所以，搞错领导人的排名，轻则罚款挨批，重则让编辑失业，让主编下岗。你看这事情大不大?

其中之二，乌去纱学会了如何从领导的长篇报告中提炼中心思想，拿出来作为本报策划的标题，并通过按语、编后感或小型评论等方式，巧妙地把领导的臀部拍成马屁。乌去纱的眼睛愈益明亮，他一看就知道什么样的文章要放头条，什么样的能放报眼。他懂得在大型采访中有礼貌地将主任和副主任的名字放在自己的前面，这个不需要事先征求意见;懂得在跟领导汇报或写汇报材料时，将编辑部的某些成功策划和活动归功于厅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归功于主编、副主编的英明决策。这样一名脑子活、上手快、做事不含糊、对行规有着充分理解的记者、编辑，不说优秀，合格是毫无问题的。

办完所有手续，乌去纱给鲍容楠写了一封信。他一年前曾去过一信，简单汇报他因为《知心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而幸运谋得一份编辑职业的戏剧性过程，他向鲍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随信寄了一份《南方卫生报》创刊号，请他指教。鲍容楠在回信中说，《南方卫生报》名称很大气，如果减少行政方面的牵制，可望在发行和广告方面走出路子来。他希望乌去纱珍惜这个平台，好好干一番事业。有几句话让乌去纱刻骨铭心：

“发表一篇文章，无论你在有名或没有名的杂志，都存在很大的偶然成分。除了表明你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你应对那篇文章负责，没有别的意义。它不会证明你将是一名合格的编辑，或者表明你适合做某种文字工作。那是两回事。既然你因此走上了编辑岗位，而且很喜欢这份工作，你就必须从头做起。记住，你要把那篇发表的文章抛开，把《知心人》抛开，把一切抛开，千万不要把那次偶然的发表当作老本吃一辈子。”

这段话像一面警钟，安装在乌去纱的脑子里，它凭借自身的金属质地不断发出响声和回音。这一年来，乌去纱就是生活在它的响声和回音里，从头学起，勤奋工作，将批评当鞭策，化表扬为动力。以后每出一期报纸，他都按时给鲍容楠寄去，有时在便笺纸上写几句话，不忘顺带“天热，多保重”或“节日快乐”之类的问候。间或收到鲍容楠寄来的《知心人》，一共有四五期吧，均无片言只字，信封也写得很潦草，有一次还把“乌去纱”写成“乌云纱”，弄得同事们肉麻地喊他“云纱”。单洪涛那厮简直是别出心裁的恶毒，他说，由“去”变成“云”，拿掉一竖，正像给乌去纱做了一次变性手术。

报喜的信寄出了一个多月，如石沉大海。没有回信，也没有字迹潦草的信封包着《知心人》寄来。难道鲍老师没收到?是不是调走了，到哪个编辑部当主任去了?乌去纱感到有些蹊跷，他从抽屉里找出一本《知心人》杂志，查到版权页上编辑部的电话，打过去。电话“呜”了好久，没人接，他正要放下话筒，那边有人拿起接了，听得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拿起话筒良久还忙着在口里消化她铜铃般的笑声，显然她此前是在一个较远的地方与其他人谈笑风生，那阵风一直刮到了乌去纱的耳边，受来自北方高压气流的影响，身处酷夏的乌去纱浑身打了一个哆嗦。铜铃还在响，话筒拿起来，没有说话的意思，而是用电波源源不断地传递着那股高压气流。

“我找鲍容楠老师。”乌去纱不得不用自己低沉的嗓音去截断那股气流。

“鲍容楠啊，他不在这里了。”话没说完，对方把话筒挂了，至少后面三个字是在话筒离开对方的耳际后发出来的，抵达乌去纱的耳朵时已经非常微弱。

果真调走了，肯定高升了!对，要问问他们鲍老师调到哪里去了啊。他再把电话按过去，电话无人接听。没有得到详细情况，乌去纱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他认为，以鲍老师的水平，当哪里的编辑部主任都绰绰有余。

8月的一天，乌去纱正在编稿子，汤仕宏主编喊他过去。他办公室坐了两名男子。汤主编把乌去纱介绍给他们，又对乌去纱说：“这是《知心人》杂志派来的两位同志，想跟你了解些事情。”乌去纱和他们一一握手，坐到他们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听候提问。两位客人中年纪较大的一位开了口，另一位作记录：

“我们从荆州专程过来，想找你调查有关鲍容楠同志的一些情况。因为你是我们杂志的作者，而鲍容楠是你的责任编辑。请不要紧张，这些事虽然可能牵涉到你，但不会对你造成任何影响。”

他干笑两声，转头望着汤主编。汤主编插了一句：“没事，小乌你尽管配合两位老师的调查。”

“你在《知心人》发表文章之前，鲍容楠是不是到橘洲找过你?”

“是的。他到学校找我，我们进行了交谈。”

“交谈些什么内容?”

“主要是修改那篇文章。我没有经验，不知道如何写到让文章发表。”

“你们在一起吃饭吗?”

“吃了。”

“在哪里吃的，谁买的单?”

“在学生食堂。他坚持要到食堂吃。我用饭菜票买的单。”

“你记得是哪一天吗?”

“学雷锋那天，3月5号。”

“好。还有，你那篇文章发表后，收到多少稿费记得吗?”

“记得。180元。”

“回答得很好。谢谢乌记者。”

“请问两位老师，鲍老师还在《知心人》杂志吗?我写信、寄报纸给他，一直没他的回音。”

年纪较大的那位客人喝了一口茶，惋惜地说：“鲍容楠曾是我们杂志的骨干编辑。这个人十分聪明，点子多，很能干。但聪明反被聪明误，最近我们发现他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根据举报和我们查证，他把杂志社开给作者的稿酬由自己代领出来，然后只寄出其中的一部分给作者。特别是那些初出茅庐的作者，他基本上要克扣大部分稿费。像小乌你那篇文章，我们开出的稿费是……”年纪较轻的那位客人心领神会，一边翻笔记本，一边接过话头：“《痴情不改，成就一对幸福的校园恋人》，作者乌去纱，稿费420元。”

“你看看，开出的稿费有420元，他只给你寄了180元，有240元落入他自己的腰包。

“他另外一个来钱的路子是出差。全国各地到处跑，很多时候是作者为了发稿请他吃饭，他弄张发票回来说是请了几个作者吃饭，到财务报账。3月5号的中餐好像也报了一张吧?”年纪较轻的那位又翻了几页笔记本，说：“有。他用的是一张没写时间的发票，但在发票背面注明，3月5日中午在橘洲请3名作者吃饭。发票金额为128元。”

年纪较大的客人提高了声调：“如此侵占作者利益和集体财产的行为，当然不能容忍。鲍容楠同志目前已被停职，我们要通过调查取证，再决定对他的处理意见。”

汤主编请客人吃饭，要乌去纱作陪。乌去纱推托说稿子没编完，中午得加班，没去。他不愿意和这两位客人同桌吃饭，他无法忍受可以想象得到的饭桌上的气氛。他希望他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他们说的种种行为和乌去纱所认识的鲍容楠老师完全不搭界、不沾边。那是另一个人，乌去纱想。但他不是小孩子了，另一个人和这个人往往是同一个人，完全不搭界、不沾边的事往往密切相关。何况，鲍容楠的不拘小节他也领教过，从上午的取证看，《知心人》派来的这两位客人无疑是正确的。可是，这两个带来“正确思想”的客人一点都不可爱，他们在调查中难以掩饰的快感和无比正确的语气像灼热的阳光，把乌去纱烤得晕晕乎乎。他们太正确了，因为握有看得见的真理，便举起明晃晃的屠刀。

乌去纱患了重感冒。他从来没有这样病过，仿佛身上的骨头全被抽走了，剩下一具空壳，躺在床上。

躺了两天，工作把乌去纱拖了起来。李美超问他，能否去橘洲县采访有关血吸虫病的预防情况。她说，感冒不能躺，越躺越重，到外面跑一跑，反而会好得快。乌去纱加大剂量吃了感冒药，上路。连李美超都轻视他体内的感冒病毒，他自己更不能看重它们。乌去纱豁然开朗，李美超派他到自己的老家去采访，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感冒药。这一想，感冒症状几乎一扫而光。头不疼，额不烧，眼睛里没有了血丝，鼻子不堵塞，喉咙清爽，手脚有力，脑瓜子灵光多了。

橘洲县城星沙镇在橘洲市东边，从火车站坐中巴个多小时就到了。县卫生局小张接待他。小张看上去颇面熟。面熟的小张对着他笑嘻嘻的，说：“乌记者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是62班的，你读高三时，我们班正好在你们班楼上。你演讲好厉害哦。”

“你是62班的!正是那次演讲，我认识了你们班的邱雁雁。她现在在哪里?”

“邱雁雁考了两次，都没上，好像回她老家当民办教师去了。”

“跟邱雁雁玩得好的那个女孩子，叫什么来着?”

“跟邱雁雁玩得好……李加欣?”

“不是。那个眼睛大大的?”

“眼睛大大的……张满玉?”

“不是，剪一个童头，不太喜欢说话……”

“哦，你说的是吴盈盈!”

“对，吴盈盈，她考上了吗?”

“她呀，预考前就被刷下来了。那女孩，长得好看，性格内向，同学三年，我没跟她讲过一句话。她成绩不行，又清高，班上没几个人跟她玩。毕业后再没见过她。听说她顶父亲的职，招进了橘洲内衣厂……”

“橘洲内衣厂?在黑石渡那边吧?”乌去纱不懂装懂地试探。此前，他压根儿没听说过这个厂，黑石渡他也没去过，只偶尔在公交站牌上看到这个地名，但他知道橘洲的工厂很多都在黑石渡那一带。

“不，好像在新开铺。”小张讲得比较肯定。

采访进行得很顺利。乌去纱要小张尽可能提供已经形成文字的材料，如上级领导的指示、制订和落实的措施、患病和正在接受治疗的人数、老百姓的反映、局长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的录音等等。虽然按年龄，乌去纱可能比他大不到一岁，乌去纱在班上一直是最小的，而小张未见得是。“小张”只是局里人对他这个专科毕业生的称呼，乌去纱跟着这样叫，有些充大。但他是省厅报社的记者，不同位置所产生的称呼也会有所不同。

乌去纱告别小张，离开橘洲县卫生局，回到编辑部埋头写稿，一下午没抬头，没喝水，不作一句声。单洪涛过来问：“感冒没烧坏脑子吧?”乌去纱不予理会，他手中的笔仿佛是一支自动笔，它不是由乌去纱指挥着动，而是自己在动，一笔一画，它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单洪涛喊了几个编辑过来看，还惊动了李美超。骆明明幽默了一把：“小乌中邪了吧，他这哪里是写文章，明明是文章在写他嘛。”

李美超难得地现出一缕柔情，她走上前去，展开洁白而修长的手掌，覆盖住乌去纱的额头。看上去，她像是两手捧着乌去纱的头，搁置在自己的腹部。笔放下来了。头抬起来了。李美超温和地问：“写完了?”乌去纱点点头，把稿纸递给她。李美超迅速浏览一遍，喜出望外地说：“写得好，小乌，这是你写得最好的一篇采访!”她转过身对着单洪涛他们说道：“人家这么用心写稿子，你们讲他烧坏了脑子，你们脑子好，写篇这样的采访给我看看!”

说完，她把稿纸“啪”地掷在桌上，风风火火出了门。单洪涛看着她的背影郁闷地说：“我们是关心同事呀，好心当作了驴肝肺。”乌去纱回过神来，连忙对单洪涛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让大家挨骂的。”编辑们默然分开，各回原位，有点不欢而散。

稿子誊抄、修改后，将定稿送到李美超办公室。李美超再次对乌去纱进行了表扬，要他保持这股势头，继续提高自己。乌去纱顺便说，明天想请个假。李美超当即批准：“你感冒没好彻底，出去采访又吹了风，休息一天吧。要昌静给你煲冬瓜排骨汤，清淡点，对身体恢复有好处。”

第二天，乌去纱避开上班高峰期，悄然出现在蔡锷北路公交站。这里交通非常方便，像城市的肝脏，连接着通往各处的血脉。乌去纱仿佛肝脏上的一个血原子，它没有给这里增添任何变化，即使它不在这里游动，也会有另外一个血原子在这里游动，它不会比它更显眼或者更不显眼，除非两个血原子相撞，它们要争夺不属于自己的地盘和道路，它们要在无穷多的血原子群体中留下自己的笑话，它们想以这样的方式载入史册，结果却被其他血原子抹得干干净净。公交车站发生的任何争抢和斗殴，都像一块被石头砸中的湖面，顷刻即可恢复平静。人或许是生命世界，是大自然中的一滴精血，但它是生成病毒的精血，它是生命世界充满活力的标志，也是其暴力不断的源泉。你在车站看到的热闹与混乱正是这种矛盾的真切体现。无数车开过去、开过来，却始终有一堆堆的人，从不曾散去，他们闹哄哄的，不知道在争执什么，又在等待什么。

乌去纱研究了好一会各路公交车站牌，没看到有开到新开铺去的。他问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长者，从这里去新开铺怎么走。长者说，这里没有去新开铺的直达车，要搭2路到东塘，在东塘转74路，不是74就是47，到终点站下。长者特意加了一句：好远咧。并将他上下打量一番，好像在考证他到底要去新开铺干什么。恰好一辆2路车拖着黑乎乎的尾巴，跌跌撞撞奔过来。它很夸张地发出那种像是发生了重大事件的声音，其实除了它进站之外，什么都没有发生。

一大群人拥向公交车前门，而前门窄小得如一条被淘气包使劲抠开的墙缝。这场面乌去纱见得多了，他看上去有些麻木，那么多人争抢着要挤进那条墙缝里去，包括他自己，不被挤成一根面条才怪。这个公交站在蔡锷路与湘雅路交叉的十字路口南边。汤仕宏有一次在聊天中说，蔡锷路在“文革”中叫反帝路，与它平行的黄兴路在“文革”中叫反修路。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蔡锷路叫反帝路还说得过去。黄兴路改为反修路则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只能理解为“反对修路”，所以黄兴路是橘洲城区内最烂的一条路。汤主编说到这里时，露出一排被烟熏黄的牙齿哈哈大笑。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熏得像腊肉一样黄，李美超曾开他玩笑说，汤夫人手上戴金戒指，汤主编更牛，戴的是金指套。

黄兴路烂，蔡锷路窄，一对难兄难弟。它们都在橘洲的闹市区，人流、物流密集，公交站更是煮成了一锅粥。以乌去纱在橘洲多年的挤车经验，他知道这个时候一味退避只会惨遭淘汰，从正面硬冲强突也不是办法，那样如果自己不肩扛肘扫，就会被别人肩扛肘扫。他巧妙地插在人群中间偏后的位置，既避免前面的肉搏，又借助后面人急于向前的推力，他只要保持重心，顺势而上即可。车厢里一片嘈杂，有的大声呼喊被挤丢的同伴，有的不断吆喝着向前面的人借道，有的放肆咒骂公交公司不多派车，有的为了逃票在车厢里东躲西藏。

“嬲你的娘!”突然有人大爆粗口。原来是最后上车的一名男子被卡在车门处，车子开动后，售票员怕他掉下去，把手伸出窗外，对着男子的背使劲一拍，果然把男子拍进车厢，车门关上了。但这一拍可能用力太猛，也可能是男子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被这一拍吓坏了，遂出此恶语。售票员乃一矮胖女子，人多，车挤，天热，她早就不耐烦了，哪里经得起这样恶毒的考验，马上奋起反击。她嗓门之大，等于在给整个车厢进行广播：“嬲你的老娘哩，老子怕你绊下去，你真是个不知好歹的野种!”

这就是橘洲人的风格。亲热的时候不管男女，胁肩捉臂，沆瀣一气，你若有难，卸掉自己一条胳膊来帮你他都不眨眼;一旦结下梁子，恨得咬牙切齿，争吵斗嘴比刀子还伤人，谁都不肯善罢甘休，持续时间长得像要给别人过个节。旁观者呢，明劝架，实挑拨，表面上动情晓理，心里在火上浇油。他们知道，吵一场架又不会脱层皮、掉块肉，尽量让他们闹得久，吵得凶，激发他们使用肢体语言，其他人就被解放出来了，就落得个轻松一片大家真快乐啦，就好比在外面捡着个钱包，身上揣着回去的谈资了，这一天一晚或几天几晚就不会空虚无聊了。

你看车上这两位，你来我往，操来操去，从娘操到奶奶操到祖宗再到祖宗十八代，他们的恶劣情绪在不断升级。车上有人劝道，不要吵了，都是出门人。旁边有人附和，一点小事，放点让算哒。但他们的语气里明显含着戏谑和揶揄，仿佛是对其中一位说，算了，你理亏，吵他不过，先收起。两位当事人听了都觉得是在暗示自己理亏，愈益来气，反而变本加厉，放出更狠更恶的话来。劝架的乘客浑然忘记了拥挤的难受，奇怪的是，车厢内竟然真的不那么拥挤了。每到一站，下去的少，上来的多，乘客在增加，但车厢里因为一对吵架者的存在，让其他人都变得懂事、和气和轻松起来。这是幸灾乐祸，还是一次文明礼仪教育?乌去纱夹在人群中，想着这个问题。他没有得到答案。女售票员和那名男子一直对骂到东塘，火力没有丝毫减弱，旁观者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击鼓助威。

乌去纱要下了。那名吵架的男子也在东塘下，他在下车前迅雷般掴了女售票员一个耳光，然后风一般逃得无影无踪。女售票员跳将起来，两眼比烙铁还红，对着男子跑的方向射出一线口水。乌去纱只听到不堪入耳的几个字，公交车哐当一声开走了。乌去纱望着它摇摇晃晃地远去，眼里像开走一部垃圾搬运车。

东塘是和蔡锷路同样热闹的所在。蔡锷路的热闹是乌去纱熟悉的热闹，东塘的热闹对于他像是迎面碰上的一个陌生人，有些面熟，却不明底细。前面十米处有个邮政报刊亭，一间戴着绿帽子的白屋子。他走过去，一位蓄着胡子的大爷站在里面清点刚到的日报，他用五毛钱买了一份《南方卫生报》，顺口问一句：“这报纸好卖吗?”大爷的嘴巴没动，胡子动得厉害，声音略微发抖：“还可以，一周卖个十来份。”乌去纱点点头，问去新开铺怎么走。大爷的胡子告诉他，过马路，乘76路公交车。

哦，原来既不是74路也不是47路，是76路。他谢过大爷，在车流中穿插着过了马路，正好看见76路在上客。车上人不多，东塘是它的起点站。乌去纱为有那么多座位在等着他感到幸运，事实证明他的幸运感不是没有来由的，五分钟后，车上便挤满了人。和2路车同样的嘈杂也出现在76路公交车上，橘洲所有的公交车，整个橘洲城，都被嘈杂武装起来。这是一座没有敌人的、内乱的军营，所有战役在街头巷尾和家长里短中展开。

窗外的环境显示，公交车渐渐驶出了市区。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旧。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烂。跟郊外的烂路相比，黄兴路称得上金光大道了。有的路段柏油被汽车磨掉，露出大块黄土，黄土路再被汽车凿出很大的洞坎。公交车猛一上，猛一下，弄得两个晕车的乘客俯在车窗口，对着外面翻江倒海。空气中弥漫着人的汗气、黄土的腥气和肠胃被搅动的馊气。乌去纱坐着，相当于他处在低洼地带，在一个盆地之中。混杂的气息像一支时刻准备进攻的特种兵团，只要他一吸气，立马占领他的喉道、肠道和五脏六腑，将令人恶心眩晕的大旗插到他的头顶。好在买了一张报纸，他将报纸凑到自己鼻子尖下，拼命嗅着上面的纸香和油墨味，特种兵团的疯狂进攻才稍稍受到遏制。

在新开铺卸了一车人。乌去纱下车，好像一个刚走出监狱、刑满释放的犯人。他张开大口，狠狠地进行了几次深呼吸，恨不得把身体内的气体全部置换出来，他在呵气时自己都感觉得到它的酸腐。用这种口气和吴盈盈说话，不把她吓跑才怪。

一对老两口朝这边慢慢走来。乌去纱上前问好。老两口手挽着手，无比慈蔼恩爱。这样的面容彻底洗尽伪善、欺诈的尘土，露出明湛祥和的光华。所以，即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不好的信息，他也不觉得多么沮丧，反而因为看到这样一对老人，心里漫开一层奇妙的温馨，大大冲淡了刚才车途上的不适。

“内衣厂不在新开铺!”老大爷告诉他，“橘洲的工厂基本上分布在两个地方，一是南郊新开铺，一是北郊黑石渡。新开铺这边有动力机械厂、橡胶厂、机床厂、人造板厂等，这不，76路车的终点站正好是机床厂的大门口。黑石渡那边有毛巾厂、内衣厂、日用化工厂等。内衣厂是1956年建厂的，老厂子了，就在黑石渡的浏阳河边上。”老大爷20年前曾经作为动力机械厂的工人代表，到该厂交流过“工业学大庆”的经验。

“我20年没到过城北了。厂子应该还在那里。”

从新开铺回到编辑部，快到中午了。一无所获的乌去纱很阿Q地清点自己奔波半天的成果：一、感冒彻底治愈。二、到了从未到过的新开铺。三、坐了从未坐过的76路公交车。四、证实了内衣厂不在新开铺而在黑石渡。五、见到了一对神仙眷侣般的老年夫妇。六、最为重要的也许是，行动开始了。

第二天下午，乌去纱继续出征。走之前，他跟单洪涛随口说了句“采访去了”，算是一种招呼和交代。万一主编或副主编有事找他，“采访去了”就是一块柔软而厚实的垫子，他在领导面前调皮地翻出难度较高的跟斗，总能安全地落到这块垫子上，顶多有惊无险。

虽然黑石渡也在郊区，但从蔡锷北路去黑石渡要比去新开铺方便得多，因为它们同在北区。蔡锷北路公交站牌上，15路公交车的最后一站写着黑石渡，115路的倒数第二站是黑石渡，最后一站是四方坪。本来想找个人问问，发现周围流来转去的不是扛着大包小包、步履匆匆的打工仔，就是走着海路、嘴里吹着呼哨的阿飞们，寻不到在新开铺碰着的那对面容“露出明湛祥和光华”的老人。旁边有几位老者，要不一副苦瓜脸，抠抠缩缩地像个难民;要不一副冰霜脸，好像刚刚打牌输了钱。他上了15路，因为它的终点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不要想事，绝无坐过了的情况发生。他刚到橘洲读大学时，经常坐公交车坐过了站，或者搭上相反方向的车子，引得车厢里一阵讪笑。有一次，他搭反了车，车上有人喊他“乡里二老倌”，这是橘洲人歧视乡下人的特有称呼。他气得要冲上去找那人算账，最后用惊人的冷静命令自己站住了，任凭热汗布满手心，冒出袅袅蒸汽，那时他几乎想到了韩信的“胯下之辱”。他对这件事的反思是：他也是歧视乡下人中的一个，大学毕业死活不肯回老家主要缘于对乡下的逃避，他可以爱他乡下的亲人，但绝不能让他和他的子女再做乡下人。他不喜欢城市，更不喜欢乡下。城市的吵闹是他所厌恶的，乡村的寂寥更让他感到可怕。城市和乡村都没有品位，乡下到处皆粗俗，城市无处不虚伪。然而，城市还有机会，乡下连机会的影子都找不到。生存需要机会。他如愿在城市落脚，成功地抛弃了寂寥与粗俗，无奈地与吵闹和虚伪为伍。只要能抓住机会，就是值得的。

下车啦!他坐着打了一个盹。不知道谁拍醒了他。大家都在下车，车厢里没一个坐着的，肯定是到了终点站。他跑到前面驾驶室司机边上，问内衣厂怎么走。司机大声喝道，仿佛当众抓了一个贼：“你坐错车了!内衣厂在大黑石渡范围内，实际上靠近四方坪，应该坐115路。沿着这条路往前走200米，右拐一直走到浏阳河边上，还有两站路。”

这不算多大的错误。司机刚开始那一吼，吓他一大跳，他生怕司机说，内衣厂不在黑石渡，在新开铺，那他会当场晕倒。既然只是短短两站路，他非常愿意慢慢走过去，顺便打量、考察一下盈盈的生活与工作环境。那双乌黑、美丽的大眼睛，从教学楼二楼下来了，来到黑石渡，来到内衣厂，还会像以前那样澄澈而淡定吗?那眼里几乎透明的忧伤，像一盆净水里的水仙球，长出碧绿的叶子，开出黄蕊白瓣的花朵，现在还能看到吗?

乌去纱胸腔里响起密集的鼓点。他旁若无人地高声朗诵出一句诗：“牛皮鼓咚咚咚地响，我是一条痛苦的龙!”

城市各有各的不同，所有郊区都是一样的。低矮的房屋，溃烂的道路，荒败的花坛，飞扬的尘土，叫唤着的摊贩，在马路上逼着一辆辆汽车猛踩刹车的行人和从一个个行人身边风驰电掣的汽车、摩托……所有矛盾在这里交织，新与旧，快与慢，宽与窄，秩序与混乱，危险与安全，建设与破坏，它们既像是世交、老友，又像是多年铢两悉称的对手，时而颉之颃之，时而斗智斗勇，最终形成一个相互妥协、长不治而久安的整体。

乌去纱先是在一排樟树下走着，樟树的每一片叶子上都沾满黄色灰尘。奇怪的是，整个看上去，它仍是绿色的。乌去纱反复做着试验，当他看任何一片单独的叶子时，他只能看到黄色。但当他从较远的地方看一棵树时，绿却是主色调。原来，这并不是樟树玩的魔术，而是从远处看整棵树时，我们看到的是不同树叶的各个不同的面。矗立不动的樟树与飞扬跋扈的灰尘斗法，不动的未见得是输家，它见的世面多着呢。乌去纱对这些樟树油然而生敬意。

右拐弯，走上直通浏阳河的路。路更窄，两旁没有樟树，代之而起的是挺拔茂密的夹竹桃。车少人稀，夹竹桃笑逐颜开，热情地打着招呼。这条路走起来很舒服，仿佛漫步于公园。小时候，乌去纱家门前的简易公路旁也有两株夹竹桃，开出的花红中带粉、粉里透红，比他妈妈在屋后面养的那些仙人掌、万年青、紫罗兰漂亮多了。7岁那年，他有次摘了一朵夹竹桃回家，妈妈看见，不由分说打了他一巴掌：“这花有毒，你不知道啊!”

他确实不知道，他只知道这花好看。这么好看的花为什么会有毒，它真的能毒死人吗?他想不明白，又不能去试，莫明其妙挨的这一巴掌，他觉得不应该记在自己账上，也不会记在妈妈账上，只好记在夹竹桃的账上。但他从没要夹竹桃还过这笔账，在记忆的银行里还有多少这样的坏账呆账，乡下长大的乌去纱数都数不过来。

这么好看的花为什么会有毒，它真的能毒死人吗?

像电影的特写镜头，把7岁的乌去纱瞬间变成23岁的乌去纱。16年弹指一挥，对存在于乌去纱心里有关夹竹桃的这个问题来说，这16年他一直停留在原地。在这段不算短的日子里，他背诵了大量诗歌、课文，学会了计算复杂的方程式，能随手画出世界地图，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命题，吞进去了几百个英语单词……但7岁时因挨打而产生在脑海里的这个问题，他至今没有找到答案，也没有去找过。

走了约两里路，他开始看到前面高大的河堤，河堤上长着斯茅、蒲公英等野草，还有几根高高的、看上去稍微有些倾斜的水泥电线杆。电线杆之间牵着纤维绳，绳子上晒了被单、外套和婴儿的衣服。眨眼间，人就多了，路就烂了，夹竹桃就不见了。路左边一个小小的坡，坡上一张双合铁门，比高桥茶厂的大门略小些。这给了他无限的信心。同样是在铁门西侧，这里挂着一块“橘洲内衣厂”的牌子。与黑体字的“高桥茶厂”不同，“橘洲内衣厂”是五个长长的仿宋体字，有一种说不出的端庄雅致，这五个字像极了穿着内衣在秀身材的模特。

他走进去，传达室里有个人望他一眼，他停了下。那人并没有叫他停下，也没问什么。他继续往前走，走了几步，想起不对，索性退回来，问传达室那个望他的人：“我找吴盈盈，她今天在厂里吗?”那人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说起话来却声音尖细，仿佛嗓子眼里夹着一根绣花针：“在啊，办公楼二楼，203，档案室。”乌去纱心里甜得像到了一家制糖厂，他冲动得忘记问办公楼的走法，就急急地出门上坡。进了厂区，不愁找不到办公楼。只要盈盈在上班，岂不是瓮中捉鳖!

一栋两层老式楼房掩映在梧桐树里，大门上方竖立着红色的毛体“为人民服务”。虽没看见“办公楼”三个字，料定就是这里了。为谨慎起见，乌去纱先到一楼的103，打听吴盈盈在哪间办公室。103室一个小伙子拿着三角板在画一张图纸，嘴里叼着一根烟，不得空，用手直接指了指楼上。乌去纱感谢自己的小聪明，这下证实得一清二楚了。他气定神闲地踏着木板楼梯，很有节奏地上到了二楼。

203的门虚掩着。乌去纱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紧张，他的腿发软，手发僵，嗓门发干，像贴上了一张封条。

到了门外，他在心里模拟地叫了声：“盈盈……”然后冀望吴盈盈瞪大那双漂亮的眼睛望着他，然后他卖着关子：“不认得我了?”手不知怎么碰到了门，发出类似敲门的响声，里面传来清脆的声音：“请进。”

乌去纱进去了。一个涂了眼影、搽了口红、扑了脂粉的大脸盘妇女坐在办公桌前，旁边站着一个腆着肚子的矮个男人，正叉着腰对她语重心长地说些什么。看见乌去纱进来，他丢下一句“请这两天核实清楚”，就扭身出了房门。

“你找谁?”

“我找吴盈盈。”

“我就是，你是送档案过来的小刘吧?”

“我不是小刘，我姓乌。我找吴盈盈。”

“我是吴盈盈啊，内衣厂只有我这么一个吴盈盈!你不是小刘，那你找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你!”

“对不起，弄错了。”

乌去纱像只挨打的老鼠，溜出了那栋楼，脸色比大门上刚加过漆的“为人民服务”还要红。紧靠大门，有棵根茎粗壮的法国梧桐，上面挂着一块方形木牌。乌去纱停在那里，小声念道：

“前坪三包责任部室：档案室。责任人：胡迎迎。”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