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画像）
王夫之对“处长专政”的思考与现实意义
作者丨刘绪义
处长把关又称“处长专政”，因为先后得到朱镕基、李克强两任总理的严斥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李克强总理罕见地严厉批评道：“中央研究了一年多，拿出政策，结果各种手续再走上一年，这不是闹笑话吗?”这在历史上还真不是一个笑话。清朝地方大员进京办事，如果不给京中衙门胥吏打点，想办成事是很难的。古代老百姓“反贪官不反皇帝”，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朝廷一些好的政策往往卡在“处长”们手上。
打个不恰当的比附，现在中央各部委的处长们，相当于古代朝廷中的胥吏，算不上官，最多算是僚或吏，其权力却远远比官要大。吏治腐败往往发生在这些人身上，如何来防范、打击这种腐败，一直是一个难题。
“处长专政”何时了?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一书明确提倡“简法治吏”。所谓“简法”，就是简化法律条文和办事程序。所谓“治吏”就是减少冗员。王夫之首先分析了官吏腐败的现象：(一)冗员过多、过滥，易致贪污腐化;(二)官之失德，宠赂彰也;(三)卖官鬻爵，祸患无穷;(四)结党营私，国家大患。他把公务员过多过滥列为第一条，足见他对腐败的实际危害看得够透。他对治吏的重要性作出深刻的剖析：“下吏散于郡邑，如彼其辽阔也。”胥吏分散于民间、数量巨大，像郡邑一样辽阔。胥吏人群具有规模效应，他们贪腐足以影响世道人心。所以，如何加强对胥吏的防治和监察，对于国家吏治清明具有全局性意义。
众所周知，秦朝从立法到执法，都最为严密。王夫之指出，虽然秦朝法律严密，但实际上并没有收到所预想的效果，反而加速了秦朝的灭亡。
他举了好几个例子，如秦朝立国之初，项梁是国家通缉的要犯，而任“狱掾”小吏的司马欣，只用一封书信，就放跑了项梁。王夫之由此推测，其他“请托公行、货贿相属”而不见于史书的情况，肯定更多。王夫之指出了专制社会法制的一个弊端：“法愈密，吏权愈重;死刑愈繁，贿赂愈章;涂饰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南阳诸刘屡杀人而王莽不能问，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
为什么秦朝严密的法律条文没有收到所期望的效果?王夫之揭示了个中原因：“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连章屡牍，援彼证此，眩于目而荧于心，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从秦汉社会的客观情况看，因交通不便，朝廷的法律宣传很难遍及乡野，社会对话渠道也不像今天这样方便。这是生产力水平低下所造成的，也是当时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现实。秦国严密的法律系统，曾是秦国战胜六国的利器。然而，秦国统一六国后，面对剧烈的国家领土扩张、文化差异，以及激增的人群数量，要朝廷完成繁重的普法任务几乎不可能，客观上也造成了“无法可依”的社会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胥吏阶层实际上成为法律的解释者和执行者。这就可能使胥吏“连章屡牍、援彼证此”，依附藏慝、眩目荧心，造成“天子之权，倒持于掾史”的情况，同时也带来了普遍的社会贪腐行为。
要改变这种官员反受制于胥吏的局面，王夫之指出：“宽斯严，简斯定。吞舟漏网而不敢再触梁笱，何也?法定于一王，而狱吏无能移。”
如何“简法”?就是首先简化法律条文，如刘邦“约法三章”清楚明白，保证法律的宣传和普及，增加行政和法制的透明度、公开性，让老百姓知道国家的法文要义，而不至于在学法用法时，陷入法律的琐文。政府只有真正做到“简法”，才能做好“普法”。“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虽闲有疏脱，而受其愚蔽，不亦鲜乎”。同时加大法律的普及力度，达到“民易守、官易察”的社会效果，减少胥吏执法谋私的黑箱空间，即今之“自由裁量权”，使其“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同时，政府还应扩大司法参与者的范围，“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这样，就能减少胥吏释法的空间。
魏征对“贞观之治”有过这样的评论：“顷年以来，意渐深刻，虽开三面之网，而察见渊中之鱼，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人有执论，疑之以阿伪。故受罚者无所控者，当官者莫敢正言。不服其心，但穷其口，欲加之罪，其无辞乎?”很形象地揭示了其时释法执法的随意性。
王夫之认为，“简法”对防治胥吏贪腐有明显的效果。“夫奸吏亦有畏焉，呵责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诛杀犹非所畏也，而莫畏于法之简。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其违之者亦易见，上之察之也亦易矣”。换言之，贪腐的胥吏不怕处罚、不怕诛杀，只怕法制得到普遍宣传。但前提是法令要简，简法易普，“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才能使“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杜绝胥吏“授受之密传”，“连章屡牍、援彼证此”，借机贪腐害民。这样，杜绝胥吏释法执法的操作空间，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的胥吏才能受到法律惩处。
王夫之还分析了官员腐败与吏员腐败的关系，“上官之虐取也，不即施于百姓，必假手下吏以为之渔猎，下吏因之以雠其箕敛，然其所得于上奉之余者亦仅矣。而百姓之怨毒诅咒，乃至叩阍号愬者，唯知有下吏，而不知贼害之所自生。下吏既与上官为鹰犬，复代上官受缧绁(指囚禁)，法之不均，情之不忍矣”。官员之贪腐，势必借助贪腐的胥吏来鱼肉百姓，而胥吏也会借机敛财。老百姓受到盘剥时，只认为这是胥吏干的，而不知道是其上司所指使。因此，惩罚胥吏的同时，更要追究其上司的“主体责任”。如果只是“上官之鹰犬”(胥吏)受到惩处，而其“上官”没有受到惩罚，结果是“法之不均，情之不忍”。这样做，有悖社会公平正义。
王夫之还认为，这样做，既可以强化官员防治下属胥吏贪腐的责任，还可树立正面舆情。“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法益峻，贪益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群有司众矣，人望以廉，必不可得者也。中人可以自全，不肖有所惮而不敢，皆视上官而已”。通俗地说，如果只惩治贪腐的胥吏，而不追究其贪腐的上司的责任，法律越严苛，贪腐也会越厉害，甚至会导致“民益死，国乃以亡”的社会后果。如果上司担负“主体责任”，那些贪腐的胥吏也会有所忌惮。“老虎”“苍蝇”一起打，才会起到肃风正气的作用。
王夫之特别肯定了唐朝宰相刘晏“别分士吏”的廉政举措，称其是防范胥吏持权舞弊的有效方法。刘晏规定官员理税，胥吏不得参与其中。由于官员重名轻利，怕陷于赃贿而遭人唾弃，所以能够自我约束、保持清廉，而胥吏也没有从中舞弊的机会，百姓自然安居乐业，国家的税赋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王夫之提出的具体举措，一是简法普法，裁汰冗员;二是“法责于上”，对“处长”们的上司也要进行问责;三是提出了让民众“自治”的法律思想。这些思想对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提出“八项规定”，简化审批程序，某种程度上就是简化法律条文，可以起到紧一紧“处长们”的手的作用;对一把手提出“主体责任”，就是“法责于上”。
可惜，王夫之的建议没有得到明清两代统治者的重视，倒是曾国藩在湘军中吸取了他的建议，于军费开支上坚持一支笔，绝不假手于属下吏员。延安时期毛泽东采纳民主人士李鼎铭建言“精兵简政”，可谓“简法治吏”的升级版，对于当时的廉政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王夫之受时代局限，有些思想失之偏颇，比如“别分士吏”带有偏见，不假手“处长”(胥吏)，现实中行不通，关键是要将“处长们”关进制度的笼子，将办事审批程序置于阳光之下。
（本文原载《南方都市报》2016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