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和西油画作品）
作为叶梦存在的背景
——读叶梦散文集《遍地巫风》
作者丨于 祎
当代乡土文学在经过寻根文学思潮的重新架构后，自然地由怀乡而演变为有文化解剖意味的地域文化文学。叶梦散文新作集《遍地巫风》对于故乡益阳的关怀于追旧之中更为着力于益阳文化的开掘，我们把它视作寻根文学在散文中的延伸。
地域文化作为文学的焦点是自八十年代中期至今终不衰败的话题。1982年末，以乡土风情小说著名于文坛的汪曾祺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回到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的文章，表达了对桐城派散文和清末归有光等人的小品文的重视。由于沿袭的是旧有的思维方式，没有也难以受到重视，不期而遇的这前后由《根》与《百年孤独》所引发的世界性的文化寻根运动却深深地触动了中国作家，1985年春，韩少功发表于《作家》上的《文学的“根”》，指出只有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文学才能走向世界，小说界一并开始了相当规模的寻根文学潮流。作家们纷纷以不同的地域文化为基点，深入现实生活之外去探寻民族理想之源起，最直接地造就了小说的文化厚度，启发了作家的想象力，作家在虚构中按照自己的设想去重构地域文化传统，对于边缘文化的认同态度使其在具体的操作中企望传达某种文化理想与悲剧的氛围，在小说这一客观文体中展示了鲜明的主观意向。文化寻根且止，但地域文化小说却已构成当代的“传统”。1993年，陕军东征，独特的西北风情色彩在当时寂寞的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虽然艺术与思想的深度仅仅为民族传统特点所困囿时，文学能否走向世界尚待质询，但富于地域文化色彩的小说在当代文坛已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新时期散文文体内对“根”的探寻就其着眼点而言在于要以地域色彩塑造作家的风格特色。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贾平凹1984年前后发表的《商州初录》、《商州又录》等，立足北方商州，铸造贾平凹的风格。今叶梦《遍地巫风》全力凸现南方益阳的文化风情。作为寻根的《遍地巫风》，写实地进入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土壤，这或者可以看作散文文体内一种“寻根”的努力。但是有意味的是：小说文体内的寻根走向作家的主观理想，明显虚化了物质环境，而无论商州系列还是《遍地巫风》却都偏离了“主观向内”的散文文体特点，而指向客观外在的实物环境，因而在视野中建立起来的是塑造了作家精魂的现实背景，在此意义上，我们首先将《遍地巫风》作为产生了作家叶梦的背景去阅读。
《遍地巫风》书内的72个小篇章关涉作家记忆之河中的故乡旧城益阳的平民风习、百姓人物、特色地貌街衢、饮食文化，以绝对女性色彩的话语，向益阳以外的世界描述了一个真实可感的益阳。
社会风习文化居于社会的表层，构成文化的显在部分。它得益于一地深层文化特质向外的辐射。《乡愁里的滋味》7篇与《永远的城池》7篇鲜活地记录了百年老铺子苏楚江甜酒馆的甜酒、紫苏梅子与盐笋蒂巴、蒿子与野扼子花、“蝴蝶子过河”、“五月初五，龙船下水”的益阳佳节、元霄之夜的《地花鼓》、听不懂说不明的益阳乡音、有50余句歌词的《陈杂货唱益阳》彪悍的《行江排歌》等等。满含了怀念故乡的咀嚼的滋味的益阳风情写真，折射出以楚辞为代表的绚烂多彩的湘楚文化之一斑。那些民间智慧而朴素的吟唱、精细的制作、神秘而辉煌的节日、玲珑纤巧的乡音加强了叶梦的细腻、敏感，它们极适于生成作家色彩丰富的内心。
悠久的古城益阳是深化叶梦历史话语的缘引。她说：“留在我记忆中的那些有色彩的片段似乎都与古城有关，这使我在精神上无法逃避古城的氛围与场景。”“我对古城的不舍是对历史的一种怀念。一看见南门的古城门，我就似乎看见童年的一个梦。”她十五岁时所构思的小说开头中，长辫子少女与古城暮色相融，从一组暖色的意象走进负重的历史。它预设了叶梦在《羞女山》中轻松地走进历史，发出对潇湘奇景羞女山传说的历史的诘责与女性的骄傲的高歌。
值得一提的是《遍地巫风》中母语的引入，益阳方言与现代白话并行交织，形象地乡音土语言覆盖了文本：“颤婆婆”、“响蚌壳”、“鲇鱼子堂客”，“这个职业仅仅只比叫化子强一蔑片”，“‘鲇鱼子’高而瘦，是一个鸟脚长子”，“益阳人心目中的‘宝古佬’都是蛮的屙屎的家伙”，“猫婆婆不骂人的时候，很好，爱细伢子。看见细伢子过来，笑眯哒”。
大量方言口语的引入是叶梦笔下益阳地域文化不可缺失的部分。语言既作为人类生存之所，作为一种鲜活的印迹，在其韵律、词汇、语法间也会传递一方水土的气息。在这里，方言口语已成为文化的载体这一向外释放着益阳地方的文化味。除此，在地域文化文学中，方言母语常“把被压抑的生活语言从僵化凝定的语言秩序中解放出来，使得种种大胆而又新奇语言与‘形式’得以‘释放’”。释放的不只是语言与“形式”，还是作家自身。作家的精神之躯部分也由母语塑成，地域语言就成为最适合于她去表达的语言。人真实地生活于母语中，也更易于从母语中传递自我。益阳地方语言显然是形象感极强，寓含女性话语传统的语言特质。它与叶梦的女性特质一起塑造了叶梦散文的语言特色：形象性。以形象、意象为核心地散文观念是对散文走向论理的纠正。
得天地灵性的叶梦有“潇湘巫女”之称。楚地无疑是滋养她巫性思维、巫性直觉之所在。楚文化不同于中原“规范文化”的显著特色是古书所言的“异乎经典”的神奇诡怪：“信巫鬼、重淫祀”，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实践理性精神恰好相左。《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以为：“大自然赋予这些人民(南方)一种软弱的性格，所以怯葸;同时又赋给他们很活泼的一种想象力。”不敢说楚人软弱，但楚人发达的想象力却可以由神话与巫鬼文化的发达得到证明。“‘益阳人靠菩萨’，这个菩萨已经不只是观音大士或释迦牟尼，‘菩萨’是对各种神灵的一种泛称。菩萨不仅是佛是道，也是各式各样的神，这神既有现成的，也有自己创立的。早在宋代，益阳所有的乡镇，就有像行政区划一样严密的神网：天有玉皇，地有阎王，水有龙王，县有城隍，乡村有庙王，村落有土地神。”神话是楚人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奇怪的是，这些故事既不是从书上看来的，也不记得是从哪里听来的。不知不觉神话便走到心里来了。”“楚人好鬼信巫”，在天下人看来神秘奇诡而色彩斑斓，神鬼文化与文学有着直接的姻亲关系，它记载了一地人民多彩的心灵史。五月端午祭水神的风俗与潘子良得道成仙的传说演义了浪漫的情怀。其它一些篇章，如《收骇婆婆》、《飘尔姑》、《新化人与毛板船》、《百家米粑粑》、《西湖调里的女人》中关涉神鬼文化的巫术及巫医的描述里充满了作者真诚的迷惘。如同沈从文于《凤凰》中所言：“中国其他地方巫术的执行者，同僧道差不远，已成为一种游民懒妇谋生的职业。……但凤凰情形不同。行巫术多非自愿的职业，迫于‘迫不得已’的差使。大多数本人平时为人极老实真诚，沉默寡言，常忽然发病，卧床不起，如有神附体……”沈丛文之语说的仿佛就是那个《西湖调里的女人》。沈从文与叶梦都率直地言出了自己所不解。
在巫鬼文化的滋养下，敏感多思、直觉发达的叶梦乐此不疲地令灵魂与黑夜、梦境、月光、死亡、异秉作沟通。她“常常在幻想里游戏，灵魂常常出窍”，她感到“死亡给我的感觉是一种黑甜的暖意，一种具有淡淡香味儿的诱惑。”“每一次踏进佛殿都能领略一种神密的感召，每一次与观音对峙，我总会生出种种怪诞的想法来。”在叶梦散文中，始终活跃着她的感觉，仿若肉体之受灵魂的牵引，叶梦尽心描绘着她受直觉引导，与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人、物交流的体验。与理性相悖的巫性直觉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一种奇妙内涵，它直接地造成了灵魂的“飞翔”、语言的“飞翔”。它是叶梦散文幽深神秘的缘由之一。
叶梦散文自由发挥着她的感性直觉。《遍地巫风》中也常有她未经污染的生命自由运动姿态。感觉成为动力。
“我无法否认：我的骨子里和满老倌的灵魂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当我与他那肮脏浑浊的眼神对视时，心里蓦地一惊，仿佛撞破了我心中的一个秘密。我突然感到有些害怕，赶紧‘咚咚’地跑回家。已经几十年了，那个眼神儿仍旧那么清晰，那是一种麻木的无可奈何的流浪者神秘的神情。”“一唱这调，心里总是一热，灵魂按不住便要出窍，许多回忆便要冒将出来。我们禁不住总要无缘无故地和那个早已作古的老太婆亲热起来。”“我们的精神无意中接受她吆喝的指引，她的生命活力已渗入我的精神骨髓，我一听到她唱，便没由来地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放浪的快活。”
生活于最底层的满老倌，他的最原始状态的物欲所求、精神意向与那个放浪形骸的卖刷把婆婆的有韵的喊声，那生命趋向极限的自由放浪一起悸动着人生命本初的形态，存活于人至深至潜的心理深层，那信息为得天独厚的叶梦所捕获，引导着偏爱与流浪汉在一起放逐尘嚣之外的叶梦去探访生命与自然极处的真谛。人的童年如同人类的原始，它在浑浊中放大了生命的信息，提供人一生的经验核能。人的相异，在于环境人事与自我潜能相作用的不同。故乡益阳使叶梦的感性直觉尽可能地发挥了出来。
社会风习演示了地域文化最为活泼、最富色彩的特征。更为深刻的地域文化内容系人格文化。它是物质与精神条件经年沉积形成的地域内人的性格。也是形成作家人格、文格的影响力。《遍地巫风》以极大的篇幅去记市井小人物群，这些乖张奇特的小人物背负他们自己的秉性，也背负地域内的人格文化。
丐帮头子无理阻拦接生婆曾喜娘进丧家吃饭，白发曾喜娘掉头便走，回家取一晒衣蒿子，一头绑上草把，把草把点燃，直通丐帮头子胯下，直到烧掉一块裤边才罢休。受管制的四类分子卜瞎子敢为公家水库的不践诺将官司打到派出所，不信邪。卜瞎子为生计行窃公家物而入狱，没了生计的颤婆婆级级上访，从居委会到办事处到市革委终至省革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国民党某部进住益阳，逼保长向益阳商铺摊派大量银洋，限日交付。益阳商家拒付遭烧街。贱瞎子作国民党兵的历史使他在‘文革’中失去生路，无计可施，突然，在自家门口大喊反动口号，终于进了班房，有了饭吃。
此外，刘不难的不难，田老师的赴死，新化毛板船的冒险，二爹的人品，满老倌、猫婆婆、卖刷把婆婆的劳作求生存等等。若将这些充满传奇性的故事联成一脉便清晰可见湘楚文化精神中独具魅力的人格特色;独立勇毅敢担当。陈独秀所期许的湖南人的精神迥异于中原文化培养出的循规蹈矩的儒生气。他之《欢迎湖南人的精神》说：“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的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黄兴)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蔡锷)带病领子弹不足的三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有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独立人格、犷悍斗狠、勇于担当是注人楚人血液中难以消解的气质。作为一种文化精神虽经数百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正统文化的改造而能绵延不绝，昭示着湘楚文化精神旺盛的生命力，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的：“一个民族在长久的生命中要经过好几回这一类的更新;但它的本来面目依旧存在。”平民里巷中存在的楚人精神亦是谭嗣同“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决绝态度的伏流暗脉，只是它更世俗化，更人情味。
有论者以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开始得最早走得最远的女性之谜及人性之谜的探索者是叶梦。”从《羞女山》到对女性生命历程之美的开拓使叶梦赢得了“惊世骇俗”之名。她以一颗傲岸的灵魂对女性生活作了不低调的抒写。在一块散文的禁地里树立起女性卓然挺立、秀美不凡的身姿。她对于女性生命活力与创造力的热恋与肯定是对男性中心话语有意义的叛逆，又为中国女性文学传统注入了独立不羁、傲岸崇高的人格精神。在这个嬴弱的女子的背后有有支撑她的刚烈勇毅、超然通脱的精神伏脉。属于南方湖南的“小女子”叶梦偏偏在其心中蕴籍了化平凡为不平凡的力量，有与历史作抗辩的勇气，有拒蹈陈规的胆识。
《遍地巫风》从总体上说，其创作走向已偏离了以往的叶梦散文方向，主体的较少介人使其走向客观。散文做为自我与世界沟通的更为真实、更为切近的深邃的表达，它的存在有着赖于自我的创造不息。美国美学家布·洛克指出：“艺术品不等于从一扇透明窗子看到的外部世界的景象，而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观看世界的方式。”作为主观向内的文体之一的散文理应打上深深的主观印记，它传达的是自我观照过的客观世界，是经主观体验过的客观世界。它带着强烈的自我的光照，而不仅仅是外在现实在镜子中的映象。散文独立自主的品格就在于以形象为核心的语言艺术构架下的自由的内省的艺术精神。
当代艺术散文在创作上的成就应该说最早也最鲜明地体现于女性作家群。女性丰富敏感的内心世界、固执的感性思维方式、形象艺术的文本世界激活了散文的生命。她们以极个人特色的心灵经验去体验外部世界，传达灵性飞动的自我与主观洗濯过的世界，既使散文不运至于沦为“老年人的文体”，也使散文不至于成为外部世界的复制品。
“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新时期以来的叶梦实现了她在语言中的灵魂的“飞翔”。《羞女山》之后的一系列“新散文”的努力，与当代散文理论上的倡导一起，为一个清新的艺术散文轮廓的建立，为散文走向艺术自我作了有成果的贡献，叶梦散文为当代散文理论家刘锡庆先生称为“标志着旧散文的结束，新散文的开始。”
《遍地巫风》不同于作者以往的创作风格。它的平和而恬淡的叙述语气、客观记实的记叙风格建立起了一个作家曾经生活的外在氛围。而叶梦的积极的主观的介入、叶梦式的“创造”却已或多或少的失去。当散文走近文化而较少加以艺术的审视整饬、较少赋予主体灵魂的透射，它的可读性将更多的在于其文化的内涵，而较少的是作为散文艺术，这似乎是一点缺撼。
注：
1、《大转型》第165页，谢冕、张颐武，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新时期女性散文创作的流变》，李虹《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
3、《美杜莎的笑声》(法)埃莱娜，西苏，选自《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203页，张京媛，北大出版社。
（于祎，1968年生，文学博士，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