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陈和西油画作品）
无法重合的记忆
文丨叶梦
关于母校的一切记忆都栖依在古老的建筑之上。如今，老房子都已灰飞烟灭，我的记忆在空中飘荡，无法与现实重合。
2001年的夏天，我初中的老师温庆福邀我回益阳市三中参加一个座谈会。迄今我离开母校已有三十多年了，我的心里很想念那个地方。
我们差点找不到校门了，原来，学校的校门已从向南改为向北，老建筑都已拆除，新建的红砖楼是让人看了永远也记不住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建筑。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与我没有任何关联的地方。我的记忆中的三中已不复存在了。
我走到新办公楼下，看到一讣告，才知我们的老教导主任刘仲和以八十的高龄乘鹤西去。这时，我的脑子里立即冒出当年四十多岁的刘主任干练的影子来。这张讣告上的人名使我感觉亲切。
在三楼会议室，我看到了几位从前在这儿任教的老教师。教初83班的刘定山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是一个高高的戴眼镜的儒雅文弱的年轻书生，讲一口脆脆的宁乡话。可现在，他是一个满脸沧桑、身体发福了的年逾花甲的半老先生了。过去的刘定山老师，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听说，刘老师出版了好几本历史小说。我还看到了龚浩康老师，当年，他高中毕业留校工作，在仪器室工作，他戴着度数很高的眼镜，他走路很精神、速度很快。在我的记忆中，他常常就这样从我们初一87班那个老教室的走廊上匆匆走过去。现在，龚浩康老师成了有名的教育科学的研究专家，出了不少的专著，也得到了政府奖励。眼下，这一些在我记忆里活着的一小部分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了，然而，记忆中的场景却无法复原。
我仍旧活在我的记忆中，我的记忆一点一点地依附在母校的老建筑群落中。
三中在益阳古城的南门，南门是科举时的考场，叫考棚街。益阳市三中的前身是四十年代的县立中学。据说，40年代还保留着科举时的考棚的格局。
三中的校舍是一所中式的庭院式的建筑群。天井与风火墙把那些古色古香的房子隔成一个又一个的院落。比起民居来，这种院落的建筑开间大，有老学府的格局。又大又深的天井，天井里有百年的桂花树和石榴树。大的讲堂充作了我们的小礼堂，小礼堂里有棕垫、鞍马和乒乓球桌。这一片建筑群有阔大的屋檐、木的廊柱、青的瓦、灰黑色的木板壁……
那些游廊、天井，那些盖着青瓦的木楼，组成了一个整体的建筑群落，完全是中式的。那些天井里的桂花树、石榴树装点了这个院子，使之有了一种特别的情调。
这种中式院落一步一重天的结构永远地长在我的记忆里，无法掰开。
我读初一的那个教室是纯木结构的平房。进校门往右拐是一座毗连在一起的一大片建筑群。从一个不大的门进去便是第一个大天井，天井里有一棵石榴树，天井的那一面是我们初(一)87班的教室。小礼堂隔开的另一个天井也有一棵石榴树。这个天井的北面是报刊阅览室。南边是一排平房，依次是团委、教导处、音乐教室、女寄宿生寝室、理化试验室等。我们上初二时转入到北面的另一个天井边的教室。那个天井里有一棵古老的桂花树。树冠的浓荫遮蔽了半个天井。从东南角的一个小门进去，还有一个小的院落，那个不大的天井里的青苔更绿，那些房子也是破败的样子，很像一个狐仙出没之所。那个天井我们不常去。
除了最西面的高中部的那一栋两层的红砖楼外，这个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记忆，在音乐教室，我们感受到音乐老师文学海的魅力，他是一个出色的管乐手，因为有他，三中的管乐队在文革时期出尽了风头，从十五里益阳古城的麻石长街的街尾上开始，一路吹到街头的尽头，所向披靡，一下子就把一城人给征服了，可见当年音乐的魅力。三十多年了，我还记得文学海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你们不要不认真哦!最近，我收到一个毕业多年的一个学生的信，他现在在东北的一所大学上学，他后悔当年的音乐课没认真，以致现在面临简谱而不能张口唱。”我当时也是不听课的一个，听了这句话，我立即记住了，一直记到今天。如今，文学海老师虽然作古，但他的歌声以及他说过的话，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忆中最温暖的地方是图书馆，从桂花树的那个天井东面的风火墙下，有一个小门通往图书馆和厕所。图书馆是一座破旧的两层木楼，从狭窄的楼梯上去，是被书架挤满了的空间。美术老师兼图书管理员杨实石老师永远是坐在临北的那个角落，在他的桌子旁边有一书架的顶层放着几个画框，那是他画的水墨画，我记得他画的大都是山水。初一时，他教过我们的美术。那时，我是一个不太爱听课的人，他教我们画过一些什么，我竟然一点也不记得了。我最记得的是我与他在图书馆的场景。他静静地坐在图书馆一角，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埋头忙着什么。我屏住呼吸查卡片，看着他苍老的背影在书架中帮我找书。后来我才知道，杨老师是我省知名的国画家。只是，当我知道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听说他在文革时被怀疑为特务，后来被送到老家乡下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真想再听他给我们上一堂美术课。我错过了这么好的美术老师，真是后悔莫及呀!
我记忆中最恐怖的是女厕所，那木地板下面是悬着的巨大空间，曾经成为我记忆中不可逾越的障碍所在。那个空间曾经发生过一些令人心惊的传说。于是，害怕被窥视、害怕政治陷害，成为心理不甚健康的少女触发恐惧症的一个触点。多少年来，我陷于这样的恐惧症而不能自拔。我仿佛记得，那个厕所像很多厕所一样也发生过反动标语事件。我仿佛还记得有一次反动标语发生之后，我们全体同学都要写同样的几句话，通过这些字迹来寻找犯罪人。我在写那些字的时候，心里总是很害怕，好像那些反标就是我写的一样。那种恐惧长久地影响到我的心灵。那种政治噩梦环绕着我，一直到我长大成人。
给我留下印象的空间最大的是大礼堂。这是益阳城当时惟一的室内篮球场。下雨天，我们在那里上体育课，教过我们的三位体育老师：彭鸣皋、李绍凯、孟元珍三位老师。他们永远富有活力的样子一直保存在我的记忆里。彭老师教游泳课时，用一条拔河的大绳横在浅水里，让我们牵着绳子打浮湫。孟老师刚分配到我们学校时，留一个运动头，穿一套运动衣，特别青春的样子，她的三步跨栏的姿势令我们十分羡慕。
礼堂的一头是寄宿生的食堂。我在一年级读过一期寄宿，是八个人一桌吃钵子饭，菜分到每人的饭钵上，每月伙食8块。那些钵子饭吃起来真香啊!
礼堂一头是舞台，舞台的一则是广播室。负责广播器材维修的是高中部的一个同学，是我同学汤志强的哥哥。他背着工具袋、侧着头忙碌地行走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他的勤奋和热心公务的精神一直让我感动着。
礼堂右边的一排古老的木楼有总务室和医务室。医务室是我常常去的地方。那时，我的膝关节常常疼。我老是找邓医师要风湿膏药。邓医师真是一个好人哪!当年，我这种出身系列的人是铁定下乡的，有一天，我在河堤上遇到校革命委员会某主任，他对我说：“你还不准备下乡呀?你的妈妈在中医院……你是知道的。”其实，用不着他吓我。尽管我们班的同学有的参军、招工、因病留城，我早知道我只能下乡，别无选择——我妈妈都被揪出来挨斗了。我早已把户口本送到派出所去办迁移了。然而，这时，听人告诉我：邓医师在讨论留城同学的会上说：“87班的某某某关节炎蛮严重的，不适合下乡。”于是，我获准留城。邓医师救了我的疼痛的关节。
在我的印象中，特别不一样的是贺玉波老师。他拄着手杖在小礼堂行走的姿态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他的个子很高，很挺拔，长得也很堂皇，像外国人。尽管已经上了一点年纪，他仍旧保持一种绅士般居高临下的气势。他的不一样到了文革就一目了然了。他创作的小说以及他平日在教师中说过的关于他在旧上海文艺界的事儿，如今都被大字报披露出来。那些内容显然是儿童少年不宜，当然也把我们初中部的女生吓坏了：“呀呀呀!太黄色了。”贺玉波老师是文革初期大字报时期的“金牌牛鬼蛇神”。他的事迹令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大开眼界。直到80年代末期，我才知道贺玉波老师是40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的有一定影响的文艺评论家。难怪他的做派和气势是那么与众不同。后来，竟因为他的小说中的“反动内容”而被逮捕、判刑。这种荒谬的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个荒谬的年代。遗憾的是贺玉波老师没能活到今天，我永远没有机会和这老前辈交谈了。
在桂花树天井的那间教室里，我最不能忍受的是批斗田校长的一幕。我们班的男同学成立了一个造反组织，名为“湘江风雷——扫鬼支队”，他们为首的是一个叫朱浩东的同学。朱的个子很高，好像是初二时留级到我们班的，平时调皮的有些猛的男生加入了那个组织。复课闹革命时，他们把田校长搞到我们班来批斗，我看到了我平生所看到的最为残忍的一幕。所谓的批斗其实就是残酷地拷打，满满地坐在一个教室里的同学都面面相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残暴的施虐，这时，我想起了我母亲，她的境地与田校长相似，那一 鞭一棒好像都打在我的心上。当时，屈辱感使我的心灵已极度脆弱。我感觉无法承受。有意思的是：那个为首作恶的同学如今早已离开人世，而饱经劫难的八十高龄的田校长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间教室里，我还记得袁老师给我们上语文课的情景。现在想起来，我感觉最对不住的老师是袁老师。他教了我们三期的语文。我的作文在他手上多次被评高分并被传观。袁老师讲课很认真，他的个子高、声音宏亮 ，为人堂正。可是我少不更事，没有多少兴趣听课。我在语文课上不是想心事，便在心里找老师讲课失误的茬，有时还偷着看小说。我偏不按老师理解的路子去理解课文。我有负袁老师的栽培。至今心存着一份歉意。
在这间教室里，我感受最深的是数学课。我听得最认真的是数学，感觉数学很有意思。郑耀祖老师的数学课教得真好，我以前对数学没有多少兴趣，可郑老师一来，我竟然变成了一个人痴迷于数学的人。他的宏亮的嗓音、投入的教学，使我们感觉到数学是一项特别有意思的游戏。数学考试的高分也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恢复高考后，郑老师的本事就显示出来了，他早已是被公认的益阳市最优秀的数学老师和班主任。
在这间教室里，我的记忆里还保留着地理老师区老师的带广东口音讲课的情景。区老师个子不高，但她声音很亮，她发出的音节像一颗颗珠子跌落在地，有崩崩脆脆的利落感。她讲课时总是充满激情，常常把一堂味道不多的地理课讲得喷珠溅玉，不由人不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教室对面的一间木板屋子里住着樊老师。樊老师是一个年轻的单身教师。大家背后都叫他樊癫子。他是一个最有味的人。我记得我们班去红星园艺场开荒种树，他和我们班的同学在一起劳动。在出工往返的路上，是他教会了我们唱英语歌《祝你新年快乐》。平时，他和我们初中部的男生在一起打篮球踢足球，他还组建了一支足球队。在文革以前左的年代，他所有的行为都与常人有异。他放荡不羁的作派使我们觉得很开心。在那个不容许个性存在的年代，他被人认为是异端和另类，于是就有了癫子的绰号。(此人我在《遍地巫风》一书中有专章记叙)依我看，在那个年代，所有的人都是不正常的。独被人称之为癫子的樊老师是惟一的多少保持了独立人格的人。
使我产生许多梦想和恐怖的是女寝室，我在初一的下学期读了一期住学，比我年级高的女生们临睡前总喜欢叽叽喳喳地说话。那个在传说中半夜在窗外的黑影，常常引起我们一声声的尖叫。我在那个双层床的上铺，做了许许多多奇怪的梦。
现在，我的母校就成了我永远在温习的一个梦境。梦境中的人和事都与当时的环境紧紧 联系在一起。那些老房子被拆掉以后，我梦境和记忆都在惶惶然中摇荡。我下意识在加固记忆中的那一片建筑群，于是，那一片老房子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那些天井里的桂花树和石榴树，它们还在我的心里枝繁叶茂地生长着。石榴依然开出火一般的花朵，桂花树依然在吐出金色的芬芳。那些沁凉的天井一直在滋润着我的心田。
（2001年于岳麓山下麓荫园）
（本文原载《文学大世界》2002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