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只有五口人，所持语言却各各相异，一进家门，颇有点踏进异邦的味道。

父亲说的是老式双峰话，双峰话属于老湘方言，有许多古音成分，比如，“解放军”被读成“ga放dun”。母亲娘家是涟源的，虽然长期在双峰乡下生活，但鬓毛虽衰乡音未改，经常将“来”念成“拿”。妻子是邵阳城里的，在那儿生活了二十好几年，至今依然满口邵阳腔，总是把“吃饭”说成“qa饭”。我呢，说一口塑料普通话。我的话声母、韵母大多较准，但声调受老家方言影响，很不准确，比如时常将“努力”念成“奴力”。女儿呢，她从小生活在城市，就读的是重点小学和重点中学，普通话说得非常顺溜、优美，是我私下任命的家庭普通话测试员。

因为痛恨方言的难听，我与妻子在家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推普”运动。为了方便操作，我们将需要“推普”的人员分为三个层次。我的父母是农民，他们长期生活在老家农村，已经习惯于说各自的方言。现在虽然进了城，但社交少，不怎么需要跟说普通话的人打交道，我们决定让二老免学。女儿普通话好，只要继续保持就行，用不着专门去学。经过筛选，家里真正需要“推普”的就剩下了我与妻子。

我们进行家庭“推普”，自然也不仅仅是因为方言难听。我与妻子都在大学里供职。妻子虽然不是老师，但她在系里做教务干事，系里的老师和学生有不少来自外省，只听得懂普通话，不去掉语言中的方言成分，与师生打交道就有困难。我呢，每一个学期都要上课，学校升本之前，我们是面向全省招生;升本之后，招生范围扩及全国，我现在的学生里就有来自天津、陕西、福建、云南、广西、海南等地的，如果讲课老是一口双峰方言，学生没有几人可以听懂。其实，除了课堂，社会也无时不在提醒我必须学会普通话。20年前去广州，在街头问路，因为我说的双峰方言，比划老半天，人家还是搞不清我到底想问什么，最后在纸笔帮助下才解决问题。最近一些年，我选择了写作，经常向报刊投稿，每个月都有编辑给我打电话谈稿子，现在的编辑普通话一般都很标准，我可以轻而易举听懂他们的话，但他们却常常听不明白我说的话，有时聊到半途，编辑会突然建议：“请您说普通话，好吗?”让我好没面子。

我与妻学普通话各有自己的一套。妻子是向电视播音员学，人家念一句，她学一句，这几年，她的普通话虽然依然“塑料”，但比以前强了不少。我的工作对普通话的要求更高，学普通话只能讲求规范。我有两个老师，一是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制作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实施纲要》光碟;二是获过普通话比赛奖的女儿。普通话光碟里有基础知识，有字词的正音，有朗读作品，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每听一次碟，普通话水平都会提高一步。女儿这个小老师也十二分称职，我交给她正的音个个准确，从未出过差错。只是光碟这个老师常在身边，而女儿这个老师已经去外地读大学，有什么疑难，得打电话问。所以，现在我更多的还是请教光碟。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征，普通话素质也人的素质的一部分。我与妻用心地学着普通话，其实不只是为了生活、工作的方便，也是为了彻底融入这个世界，融入那些我们熟悉或者陌生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