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时光中的老宅

文丨游宇明

那座老宅我没有住过，我七十多岁的父亲也没有住过，但老宅的确与我们相关，相关的证据是：老宅一间堂屋被拆时，我家曾分到过五根房梁、一副大门的门框。

祖父四十岁的时候，我家就搬出了老宅，那时父亲还没有出生。曾祖父从太曾祖父手里分了五间房子，又在紧靠老宅的地方自建了四间。祖父三兄弟分家时，身为老二的祖父与大爷爷联手购得小爷爷在老宅的三间房子，小爷爷另外开栋，大爷爷仍住老宅，祖父与两个奶奶一起搬进曾祖父建的四间楼房。

老宅第一栋房子建于何时，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乡村的历史永远是被文字忽略的，就象一些不知名的野草在山坡上自生自灭一样。我只知道老宅最后一次建房是在同治22年(1884年)8月，迄今已有一百二十多年。

我没有见过完整的老宅，但我的母亲见过。母亲回忆，她嫁到我们那个地方的时候，老宅还是一个巨大的四合院。老宅南面有一座高大的盖着屋瓦的院门，乡人称之为“槽门”，这也是老宅的正门。槽门之左有四间并排着的两层住房，槽门之右用巨石砌成两米高的院墙，院墙顶上平摊着一米见方的石板，可以用来摆放晾晒东西的蔑盘;北面中间是一栋高大的土砖房，被称为“正厅屋”，“正厅屋”有厅堂一个、住房八间，它的两旁各自横着一栋大房子;东面则是一栋立有厅堂的二层土楼，住房也是八间;西面排着四五间正房，外加一溜用来饲养牲口的杂房。四合院的中间还有一块足有三四个蓝球场大的地坪。父母告诉我，这个四合院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出进，一是槽门，一是杂房边的后门。只要留点意，土匪很难攻入院子。

老宅是太曾祖父兄弟俩一起建的，现在谁也不知道他们当初建这个四合院到底花了多少钱，我猜想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宠大的数字，这些钱都是太曾祖父兄弟从地里一文一文刨出来的。太曾祖父一共拥有良田二十多亩，还有数量可观的遍布各个山头的旱土。横亘着一条宽阔的时间之河，今天的我已不太可能弄清楚太曾祖父与他的五个儿子当年如何耕种这些土地，但我绝对能够想象其中的艰难。我在农村长到十八岁，生产责任制时，种过豆子、插过红薯、割过黄豆、打过水稻、挖过旱土，每次到了双抢，累得连饭都不想吃，一上床就打鼾。当时我家七口人分得的稻田只有两亩，旱土也不超过四亩，不足我太曾祖父耕种的十分之一，并且还有打稻机、抽水机等相对省力的农业机械帮忙。太曾祖父与他的五个儿子寿数大都没有超过五十岁，我想这与当年他们披星戴月地劳作有关。

老宅的毁坏始于南面的院墙，那是在1958年，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不过，当时老宅的格局还在，老宅的大变特变是在最近三十年。随着老宅人口的日渐增多，许多家庭选择了去外面开栋或就地扩建。去外面开栋的，往往会把自家分得的老宅拆掉，将有用的门窗、房梁、砖瓦等挑出来，用于新宅，以便节省些开支;就地扩建的，也大都会拆掉旧房，统筹使用地皮。

老宅初成时，太曾祖父家只有十来人，现在早已超过了两百人。老宅的子孙中，有经商的，有做作家的，有教书的，有当工人的，也有打工的，只要回了老家，他们都会情不自禁地去祖地上走走。祖宗是平民，没有给我们这些在外地发展的子孙铺垫一个好背景、硬后台，但祖先的坚韧、勤劳、牺牲精神已深深融入我们的血液中，成为我们灵魂的一部分。走进祖地，本质上就是一种精神还乡，一种对先祖的无言缅怀。

作为物质形态的老宅不复旧时模样，但作为精神象征的老宅却一直存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