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残雪，资料照片）
如何阅读残雪
作者丨卓今
残雪小说的神秘和反类型化加强了文字细胞的分裂能力，同时由于意象的刺激性掩盖了某种真实，它使读者容易留连于表面，忽略本质和有力量的东西。我们可以这样去看残雪的作品，它给读者提供一种看待宇宙，看待自身的陌生的方法。
残雪是目前仅存的继续进行先锋写作的作家。她的作品结构复杂，信息密度大，内涵丰富，读者面对这种“向内”的思维模式，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那些晦涩难懂的意象，迷宫式的结构，加上诡谲的情节，阴冷的基调，变形夸张的人物形象和“梦魇”“荒谬”的环境，让人感觉到人都在悲伤而亢奋地度过每一天，而生命的价值就体现在永无休止的追求和奋斗之中。她的作品基本上倾向于表现这种精神困境、异化和艺术冲动，很多习惯阅读现实主义作品的读者遇到这种表现手法会出现阅读障碍，但反过来，这种“有难度的阅读”反而又激发了读者挑战的欲望，小说中那些不确定性，如巫、梦、丑的、恶的意象，违背常规的写作模式，反而增加了小说的引吸力。
一，“弄不懂”的小说
残雪的小说以晦涩难懂著称，这种印象首先在批评家圈子里形成共识。许多评论家都曾发出过同样的感慨，姚伯良在《残雪的世界》(1987年1月8日《文学报》)中写道：“都说残雪不好懂。”澳大利亚评论家杰莱米·巴尔梅说：“对残雪没辙。”日本评论家近藤直子还专门撰文《弄不懂的事——试论残雪的〈黄泥街〉》，人们时常谈到残雪的“难懂”，残雪也的确写了“弄不懂”的事，但很多普通读者一接触残雪的小说，“一下子就被唬住了，并感受到小说背后极度的魅力”(网友留言)。正如近藤直子所说，“正是因为‘弄不懂’才写作。”懂与不懂只是一个阅读习惯问题，进入残雪的文字的读者所说的不懂其实是与通俗小说或者现实主义小说相比较而言的，有些读者的抱怨甚带有撒娇的意味。
将一切违背常理和传统手法的小说一并归为“先锋派”是批评家偷懒的办法，其实“先锋派”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异，有精品，也有糟粕，并不是所有的“先锋派”都是卡夫卡、贝克特。随着国内批评的多元化，近年来批评者把残雪小说归为“精神分析”类小说。精神分析只是残雪小说的一种方法，或一个环节。残雪的创作手法还吸收了西方现代派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某些手法，如螺旋导入，梦和不确定性，而文本的基本思路和框架却是建立在巫楚文化这一地方性传统思维模式上。湘楚文化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意识和神话色彩，这一特色体现在小说人物的诸多行为上，她的小说气质也与民间“法事”、“法术”中的“巫”、“傩”有相通之处，梦魇般的意象，奇诡的想象，缥缈的结构。残雪从小由外婆一手带大，这使得她直接参与过细节丰富巫傩体验。湘西与湘南偏远之地至今还保留巫歌、巫诗以及祭祀活动，这种神圣的仪式，表面上是人与神的沟通，实质上是自我灵魂的一种对话。由于残雪幼年时期一系列家庭变故使得她沉迷于一种向内的关照，残雪从小便擅长于这种对话，并锻炼出反观内心的思维能力。她笔下的小说也就必然趋向描写人类受难的灵魂，小说的结构也必然带有巫术一样的迷狂与玄幻，给人一种不好定型，难以捉摸，无从下手的感觉。检视内里，如巫觋祭祀有一整套仪式一样，残雪小说也总有这样一个结构存在。小说文本的主题成份复杂，有多种构成，形象叠加，意蕴分散，人物形象或与物象并置，螺旋上升、层层叠加、镜像反射，刻意的残缺和破损。哪些是作者意欲言说的意图，哪些是形象本身蕴涵的意图，哪些是读者感受和开掘出来的意图，阅读成为一种很刺激的智力活动。
就在读者抱怨“看不懂”的时候，残雪有时候站出来告诉读者一条可行的路径，这样做其实也是有风险的。理想的读者是不可能、也没必要存在的，按照批评家伊瑟尔的说法，“理想的读者必须和作者拥有完全相同的代码。然而，作者一般要将当时占主导地位地价值观在文本中重新编码，那么理想的读者也必须分享潜在于这一过程中的作者意图。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那么交流便是多余的。”交流变成了多余，那么写作是否还有必要呢?可以说，作家往往对读者抱有一种想象和期待，这个想象和期待假设有一个范围，理想的读者必须拿捏到火候，未达到范围将被视作用力不够，体力、智力、经验、诚意都有问题。溢出了这个范围将被视作任意发挥，扭曲甚至违背作者原有的意图。对原有的含义进一步阐发，挖掘出更深层次的意义也在范围之内，作者希望高明的读者和批评家来做这件事，并且默许他们对作品的拔高和提升。套用西方的一句谚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国古谚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是在讲这样一个意思，不可能有一个与作者想象和期待一模一样的读者出现。作者寻求理想的读者总是差强人意，这是避免不了的实事。西方的批评家们总结了不同类型的读者模式。姚斯坚持“历史读者”的观点，认为文本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重构读者“期待视野”的过程。“文学作品不会孤独的站在那里，向每个时代的每个读者展示同样的面孔，它更像一曲管弦乐，永远在读者心中激起新的回响。”姚斯站在作品的角度，认为作品本身是发展的，作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会延伸出新的意义，原先占主导地位的意义被掩盖或者忽略。责任不在读者，而在于时间，时间会改变一切。霍兰德与罗森布拉特都曾提出过“互动阅读”，罗森布拉特为了更好地解释互动阅读，他曾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文本犹如未封边的挂毯，由读者牵动四周的织线来改变它的形状。而霍兰德则把文本比作先锋派音乐家手里的乐谱，由他在舞台上任意发挥。伊瑟尔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偏颇，这样一来，读者的自由度太大，双向互动变成了单向操作。只强调读者的作用而忽视作品本身的存在现实，显然有些偏颇。还有布斯的“隐含的读者”，卡勒的“理想读者”，M·瑞法代尔的“超级读者”，G·普林斯的“零度听众”，C·布鲁克·罗斯的“代码读者”等等，他们都从不同角度阐释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有的过分夸大读者对文本的影响，有的忽略读者的作用。中国古代文论也讲“诗无达诂”，有“言意之辩”。这是每一部作品面世后的真正命运，作者只是这个文本世俗的拥有者，作品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不同类型读者按照他们自己的方法的理解，因此，寻求与作品包含的意蕴完全对等的解读往往被人视为不明智。但由于残雪作品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一种常规阅读或习惯性阅读，解读残雪的作品还是需要抛开一些已有的观念。
作家的精神活动通过文学的方式反映出来，在读者的审美活动中得以持存，那么这个审活动要保持一种持续的活力，“作家的精神活动”和“读者的审美活动”两者之间存在着间隙和距离。这件事困扰着许多作家，由理想的读者而衍生出来的关于审美和意识的理论也成为一些作家关注的问题。例如，残雪本人认为“美感和意识发生了分离，是为了促进和推动审美的升级。现代主义文学实现了这种分离之后，作家的自我意识就对象化到作品里头去了，但那是一种立体的对象化结构。”这样一来，作家在阅读自己的作品时完全是疏离的、陌生的，他(她)像一个第一次见到这部作品的读者一样产生一种新鲜感，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通常情况下，从审美表层进入审美深层时，经验往往会成为一种障碍。如果不撇开这些障碍，就会先入为主。这种问题容易出现在阅读残雪这种类型的作品上，那些恶的、丑的意象是在表达一种‘变态’、‘梦呓’和‘幻觉’等等，于是就到自己曾经有过的梦幻中去寻找相似的经验，而这些经验显然是被日常理性所处理过并规定好了的，并把它们直接看作灵魂内部的结构。想要深层的含意显现出来，需要动用“凝视”、“反复吸收”、“积累”等方法。但是，既便是某些读者既有灵气同时也很用功，他从作品中吸收到的会不会与作者的意图完全重合呢?假定这种重合是有意义的，假设有这么一位读者有能力领会文本中所有的潜在意义。伊瑟尔对此照样提出质疑：“对于同一个文本，不同时期可以有不同解读，而且甚至同一个文本第二次阅读和第一次阅读的感受也不尽相同。这样一来，这位理想的读者必须不仅超越自己的时空限制，阅读文本的潜要意义，而且还能够做到包揽无遗，其结果就是一口吞下文本，这种一次性的彻底消费对文学而言无疑是一灾难性的。” 既然完全读懂也不一定有意义，那么，事实上，在这里，懂与不懂应该是作者的期待与读者的反应之间的距离，距离越近，离理想越近。比如，作家在作品里明明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却被粗心的读者忽略掉了。或者说，作家苦心孤诣要塑造一个为人类精神受难者的形象，却被读者曲解成了一个世俗政治的道德模范，作者的期待得到了一个粗暴的回应。作家被这种回应所折磨，其焦虑反过来又渗透到作品里，成为一个事件。如 “我”对申诉书斟字酌句，反复推敲，纠缠一些无关紧要的词和句子，“‘我老是失败，老是找不到贴切的表达方式。’她喘过气开始唠叨……”(残雪，《瓦缝里的雨滴》)双如：“我决计告诉她手表的事，我费力地述说，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能把我要讲的事讲清，哪怕一点点。我的话一吐出来就凝成一些稀糊糊，粘巴在衣襟上面。我不断地用些疑问号，惊叹号，想要夸大其词。”(残雪，《雾》)。
二，选择进入哪个层次
承认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但这意义和价值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一部文学作品问世后，读者先在的经验与新作品所需要的“视野变化”之间的距离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艺术特性。在残雪作品中，“流行趣味”、“熟知的美”、“熟悉的情感”等要素以一种陌生的形式出现。要使作品保持一种不可抵抗的魅力，作家有意避免其变为通俗艺术的可能。残雪作品，虽然形象是支离破碎的，犹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它的内在有一个整体的贯通，有丰富的可阐释性与多义性。由于这些形象蕴藏着许多分散的意义，它的蕴含所指并不在一个聚焦点上，如果说一个文学文本的意蕴可分为“本事意蕴”和“审美意蕴”两个层次的话，在残雪小说中，本事意蕴(形象、故事、现象层本身固有的客观意义)是不明朗、不确定的。而审美意蕴所引申出来的象征、隐喻、暗示更加飘忽不定。读者常常经由本事意蕴进入审美意蕴，这样一来，就等于由不确定进入不确定，难度可想而知。一般来说，文本和各种审美意蕴中总有一种意蕴处于核心地位，具有支配其他意蕴的功能，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主题”。残雪的小说，各种意蕴常常是势均力敌，互不相让。甚至每一个潜在的意蕴争夺着“出风头”。读者得到的主体意象五花八门。文本看起来充满了歧义，岔路。在这种意蕴交叉，歧义丛生的情况下，同时要关照到表层与深层结构，以及文本内在的多重层次，不可避免地要经由“视野变化”或者视角转换。
我们先看表层意蕴，也就是“本事意蕴”。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三重结构”理论，早些年研究者流行这样一种分析方法，即：残雪的小说中大都存在着这样的结构，“本我、自我、超我”这三种力量的角逐。这其实是一种不错的分析方法，容易快速进入残雪小说内部。小说中有描述者“我”，如《民工团》里的老瑶，《莲》里的忆莲，《侵蚀》中的阿牛，他们一开始都是一个混沌的“本我”，周围的人大都是经验老道的“自我”或者“超我”。小说主人公一步一步地在斗争和厮杀中完成自我的批判。但这已经是深层结构，须穿越表层意蕴才能到达。问题是，本我与自我对接时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存在许多连接点，这些连接点透露出来的信息带有很大的干扰性，它欺骗或者迷惑着读者。这不是作者的本意，是这种类型文本结构的客观存在。读者如果只停留在这些连接点上，就等于抓住了作品的本事意蕴。从本事意蕴进入审美意蕴实际上要经历三个层面：感知层面、体验层面、理性层面。感知是这个结构的最外层，是人对外界的直接初始印象，也是文学传统中常常谈起的东西，尽管这种感知有时难以表述和归纳，但总的来说是可以由语言来驾驭，一切思维活动都力图进入意识范围，经过罗列、分析、归纳，但大部分思维活动都在路途遭到‘过滤’，而不可能最终达到意识层。这就需要体验。这个中间有一道风景隔离带，感知是可以进入意识层面到达理性层面的，即感知本质上是理性的组成部分。这在残雪小说中人物的分布以及内在的结构也是包含着这样的步骤。
从感知进入体验的整个心理过程常常有几种力量发生冲突，人在感知层面时受本能的驱使，遵循“享乐原则”，尽最大的努力使原始欲望和冲动获得满足。体验处于感官意识和理性之间，体验层是最沸腾最具魅力的层面，它主导着人物的走向，也是小说家最为看重的一部分。事实上残雪大量的作品将重点集中表现在体验层。
从本事意蕴进入审美意蕴层后，读者到达一个广阔的平台，不同类型的读者会得到不同的体验。《五香街》曾一度被书商包装为色情小说，偷情和抓奸作为一种诱饵。并把人物所说的“露骨”话放在页眉显著的位置，如受人尊敬的寡妇的内心独白：“一夜来他七八次也不能满足，还能设计出数不清的花样和动作来。”《五香街》的结构和语言也是令人头痛的，人物均用X、Q、B字母代替，情节杂乱无章，结尾笼统模糊，句子重复，长句复句很多，让人的神经无法忍受，很多读者是硬着头皮读下去的，这样一来便很难从本事意蕴进入审美意蕴。《民工团》中人物和环境的杰出描写，很容易让读者停留在表层。实事证明，有很多评论者通篇都在赞扬作者对当下劳资关系的鞭笞，对民工表以深刻的同情，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以《生死搏斗》为例。从表层来看，远蒲与佣人老裴是主仆关系。一个善良软弱、身体有病的主人，与一个身体强壮、性格暴躁的恶仆之间的一场对抗。小说似乎预示着一个很悲惨的结局，比如虐待至死，这样也未免太单调。作者往往会加进来一些因素，通过外力的干涉，打破这种格局，恶仆被辞退，可怜的主人得救了。故事虽然俗套得要命，但好的作家会通过细节和语言来使它精彩。当读者看到第三页的时候，故事就有了转机，小说有了深层的含义，远蒲不同意大儿子辞退老裴，只是为了“明争暗斗”驱散寂寞。残雪的小说是一种螺旋式的递进，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往深层开掘。一直往深处，一直向下、向内，很多读者看了头几页就没有力气往下看了，周围越来越暗，信息越来越密集，与人们的期待越来越远。不要被她的语言迷惑，过于关注好看的语言，也会影响对实质的判断。但好看的语言却又是打开谜底的钥匙。她的语言神秘、飘渺、诗意，带着警示和哲理，简练如行军的步伐、优美如芭蕾的舞蹈、强劲如重锤落地。将意象集中在一个点上，像一把锋利的刀子，一轮一轮的向着核心的方向旋转着镌刻。还有，文章中无处不在的诡异的意象，这种意象它可能来自生命的本原，是一种对现实世界恐惧产生的幻觉，美的幻觉或者恶的幻觉，通常我们把它叫做“焦虑”，焦虑在残雪的小说里无孔不入，也无处不在。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最初的焦虑一定是毒性的。那么人物早期产生的那些臆想以及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意象都是不怀好意的。在《莲》中，忆莲看到水泥地上的裂缝里长出一丛玫瑰。《暗夜》里敏菊在路上碰到的滴血的猛禽。《水蛙》里头娄伯家的陶罐里那只巨型毛虫以及水底下的蛙人。残雪早期作品中的那些丑陋的意象，焚尸炉、肉葡萄、红肿、像脓疮一样坐着患了晚期梅毒的父亲、丑陋的母亲、毒蛇、疯长的鬼笔菌等等。这些意象加强了小说神秘的氛围，让读者在这些炫目的表象中纠结。本原在生长、分裂，人物在不断的确立自我，那些有毒性的焦虑都在帮助生命成长。但总有一只无形的手随时控制着进程，那些自愿充当引路人的人，他们始终站在高处，睥睨着下面所发生的一切。还是以《生死搏斗》为例，远蒲始终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的焦虑，对来自外部的伤害预料得十分准确的一种本能，他的本来已经部分坏死的身体机能，在某种危险的刺激下，开始一点一点地复活。事实上，身体这个躯壳在他的意识控制之下。他的潜意识渴望与老裴达成一致，与老裴合谋着进行一场变革。老裴看似冷静、沉稳，她的焦虑来自神经内部，完全神秘莫测，而且看上去毫无意义。夜空中明亮的星星都会给她带来莫名的恐惧。因此，她充分了解远蒲，并主导着远蒲的命运。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够了，正如老裴预料的那样，她和远蒲正往两个极限处往中间走，总有一天她们会汇合，对于她来说，那种汇合就是她的末日。巨烈的疼痛让远蒲的肢体开始苏醒，他终于晕了过去，汗也已经流完，天亮时他彻底清醒，痛苦像潮水一样突然退去。老裴完成了任务，她的影响力和笼罩感消失了，小说进入了更深的暗喻层。远蒲的精神能量刚刚才复苏，自我反思和内省也才刚刚开始，核心还在遥不可及的暗处，又有谁能够真正地到达呢?结尾是开放的，远蒲的儿子的出现使两者之间形成一个缝隙，产生一个不确定空间，将读者导向进一步深入的阅读。
三，以《红叶》、《山上的小屋》为例
我们会发现真正让文本产生多义性的，是意象并置造成的隐含意蕴的平行结构。如果说撇开表层，深入内里，找准一条路，我们用迷宫的结构来打比方的话，某一路也能走相当长一段，但并不一定可以接近或者到达出口。如何在支离破碎的形象中理出头绪，我们看看读者是怎样做的，考察读者的反映。读者分专业读者和自然读者，专业读者的情况可以从中国知网的论文数据库里找到答案，那些发表在学术期刊的文章，每年数以百计，这些论文都是由精通文学批评的专业人士所撰写。二是自然读者，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最便捷的英特网进行调查，加上问卷调查和各种渠道的反馈信息了解社会群体反应。下面列举两个实例，首先以《红叶》为例，考察自然读者反应，并由此发现残雪小说的意象并置与平行结构。
实例1：《红叶》
网上调查是一个可行的途径，它有时效性、综合性、互动性等诸多优点，一旦有新作贴上博客，必定会有大量的网友跟贴写评论，这些评论中有很多非常到位，有的提出疑问，也有的故意唱反调，这是一种策略，有利于更深入地讨论。残雪的短篇小说《红叶》2009年4月3日 22点20分贴上博客之后，2010年9月1日19点36分止，共有120条跟贴。除去12.5%无效跟贴外(广告和恶搞)，其余均为对该小说的评论，最长的达5000多字，最短的只有一句话。虽然很多读者只给出大而化之的几句话，或从某个侧面表达了一点看法，或者他根本就只看到了一个很小的块面，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都用心读了。有些读者通过对文本的深入，甚至比批评家的判断可能更为细腻、周全一些。《红叶》的跟帖里更为有价值的是，这里头展示了各种类型的读者，几乎囊括前文所提到的各种读者形式：“历史读者”、“互动阅读”、“零度听众”、“超级读者”、“代码读者”等等。
红叶、病房、来苏水、小菊、“猫人”、荷兰猪等，意象并置。每一种意象可能饱含多种意蕴，意蕴的平行、交叉、向内延伸，形成一个纵深的立体关系。以六位读者的解读为例，为了方便归纳，我们把读者抽象为A—F，以下表格用字母序号代替。
作者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残雪在小说后面附了一个创作谈，她说：“我在写这篇‘红叶’的故事。叶脉里头流着血，叶片就红了。是关于生命的小故事。辜老师应该是坐在这里写字的那个人的‘根’吧。人在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年代久远，却始终忘不了的情结。辜老师的情结同某个叫小菊的男孩有关。那么小菊又是谁呢?小菊应该是辜老师存在的基础吧。我不愿说得太多，留到以后再说吧。” 残雪在这里很谨慎地谈到了辜老师与男孩小菊之间的关联，她怕说得太多影响了读者的判断，一篇创作谈，无论怎样谨慎，还是有所指向的。从她含糊的提示里面我们还是知道了她要关注的某些不确定的东西。聪明的读者不太看重作者的提示。
《红叶》这篇小说在残雪的众多作品中，属于结构不太复杂，也不是最有弹性的一个。弹性越大，阐释性越强，迷宫的路径越多，但路径与路径之间的风景和体验却千差万别。在这里，重要的不是选择路线，而是当你选择了其中的任意一条路，都必须坚忍不拔地走下去。《红叶》的脉络、纹路才会展露无遗。阅读时，需要通过视觉停留，定睛凝视，像看三维立体画一样，在色块驳杂的平面看到它的有趣之处，作品中有大量的隐喻和暗示，最后有一个清晰的框架会浮现出来，这个框架就是那个对象化了的意识结构。一切意象、幻想、事实都是美的血肉，它们都附着其上，越读越觉得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读者F”的阅读方法。首先在纷杂的表象上面扒开一个豁口，他把人物进行了筛选，并分了层次，他认为从高到低依次是红叶、小菊、辜老师、自杀病人、老雷、清洁工、送开水的工人、医生护士等“猫人”。这些人物全都是作者灵魂中自我的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内容，是真实的灵魂风景图的清晰展示。从人物的分类来看，它体现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从一个维度上对其进行测定，它是一条线。由这条线上组成的空间里，实现了从多个层面展现了一次自我探寻、挖掘、欣赏的过程。读者F从这个豁口一点一点地判断，有序地推进，既然所有的人物都是出自身精神结构的不同层面，那么，作为清洁工的自我与较高层次的自我辜老师之间的纠缠就理所当然最为激烈，用洒来苏水的形式来刺激和干扰，高层次的精神结构在这种刺激中变得异常活跃。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任何一个动作都有明确的指向。
对一个文本的解读是对一个艺术客体进行重建。巴特说：“结构其实是对客体进行模仿，但它是有目的、有倾向的模仿，因为模仿得出的客体会使原客体中的某种东西显现出来，这个东西在原来的客体中是看不到的，也可以说是不可理解的。”以上五位读者是不是也在原来的客体中重建了某种东西?读者A在本体和喻体之间通过个人的经验和想象加以阐释，最后落脚点在“辜老师的死是对僵化的文艺政策的一种抗议”上。而读者F在文中说“肉体越是病入膏肓之际，精神却为最活跃之时，那位‘晚期病人’在一群‘猫人’的惊恐中，咆哮着冲到阳台上，立刻跳下去，就是灵魂中自我的一次反抗，一种飞跃练习，这种表面的牺牲，在高层次的辜老师看来，‘这位老兄真善于别出心裁。’口气中流露出由衷的欣赏和赞美。”读者F把他的智慧加到了客体上，为什么是灵魂中的自我的一次反抗，而不是别的什么呢?这正是从他自己的历史、处境、体验得出来的规律。这样的结果是他在某个阶段形成的某种阻力导致这种反弹，或者是跟批评家的一切都无关，客观上必须有这样的反弹。在解读残雪作品时，通常要找到了一个适当的豁口，从这个豁口进入，呈现出来的是大的块面，但实际上是两大块：一是人物的层次及其关系，二是关系之间将要达成的整体共识。先把大块细分，然后化解每一个硬块，让真实的情形依次显现。我们从每个硬块的旁边小心地判断，辜老师是判断的依据，或者说判断的数码和指标，化开硬块后的结果是，小菊成了整体的核心——人性结构中的最隐秘的层次，红叶是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象征。在重建的时候，有些读者动用了结构主义的技巧：拆分，然后组合，让结构变得主观了。也有用解构主义的方法的。以各种意见相左的解释为突破口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残雪的作品，它给读者提供一种看待宇宙，看待自身的陌生的方法。
专业读者解读的路径又不同，以《山上的小屋》为例。以下具体例子均来自于各类文学学术期刊。
实例2：《山上的小屋》
《山上的小屋》是残雪早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是评论家评论最多的一篇小说，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评论家就开始关注这篇小说，影响最大的当属王绯发表在1987年第5期《文学评论》上的一篇题为《在梦的妊娠中痛苦痉挛》的文章，其观点被后代评论家广泛引用，它几乎成为《山上的小屋》总结性的评论，如：“那座山上的小木屋是主观臆造的虚像，是(中国人)生存环境感觉的暗示 ……是在梦的妊娠中痛苦痉挛的抽象的人类象征。其中附着了人类自况的意味和自怜自恋的情绪。那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的抽屉，赋予了人类执着的追求与精神寄托永恒又可悲的抽象寓意。父亲几十年来在梦中下决心去打捞掉在井里的剪刀，从整个人生的意义上概括了人类存在的失落感。‘我’上山去寻找永远也找不到的虚幻中的小屋，在彻底的人生失落里弥散着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情绪。”
如果说残雪早期的中篇小说《黄泥街》中的语言带有当时社会明显政治化的流行语言，让人情不自禁地往意识形态上靠的话，《山上的小屋》本意是要远离那些与政治语境产生联想的特征，但评论家还是保持着这样的理论惯性，以下三个例子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如：“残雪故意以犯禁的方式，夸张地丑化家庭人际关系，营造一个恶梦背景，纵观残雪的小说。我发现文革的血色背景常在她的小说中或隐或显的泄露出来。出于一种对文革时期黑暗社会的深刻记忆，出于一种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生存危机和信仰危机，我们可以理解为‘我’之所以陷入恶梦又挣扎于恶梦的来源。(《挣扎于恶梦——残雪小说<山上的小屋>解读》 仝铮铮 阅读与写作 2001年第4期)第二个例子的观点是：“残雪的《山上的小屋》，构建了一个魔幻般的世界，它拨动着读者的心灵，使他们震惊。小说还使用了象征主义手法来表现1957年‘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人和事……家中所有的人和事都具有狼的本性，像幽灵一样互相窥视。”(《十年生死两茫茫——综评十四篇大陆小说》 叶洪生《联合文学[台北]1987年第十期，第200页》)第三个例子：《山上的小屋》可视为残雪象征派文学的宣言，在这篇寓言式的小说中，作者否定了中国多年前极左的文艺政策，表达了她从事文学创作的决心，陈述了自己的审美倾向……残雪只能用一种间接、荒诞的方式来抨击社会真相，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残雪〈山上的小屋〉象征意义》，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李天明著，吴非译，《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三篇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反讽。第一全例子出自大陆学者，不足为奇，第二、第三分别为台湾学者和旅加华人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并不完全相同，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几乎如出一辙。事实上，这是一个审美习惯的问题，他们均透过了感知层到达体验层，但都到此为止，不再深究，抓住了文本的“本事意蕴”，进入“审美意蕴”边缘。王绯则不同，她长驱直入，从体验层到达自在层，抓住了埋藏很深的隐含意蕴，并试图挣脱这个羁绊。“你很难逃开她设置的精神苦刑，抑制不住要走进人类灵魂的深渊，去探个究竟……她的小说有着令人困惑的残酷魅力。”
另外还有大量的评论联想到了残雪的人生经历，比如父亲打成右派，残雪的访谈集《为了报仇写小说》等，他们还从小说的字面意思中找到佐证，如“井”与“阱”的谐音。在残雪的小说文本里，有些要素是固定的，而在这些要素之间却存在着摇摆不定的空隙，它的这种稳定性和灵活性形成一种张力，读者在这些空隙里尽可能地发现一些独特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对残雪的小说解读千差万别。“巫”和“梦”是小说中显而易见的要素，或者说残雪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些要素，因此，很多评论家停留在“巫”和“梦”上面不再深究。而王绯则以“巫”和“梦”作为找开文本的钥匙。残雪的小说中有许多梦的场景，梦游，母亲做下流的梦，父亲梦见咬到了自己等，人物在梦里控制事态的进展，改变梦的行程和方向。弥漫在整个叙述中那种神秘氛围，使读者刺激而又着迷。人们从巫术感应、魔幻场景、精神错乱的梦呓中，以及错落的时空、恶心的意象中体验到一种令人紧张的感受。有评论家认为：“这样的梦魇除了使人产生不可理喻的陌生感与恐惧感受之外，还加剧了梦魇自身的恐怖性和荒诞性。脱离了通常意义上梦魇的本来面目而成为人类生存的形而上的恐惧。” 另有评论家认为 “山上的小屋”是“我”幻化出的一个意象，而且通过另一个意象即“那个被反锁在小屋的人”的移情幻化。喻指我所处的环境。并突出这个环境对“我”的压制和阻碍。表明二者之间的不和谐关系。“‘我’的思维方式出现焦虑症患者具有的暗示性、忧虑性、灾难性的思维定式特征。‘我坐在围椅里的时候听见它们叮叮当当响个不停。’”
“文本的意义不在于形式特点，而在于读者的体验。”这是评论家费希的观点。费希把阅读视为一种辩证的反复体验。他对伊瑟尔的“阅读行为”理论持不同见解，他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无人害怕沃夫冈·伊瑟尔》，对伊瑟尔的观点逐条批驳。因为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等同于文本也不能等同于具体化，而必须介于两者之间，既然文学作品不能简化为文本事实，也不能简化为读者的感受，那它的特点就不可避免的虚在的。”撇开他们的争论，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给审美对象下定义，阐释的权威来自何方?让我们再看看残雪这两篇被广泛关注的小说：《红叶》、《山上的小屋》。她的每一篇小说里稳定的成份与灵活的成份比重不一样，灵活成份越多，被引伸出来的意义越复杂，其中的空隙、连线庞杂而又密实。让我们来看《红叶》，病人辜老师和红叶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隐喻层，红叶并没有清晰地展现自身的面目，而是暗中引诱着读者按照各自不同的期待和假设，依照病人的路径进行一种再创造。于是有人以病人的“病痛”以及红叶的枯萎和凋零引伸出政治、文化政策对文坛的规范和约束。还有人给不同类型的人物给予对应的代码和符号，以此展现灵魂的清晰图像，而红叶的红则被看成为一个纯粹的精神理念。从评论文章的总体效果来看，《山上的小屋》是残雪作品中评论最多的一篇，实际上，它的可阐释性要小一些，它看起来的稳定性的比重似乎要大一些，评论者大都停留在“巫”和“梦”这两个看起来神秘的要素上，甚至有人热衷于意象的排列，即使深入到了心理结构和精神层次，也显得“大而空”，找不到落脚点。“巫”、“梦”、“我”、“小屋”它们的核心在哪里，四位的连线是直线还是对角，还是另有图案，它们中间是板结还是破碎，是互相渗透还是各据一方?它们的神秘和反类型化加强了文本文字细胞的分裂能力，同时由于意象的刺激性又掩盖了某种真实，使读者容易留连于表面，忽略本质和有力量的东西。读者很难抓住摇曳梦幻的意象，“我”、“小屋”、“幻觉”统统都不可靠，它们均来自意识层的精神幻影，所以，实际上它灵活性的比重比《红叶》更大，解读的路径无数，目的也千差万别。
宏观的看，他们各自都发现了包含在文本中深层的东西，读者也不会天真地认为，在一部作品里一定要表达一个指定的意义。文本的开放性，读者站在不同的视角，文本中的各种暗示刺激大脑的想象，读者分享到了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发现的东西，这是常有的事。某种客观上存在，但作者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东西，评论者把它呈现出来，它可能脱离了作者的期望。在评论残雪的文章时，这种情形很普遍，尤其是早期。同时，读者也能挖掘出让作家惊喜的隐藏含义，这种含义得到作者强烈的认同，事实上，读者往往并不指望这种认同。读者会发现，在残雪的大量作品中，社会秩序，物质生活飘浮在表层，而难懂、恶、丑的印象，恰好也是人性心理结构的里层，残雪作品的意象所喻示的真正的意义正好与此重合，从这里发现人性，了解心理结构，把精神层次进行多级细化。结合现实意义，揭示每个个体的我意识觉醒过程，发现灵魂的构造，以此提升人的精神层次。
（本文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