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中国叙事学应该是以中国生命哲学为基础，既包含了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东方智慧的方法论，又融汇了西方科学的逻辑结构，概括性地呈现现代叙事文本的叙事诗学特征，前瞻性地探讨叙事可能性，它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一门学科。实现中国叙事学的创造性转换，需要开拓出一种有自身优势，并有现代意义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国叙事学的现代性建构的当代意义和文化战略意义是要根植于理论原创、理论自觉和实践之上的理论重建，同时这种理论重建既有历史的动因又有现实的需求，它是在以下多种条件下实现的。

一、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中国文学理论面临一个现代性建构问题。其中叙事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一样也处于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叙事既属于语言的范畴同时也是意识的经验显现，是一门需要不断被整理被建构的学问。如何对意识的经验进行科学的整理，并顺应时代、指导实践，是理论家需要面临的新任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审美思潮开始回归，文学回到人本身，回到文学本身的呼声越来越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西方文论的大量翻译、引进和商品经济的夹击，使得批评价值和批评主体处于紊乱状态。进入新世纪以后，情况并未得到好转，专业批评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和多种因素的干扰。在全球化、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主导的文化潮流之下，专业批评出现语境模糊、标准丧失、主体精神缺位、问题意识不够等问题。理论家开始反思，试图建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本土化的文学理论，其中包括中国叙事学。

二、艺术价值有待重新评估。在已有的中国传统叙事理论和西方叙事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行中国叙事学的现代性转换，其研究对象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本与叙事理论;二是西方叙事理论中具有真理性的理论成分;三是五四以来中西两种传统融合起来的叙事文本和叙事理论;四是当下文学叙事实践和影响叙事的各要素。如何对古代叙事学进行现代性阐释，首先要返回历史本真，在坚持民族性的同时还要寻求古今中外的共同性。中国叙事学的现代性建构既不能不加辨别地继承传统，也不能不辨真伪地借鉴西方。在新的参照系下，对于古代传统叙事应该用现代视野来审视、考察;对西方资源，切忌简单比附、庸俗对接。后工业时代、信息化社会，文学叙事已经不是单纯的文本形式，新领域、新形式、新要素不断涌现，边缘要素转化为核心要素，从未出现过的艺术形式成为主流，曾经的主流退化或消失，面对新领域、新要素，需要扎扎实实地从材料和事例中寻找真理，需要花大力气总结提炼，形成新的概念。

三、叙事文本阐释多种可能性的生成。中国叙事学的现代性建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个问题上是一个宏观性课题，如何把古今中外的学术资源实现新变，并通过这种整体把握揭示其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理论家们都在探索之中。“历史”和“微观”研究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找出规则、范式与已经形成的叙事学“常规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将反复出现的可能形成概念的实例，以及其他被怀疑的边缘要素从已经描述过的公认规则中分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范式雏形从而建构起现代叙事理论体系。需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关注结构与势能。势能是叙事文体的生命整体，势能的动力关系涉及到结构。结构是一个生命过程，需要对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批判性吸收。二是关注叙事空间形态的改变。结构的形态是一部流动不息的历史，它包含着过去又指向未来。三是关注时间的文化密码与精神原型，其中包括时态的学问，叙事视角的把握等问题。四是甄别西方结构主义叙事学。

四、学科发展的技术主义与历史主义。没有哪一门学科可以完全做到自给自足。本土经验、地域文化、传播媒介、叙事主体的心理因素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都促成叙事学的发生和发展。叙事实践会适应语言环境和社会需求而呈现出自己的发展轨迹，现代性中国叙事学的建构需要在古今中西已有成果中找到与现实对接的点，挖掘叙事文本和叙事理论中的材料和观点，充分利用新技术，整合资源，重新阐释。

五、理论家群体意识的崛起。中国叙事理论迫切需要“范式”转变。历史线索清理与现代意识阐释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近几十年来，几代学人投入了巨大的心力，试图从历史还原、古今参照、中西贯通等方面建立现代性中国叙事学。首先是历史还原，从经史子集等丰富的文献中挖掘深层的文化内涵和心理结构，寻找叙事线索和规律，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其次是古今参照，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双向关注文本的历史性。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经过深度的现代性阐释，某些概念和范畴已经成为当代叙事理论的组成部分。再次是中西贯通。每一种文化都有着相似和相通的地方，中西叙事理论的贯通有利于将现有的理论资源进行现代性转换。

（本文原载《文艺报》2016年5月27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