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一个根本性话题，阎真的小说《活着之上》通过主人公历史学博士聂致远以一个受难者的视角揭示出：义利之辨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性问题。小说故事并不复杂，讲来自鱼尾镇的聂致远从大学生成长为教授所经历的精神煎熬。他本着单纯的做人准则，怀着崇高的理想，以历代圣贤为标杆，在现实中却处处碰壁：考研被人换导师，考博因为没有“熟人”几次落榜，博士毕业后在麓城大学任教，发表论文、职称晋升都历尽坎坷。聂致远虽然面临险恶的生存环境，上当、受骗、被打压，生活处处与他为难，但他始终没有失去对“人”的信心和希望，他试图用行动证明：个人是有能力引导自己的善行和利他行为的，他在用行动证明良知良能的实践性问题。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在复杂的价值标尺面前如何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如何完善人格?这个过程充满了冒险，这正是这部小说吸引人的地方。现代文明接纳了西方价值体系，“义”、“利”的定义更为复杂。工业化与城市化对人的物质盘剥和精神压迫日益加重，个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人的基本权利附加了很多新的概念和符号，单纯遵循古代圣贤标准已经很难与现代社会对接。然而，现代西方伦理学同样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义”与“利”的问题。小说的意义在于把这个问题引向更广泛更深刻的层面，它已经不单单是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现代人整体上都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道德哲学问题。

一、将义利之辨引入自身

伟大而不求回报的荒寒境界是“义”的至高点，现实中的“义”、“利”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人们只能在“义”、“利”的二元对立中寻求合法性。义利之辨的落脚点在于义，在儒家先哲看来，义不仅仅是标准，更是原则。与以往大多数小说不同的是，作者把这种修炼的困难从外部引向了内心，让人物完成一次比一次惊险的灵魂冲浪。聂致远的义利观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的。他小时候在鱼尾镇也是个顽皮的孩子，在送葬队伍中抢得一大串鞭炮，感到很有面子。爷爷珍藏的《石头记》和赵教授对曹雪芹的考证，是一种暗藏的力量，在某个时刻突然袭击他，让他从世俗中超拔出来。曹雪芹以旷世才华做着一件伟大而不求回报的事，使他震撼，他开始思考：之前所确立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我那坚如磐石的信念被震开了一道细微的裂痕。”[1] 考大学虽然不是为了吃饭，但有面子。在鱼尾镇，有钱有势有地位都有面子，义和利的达成都有面子，它构成了一种暗中对立。在投机者的眼里，义可以作为谋利的工具或幌子，义完成得好，会得到很多好处：权力、地位、金钱、美色，这实际上仍然是在谋利。聂致远的困难是要脱掉罩在这上面的一层皮，鱼尾镇的面子观构成了聂致远后来修身的最大障碍。他要追求纯粹的“义”，这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在人们都把义当成为摆设，当成一件昂贵而无用的东西的时候，这种追求就变成了一个人的战斗。作者让人物把自己抛向绝境，在绝境中搏斗、撕杀，生死未卜，整个过程令人窒息。那么真正的“义”是什么呢?聂致远通过后天的认知体会到了它的精髓。人的根本性问题才开始困扰他：“一个人活了七八十年一点痕迹都没有，那不等于没活吗?这恐慌像电一样，一闪就过去了。伟大的人物都是反功利的!如果钱大于一切，中国文化就是个零，自己的专业就是个零。”孔子、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杜甫、王阳明、曹雪芹等历代圣贤的存在，使他对世界有了另一种理解。

《活着之上》采取一种极简的结构：顺叙，单线条，三个四主要人物死揪着一件事不放，但作者很用心，他注意到了既要有“道”的高度，又要有“技”的精巧。简单的好处是可以把矛盾直接引向人的内心。小说借用了戏剧手法，不断强化冲突和悬念，聚光灯始终打在聂致远身上，其他人物都只是道具，帮他设置障碍，引出心魔，让他更出色地完成一个人的内心独白和灵魂升华。它的戏剧冲突集中表现在想要解答“人之所以为人”这个问题上，这是人的存在理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从鱼尾镇开始一直到麓城大学，在聂致远受到越来越高的教育并最终成为一名历史学博士之后，产生了另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光芒四射，悬置于头顶，够不着，形成他痛苦的根源。他的理想要往上升，现实却把他狠狠地拽了回来。在这个发展、成长中，他的修炼难度越来越大，离他所追求的“止于至善”的境界还有多远，谁也不知道。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第二卷中, 格劳孔列出了三种善：一是仅为其自身的善，二是既为其自身亦为其结果的善，三是仅为其结果的善。之后他问苏格拉底，正义可归属于哪一种善?苏格拉底回答他，正义是属于第二种善，也是最好的一种，既为其本身，也为其结果。[2] 这似乎与儒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3] 强调先要明事理，身心健康，然后才是欢乐与无害的娱乐。《大学》的功夫就是讲“诚意”，“意诚而后心正”，诚意的最高境界就是“至善”。[4] 在儒家众多经典中，“仁”、“义”二字是紧密相连的，是道德的最高准则。《活着之上》也是把“义”与“利”对立起来，甚至拔高对“义”的要求。作者直接把这种对立表现出来，设置一个接一个的障碍，聂致远就像一个清道夫，他不懈地努力，却有永远也清不完的障碍。他一直在涉险，总是处于“死亡”的边缘，只要越雷池一步，对义的追求就崩塌了。对一个心底里还守着“义”的人来说，那些看起来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他件件都如五雷轰顶。取“利”则道德受损，取“义”则生存艰难，他始终在这两种选择间徘徊、纠结。他的痛苦就在于，在“义”和“利”的搏斗之中，“义”总是处于被动，“利”总是占上风。有没有一种既不伤“义”又能得“利”的办法呢?古人早已设置了一个标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这个“道”不通畅，被蒙蔽，需要通过耍心机、玩手段才能得到，那些重义的人便无路可走。大学体制、学术环境、教育政策等等都是力图循着“道”的方向去的。道不畅，不公开不透明，逼着人舍生才能取义，这就是悲剧：人事任命由领导个人说了算，博士考试制度不透明，评职称论资排辈，课题评审看谁的关系硬等等。必须屈就才有活路，不屈就就意味着甘愿做学术生态链的最底层。蒙天舒是一个参照，作者有意让他作为聂致远的一面镜子，但聂致远不能拿起那面镜子照，一照就是骷髅，就是人性变形扭曲的画面，他自始至终都是分裂为两个我在撕扯，内心的对抗残忍、冷酷，一场比一场激烈。

聂致远是学历史的，更有机会深入了解中国思想史，他以历代圣贤为标杆，如果没有外部困难，他是不是真的就能成为一个贤者?没有痛苦就没有升华，障碍可能恰好成就了一个人。正义、良知都需要对象来加以定义，对象既包括自己，也包括周围的人和事。要将心中的贼捉住，连根拔除，他需完成慎独自律，省察克治[5] 等一系列修炼步骤。一个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的是复杂的现代化难题，按照现代观念，维护正当权利也是义，但在聂致远的知识结构中，现代观念无法给他以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他仍然需要在古代圣贤那里寻找依据，这是最要命的，他有时候找不到支点，因此看起来有些危险，摇摇欲坠。

这部小说的场景主要在教育界，基层政权也是一个若隐若现的背景。聂致远本身面临学术腐败的考验，他的弟弟聂致高作为基层政权小官员也面临权钱交易的诱惑，他的妻子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中学教师，在委屈和被压迫中生活。他的亲人、同学、同事个个蝇营狗苟，在他们心里，义早已经被抽空，因此没有道德压力，活得肆无忌惮。在这样的背景下，聂致远一个人坚守“义”还有意义吗?聂致远患得患失、怯懦、琐碎、拖泥带水，在名利面前半推半就，这恰恰让人感觉到这个人物真实可信。他自我划定的一个底线离他的参照系那么远。他自觉力量不够，无法形成影响，也很难赢得人的尊敬，他内心的焦虑才是一个知识分子真正的价值所在。

二、新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

每个时代的青年人都不会自甘平庸，他们既倾向于理想主义，现实迫使他们又无法摆脱功利主义，在传统思想与现代意识互相作用的情况下，格局的大小决定了人的追求。明代学者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天文是人文的根据，天文在上，人文从之。人与天分离后，人的格局就变小了，时代越往后，人的格局越小。聂致远努力做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却不能适应现代社会，不被人理解，反而有时候被人当作是傻瓜。到底哪里错位了呢?主要还是他的格局却不够大，小说通篇给人一种很憋屈的感觉。聂致远常常恨自己软弱，窝囊，用那一点点清高与现实对立，到处都是陷阱，到处都是要命的对抗。面对潜规则，他的对抗又不彻底，他一方面对中学教师的编制大加批判，一方面还要昧着良心去副局长家送礼，人家没有给他坚实的承诺，他还打算拿回刚刚送出的那两条烟。他看不起蒙天舒，遇事却总是找蒙天舒帮忙。鱼尾镇的面子观和官本位传统残留在他的意识里，在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新的要求方面又没找到出路。他面临的冲突主要有：

官本位与身份确认的冲突。麓城大学有着浓郁的官本位意识，教师拉关系找门路，拼命争个一官半职，就连学生也通过各种手段当班长、组长，学而优则仕。来自鱼尾镇家乡父老的官本位思想更让他喘不过气来：“一个打鱼的人也这么关心级别问题。”聂致远评到副教授后，他爸爸问他相当于什么级别，听说相当于处级，马上觉得有面子，顺便提到房子翻修。在鱼尾镇人眼里，级别的高低跟钱的多少成正比。有钱、有面子，在乡里就有话语权。现实情况是：一个博士或者教授回乡以后无法描述自己的身份，他的风光程度赶不上当科长的弟弟。

实用主义与学术理想的冲突。现今社会对一个学者的评价标准是论文、课题、获奖的数量和级别，而理想的学术机构应该给学者宽松的环境，尽最大可能保护学者们对学问本身的好奇心。聂致远在这个被称为重点大学的麓城大学，要面临严酷的考核，竞争异常激烈。在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知识变现的风潮中，绝大多数人的才能都耗在以功利为目的的勾心斗角之中，聂致远在这种氛围中也免不了搞一点来钱比较快的“文化研究”。

经济状况与人文环境的冲突。离开这个经济共同体，就如同被时代抛弃。同窗郁明鉴定古画，打着学术的幌子干着缺德的勾当。房子按揭、孩子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一环套一环，一直扼制着聂致远。首付的钱来得很屈辱，是妻子过去给人当小三的赔款。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无法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一个寒门子弟该不该选择基础研究?聂致远不禁要反问：“学问都变成了生产力那还有意义吗?”道理很清楚，却束手无策。

评职称要不要贿赂评委，申报课题应不应该疏通“上面”的关系，发表文章是否要巴结主编和交“版面费”，给学校购买空调拿不拿回扣，代笔这种事能不能做，这是黑白分明的“义”和“利”，聂致远和蒙天舒的选择形成两端对立，蒙天舒本能地选择了容易获利的一边，因此顺风顺水，平步青云。聂致远的选择却并不轻松，他在犹豫、徘徊之后爬到了靠近义的那一边，却始终为自己的“不得志”感到委屈。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义利并不是那么黑白分明。聂致远在妻子编制这个问题上，还有没有其他办法?他的脑海里有没有现代的法治观念?送礼、求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纵容了这种“恶”?学生范晓敏组织能力强，各方面都很优秀，就因为她有“背景”，作为班主任的聂致远为了显得清高，为了撇清某种东西，拒绝她当班长的诉求。这种“义”是不是有些过头?这种貌似恭谨，实则与流俗合污的做法，是值得聂致远警惕的。这一点在文章的结尾有了提升，在面对那位通过打点关系评职称的人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之前的“道德洁癖”。“义”与“利”的概念如何辨析和抉择，是当前知识分子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知识分子与大学精神的互证

就像很多人对理想的爱情怀有一种美好的期待，这样的信念可以让人过得充实，一个学者对理想的学术环境的期待也是这样：人人平等、自由表达，没有欺世盗名、强横粗暴，每个人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这部作品设置的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有它的积极意义：

1、乌托邦的意义。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承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聂致远也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这是我们时代的巨型话语，它如水银泻地，以自身的逻辑即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统摄了我们的价值观。”聂致远的理想无法着陆，有些乌托邦。但这一差距恰好是人性向上的动力。聂致远常常把自己跟曹雪芹作对比。曹雪芹才华横溢，有很多条道路通向富贵，姑姑嫁给了镶红旗五子讷尔苏，表兄是当时的议政大臣。他还可以考科举实现荣华富贵，退一万步，以他的才华还可以去做一个豪门清客。曹雪芹太骄傲了，内心太强大了，这些都不是他的选择。有了这样的参照，聂致远才在行动与理想之间生出来那么多纠结。为东北商人写传记，这个家族的污点需要美化，他放弃了;师兄张维要他代写一个城市文化方面的书稿，他拒绝了;评副教授，他到校图书馆找到了竞争对手那本没有刊号的书，并且给出版社编辑打电话核实了，却最终没有告发。

2、无限接近的“合适的度”。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看世界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科学的方式，一种是艺术的方式。艺术的方式需要一个“合适的度”，这个度比科学更难把握，它有点虚幻、飘渺，靠一些在这方面有特殊能力的人的天才领悟。到目前为止人类仍然没有找到能够合适地拿捏这个“度”的最佳标准，因此，聂致远们的痛苦并没有终结。

麓城大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大学，它的庄严肃穆的学术氛围里，有历代大师高贵的灵魂，让人仰望和崇敬。“这让我想起刚进大学那年，在一个晴朗凉爽深秋的下午，我拿着那本《宋明理学史》去麓山上读，不知不觉爬到了山顶，我随意翻开一页，正好瞟见了张载的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一瞬我激动不已。”他在麓城大学后面山坡上时常要想起张载，想起历代圣贤，但他清楚地知道现在的校园充满了痛苦、血腥和煎熬，那些自认为有着高贵灵魂，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青年学者，没几下就变成一条躺在砧板上待宰的鱼，而那些操刀的屠夫在另外的场合也是弱者。知识分子活得如此苟且，这是时代的悲哀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悲哀?这是聂致远需要思考的问题，但他有什么办法?他没法不在乎这个制度，没有权威期刊的文章就评不到教授，评不到教授就不能加薪，回乡没面子，父母没好脸色，老婆天天吵，还要被同事挤压。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虽然温饱没问题了，房子也不愁了，现代性层出不穷的符号消费一层层压迫着人们。人或多或少都被虚荣心所支配，聂致远一开始揣着学者的傲气，自认为高人一等，但金钱主导的价值观不吃他这一套，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巴结主编。聂致远处在这样一个急于把人文成果量化的大学里，在这种制度下，学者的理想玄虚而空洞，大学自身也不再是圣贤之地。

3、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塑造。大学与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关系?小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把以聂致远为主角的知识分子与麓城大学的内在精神看成一个整体。毫无疑问，知识分子是大学精神的践履者、体现者和承载者，大学精神的实现主要依赖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展现也主要依靠大学的这平台，大学的价值追求与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应该是一致的。

大学教育应该有怎样的程序设计?在《礼记·学记》中有过非常具体的规定：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要学会交朋友，懂得亲近老师，知道自我学习，这才“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这才谓之大成。学到九年时知识通达，能够触类旁通，遇事不惑而且不违背师训，才可以称之为大成。[6] 《学记》还主张课本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在知识领域的扩大与道德情操培养方面做到兼而修之。《学记》的程序与现代大学在操作层面已经不能对接，但它在精神层面的指引价值依然存在。大学教育与社会之间是要拉开距离还是保持一种贯通?聂致远所在的麓城大学的教师有多少人在乎信念、气节、道德和原则?在麓城大学还有谁“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文章没有交待，但给人无限的想像空间。

知识分子的社会交往、生态系统构成是知识分子整体精神气质的呈现。如果他们的精神生活无法从谋生的牢笼中分离出来，这个阶层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当然不能照搬旧时文人那种吟诗作画、唱酬、传经布道的活动方式，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交往如何体现?他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关注热点、生活内容等除了赤裸裸的功利目的是否再无其他?这其实也包含了作家对整个人文知识分子阶层的质疑。

四、人物形象与道德生态系统的对应

作家阎真对王阳明应当颇有一些研究的，书中多次提到王阳明的哲学观点，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天理即人欲”的观点在小说中体现并不充分，小说主人公聂致远与中国古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一样，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其实王阳明对天理人欲有过很多次讨论，这也是王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王阳明与他的学生徐爱有一次讨论天理与人欲，他推翻了程颐、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认为天理即人欲。“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7] 天理只有一个，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是说不通的。怎样求得天理的统一与完整，他提出要广泛地在万事万物上学习存养的方法。如果按照程颐的“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的说法，就有两个心，天理人欲二者不能并存，“道心”、“人心”在《尚书》里就出现了，把二者对立起来看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士大夫的纠结就在这里。在这样一个架构之下，聂致远实际上还是道心与人心分离，没有合二为一。圣贤并不总是偏执和孤傲，而且也不是普通人想像的那么遗世独立，世上万事万物那种绝对独立、绝对自为是不存在的。

在“道心”与“人心”的结构之下，还有个体与整体的问题。书中除了聂致远追求高尚的道德以外，其他人都是反面教材，众人沉醉我独醒，知识分子通常是先觉者，但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恰恰来自民间。其他体力劳力者并不见得就没有清晰的义利观，按王阳明的说法，良知本来是自然光明的，这些人毛病缺点很多，遮蔽太厚，良知不容易显现出光明，但也不至于漆黑一团。

聂致远的妻子赵平平是一个没有被完全人格化的形象，她是一件附属品。这个女性形象也有其典型意义，她虽然受过高等教育，本质上却是旧式妇女，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观，生命完全依附于这个男人。她很聪明，很精明，教育制度逼迫她变得狭隘：“中秋节有编制的发四千，没编制的发两百。”她又是一个对钱看得很重的人：“存折上那点钱就好比是我怀的胎，要拿出来那就要做个剖腹产。”多次考试都没有进正式编制，开始打歪主意，送礼、托关系等。最后发展为贪婪，想利用老师身份开视力矫正眼镜店，明知那是骗钱，还一门心思要做。她本性并不坏，但虚荣心导致她一步一步紧逼丈夫，使丈夫左右为难。小说委婉地对现代女性提出批评，妇女并没有确立新的价值观，一切重又回到原点。

蒙天舒的生存哲学是被逼出来的，他是个超级灵泛的人，不是聂致远这样书生气十足的人可比的。在人脉上他抢得先机，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选了一个大牌导师，打杂跑腿，端茶递水、帮导师装修房子。毕业后弄头衔、抢职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必要的时候卑躬屈膝、耍花招、玩手段，变相剽窃。谋得一定职位后，更是玩权术，讲平衡，带着团队打天下，通天连地，远交近攻，合纵连横。在这种机械的学术考核机制下，他拿捏精准，拼的不是本事，比的也不是读书人的节操，而是政治手腕，运作能力。即使如此，他也说不上是个坏人，反而每次聂致远需要帮助时，他都及时出现：聂致远考博士是他介绍的导师，到麓城大学当教师也是蒙天舒的“关照”。

主角聂致远这个人物形象有点迂腐，遇到原则性问题又有一股执拗的劲头。他成绩比蒙天舒好，学问比他扎实，境界也高出很多。做好学问，做一个正直的学者是他的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的终极理想，历代圣贤是他的偶像和楷模。在现实中，考研究生时稀里糊涂被人换了导师而不自知，考博士时两次被潜规则。女朋友虽然重新回到他身边，却发生了许多故事。邪气攻心时想干点坏事，与家人的斗争软硬兼施。妻子多次威胁要打胎，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我心里憋屈得很，想往后退缩。”他不会跟官场上的人打交道，处处是雷区，像大象进了瓷器店。在送礼这件事上，他比妻子赵平平“更文明”，人情负担很重。他始终不认同“历史都是由强者写的”史学观，为汉奸翻案的传记还是没有写。

人物群像的塑造及其对比，似乎达到了批判与反思的效果。对社会乱象和物质主义的批判，对高校学术制度的反思，对学术界丑恶现象的揭露，对物欲横流、金钱致上的抨击，对人性恶的哀叹，如果仅仅是这样，它就是一部普通的官场小说。作者想由此引出人性的恶，以众恶强调善的不易，但这个“道德生态系统”不够多样化。“道德生态系统”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生物群落的种类组成及组成部分之间有量比关系、层级关系、递减关系，最高的道德与最低的道德之间有落差，但不会断裂。强调戏剧性，容易忽略客观性;个体立起来了，整体上的精神高度不容易立起来。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8] 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走的路，放弃正道，丧失善良本心是人的悲哀。正义支撑自由的精神、自主的工作、自在的生活。作为知识分子的聂致远抵制了各种“利”的诱惑，艰苦卓绝地守住了“义”，他血拼出来的经验不易推广，维护起来成本极高，随时都会破碎，大多数时候他势单力薄、无奈、无力、能量耗尽，最后不得不作一些妥协。在《活着之上》这部小说里，阎真清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焦虑：实用主义在慢慢毁掉一切有价值的人生信条。然而，人的高贵恰恰是在这种缓慢的、低效率的、高成本的抗争中体现出来。正义自身即为善，正义既是追求的原因又为其结果。小说暗含这样一个命题：每个知识分子固然有责任构建适应现代社会新的价值体系，但个人的自清、自明、自尊乃重要的修身之道。

[1] 文中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阎真：《活着之上》，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

[2]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3页。格劳孔与苏格拉底的对话，第一种善只关注本身，例如欢乐和无害的娱乐。第二种善既是本身也是结果，比如明白事理，视力好，身体健康。第三种善只关注结果，能带来利益。苏格拉底认为正义属于第二种，是最好的。

[3] 《论语》，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8页。

[4]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01页。

[5] 王阳明：《传习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2页。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时时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渐有见。

[6] 《礼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7] 王阳明：《传习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9页。此段论述主要针对朱熹的《中庸章句•序》“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宰，而人心每听命焉”所作的辨析。

[8] 《孟子》，万丽华、蓝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4页。

（刊载于《中国文学批评》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