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0月8日，甘建华<左>接受《香港商报》记者唐中兴的访谈。照片由作者提供）

夸父逐日：另一块天空下的风景

──关于甘建华及其西部之西的访谈

访谈：唐中兴(《香港商报》记者)

地点：湖南衡阳日报新闻大厦

时间：2000年10月8日

[编者按]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说：“西部之西”这个名词，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力的延伸与地老天荒的镜像。但对于甘建华来说，那里的雪山、戈壁、盐湖、骆驼刺曾是他孤独的伙伴，那里的黄沙万里和刚劲漠风开阔了他的视野，陶冶了他的性情。

著名作家杨志军说：《西部之西》(甘建华著，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2004年获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编者)是一部厚实、凝重、具有独特叙述风格的作品集。在这里，生活的形貌既是曲折的变形的，也是瑰丽的雄奇的，时间的悠长和空间的深广组合成一种诡谲而幻象不断的生活景观。浏览之间，我们体验到的是人生的艰辛，回味的却是作者甘建华追求的永恒和理想的坚贞。激情和思想是这部作品集的两个翅膀。

著名评论家雷达说：当那些伟大而寂静的日子流淌过去之后，甘建华以近乎精美的爱情故事见证了一个时代。由此，西部之西成了一朵壮烈的花，一处永远的痛，一部被千百万人含泪吟诵的情书。

2000年10月，《香港商报》记者唐中兴先生来到雁城衡阳，就西部之西及其文学主张，对著名作家甘建华进行了采访报道。在这篇长达近万字的访谈中，甘建华谈及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他对于中国西部历史与现状及其将来的理解和思考。西部之西文学的发韧、三代人不屈不挠的奋斗、五十年的改天换地，引起了港台及海外文化界的深切关注。

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唐中兴：最近集中看了你描写西部之西的小说和散文，引起了我的深思。我特别注意到了，它们都是你10年前创作完成的，发表之后即引起了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你现在自己回过头来看，心里也一定有些感触吧?

甘建华：10年后的今天，已经是21世纪初了，我也已经人到中年。在南方的满目葱茏中回首往事，心中不由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就像秦腔《赶坡》薛平贵唱的那样：“打罢春来是夏天，春夏秋冬不一般。少年子弟江湖老，红粉佳人两鬓斑。”

10年前是个什么概念呢?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我却把它撂在了西部之西，唯一的收获便是这几部小说和几十篇散文。它们既是父精母血凝结成的另一个“我”，也是一代大学生去边疆建功立业的见证。

唐中兴：你的创作和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真是应了一句话，经历是想象无法代替的。

甘建华：我自幼生长在湖南，接受湖湘文化的熏陶，突然到了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好比看惯了彩色片，再看黑白片眼睛根本无法适应。我的父辈在那儿革命了多年，他们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让经济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有的地区，少数民族从刀耕火种的原始时代，一步跨进了电灯照明的现代社会，这个时间跨度是不可想象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然环境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谓“江山依旧，人事全非”。

当然，如果作为一个匆匆过客，参加去西部世界“黄金周的黄金游”，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都能让我们产生诗意的想象。但我当时并不是这样的，我是把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我经历了那块土地上在同一时段发生的一切事情，既有豪情万丈，也有愤懑不平。

唐中兴：这是否就是你自认为的——西部之西是你生命中壮烈的花，也是你心底里永远的痛?

甘建华：对。不妨这样说，西北地区历史发展的缓慢，自然条件的严峻，人民生活的贫瘠，文化娱乐的阙如，同它地理位置的重要，地下宝藏的丰富，发展前途的广阔，人民求生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形成了蕴含极深的潜在冲突。面对着广袤无边灼痛眼睛的赭黄色土地，你的灵魂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强烈的震撼。你不会为自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感到庆幸，你心理上的惶恐不安迫使你的情感备受煎熬。去内地开会出差时，许多人甚至羞于向人说起自己是大西北人。所以，陕西作家高建群对大西北的贫困落后的不公表示了他的忧虑和愤怒，他甚至写了一篇《西北狼在嚎叫》的文章。宁夏作家张贤亮也谈到了由于一些政策所造成的宁夏的贫困问题，青海本土著名作家王文泸在某次文学讨论会上语出惊人——“作家如果用勤劳勇敢之类概念表现人物，永远写不出好作品，实际上青海人民既不勤劳也不勇敢”。

所以，今年3月，一听到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步骤后，我也感到热血沸腾，西部再也不能错过这次绝好的发展机遇了。我个人认为，要赶上时代发展的快车，西部人首先要“洗脑”，要进行观念的革命，要学会“放水养鱼”，不能搞“竭泽而渔”。西部再不能重演人才“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了，失去了人才，一切都无从谈起。

“西北风”刮起来了

唐中兴：中国西部是地球的至高点，是山之根，水之源，深含着恢宏博大的历史感、崇高感。进入20世纪80年代，文坛陡然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对此你怎么看?

甘建华：当时我正在大学念书，首先是被路遥的《人生》震撼了一把，再就是电影《黄土地》《牧马人》风靡一时，这是“西北风”乍起的潮音，我们预感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西北风”主要是以文学、电影、音乐三足鼎立之势，构成中国当代文坛艺苑雄奇神异的西部景观。

1985年1月，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新疆文学》这本杂志直接更名为《中国西部文学》，再一个就是张贤亮在他的一本外文版图书中介绍了“中国西部文学”。后来，新华社向国内外报道：“一种以描写中国西部生活为主的文学作品——西部文学，目前正在中国崛起。”同每一种口号或旗帜的出笼一样，“中国西部文学”也是西北地区的文艺理论工作者率先提出来的，我想他们是受湖南作家群(即“文学湘军”)的启发而自觉“守土有责”。

唐中兴：你前前后后在大西北呆了11年，亲身经历了中国西部文学从勃兴到繁荣那样一个大时代。在你的印象里，中国西部文学代表性的作家有哪些?

甘建华：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何况我说了也不算数。要说的话，也只能从一个见证人的角度，就其当时在文坛的影响盘点记忆。

由于商品经济浪潮强大的冲击力，当然，还有其它因素的影响，中国西部文学在接近辉煌的时候偃旗息鼓了，这是我们当初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毕竟涌现了一批优秀作家，产生了一批震撼人心的作品，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杨志军的《环湖崩溃》《大湖断裂》《海昨天退去》，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扎西达娃的《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余易木的《初恋的回声》，王文泸的《枪手》，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以及贾平凹、周涛、昌耀、马丽华、赵光鸣、林染、唐栋、邵振国、柏原、钱佩衡、刘宏亮、金光中、陈士濂、鲍义志、乐钢、燎原、井石、马学功、李晓伟、邵兰生、多杰才旦、察森敖拉、才旦等人的作品，都以横空出世的姿态征服了千百万读者，很难设想以后还会有这样一批人物出现。

唐中兴：这些作家当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甘建华：大学时代喜欢贾平凹的作品，他的小说故事讲得非常好，散文更不用说，一部《贾平凹散文自选集》，打败了80年代所有其他的散文家，这样的人要多少年才出一个啊!但后来他就不行了，《废都》一出，他没救了。

我最喜欢的是张承志和周涛，历经20年而热情不减。张承志的作品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之作，每一篇都堪称美文，他写过的题材别人没办法再写。譬如《北方的河》，他写过之后，至今无出其右者，这叫不服不行!周涛原来是“新边塞诗”的代表性人物，与杨牧、章德益号称“中国西部诗歌的三条河流”，我倒觉得他的诗写得一般。但他近年的散文可就不得了了，不但霸气十足，确有王者气象，许多文章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还有马原，一位技术性小说家，他把内地大学生在西部世界的生活写绝了。

西部之西在哪里

唐中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故乡是生命向自己提出挑战的地方，是人与外部世界接触的一张身份证。是否可以说，西部之西是你的第二故乡?

甘建华：不能这样说。西部之西只是我精神成长的地方，它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但不能说她就是故乡什么的。故乡只有一个，它是祖先的血脉大地，无论好与坏，富裕或贫穷。

唐中兴：那么，“西部之西”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甘建华：说起来很偶然。大概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在西去的列车上，我邂逅了一个甘肃酒泉的姑娘，她在湖南长沙一所大学读书，姓名我也忘了问，好像是就要毕业了回酒泉联系工作，但酒泉的单位没有她对口的专业，为此她感觉很苦恼。我告诉她，我当时工作的地方有这个专业，但她听后坚定地摇摇头，“那儿太遥远了”。我心里一惊。在人们的印象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酒泉当属西部世界无疑，再西出阳关两千里，天哪，这不是西部之西又是什么?于是，“西部之西”这个地理指称就这么在我脑海中出现了。

唐中兴：“西部之西”具体指的是哪一片地区?

甘建华：一个作家所描写的地域，肯定存在着现实和虚构这样两种情况。我是学地理的，后来却搞起了文学，实际上一直从事着新闻记者这个行当。所以我在小说中所描述的地方，都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它们又常常混淆不清，让我也一时无法分辩。这些地方都曾是我亲自到过，或者说亲身生活过。我的西部的岁月，似乎从未离开过这些地方。

具体说来，我的“西部之西”有着地理学上的明确界限。它应该是自玉门关以西，阿尔金山是它的北缘，沿着当(金山)—茫(崖)公路或青(海)—新(疆)大道一直西进，当金山口和唐古拉山口之间是它的东轴，将柴达木盆地一分为二，昆仑山和阿尔金山巨大的三角形内，冷湖、花土沟、格尔木、茫崖、大柴旦，成为远荒大漠中的都市，也是我小说中的安纳尔兰。

唐中兴：“安纳尔兰”是什么意思?

甘建华：尕斯库勒湖是西部之西最大的一个湖泊，湖的西侧上源是一片辽阔的牧场，有几十户蒙古族牧民在那儿休养生息，阿拉尔河是他们生命的河流。我曾写过一篇散文《遐想阿拉尔》，那是一次半途而废的采风。直到两年后，我临离西部之西的前夕，才终于踏上了这块土地。阿拉尔，蒙语“岛”的意思。我把它作了技术性处理，变成了“安纳尔兰”，是不是有点“巴塞罗纳”的美感?

“中国的得克萨斯”

唐中兴：提到西部，人们总是很容易联想到美国西部，牛仔、传教士、冒险家、投机商和印第安人等，这些构成了一个特定时代的英雄群像。你在描绘安纳尔兰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亚文化状态下的生存秩序，看到爱情、事业悲剧后面文化沦丧的悲剧。对于这种状态，你似乎抱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是这样的吗?

甘建华：同美国西部一样，中国西部也是一片广大的待开发地区。早期的西部文学充满了开发者的浪漫主义气息，作品洋溢着昂奋向上、勇敢正直之气。随着文学向其本质的日益逼近，在高山峡谷和大漠戈壁的宽阔舞台上，后来者无法回避荒凉萧瑟的宿命意识，崇尚敢爱敢恨的硬汉强者性格。在一个没有“文化的根”的地方，当理想境界的价值毁灭后，血腥与拚杀成为生存的必然。所谓“亚文化状态”，其实就是文化荒漠上的无序状态。

西部之西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得克萨斯”，这是我最先在一篇散文《西望花土沟》中提出来，其实都是没有“文化的根”的地方。无论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及其开发史，还是其文化结构、生活品味、人的素质，二者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那里，酒量最大的就是英雄，拳头最硬的就是好汉。畅销不衰的白酒与枯燥的文化生活，为野蛮与暴力、自私与封闭、愚蠢与偏狭、无耻与不义，还有那不可救药的夜郎自大，提供了一种不文明少见识的温床。在貌似憨厚和诚恳的背后，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看到别人的难处禁不住幸灾乐祸，乡亲们拉帮结派打压异类，对官本位九死不悔的追求，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是令人遗憾的。

但就是这么个地方，它的不好你可以说上三天三夜，甚至有些事情能让你恨得咬牙切齿，由于你毕竟在那儿真真切切地生活过，爱过，恨过，拥有过，失去过，它与你的关系好比血缘，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离开它之后又让人牵肠挂肚，让人想起来一往情深地落泪。在那块与月球表面没有多大差别的地方，近50年时光里，由于主义与号召的鼓舞，人们像夸父逐日一样，以一种献身的精神向戈壁宣战，向大漠进军。如果缺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你可以坚持几天，坚持几年，但绝对坚持不了10年、20年甚至几十年，更不用说“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是悲壮的崇高，崇高的悲壮。什么叫英雄?这就是英雄!

唐中兴：这就难怪你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英雄情结”，还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西部之西的生活给你留下的印象可谓刻骨铭心，对不对?

甘建华：不仅仅是刻骨铭心，简直是恍若隔世。西部之西海拔3000多米，位于地球的第三极，阳光开得很灿烂，紫外线辐射特别强烈，氧气只有东部沿海的三分之二，许多人到了内地居然发生“醉氧”现象，高原性心脏病和肺气肿夺去了无数年轻的生命。一年两场风，从春刮到冬，沙尘暴刮得你看不到房间对面的人。出门见不到绿色，方圆几百公里没有人烟，昼夜温差几十度，年蒸发量是年降水量的80-200倍。辛辛苦苦攒了点钱，回家一探亲，就给铁道部和旅社、饭店作了贡献。我刚去时，每个月只有两斤大米的定量供应，馒头因碱性大都开花了，蔬菜从南方运到那儿都脱水了，带着泥腥味的冰冻鱼都散刺了，甚至连腊肉都发臭了。到了冬天，每家每户都用小板车去买大白菜和萝卜，然后藏在地窖里，慢慢享用。水果一买一筐，鸡蛋一买一筐，大肉(猪肉)一买半边，错过了就买不到了。民以食为天，那时最吃香的是小卖部售货员和食堂的大师傅们，他们比局长、处长都受人尊敬。那些年，我把鱼肉罐头和水果罐头都吃腻了，以致于现在见到罐头都头晕。后来，多亏了黄静波从广东调到青海当省长，才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就是在如此严峻的生存条件下，我们却搞出了一个年产百万吨的大油田，这算不算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奇迹?

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西部之西的人生，是一种永远的奉献者的人生;西部之西的孤独，是一种永远的文化上的孤独。特别是随着中国东西部文明差距的拉大，这种人生还会进一步落差，这种孤独还会进一步加深。所以，必须有一种生活，来演绎观念的魅力;必须有某种声音，来呼唤诚信和良知。

西部之西文学三代人

唐中兴：你作为“西部之西文学”的首倡者，曾经在你的旗下麇集了一批作家和大批文学爱好者。如果倒退回80年代，说不定你们就会像“文学湘军”一样成了气候。

甘建华：这是一种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的说法。考察中外文学史，一个流派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有深厚的文化土壤，要有前卫的理论引导，要有风格基本相近的作家群，要有一批真正打动人心并给予人们对未来的信心的优秀作品。最重要的一点，要有宽容时代适宜的氛围。很不幸，这些我们都没有，我们只是借用了一个名词而已。

但必须指出一点的是，半个世纪过去了，文学在那块“生命的禁区”曾经呈现出伟大的力量。西部之西的文学拓荒者是李季和李若冰先生。1954年9月，他俩随同国家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局长(后来的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进入柴达木考察石油资源，在盆地留下了文化名人的第一行脚印，也留下了自有人类以来这块生命禁区的第一部诗集《心爱的柴达木》，第一本散文报告文学集《柴达木手记》。

唐中兴：李季、李若冰先生对于柴达木文学的确有巨大的贡献，他俩不光是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也是西部文学的开拓者。

甘建华：你知道的，李季先生最初是以信天游体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闻名于世。我曾经多么想拜见这位大诗人，可惜他已在我去青海之前的1980年3月8日病逝。1991年9月3日，我在冷湖四号有幸见到他的夫人李小为阿姨，她是来柴达木采写《李季传》的。李季先生先后两次到过柴达木盆地，第二次是1958年9月13日，冷湖地中四井喷油了，中国第四大油田诞生了。他闻讯后为之振奋不已，从玉门一路高歌来到盆地，写下了《二进柴达木》《车过冷湖》《油砂山和昆仑山》《登昆仑》等优秀诗篇。“回柴达木去吧，这念头哪一天不煎熬着我的心?把这颗心带回去吧，为什么要让我忍受这思乡的痛苦?”1979年夏天，他到了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原本准备回京时顺道拐到柴达木看看，结果因为工作太忙了，三进柴达木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先生于1954年冬天创作的《柴达木小唱》，写尽了尕斯库勒湖的神奇美丽与遗世风姿。茫崖花土沟地区在这之前无诗，自兹之后再未见到如此霸气雄强之作，堪称孤诗独芳，此空其群。

李若冰先生是我的父执，1957年夏天二进柴达木时，与家父甘琳相识于“帐篷城市”茫崖，至今我们两家还时通音问，先生每出新著必赠家父。他先后五进柴达木盆地，创作了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先生是陕西泾阳县人，丁玲的学生，一个八九岁就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小八路。1950年代初，他从中国文讲所第一期毕业，毅然选择奔向柴达木，用手中的笔讴歌勘探队员，讴歌“山谷中飘动的红旗”。他的《柴达木手记》鼓舞了几代人，对西部之西后来者的影响常常让人心存感激。

我是1991年11月8日到西安雍村，第一次登门拜望先生。听说是故人之子，先生十分激动，赶紧吩咐贺抒玉阿姨(著名女作家，曾任《延河》杂志副主编)备饭，从此视我为子侄辈，对我的文学创作给予指点和提携。我当时带去一篇书评《烛光映照<柴达木手记>》，先生逐字逐句看过并在一些地方做了标注，后来这篇文章发表在《石油文学》杂志。我前后两次登门拜望先生，第二次是1996年3月3日。他的相貌儒雅，话语亲切，眼晴里总是带着笑意，行走时很有风度，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前辈师长。

回想李季、李若冰先生的文化拓荒之功，还有他们高尚的品德，的确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柴达木应该为两位李老前辈竖一座雕像，这座丰碑应该有形，不单是矗立在人们的心中。

唐中兴：我注意到了，你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这两位文学前辈。那么第二代呢?

甘建华：他俩之后，徐志宏、梁泽祥、肖复华、张同聚，还有女作者李玉真，算是西部之西文学的第二个年龄层人物。徐志宏是江苏人，1968年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人比较聪明，反应也很快，是个性情中人，也是个有故事的人，喜欢作顺口溜和打油诗。他曾经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托人引荐见过李季，得到先生的提携，在《诗刊》发表过作品。1980年出版诗集《油海情》，这是全国石油职工第一本个人诗集。90年代初打道回府前，出了一本《大漠与人》，各种文体都有，文学性不是很强，其中许多篇经我的手编发在《青海石油报》。有一件事情我一直疑惑不解，著名作家肖复兴曾在《北京晚报》写过一篇介绍他的文章，称之为“戈璧诗人”，却又没有写出他的名字，这是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我为他写过一篇《蓝色的骊歌》，发在《青海湖》杂志，我也没有写他的名字。

张同聚笔名开南，也是江苏人，在油田医院作牙科医生，绰号“张大牙”。其人高大英俊，玉树临风，出行老是戴着一副墨镜，在没有香港明星周润发的年代，他就是大漠小城冷湖那个地方的小马哥。他的确特有女人缘，时刻被医院一帮女医生和护士围着叽叽喳喳，让其他男人羡慕得不行。我俩一见如故，交谊甚笃，经常往返两个单位的办公室聊天。他先后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几十篇小说、散文作品，还获过一些奖，中篇小说《沉砂》载于海西州《瀚海潮》文学杂志，描写的是戈壁滩上一群知识分子的命运，赶上了“伤痕文学”最后一班车。散文《风中，豪迈的绿影》，我将之发表于《青海石油报》，后借此为题评论其散文创作——《豪迈的绿影在柴达木的风中》，发表于《中国石油报》。

梁泽祥本身是一位摄影家，1958年从河北老家招工到了盆地，做了几十年新闻记者和宣传干部，后来又当了青海石油文联专职副主席，在这一代人中资格最老，很有人望。他出版过两部摄影作品集，还有一部叫作《岁月的歌》的文集，其中几篇散文和回忆录写得颇有生活情趣，堪称西部之西早期开发史的宝贵纪录。还有一个郭忠国，陕南人，平反回来的，年龄比较大，诗文都不错，退休后在我们报社通联部帮忙。还有一个叫南文魁的诗人，后来调到青海省委工作，我与他素未谋面，但听许多人说起过他。一个叫周宏的女作者，也没有见过面，听说调往中原油田了。

这一拨人中最有成就的是肖复华。1967年冬天，他带着母亲给的两个大红苹果，与260多名北京老三届学生一起，同赴号称“生命禁区”的柴达木，在冷湖五号油矿当修井工，后来调到局总调度室，再以后进入青海石油报社做编辑。他与胞兄肖复兴一样，都写报告文学，成名作是《当金山的母亲》。这是一曲献给平凡而伟大的中国西部女性的深情颂歌，写于1985年5月，发表于当年《文汇月刊》杂志，翌年获得青海省首届文学创作奖，主人公侯桂芳藉此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殊荣。我离开冷湖之前，他与杨启寿合作写了一部中篇报告文学《大山驮起的丰碑》。那是1990年冬天至1991年春天，我与他们成天泡在一起，跟着搜寻资料，听着发表意见，但是没有参与他们写作形式和内容时的各执一词。这样一部具有诗性叙事的高度和难度之作，以1990年岁尾，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青海尕斯库勒油田已进入全国百万吨油田的行列”开篇，描述了自1954年盆地勘探伊始的36年时光，柴达木三代石油工人的英雄群像，涉及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几十个，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驼工，发掘了许多以前未见史传的人物和事迹，突出了地域特色、西部精神和时代主旋律，后来获得全国石油文化大赛金奖，可谓实至名归，必将留诸后世。

李玉真原来在茫崖石棉矿工作，后来才调到我们冷湖油田局机关，80年代中后期与肖复华同时去西北大学作家班进修。1984年12月，她的小说《我的同龄人》在上海《文学报》发表，次年春天获得该报首届命题文学征文一等奖。我最早关注其创作并写下第一篇文学评论《戈壁滩上的东方女性》，首先见诸《青海石油报》，后被《青海日报》文学副刊头条转载。1992年离开冷湖前，我交给她一组大散文《冷湖那个地方》，《瀚海魂》创刊号出来了，却不见我的一个字。嗨，这事我也不想说了。

唐中兴：西部之西文学第三代，应该是以您为核心的了。

甘建华：所谓第三代，其实就是我们这批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我曾经跟他们日夜在一起，不断地探讨“我们应该怎么办”。刚到西部之西那几年，我基本上没写什么东西，只是一个劲儿地读书，作笔记。后来受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世系”、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的影响，我开始有意识地创作了“西部之西”系列散文和小说。为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我当时还写了《柴达木的魂与我们的梦》《系列构图与文学战略》这样带有指导性的文学理论文章，起到了一定的引领效果。

就像马原经常说的“留在西藏的那帮兄弟”一样，凌须斌、邹筱荃、徐继成、魏德章、康文训、李云、陆东海、吉海坚、王伟东等人，是我那个时代的文学挚友，后来都成了青海省作协和中国石油作协会员。凌须斌与我是青海师范大学同学，但比我高两届，我离开青海的时候，特别向梁泽祥推荐了他，让他进入《中国石油报》驻青记者站。他也是江苏人，不仅文章写得漂亮，做人也有情有义，他在朋友当中有着很好的人缘。须斌以他的两部著作《西去路漫漫》《圣火高原》，奠定了他今日西部之西文学主将的地位。

徐继成是个会计师，说话很风趣，作文很机智，著作《洪荒岁月的风》充满了深刻的哲理和浓厚的思辨色彩。魏德章现在干着我以前干的活儿，为《青海石油报》编辑文艺副刊，酒喝得好，小说也写得好。他的小说集干脆取名《柴达木人》，真实地描写了那个遥远的地方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邹筱荃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很深，中篇小说集《高原的旗帜》是他这些年心血的结晶，原先充斥在他作品里的原始而野性的力量，现在被锻炼成了一种感人的精粹。他是我见到的对文学最为痴迷的信徒，他曾给我多次说过他“生命的全部就是文学”，他发誓要写出一部伟大作品的劲头，至今犹在我的眼前晃动。

唐中兴：我前不久去了一趟青海，听那边的朋友说，你当时在那边点了一把火，燃起了人们对文学的热情，作家梦成为一种流行病。是不是这样?

甘建华：没有这么严重吧?只是由于偏居一隅，文化生活格外单调，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需要一个渠道，而文学本身就具有一种教化的力量，一种启人心智的魅力。虽然大家都在嚷嚷着“热爱文学”，但绝大多数是功利性世俗化的，也就是要达到一种个人的目的。说白了，就是想借机换一个好的工作岗位，从野外、基层小队混进机关，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对的，总比不思进取好。再说了，当时的风气不是太好，反文学的势力很顽固，尤其是那几个河南人很操蛋，我从不在任何场合提起他们的名字，当然刘书衡先生除外。但油田党委宣传部长张佩荣是个很好的人，他很支持我们。再就是后来做了油田党委书记、局长的周铭涛，湖南宁乡人，他也经常写点诗词，无形中给了大家以鼓舞。

唐中兴：西部之西的岁月，你感到最幸运的是什么?

甘建华：经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唐中兴：你最遗憾的是什么?

甘建华：是我根本就不应该到那儿去，或者反过来说，我不应该在10年前离开那个地方。

唐中兴：你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甘建华：《故乡与远方》。

(本文原载《香港商报》2000年12月3日，收入《西部之西》广州出版社200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