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国  小  脚

作者丨吴昕孺

二

维萨里·库伯怀揣着约翰船长的一封信，来到珠江北岸的黄埔村，用在船上约翰教的几句生硬的中国话，打听在这里传教多年的杰拉德神父。一名身高才及他胸口的中年男子，将他带到了一栋两层楼的建筑前。他很惊讶，中国人如此黑瘦、矮小，目光呆滞，走起路来懒洋洋的，但温驯听话。用英国农作物相比的话，英国人像土豆，中国人则像小麦。有趣的是，中国人体形小，建的房子却又高又大，结实得就像一名隐藏在树林中的搏击手。杰拉德住的房子和村里其他房子没有两样，只是屋顶上矗立着一个十字架，墙上也画了一个十字架。走到里面一看，布满病床和医疗设备，病床上住满了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国人。这里与其说是教堂，不如说是医院。

杰拉德满头银发，比维萨里稍矮，也足以傲视中国人了。他和维萨里说英语，和中国人说中文，就像长着两张嘴，可以随时更换。维萨里很开心，约翰船长要他先帮杰拉德传教，他一直觉得这事很棘手，他不擅讲，对基督教义更没有心得。见到杰拉德后，他就放心了。杰拉德和颜悦色，待人十分宽厚，对他不会有什么严苛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杰拉德行医属半路出家，这却是维萨里的专业，他在这里可以大显身手，而不只是“帮帮”神父。

村子里多了一位洋医生的消息，像长了脚。维萨里发现，这几天来教堂的人可不少，有的来看病，有的来听神父诵经，有的什么事都没有，纯粹就是来围观，特别是孩子们，像苍蝇一样围着他转，却不像苍蝇那样讨厌。他喜欢他们静静地看着他的样子，也喜欢他们因为他突然起身受到惊吓般一哄而散的情状。这种好奇与天真，在英国孩子身上很难看到。英国孩子都是小绅士，动静有时，举止有度，他们从小在规矩中圈养长大。中国孩子贫穷、邋遢，肆无忌惮，却有一种无法抑制的原始生命力。他的纳闷在于，这些孩子是如何变为成人的，他们那蓬勃的生命力遭到了怎样的狙击，才在成长过程中消失殆尽——中国成人充满了怠惰和疾病。

这个国家是一个谜。他对着自己笑了笑，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开这个谜——杰拉德是多好的人啊，他和这个国家融为了一体，我或许做不到他那样，但也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但过了几天，他终于忍不住，向杰拉德提出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有那么多女孩，为什么没有女人?这些女孩长大后都到哪里去了?杰拉德呵呵一笑，中国有张网，待这些活蹦乱跳的女娃儿长大了，那网一撒，就将她们一网打尽。那是一张什么网呢?孩子，你留下来，慢慢就知道了。

他当然要留下来。杰拉德这个好人并不知道他来中国的目的，连约翰船长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维萨里在西蒙叔父的书房发现了一个蓝色硬壳笔记本。那个笔记本在书桌左下方最上面那个抽屉里的情状，让维萨里想起这是一个逝者庄重而安详地躺在棺椁里，以致他端详了很久，还不敢去惊动它。当它重新以笔记本的形式进入维萨里的意识中时，维萨里努力了三次，都没能将那个笔记本从抽屉里拿出来。他莫名地生起怯意，脸色发白，眼睛发直，嘴唇发干。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深呼吸，闭上双眼，向内视，维萨里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心脏在加速跳动，仿佛一只无比精致的、奇异的小脚，在有节奏地跳着绳……他几乎是慌乱地睁开了眼睛，笔记本依然在原处，像一个神态安详、身体平直的逝者，静静地躺着。他的左手再次伸下去，接触到了笔记本的硬壳封面，像是在抚摸着逝者的脸。他将另一只手也伸过去，双手试探性地、缓缓地将它捧起来。

它被放到了书桌上，像一个笔记本那样普通、自然。看样子，里面不可能装着金银财宝，不可能蹦出豹狼虎豹，不可能长出高木密林。维萨里翻开扉页，是一张泛黄的白纸，正中写着“西蒙·库伯”。他从没见过叔父如此工整的笔迹，那简直不是在写字，而是在画画，在砌墙，在绣花，或者在做弥撒。

再翻开，第一页上果然是一幅画。画的什么呢?维萨里端详半天，也没看出个究竟来：像一团腐烂的面饼，像一个制鞋用的榫头……哦，更像一只倍感衰竭的心脏!叔父画它，难道与他的先天性心脏病有关系?这是不是一种近乎东方巫术的神秘治疗方式呢?

他看得眼睛花了，下面一行小字像水里的蝌蚪浮游起来，定定神，才看清那是日期：1936.2.4。他往后翻，每一页都是相同的，同样的画，像是前一天的复制品，只有日期往后推了一天。也就是说，叔父每天都要在这个笔记本上画一幅这个怪家伙，并署上当天日期。他翻到最后一幅，署的日期是：1936.7.21。这也是叔父住进医院的前一天。后面什么也没有，这个笔记本尚余三四十页空白。

维萨里怔怔地坐在围椅上，他再次感到从椅面，甚至从围椅的各个部位传递过来的体温。他身上沁出了一层汗，他感觉到自己心脏的激烈跳动，像是一个人在甩开大步，要赶往哪里，无论如何都慢不下来。他只好起身，像头困兽在房里兜了一圈，不知道要干什么，直到走近那个印度嵌铜木柜，心脏的跳动才舒缓很多。他手一抖，发现那串钥匙竟然在手上，便毫不犹豫地找出那片大钥匙，将它塞进锁孔。

柜门开了。他的五官也随之被打开到极限。木柜有三层，他视野所及的上面两层全是与他刚才看到的一模一样的硬壳笔记本，一本本叠得整整齐齐，共有五十多本。他翻开最上面那本，果然，里面全是画的那个不明所以的东西。维萨里愈来愈相信，这个东西和西蒙叔父的心脏病有关，否则不可能呈现如此庄重的仪式感，并如此持久。这本最后一页，画下面的日期是1936.2.3，刚好与前面那本接上。于是，维萨里改变主意，他每拿起新的一本，一律从后面往前面翻，这样就以相反的顺序，追溯叔父做这件事的源头。

(原载《山花》杂志2015年第8期头条。《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9期头条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