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 肉 记
(日本铁蹄下五十年之台湾)
文丨刘晓平
第五章 台湾人民抗日50年
往昔荷兰人袭据台湾，台人始终加以抗拒，一六五五年郭怀一事件，就是其中之一例。郑延平驱逐荷兰侵略者而居台湾，台人箪食壶浆迎接他，其情景与台湾光复相同。郑氏据台湾二十八年中，除一、二次蕃民暴动外，汉人无一次动乱发生。清廷降服郑克爽而统治台湾，虽当时官吏都属汉人，仍常常遭到台人反抗。到日本侵占台湾五十一年，即从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时期起，到第十九任总督安藤利吉时期止的五十一年间，台人的思想和行动，无时不在抗日活动中，或付之于武力，或发动政治风潮，再接再励，誓死无他，其悲壮惨烈的情景，真可动天地泣鬼神!本族来台，概受欢迎，异族侵入，则台人群起抗拒，其原因是我国民族意识早已根深蒂固，一旦有事，则充分发挥爱国的民族意识。特别是日人来台后，压榨台人险毒尖刻，无所不用，早就怀着顺我则生，逆我则死的观念，因此台湾人反抗也就更加激烈。现详细举出压榨的实情，以说明台人抗日运动强烈的原因,及日人对于每一次抗日运动的残酷处置及其暴行的真相，以昭示国人，使之台湾同胞痛定思痛，不懈“卧薪尝胆”之志，提高振我中华、爱我中华的觉悟。
台湾久为中国的一环，台湾土地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民为中国人民，政权当然应由中国人行使。如台湾土地一旦为他国殖民地，人民沦为他人的奴隶，政权操纵于他人的手上，就国家民族而言，台入自当反抗到底。
日本民族秉性骄横险毒，胜则傲慢狂暴，无理可喻，败则隐忍阴柔，伺机再起。故日人往昔自称其国为神国，君主为天皇，大和民族为天孙，开国以来，专事杀戳，从来没有被外人征服过，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日人优越感由来已久，元世祖征讨日本失败，日人以为天佑。到后来一战胜俄国，再战又胜俄国，更以为得天独厚，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早有并吞寰宇，奴役全球的野心。故占据台湾以来，自视益高，根本不把台人放在眼里。日本人认为台人不分贤愚，都属劣性民族，无异于猪狗之类，强悍者都是山贼与海寇，故无论公私接触，都对台人采取不平等的手段，并以轻蔑、鄙弃、猜忌的态度对待台人。因此对台人刺激很大，常遭到台人的反抗，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日趋激昂而不可遏止。
日人以其特殊的优越感统治台湾，因此，其治理本国与治理台湾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极大差距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成一个现代君主立宪国家，日人的人身与财产，得到充分保障，并可过问政治。但日人占领台湾后，却声称国内宪法，不能用于殖民地的台湾，而以日本法律六十三号的规定代替，这就是所谓的“六三法”赋与台湾总督的最大权力，即总督不经勒准就可公布命令——即律令代替法律。换言之，总督之言就是法律。总督作威作福，颐指气使，没有人敢违背其指令，掌握台人生杀予夺、利害祸福大权于一身。台人不仅无选举与被选举权，行政立法建议亦无权过问，就是身体自由与财产自由等最低限度的“天赋人权”，也都决定于总督的喜怒。再如田地的强迫购买和没收，租税的累增等苛政，都由总督任意处置。台胞之所以遭到如此不平等待遇，都是因为日人治台的政治立足点不同，导致于法律、道德等观念有如此根本的区别。日人加强对台胞的独裁统治，台胞的痛苦愈深，对日人痛恨便愈深。
“六三法”既有如此差别的规定，日人还认为它对台人直接统治不周密，于是又借警察机构以补其不足。警察的最大权威，在其行政处分下“违警例”的任意使用，此“违警例”，乃是台湾人民的“紧箍咒”，是台人日夜恐怖战懔的“催命符”。日本警察，就是台湾无数的“小总督”，是台人头上的暴君，许多法律上所未规定的罚规，大多以“违警例”定案。如有人因将家禽放在户外，而被判处一年徒刑的;有因袒背乘凉，而被罚五百元罚金的;有因婚丧奏乐声过高，而令其马上停止其庆吊的。简言之，凡警察稍有看不顺眼的，动辄以“违警例”制裁。但少数善于逢迎、胁肩、诌媚以博取他们欢心的个别不肖台人，就是作奸犯科，鱼肉同胞，也可得到他们的包庇纵容。故“违警例”实际上是姿意横行作威作福的工具。不论事情大小，全凭警察一张报告书，就可以先行逮捕，投进监狱，一个星期后才开始提审。在判决书中，指鹿为马，以无为有，以是为非，以轻为重，是司空见惯的常事。往往对无辜者加以酷刑拷打，以“莫须有”的罪名拷打招成罪实，而后移送法院判决，以致于造成因轻案而兴大狱的;因小过而成大罪的;因细小事故而倾家破产的。还有的受酷刑面死于杖下和遭毒杀丧命狱中的，警察则诡称心脏麻痹致死，命其亲属领回了事。故台人害怕“违警例”有过于“毒蛇猛兽”，而恨警察则达到痛心疾首的地步!但警察对于日人，则特殊优待，就是日本浪人公开聚赌，当众逞凶也不过给予警告或申斥了事。如日本民间偶然发生争斗，则以和谐处理，劝解了清。若争斗一方是台人，即使此人是一名有体面的士绅，理由也充分，而对方是一个日籍苦力或浪人，理由毫无，警察则可以不问情由如何，裁决时说台人理亏而日人正真。警察处理问题的不公平，以致于此，要人不鸣不平，是不可能的!
日人气度偏狭，猜忌多疑，来台后不解台湾人情风俗，对台人向他们陈述事项，又缺乏理解，只凭自己原有日本人的习惯，加以主观推断。特烈是不通晓中国的语言文字，全靠一些无知识的翻译人员为之传达，往往误解原意，或隔靴搔痒，以致错误百出，误尽苍生。台人因之受苦愈深，仇恨日人也更加激烈。
日人对台人一切经济，概行独占，对于台人一向以维护最低生活限度为原则;如饲养牛马一样，即不使其食不饱力不足，更不使其过饱而肥痴偷懒。故日人侵台后，台人大贫。日本人借助台人的劳动力，达到其压榨剥削的目的;台人又无新兴大富，原因是所有可致富的机能，全部被日人掠夺而去。例如农人辛苦所得的各种农业产品，概由日人廉价收进，然后用高价卖出，所有赢利，台人一点也得不到。纵然不收进农产品，任随生产者贩卖，但缴纳租税的各种手续费、介绍费，让你一样无法占得便宜。不一而足，经过中间者的榨取后，生产者所获得余利已寥寥无几了!其它日人建立农场或工厂，不许台人参加，所需地皮，一概强行廉价圈定，台人不敢反抗。所有一切经营，都得以日人的利益为依归。以米一项而论，民国二十二、三年时，日本国内大丰收，米谷过剩，总督府命令台人全种苎麻、亚麻、黄麻等代用农作物，人为地使台湾米谷缺乏，须从日本输入米谷，从而提高日本米的价格。不久日本歉收，却令台人加紧生产米谷，一年产量达千万石，其中一大半运往日本以饲养日人。又怕输往日本过多，影响日本农业生产。就采用按月平均米谷出口办法以进行限制，以致于造成一段时间台湾米谷过剩，销路壅塞，米价惨跌，谷贱伤农，无不叫苦连天。再如台人在农、工、商各业的小规模经营稍有一点收入，则苛捐杂税，接踵而至，大至田赋、所得税、营业税、家屋税、物品税，小至纳妾税、畜犬税，种种剥削，层层榨取，剩下的不够温饱。而一旦征用命令下达，则全部被搜刮光，台人徒然敢怒而不敢言。至于日人处境，则优待有加，成天壤之别。台人的大公司、大工厂、大企业，原是台人苦心经营的，而一旦有利，就被日人横加兼并或勒令退出，转为日人所独占。如专卖局的承销权，本来多属台人所有，后来尽为日人专卖局退职的人员及浪人攫夺而去。日人统治尖刻如此，台人怎堪忍受?
就业的困难，台人难于日人。日人不问良秀，从本国挟其优越感游浪到台湾，其朋友、亲戚、同乡，多为统治者及有产阶级，攀援汲引，就业何难?至于台人就业则谈何容易，拉拢关系，四处拜引，才能获得一点点就业机会。日人统治时虽有专捡考试、普通考试、高等考试等设置，只不过徒具形武，考试官均为日人，台人考试成绩纵然远胜过日人，而被录取者多数是日人，故同一考试及第或同一学校出身，即使台人学识能超出日人，而同在一机关或公司服务，日人升迁容易，可以踞高位，握大权，台人就是终身勤作，屈居下位，无权无利，还终日惶惶，看人脸色，惟恐有失。就是同一阶级同一原薪，日人可以另外开支各种津贴，所得收入总数多出台人一倍。甚至同是苦力服劳役，日人苦力一日所得，比台人苦力多出一倍，其不平等到如此地步!最值得注意的是各级政府机关，重要位置都被日人篡据，纵有台人侥幸入内做事的，也只能担任低级委任职及办事员、雇员、佣役而已。五十一年来台人无一真正任其职行其力的，难道说六百余万台人中竟无人材?而二十余万日本居民岂尽是人材吗?
日本人侵台首遭台人猛烈反抗，其后稍为缓和，但台人仍无时无刻都在同侵略者搏斗中。故日人怕台人愈甚，防台人也愈严，哪里还敢对台人施以教育，增加其知识。于是专门施行愚民政策，任其文化永平低落，永做他们的奴隶。后来因为需要稍具知识与技术工作的人，须利用台湾人力，就不得已给台人以相当的教育，加强其能力，引为己助，其动机在开发人力资源，都不过是为日人本身考虑。就是这样，台日子弟入学校受教育的机会仍极不平等。据民国三十五年台湾教育统计，日人受教育的百分之百，台人仅百分之七十。学校也有优劣的差别，如小学教育，台人读书学校叫做公学校，日人上学的学校叫做小学校，前者设备简陋，师资低劣，后者设备完善，多有初步理化用具，老师俱属上选。后者虽统称小学校，而以日人学校为第一号，台人学校为次号，隐示区别;中学更甚，如日人读书的学校为第一中学，全收日人，台人学校为第二中学，台人不能考入第一中学，其优劣可知。至于大学，台入除去日本留学(毕业后多在日本就业)，极少数可以入台北帝大医学部外，其它部台湾学生几乎廖若辰星。日本根本不要台人担任政府高级职位，无须授以高等教育，故在录取时日人容易，而台人录取则很难很难。这是台湾知识层所极为不满的问题。
日本掀起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后，台湾地当要冲，情势紧张，日人需要利用台人者也愈大，故除了政治、经济压榨外，更加紧思想文化侵略，诡言“日台一体，一视同仁”。想以此同化台人，使其彻头彻尾，表里就范，甘受奴役而后已，这就是所谓“皇民化”运动。其推行的方法大体如下：
l、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法”，大规模检举全台抗日思想犯。
2、严禁台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行为。
3、严禁使用汉文及中国国语或台湾语，并废除各新闻报用中文版篇幅(原为一半日文，一半中文)。
4、严禁华人入境，并严密监视境内“华侨”言论行动，随时驱逐出境。
5、严禁中国历史性旧剧，游艺和中国音乐、武术等演出。
6、废除中国寺庙祭典并破坏庙中神像。
7、废除台人家庭正厅祭祀中国家神，使之改祀日本天昭皇大神。祖先神位也改为日本式。
8、神位中的年号，改用日本正塑(如同治光绪某年生，改为明治某年生，直辱及台人祖先)。
9、强制并奖励台人学习及使用日文、日语。除学校外，编设“国文国语”讲习所。从呀呀学语的小儿到衰翁七妪，不论其贫与富，都有学习的义务。全家全日语的，称为“高级家庭”，可以得到各种优待。如对外公私接治办事，一律用日文日语，否则受罚。
10、强制改用日人姓名，照办者，视为上等台人，仅次于日人地位，与琉球人相等(配给物品可获日人六成左右，普通台入仅获四成左右)。
1l、风俗习惯，冠、婚、葬、祭以及一切衣、食、住、行等，一律改为日本式，其它举手投足，一言一行，模仿日本人愈象的，到处可以获得社会的重视和便利。
12、强化艺青年团、壮丁团组织，自十八岁至四十岁的男女，都有加入充当团员的义务，随时可被征当夫役和看护，以随军远出，曝尸海外。外设练武道场，命令在每晨跑念“天照皇大神”五分钟，并行“官城遥拜”礼等，以增强加深对日本国家的憧憬和彻底灌输侵略思想与精神，使之为日本效死而不知悔。台人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都为此等青年可惜，甚至为此奔走呼号，以图挽回狂澜而爆发抗日事件的。
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无不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抗，五十年来抗日运动始终连绵不断，此起彼伏。现将五十年来台湾人民抗日运动及日人暴行列举于后。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日人攻下安平，占领台南，刘永福出走，台湾民主国亡。刘永福的全部各建立根据地抗击日军，一时台岛南北义军蜂起云涌，攻城陷野，明斗暗袭，无时或息，日人不安。特别是以乃木督台时为甚，都说台人难治，甚至有放弃台湾、出卖台湾的议论，可见台湾人民抗斗的壮烈，这非常人所想像。日人残暴成性，猜疑万端，格杀勿论，株连无辜，滥肆囚戮。
日人初入台三月的时候，台人每日平均被捆赴台北西门外刑场仿中国陋制判决死刑者凡六、七人，曝尸数日，投到荒野。桦山总督一日简从出游西门外街，一犬向着他狂吠，桦山怒而返回，命令逮捕全城犬，全部予以杀掉，其曝戾疯狂，达到如此的地步。犬犹如此的遭遇，人何以堪!光绪末年，欧美在台传教士，目睹惨状，很为不平，回国后向本国政府报告，一时欧美各报都登载这件事，痛诉“日本国民性的野蛮残暴，甚于豺狼虎豹，以之加于台湾人之身，不歼尽台人使其亡种不止……”，足以证明日人的凶狠了。故台人历经各次武装起义，首仆后继，不做任人欺压的台湾同胞，牺牲者不可胜数。台湾同胞为国家民族奋斗，成仁取义，义不容辞。日人强行夺取我台湾土地，奴役台人，大好河出，任其蹂躏;子女玉帛，任其劫持;同胞起来反抗，则遭到日人宰割屠杀，日寇的残暴的确令人发指。现根据材料，特将台胞举义抗日经过及日人暴行史实，列述于下，告诉天下后世之人。自知所举例子括一漏万：
林大北事件：
光绪二十—年秋，刘永福旧部自刘永福出走后，群龙无首，林大北就自成一军。十二月他率所部攻破宜兰，远近州邑，闻风响应.声言驱逐倭奴，重复中华，响应者日益增多。林设下酒宴集会部下，亲自用刀杀死五岁爱子，洒血共饮，坚誓定盟，消灭倭寇。十二月下旬，与北部首领简大狮相约会师台北。从宜兰出发，攻下瑞芳，袭击顶双溪，攻克暖暖，前锋直达返水脚( 之汐止)，声势沦大。时正遇简大狮义军在台北被打败，日军全力回师反攻，转战月余，死伤枕籍。林军终告不支，大北被擒，被斩首台北，盟友部众同时殉难者二百余人。宜兰当地人民被牵连者达数百户，老幼下狱，少壮处死，一时冤声盈耳，哭声震天。自由之民，初受宰割，愤怒惨痛之情，可想而知。
简大狮事件：
林大北既起义于宜兰，北部简大狮、陈秋菊等群起响应，直袭台北。是年十二月三十日，简大狮前锋抵达城郊，城中为之大震，日人军政首领都惊惶不知所措。桦山资纪亲自率领卫队巡哨各街，千余日军荷枪实弹，负隅死守，日民三千，都持刀以待，准备对付起义军。是夜乃徐夕，无事，元旦午时，起义军攻城，城外喊声震天，城内台人也纷起内应，内外夹攻，直到展开肉搏战。今天的八甲町，就是当时日我双方鏖战最激烈的地方。后终以日军以逸待劳，战力顽强，武器税利，义军连攻不克，林大北军又被阻于顶双溪一带，不能给简大狮以支持，而日方援军大批到达，简大狮起义军逐告失败，不得不分散回部。有名叫石大头的人，是简部一员勇将，两只眼睛瞎了，但善于辨别风向枪声，判断敌军虚实，经常指挥作战，很是骁勇。台北失利后，他率所部去宜兰，转战两月，被倭寇擒杀，此人真称得上是一名奇男子!简大狮乘机去厦门，厦门战役日军死伤三百余人，义军死伤则达六百余人。以后日人追索余党，株连甚众，城内城外，有的被囚禁，有的被杀死，总数以千计。日寇以简大狮出走，就杀掉简妻以泄愤。光绪二十五年儿玉督台时，旧案重提，儿玉以释放刘德杓为条件，要挟清政府引渡简大狮，简大狮被捆绑到台湾殉难，由此可见清廷无能。
刘德杓事件：
刘德构是清朝台东守将。刘永福走后，德杓被迫退到山谷中，召集流亡士兵，纠合各地义军，图谋驱逐日人。一时南北豪杰一呼百应，起义军风起云涌，除宜兰的林大北，台北的简大狮外，还有凤山的郑吉生，云林的阿铁，台中的詹阿端，宜兰礁溪方面的林大旺，水返脚(今汐止)的卢阿爷等诸起义军都纷纷响应，以图共举大业。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刘军从台东传檄出师，连战俱胜，九月攻克南投，十月定斗南，十二月进迫台中，属邑皆依从，全台大为震动。但由于各地起义军彼此缺乏联系，日人多采取各个击破的手段，起义军领袖先后遇难。刘德杓抗斗两年多，正是桦、桂、乃木三人督台时期，最后刘因兵尽被擒。因他原为清朝将领，又爱其有才干，日方议刑未决。光绪二十三年，儿玉以刘为引渡简大狮的诱饵，释放后回归福建。
陈发事件：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义军陈发，对日人统治台湾十分痛恨。时正逢中国戊戌变法、励精图治之时，台人有识之士也为之跃跃欲动，就纠合同志，誓与日本不共戴天。在一段时间里台人阮振、林少苗、林天福等率领群众汇合一起，克金山，取大甲，攻潮州庄，陷网山，围恒春城，起义军声势大张，坚持抵抗数月，最后全部英勇牺牲。被擒处斩的达一千六百余入，起义余部逃入深山，依土蕃为生。
詹阿端事件：
刘德杓、陈发相继失败，其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光绪二十六年詹阿端又想重新举起起义的大旗，要恢复台湾。詹阿端原先参加过刘、陈起义，每次战役他都参加过，刘、陈败后，詹幸免遭难，率领部下入山，养晦待时。一时因刘德杓、陈发及郑吉生、柯铁、林大旺、卢七爷等起义余帮，都络绎云集于詹处，起义军声势顿壮，乃传檄出师，文日：“此次动兵，奉旨而行，军有纪律，约束严明，义军伐罪，奠定台澎，救民脱苦，惟倭是征，集我人民，雪恨复清，降者便安，恕过原情，嗟尔有众，万勿心惊，同心协力，早救生灵”。
文到各处，人心震动，蕃人也参加了起义，起义军所经过的村镇，望风归附。趁势进攻台中，围困数日，因日人防守严密，起义军莫能攻下。台中四周日本守备军及武装警察应调赴援，前后夹攻起义部队，詹军英勇作战，前仆后继，死伤惨重，阿端身中数弹还大呼“前进杀敌”而牺牲。起义军溃败，退入深山，隐图再举。日人穷追不获，就放火烧山。
黄茂林事件：
台人抗日运动虽历经挫折，但他们再接再励，毫不气馁，坚持斗争。有名叫黄茂林的，是詹阿端的同伙，又是嘉义的豪侠，平素好疏财仗义，交游遍全台。他恨日本人的横暴，痛清廷的暗弱，悲义军的不济，就和残存义军，即詹阿端、柯铁的余党共同谋惠划东山再起，恢复台湾主权，以响应祖国的国民革命。当时是光绪二十七年，国父孙中山正因惠州之役失败，计划在东部再一次举行起义。黄茂林乘机起义，这年二月攻下朴子脚支厅，三月攻克嘉义，声威大振，起义群众超过万人，日人大举反攻。詹、柯余党支援很不得力，黄茂林就同起义余部分路在云林、台东、嘉义一带坚持战斗。到光绪二十九年，起义首领纷纷殉难，黄茂林自杀。三年时间，同志被擒者达八千又三十人，牺牲者达二千四百七十三人，几乎无一幸免。这是反日运动中一大事件，实在是悲壮极了。
北埔事件：
新竹境内有地名北埔，民众非常强悍，有一个著名的人名叫蔡清琳的，非常仰慕朱一贵精神，有推翻清朝复兴汉室的思想。他常记怀中，见日人横行台岛尤为愤慨。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与同志四百人组织“复中兴会”，蔡为领袖。在台中、台南、台北各地设分分，并同隘勇取得联系。三十二年三月，在台北厅下新店庄召集各地首领秘商规约，伺机起事。翌年十一月，蔡扬言清兵来援。蔡在北、南亲自率领隘勇树立起义旗帜，传会全台，进行抗日。邻近大湖，首先起来响应，竹东、大溪、中历各地同志相继发动起义，声势极为浩大。日人震惊，动员警宪军大举“讨伐”。半年之后才开始平安，日军在各地搜捕义军，株连者达两千多人，都惨遭不幸。
林圮埔事件：
宣统三年十月，中国国民革命武装起义，推翻清廷，光复中华，建立民国。台人听到捷报，欣羡交感，都跃跃响应。民国元年春，南投厅新寮义民刘乾，以庆祝中国革命成功的名义，召集南投林圮埔一带民众，饮酒欢呼，群情激昂，趁势秘密组织“台湾革命党”，刘乾被选为领袖，筹款添置武器，计划起义。但因同志不慎泄密，日本警察出动逮捕林圯埔的同党同志。刘因部署不用密，仅同百余人攻入林圮埔及项林庄的警察派出所，抵抗数日，全部牺牲。这次被株连关进监狱及处死的平民，有二百余人。闽粤来台的国人，都被传讯，诬陷、受嫌疑的人数则更多。
土库事件：
台湾革命党领袖刘乾牺牲后，其同党黄朝、黄老钳等继续奋斗。民国元年五月，在嘉义的土库起义，参加起义的义民共数百人，因为弹药不够，就假言“神道可以保护，刀枪进不了肉体”，以此助人勇气。义民不堪忍受日人暴政，渴望得到解放，就信黄的假言，争相执戈挺刃，愿为前驱。义军很快攻下邻近的诸村镇，准备进攻嘉义，遭日人反击，起义最后遭到失败。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革命党人及平民被处死者达二百余人，真是悲惨壮烈。台人憎恶日寇，誓不共存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罗福星苗事事件：
新竹厅下苗栗人有个名叫罗福星的，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幼时回粤应学，考中秀才，名列前茅，但以后屡试不第，在本村教书。光绪三十二年远渡南洋，任爪哇华侨中学校长，时胡汉民先生奉国父孙中山之命来马达维亚(即雅加达)召募义勇军，罗即辞去校长职务，应募回国，参加过几次战役。黄岗之役他负伤未死。民国元年被派往台湾组织中国国民党台湾支部，以谋取中国国民革命同时在台湾实现。他首先在苗栗正式秘密成立支部，吸收党员，参加者在一月之间达数千人，在台中各地也秘设分部，并印发革命宣言，慷慨陈词，共图大举。一时新竹厅下大甲及大湖地方的张火炉，台南厅下的李阿齐，台东厅东势角的赖来，南投的赖阿荣，都成为一方的起义首领，群相呼应，约期起义。但却被日本警宪探晓，大量检举。罗福星因起义事机暴露，未准备完毕，不便突破起事。民国二年十二月，他弃家西逃，到淡水被擒。日人遂兴大狱，罗福星及各起义领袖的家族，还有各地同志，被捕者共一千二百零十人，其中死刑二百二十一人，长期苦役二百八十五人，其余的被判处各种刑事处分。此役与中国国民党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国民党党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篇幅。
大甲子事件：
苗栗事件虽然暂时平息，但台人抗日及革命的思想，始终毫不松懈。民国三年七月，嘉义南势义民罗嗅头，倡义起事，从者甚众。攻大甲支厅不克，最终被包围歼灭。因为此案，被株连者达三百五十人，全部斩首殉难。
余清芳噍吧年事件：
噍吧年是台南一山间僻地，风景优美，民风朴素，如世外桃源。日人入台后，凶焰遍于全岛，此一世外桃源不免也陷于灾难之中。开始是日人在噍吧年境内，任意胡为，骚扰淫乱，民不堪其苦。后又在此强购田地，作为日人公用，民众实在忍无可忍，起来反抗。屏东人余清芳，胸怀大志，曾担任过台湾厅及凤山县警察，亲眼目睹日寇暴行，愤而辞去警察职务。他经常考虑如何组织同志，驱逐日人，光复台岛。民国四年，余清芳迁居台南厅后乡社，靠近噍吧年，见噍吧年苦状，决心起义。他听到同厅竹头崎庄区长江定，家富好客，就与之结交，酒后一起痛论国事，糠慨激昂，抱头痛哭。江定又约在台的粤人罗俊、苏有志两人，参加主谋，结盟发誓，共图大举。是年三月各自率领同志数十人，在境内的西来庵集会。西来庵是台南的名刹，祭祀五瘟神，香火甚盛。因台人自从受到日人压迫，无处哭诉，呼吁无门，想求神庇护，从精神上得到一点安慰，故来庵拜神的日渐增多。余清芳想方设法当了该庵庵主，经常在庵里宣传抗日大义，一时远近信徒不下数百人，日人也不怀疑。故余、江等人选定此庵为会场，开会的那天，群英齐集，推余清芳为大明慈悲国大元帅，江定为副元帅，罗俊、苏有志为左右参谋，其他同志概行授职就座，歃血饮酒，定期兴师。他们扬言日人非我种族，横行我台岛，神人共愤。日人说台湾难治，决定试治二十年，如无成效，决定退出台湾，归还中华。而今已到二十年，华军已云集门，整装来台，如台人此时发动起义，日人必退，国军必进，台湾一定复归中华。他们认为时候到了，人人听后鼓掌欢呼。起义民众与台北方面尚缺乏联系，于是余清芳派苏、罗二人前往台北活动，准备起义。日人开始略有所闻，便跟踪刺探。苏、罗活动事宜完毕后，即由基隆乘“大仁丸”船南归，船中经日本人盘查，起义之事遂败露。苏、罗入狱，台南、台中、嘉义各厅，同时戒严，日人大行搜捕。清芳、江定知事紧急，仓促集合同志千余人，祭旗兴师。是年七月九日佛晓，进袭阿维厅下甲仙埔支厅，取得胜利，日人死者三十余人。九月三日陷南庄及阿里关派出所，日人死者三十余人，官舍仓库多被战毁，声势日盛，远近农民加入起义三千余人，辗转激战。六日攻克噍吧年市街，当地糖厂日人束手就擒，起义军把他们囚禁起来。十日起义军占据附近高地虎头山，凭险筑寨，于是声势益壮，参加起义的更多。日人大为震惊，急忙派遣台南警备队约一联队，星夜来援，初战不利;又加派炮兵一大队，日夜轰击，炮声震天。余清芳义军虽训练不够，装备差劣，但斗争英勇，前赴后继，死亡枕籍，仍不退却，偷袭肉搏，达七昼夜，收复之地最终全部失去，噍吧年大寨也为敌炮攻破。清芳、江定各率领余部分头离开，他们入深山，窜幽谷，风餐露宿，同谋再举。日方警宪搜索甚紧，余清芳部下因长途跋涉，疲乏饥饿再加上瘴疠交侵，死伤殆尽、余清芳也因病不支，倚卧草中不起，八月二十日，被日人搜获。日人认为立了一大功，向上级通告请赏。第二年四月十五日，江定也被逮捕，起义余部溃亡，半年殆息。噍吧年战役，总计战死一万五千余人，受伤者也超过万人。事后，日寇就大泄毒怨，采取极残暴手段，特地在台南设立临时法院。余清芳、江定、罗俊、苏有志以下遭处死者有一千三百余人，还觉余怒未消，将附近二十余庄的后屠仔、笔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子、左旗、茶寮等地居民视为凶徒。据当时到场的一位台南人被日军拉运弹粮到噍吧年，他亲眼目睹，他说：“这一年五月五日、六日两日，日军在一山坡囚集几处居民三千二百余名，另外选择一大平地为刑场，经临时检查局简单询问后，将台人一百个入编为一组，一组一组的依次屠杀。除妇女外，男子不分少壮老幼，都被捆绑俯卧，上自龙钟老态的老者，下至正在吃奶的襁褓婴见，都一一遭此人世亘古所未有的浩劫!当时由特选精壮的日本士兵约二十人，手持锋锐长刀，肆情飞舞，相互比赛杀人数目的多少，据说平均一个日本士兵要斩杀五十个台人首级。只见台人身首异处，人头落地如西瓜脱蒂，到处乱滚。一时场内、场外惨呼痛叫声，大刀劈骨骼的碎断声，鲜血激射迸流声，日本兵挥刀叱喝砍杀声，与日人鼓掌欢呼称快声，群相呼应，伤心刺耳，惨不忍闻。”(其状与南京日寇杀我同胞相同)有亲眼见其惨状的人。悲痛惊悸欲绝，回家后两月就死去了。日寇屠杀我台胞男子三千二百余人，杀人于满出遍野，血流成河，无头尸体如堆木材一样垒聚一起，任其日晒雨淋，时间长了，则臭气熏天，苍蝇云集，犬狼狐鼠，竟啮食，以至肢骸零落，白骨磷磷。死者头颅则装在大车上，运往台北点验，然后再运往郊外，挖洞穴合埋，据说沿途坠落车下的头颅，血肉模糊，真是惨极!此悲惨情景，真令人不堪设想。噍吧年自从遭此大屠杀后，三十年来，此地男子已不可多见，而唯吧年阴惨肃杀的气氛，仍弥漫整个山谷之间。惨痛的历史更激起全国人民爱我台湾。
噍吧年大屠杀后，当时台湾总督安贞车美怕事态扩大，报告日本本国时，仅只说“重犯”九百零三名处死刑，隐瞒了大屠杀的实情。安车命令台南厅长松木茂俊及警备课长高桥传吉两人自责辞职，又将西来庵名刹放火烧了。从此噍吧年一带居民大减，户籍一空。总督府虽然尽力隐瞒真情，仍怕实情一旦被揭露，会遭到本国斥责，就假造谎言称当地死亡率因疫病发生而迭减。每年上报减少人口百余名，二十年后才如数弥补上人口死亡数字。
民选议会事件：
台人从自遭受“噍吧年事件”的惨痛后，就稍微停止了个别的武力抵抗，准备采取全民政治斗争方式争取解放。于是有民国十年林献堂、蔡惠如、林幼春等向日本第四十四次“帝国议会”作设立。台湾民议会案的请愿，请愿书道：
“……按台湾统治制度在领台当时，应参酌台湾固有的文化制度，…...故帝国议会于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以法律第六十三号付与台湾总督以发布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使行政立法二权握于同一的统治机关，……三百余万新附的民众所受的痛苦，实有不可以言语开窍者，救人之道，只有在台湾的民众选议员，组织‘台湾议会’以行之……”。
请愿书上交给议会，日本议员不考虑日台人民法律上的不平等，反而认为台湾既属日本领土，同一领土内怎能另外设立议会而拒之不理。当时的台湾总督田健治郎男仅请求议会以法律第三号修改“六三法”用以阻塞。台人深感不平，直到民国十二年每年请愿日本议会，连名者达数千人，日本议会仍不理采。台人更加愤怒，民国十二年在台北组织“台湾民选议会同盟会”，召开大会时被日本警察当场驱散，但仍不停止活动，遂约集同志前往东京开会。这一年在台湾设支部，被台湾总督诬陷为一非法组织及反日阴谋团体。十二月十六日早晨动员全台警察，逮捕了所有民选议会分子，被关进监狱的达千余人，直到民国十四年夏季，才开始第一审、第二审。判决四十九人有罪，各判两年、五年徒刑不等。日人自称是立宪政治的国家，不许人民作合理改革及要求平等待遇，竞以刑罚相威胁，其反动统治，实质可见。民选议会运动首领林献堂出狱后就漫游全世界，回国后经过上海，在上海中国各团体欢迎会上，数言“祖国”字句，便成为一件历史大案件，他回抵台湾后即被日本警察逮捕下狱，并没收部分财产。
文化协会事件：
民选议会运动是政治改革，文化协会运动则是文化思想革命，两者相互配合、促进，其目的是争取台人的解放。此等运动的领袖人物都是当时省内外肄业的专业学生，他们能以先知先觉的精神，领导台人，实施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对抗，其爱国精神实属可佳。“我常常感叹近二十年来台湾青年虽心怀国仇家恨，但在学校时因对日本富强的向往，仇视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怎么强烈。但一旦离开学校进入社会，感觉种种的不平等、不自由，才体会到人为刀剑、我为鱼肉的痛苦，于是起来为求台人的解放和自由而斗争。二十年前青年奋起前进的著名士子如彭华英、林仲 、蒋渭水、蔡培炎、吴三建、黄朝琴、郭国基、林呈橼、游弥坚、杨振福、黄周、黄呈听、宋斐如、张聘三、李明德、洪水炼，黄阿信、王敏川等都是一时的俊秀，留学日本时，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自由思想的激励，即成立“东京台湾青年会”，响应省内民选议会运动，直接触及日本官宪的忌讳，就转回台湾组织“台湾文化协会”，深得林献堂等的支援而宣告成立，并发布宣言称：“台湾，虽孤悬海外，已为世界所注视。而台湾海峡实为东、西、南、北船舶往来之要冲，世界潮流胥汇于此……。纠合同志组织文化协会，而为文化运动……在于枢互交换知识，扶植道德，并图教育的振兴，体育的发达，进而奖励艺术，唤起一般科学的兴味……”表面文章只能如此。其机关刊物，在日本和台湾发行的《台湾青年》，积极宣传实行“读书运动”(扫除文盲)、“文学革命运动”(响应中国国内“五四” 运动)、文学运动”(以罗马字拼出台语)、“宗教革令运动”(反对历来迷信)、 “中国国语运动”(便于与祖国沟通)、“妇女运动”(解放台湾妇女)等，力竭声嘶，以唤醒全岛民众迎合时代，发愤自强。一时全台学校教员、学生及地方士绅辜显荣、许丙及日本御用绅士深表赞同，以至商人、农民、工人等积极涌跃参加，一个多月之间达数千人在刊物上发表言论，集会演讲，无不糠慨激昂，风靡全岛。随之继续成立的组织有：“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民众党”、“台湾工友总联盟”、“工友协助会”、“台南木材工友会”等，每当有官民或劳资争议，这些组织都出面支持同胞，以求其和解。日本官民为此大为不满，认为殖民地的台人，欲争自由、平等，等于是奴隶向主子造反，于是围绕此情况要求总督府限令一一解散，并加严惩。因此以上各团体概遭瓦解，文化协会会员在台湾的和在日本的，都被检举。有的逃走，有的被囚禁，真是备受苦楚。逃到中国内地的人，继续进行抗日运动;被因禁的则生死莫测，一时各地监狱均告满。并严施肉刑，苦打成招，死者无计。
为首的领袖，均遭荼毒。身体强壮而罪行较轻的，则用毒针注射，使其立刻冤死狱中，以绝后患。台南监狱一处被毒死者，有李明德、黄春生等十二人;新竹监狱中有郭常、吴拱照等七人，其他可想而知。此外分别判处十年、二十年徒刑不等的，无一幸免。台湾同胞一腔热血，尽洒芳草，实为当时文化运动中的一篇惨史。
农民组合事件：
文化协会工作积极推进时，起来响应而成立的民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起来，其中尤以农民组合最著名，但遭到的灾祸也最惨。民国十年后，台湾农民因日人圈购农田种植甘蔗日益厉害，并强迫购买农产品。台胞不堪其苦，就仿效各国合作法成规，组织农民组合(却农民合作社)。全岛农民中有识之士群起参加，各地设立了支部，会员达万余人，其中以大湖支部工作进行得最有力。民国二十一年大湖支部会长李木芳受到日本警察一再警告，因害怕而辞职。大家又选举刘双鼎继任，黄阿乾为副职，同日本政府在争议中取得胜利。日人大怒，总督府传令，全岛警察借检举“匪徒”为名，进行严密搜查，农民组合会员被逮捕者达千余人，各加严惩。
特别是对大湖支部更为严厉，刘双鼎被迫出走，后被逮捕。黄阿乾和刘喜瑞、林喜瑞、林华梅、黄云汉等干部全部被捕，受牵连的达三百余人，顿使监狱为满。日人又在大湖役所机构内，设立临时法院，但因收集不到大湖支部显著罪状，就以“反谋”二字为名，强逼口供，或高吊而笞鞭，或以燃香熏烤，或仆地以杖刑，或用水灌入腹内，苦打成招。大湖支部一千余会员因不堪酷刑而死去的有刘双鼎、邱天送、吴盛连等十余人。其余的则被判为十年或二十年长期监禁，而病死监狱中的则有：刘俊木、陈天麟、陈盛麟等十多人。因受刑不能忍受而自杀的有：刘庆云、刘德兴等数人。有史以来用“莫须有”三字而致人于死地的太多了，但还没有听到过像这样小题大做，以无数人的生命为儿戏以求一逞的“农民组合事件”，真是太惨了。
彭化事件：
刘子明是彰化郡人士，在福建经商，家属留居台湾。民国二十一年，其子刘深俊因受盗窃别人财物嫌疑被拘留在彰化“郡”警察课，经过一再审讯，口供仅仅是经常入彰化城外八卦山打柴。当时正是台湾农民组合活动时期，也正是日人在八卦山建立侵台巨魁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殿下纪念的时候，碑上“王”字被拆去，正发动全郡警察侦查。侦探长日人柳正荣及侦探台人周奉文想以此报功，就诬陷刘深俊拆盗了碑上的“王”字。又以刘子明久居中国行迹可疑，父子一定想相互勾通，联华反日，其拆盗“王”字者是他们仇视日本阴谋反抗的初步表现罢了。日人遂大发虎狼淫威，暴露兽性，严刑拷打，致使刘深俊晕死数次。又逼供诬陷刘父子明是中国某县县长，策动台人暴动，先指拆去能久亲王纪念碑“王”字以示威，继而将发动同志实行驱日的军事行动。并勒令刘深俊诬陷彰化巨绅吴德功任参谋长，李崇札、吴汝祥、杨焕彩等任参谋，王茂盛任募兵员，杨万宝任军医;彰化东门居民周寿南，西门黄枝，北门王添树，南门伍庚申，东门周寿旗分别负责各门警戒责任，准备一旦起事，指挥城内城外同志夹击日本守备队;城外同志有林溪湖、工林、北斗各乡镇的士绅等达八百多人，机关印信沉放在东门城边池塘内，军火隐藏在南门外土坑中，准备行将成熟等等。其勒令诬陷的人，皆当地有名人物而平时在态度上又不是亲日者。柳正荣就以此假口供向其司法主任沈泽哲太郎报告，进行大肆搜捕。印信军火，概属乌有，而被诬陷的众人则没有一个脱漏。一时彰化城内、城外一片呼冤叫苦、哭夫号父之声，酸鼻刺耳。八百多人经绳穿索牵，脚镣手铐押送监狱，原来可以监禁三十余人的彰化“郡”拘留场，到此时室内室外人满为患。虽一个一个进行日夜拷问，但口供不符，毫无结果，无法定罪。被告家族，都各自聘请律师在彰化法院及总督府之间往来呼吁，声辩被诬受冤。总督府个别人也以毫无确实证据，主张从轻发落以免动摇人心。结果以“谋反嫌疑案”证据不充分，允不起诉。但仍以刘深俊毁坏营造物罪罚金三百元维持警察课的颜面了事。一千人“人犯”陆续释放，但这些受冤众人已拘留在监狱，苦受三月地狱式的生活了。临到释放时，日人还告诫众人安分守己，勉为顺民等语。其中因受刑重造成内伤，刚出狱就死去的有十几人，此种损害向谁抵偿?这一年冬天“帝国会议”开幕，代议士田川大吉郎、清濑一郎、岛田三郎等就此事件质问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只表示遗憾，允许对此案负责的日本警察、官吏进行查惩。结果是沈泽司法主任反而调升台北警察刑事课长，柳正荣及周奉文之辈仍安然无事，而其声势却是更嚣张了。
竹山事件：
彰化事件后，又有同一诬陷性质的“竹山事件”发生。“竹山事件”是警察的朋友想夺人耕地，就串通警察，诬陷良民“谋反”，遂兴大狱，受牵连者达四百多人，受酷刑死在狱中的有刘全白、何士君等二十多人，出狱七天后死去的有林文贵、张富等人。后以嫌疑证据不足，判为不起诉了事，但受此冤案的死者不能复生了。日人视台胞如蝼蚁，而日警察作威作福，草菅人命为其一贯作风，可以想见!
雾社高山族同胞事件：
台湾蕃族，虽历经佐久间总督十年征伐屠杀，仍不屈服。日人深入蕃地，横加压追，与日俱增。民国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台中州能高郡雾社。蕃人仇杀日人一百三十四人的大案突然爆发，这是台湾抗日运动中有名事件之一。兹就此事件发生的近因来说：这一年的十月二十七日，雾社国民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从二十二日开始，筹备搭架筑台，准备会场，并布置各地前来参观的日本官绅馆舍。因地属蕃地，蕃人吃苦耐劳，雇用他们为劳动力，工资很低康，积欠工资几个月，蕃人也不敢索取。他们的朴实、耐劳，正中日人之意，便又雇佣蕃人十几个搬运木材。逢天下雨，道路淋烂，工事进行迟缓。日本监工百川、吉村两个巡查迁怒蕃人，执鞭狂打，督促工事加速进行。一蕃人不服，反唇叱骂。日人益怒，就将这蕃人倒悬在树上，任情痛鞭，蕃民群众虽愤慨而不敢言，趁夜间将被打的蕃人背回。半夜时辰该蕃人死去，蕃民众旧恨新仇，一经触发，无不太怒。中有麻系母蕃酋营长莫纳尔达蛾是群蕃社领袖，其儿子一向同吉村巡查积怨很深，早想报复。又有蕃人兄弟二人，取日，本名字花风一郎，二郎的，两人都在埔里高等学校毕业，受过军训，善射击，有智略，是蕃民公社中优秀人物。两兄弟的妻子都长得很美，日警曾企图好污未遂，两入曾向日警官控诉，警官反而袒护日警。花风兄弟满腔怒火在胸，建议在运动会举行时，举行起义。群众听了他们的意见，拥护花风兄弟同莫纳尔达峨三人为首，听其计划指挥。次日，十多个蕃人到场象往常一样地工作。二十五日竣工，日人来宾及学生家长络绎不绝而来。二十七日早晨，运动会开始，参观的人云集，兴高采烈，而蕃众早已理伏在会场四周。未到午时，蕃人先将蕃童学生一一抽走，花风兄弟忽然更换洋装为蕃装。场角角声一鸣，蕃众五百余人如洪潮暴临，由会场四周挺身而起，舞刀怒吼，场内秩序大乱。日人措手不及，四处逃窜，只见刀光闪处，人头纷纷落地。半日间，日本官民男、妇、老、幼作无头之鬼者有一百三十四名，逃入厕所及柴屑中的也无一幸免，其受伤半死的有二百一十五名。此外台人也受池鱼之危致死的有两名，负伤的五十三人。蕃众既痛行仇杀，并将国民学校放火烧掉，日警备队跟踪。“讨伐”，因蕃众熟悉地势，动作迅速，早已进入深山穷谷之间。他们化整为零，占据险要地势进行抵抗，日人战车大炮，顿失其效，长枪利刃，用武无地。起义军经常诱日人孤军深入，迷失归途，尸骨难归。日本人被扰乱半年，黔驴技穷。上自石中总督，下至当地警官，无不叫苦连天，弄得一筹莫展。日人在羞愤之余，决定下毒手。为防止蕃众突击而修筑长围动员飞机十余架，在各个山谷发射毒气，想使蕃族绝根灭种。一时乌烟瘴气弥漫全山，半年之间人不敢入山。蕃民群众无论是否参加此役，受其毒者有两千余人，一部分逃出山的蕃人也遭到机枪的扫射致死。蕃首花风兄弟一直未被日人逮捕，为日人却诡称花风兄弟在事后的某日，率妻小登水富士山顶同时切腹自杀以谢罪，一时传为美谈。为了掩饰日人之非，并将此山改名为花风山。号称一等强国不自已反省平素治理蕃族如何，而自招横祸，竟肆无忌惮地屠杀弱小蕃族，不仅采用武力镇压，而且采用举世禁止的毒气以求一逞。曾几何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又强迫征集刚直、朴实的蕃人，使他们曝尸海外，我高山族同胞实在太令人怜悯了!
朴子思想事件：
日人占领台湾后，台人各阶级抗日运动，此起彼伏，五十年如一日。前二十年多是武力抵抗，后三十年多为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当以知识分子为中坚，前面叙述的“文化协会”就是其中最著名的。“文化协会”覆亡后，台人仍暗中活动，毫不畏缩。其中以“七七”中日战争爆发后，进行抗日斗争更是不遗余力，于是发生了朴子思想事件。“朴子”为一镇名，现在属嘉义县车石区，地位重要。时正值战乱之际，人们感怀故国，涌现出许多慷慨悲歌之士。
民国二十九年冬，日本全国举行荒唐无稽的开国“纪元二六0 0年”大会，台湾各地同时举行歌舞游行，粉饰太平。当时中国在艰苦抗战，正遭到缅甸公路及安南海口的封锁，情势吃紧。有个名叫李钦明的年轻人，年二十四岁，台南师范学校毕业，担任东石布袋各学校训导职务，是一爱国热血的男儿，忠义奋发，有驱逐倭寇重振神州的志向。他目睹日人横行及祖国艰危，乃觉天下事大有可为，就在日记中录诗一首，以抒发胸中怀抱，诗曰：“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悲壮激昂，热情横溢。谁知却以此诗暴露，而遭长期审讯，并因之而关大狱。
钦明胸怀壮志，平日物色同志，策划与祖国通声气，计划在台湾组织“三民青年团”，以期唤醒青年在台湾奋起，响应大陆抗战。后因日本警察密布，进行起来困难，半年之间，仅仅得到校内外同志吕江横、吕丁殿、林春泰、颜老千、黄横、黄嘉泰及亲属李启明、李明振等五十余人支持。他常约同志来家秘密集会讨论问题，秘装短波收音机，偷听重庆、昆明及马尼拉等地广播，以了解战情，等待时机，并拟定选送同志渡海到中国内地联系，因沿海防范过严未获成功。他们便在民国三十年四月，先成立“台湾民族主义青年团”，广泛吸收同志，暗地收集军用器材，准备在美华联军一旦攻台时，争取出力为内应。计划初步拟定，正遇上本镇流氓陈百川充当总督府日警小林某的密探。他探听到药店老商人颜老千常有反日言论，就故意往颜家闲谈。林春泰(年十八)在座，谈论中涉及国事，悲愤慷慨。陈百川假言自已是祖国特务工作人员，求颜等暗助。林春泰等相信他人谎言，竟将组织建立的目的及主脑人等姓名、工作计划，全盘告诉陈，并吟诵钦明述怀诗。陈百川录藏此诗在胸，告别颜、林等即向小林详报。小林大喜，就于这年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海军纪念一日，在朴子镇会齐警察，进行检举。李钦明兄弟及颜老千、林春泰等数人首先被捕。一时东石区各地青年受株连者一百人，分别关进区内各监狱。次日，首脑人物解往台南法院。各地分头审讯，严刑酷打，追究同党和会议记录、器材用具等。当时日人正盛行“皇民化运动”，想利用台人助其威，恐怕严究重办有失台人之欢。此案经半年辗转拷审，分别判处李钦明、黄横、李启明等十二年、十年、八年等长期刑役。许多同志因不堪忍受其苦，死于日人棍下及在狱中病死的有：钦明、启明、吕江横、吕丁殿、颜老千等数人，案件就此草草了结。
东港、瑞芳、苏澳事件：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战局日渐不利，怕台人不为他们驱使，又惧怕台人抗日暴动，就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日本人首先从知识分子下手，企图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民国三十一年春，日人加强高雄及东港海军防卫，以当地著名人物郭国基、郭生华兄弟及张明色、许明和、陈江山、周庆芳、陈自阵、张朝辉、黄周、欧阳石等人为防范重点，他们多系昔日文化运动同志，平时言论激烈，富于爱国反日思想。日本人并风闻郭国基曾在民国十一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是国民党党员，旱与中国要人盛世才等关系很好。其妻虽是日人，也常有亲华反日表示。日本人遂根据谍报诬称郭氏夫妇及以上诸人密谋以高雄及东港为基地，策应联合国军队先袭取台湾，进而北向以攻琉球、日本，西向中国大陆登陆，以驱除在华日军。于是将以上诸人全部逮捕，牵连达四百人以上，统统进行拘禁，上吊灌水，严刑酷打，死于严刑下的有洪雅等数人。其余逼供以“通敌谋反”罪定案，分别判处五年以上直到无期徒刑，押解到台北市福往町北监狱执行。当时联合国军空袭台湾日趋激烈，除欧阳石等十一人早在监狱死去外，其他人因身限囹圄，无法逃避，遭到轰炸后尸骨也无赴觅的迭二十多人。到日人投降，中国台湾前进指挥所莅台，所有政治犯一律释放，郭国基、张明色等人入狱四年，大难不死，幸获余生，但因受刑造成内伤，元气沮丧，已无能恢复当年健康了。郭等出狱后，除向前进指挥所陈诉外，并回到东港原籍，约集同志组织东港抗日惨案复仇会，亲自抓获捆绑与本案有关的两个重要日犯，历数其罪后杀掉。其余十几个日人则交给中国当局转解到东京联合国总部以战犯起诉。此是日寇在台暴行自食其果的唯一痛快事件。
“瑞芳事件”发生在民国三十二年，日人因战局日渐对他们不利，台湾知识分子以“东港事件”威慑日寇，日人又疑虑台湾资本家们发生变动，闻知金瓜山巨富“煤矿大王”李建兴在战前曾因业务关系常与英、美人来往。李有钱好施，交游很广，平时对日人颇多闲话。日人就以“杀鸡吓猴”的方式选定从他下手，先将李逮捕，将所有活动产及不动产全部查封，诬陷李是美国间谍。并株连当地邻居及保甲人员，下狱者达二百余人，重演其肆意生杀予夺、苦打成招的拿手好戏，结果以“通敌谋反”定案。到日人投降时，李虽被释放，但已半身残废，其余死在狱中者有四十多人。此事件发生不久，又有苏澳事件。
“苏澳事件”发生在民国三十三年，日人恐联合国海军接近台湾，怕海岸渔人响应起事。日人仍采取先声恫人的手段，借口谋反嫌疑，大事逮捕苏澳港渔民五十余入。重刑之下，硬逼口供，以“通敌谋反”定案，全部下狱。直到日人投降才释放出来，但活着的只有半数了。
蔡忠恕事件：
太平洋战争日趋激烈，日人虽然一再以武力威胁，台湾青年仍继续秘密进行抗日运动。民国三十三年，台湾青年看到日人在太平洋战场节节溃败，战火蔓延到吕宋，逼近台湾，联合国军队登陆迫在眉睫，更不堪忍受“皇民化”的刺激，许多青年热血沸腾，大家一起加紧组织，奋起武装，准备充当内应。其中有一位叫蔡忠恕的，是当时台北帝国大学生抗日运动的首领，平时品行端正好学，成绩优良，遭到日籍学生的嫉妒，但深受台湾学生的钦佩。他秘密集合同志，筹划起义，进行得很顺利，校内外参加的同志达二百余人。
秘密会议时，蔡言：“去年(民国三十二年)秋，欧洲方面意大利既败，轴心鼎足，已折其一，德国势难长期支持，从此联合国必重轰德国，欧西登陆指日可胜，德必败亡，联合国必举其全力转锋东向夹攻日本，以一日本之力，当天下之兵，其败立见。台湾孤立大海，居太平洋上东、西、北之冲，四战之地，两方所必争也。现吕宋一失，联合国必进攻台湾，闽台咫尺，华军当由西登陆，以归复旧土，而收夹击之效，是则我报效祖国，驱除倭寇之时机至矣。吾等宜急广纳同志，准备实力，或暗中收集武器，或于征调入营后，彼此呼应，一旦起事，则可反戈!击日军以迎华军也。”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有个叫陈国兴的学生同日本宪兵队密探倪克祥关系很好，倪是日本宪兵思想系系长桑氏的爪牙。陈国兴受倪与桑的委托，常常在言谈中故作慷慨激昂，假装忠义，因此能数次参加秘密会议。加之此时日籍学生有兴亚会、东宁会的组织。专门以刺探台湾学生的言论行动为目的的桑氏获知此情，又听到日籍学生的密报，遂在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大行检举，彻夜逮捕人，从蔡忠恕以次入狱者近千名，女同志谢雪娥逃走。一时宪兵队拘留所房屋日夜赶筑，但仍以人满为患。蔡被捕后，遭严刑拷问，重刑之下，体无完肤，终被害死在狱中。从此日人对台胞加强监视青年学生，视他们为危险分子，征集入伍的，监视更严。幸好联合国海军直捣日本本土，未在台湾登陆，否则不是日人首先杀尽台湾知识分子，以遏止所谓“敌源”，而是台湾青年必定相机反戈以痛击日军，协助光复。可惜蔡君早遭毒手，来不及看到一年之后河山重光。正是壮志未酬身先死，日寇不亡尤何生!
兵营冲突事件：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日本海陆军全部失败，举国无条件投降，我台湾前进指挥所抵达台湾。九月初的一天，日本在台第十方面军举行台籍征用官兵解队式。当晚安藤司令官在台北东门町设宴，饮酒高会，表示惜别，届时日本将校云集于此，台籍下士官也戎装佩剑而至。宴会开始，按仪式行礼毕，台日官佐分席入坐。酒过三巡，台籍准尉某某起立说：“今日的宴会，既称送行，当尽宾主之礼，尽一夕之欢，应该一视同仁，同等享乐，可是我看到日籍将校席上，饮酒都是舶来品，而台籍士官席上，饮酒都是土劣酒，时到今日为什么仍差别待遇?日人死到临头，竞奴视台人到至此不捂的地步，台人请先退席”。一名日人怒起，喊叫台籍准尉某某坐下，准尉某某就抓起酒瓶向日席掷去，日人就拔出手枪向台人席上射击，台人席上人人愤慨而起，拔出枪向日席猛烈扑杀。一时秩序大乱，安藤仓皇出席，下令制止。这一场撕杀，日人死伤三十多人，台人死伤二十余人。日人自讨没趣，也深知理屈，不敢追究，仅仅严禁第二天报纸披露此消息。这一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此次是日台最后冲突，也是最精采的一幕，足见日人“优越感”的强烈和岐视台人的恶习难除。真是可谓死到临头而尚不觉悟，台人与日人历来的感情如何也可窥见一斑。
考查台湾在日入侵占时期，台胞抗日运动大大小小共二十余起。大致从光绪二十一年日人占据台湾到民国四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年)二十年间，为武装兵力抗日时期，换言之，自林大北以至余清芳为动辄同日人兵刃相见，欲以武力驱逐日人夺回台湾时期;当民选议会运动到日人投降(一九一五至一九四五)三十年间是以政治谋略争取自由解放时期。虽都未获得成功，但台人为拯救宗邦乡土，成仁取义，视死如归，真可谓动天地而泣鬼神!斗争精神焕发，照耀千古，成为我中华民族御侮抗敌的伟大精神和正气。真可谓“留取丹心照汗青”!此等爱国行动和精神，上足以慰中华民族的先祖，下可以昭彰全中国后世子孙。日人在台湾统治五十一年中，暴戾猜疑，作威作福，生杀予夺，任意逞凶。一方面可见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政策的反动残忍，另一方面更可见我台湾同胞的威武不屈的斗争精神。虽然，死者的英灵会因台湾的光复而大获安慰，但如何完成最后祖国统一大业，杜绝外来侵略，使中国成为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的有力强国，则是中华民族今日的后世子孙们应携手努力的大事。台湾是中国富强康乐的一个省，它不能再离开祖国的怀抱，我辈应努力以求贯彻祖国统一大业精神。
（本文原载《中国作家·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