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 肉 记
(日本铁蹄下五十年之台湾)
文丨刘晓平
第三章 安抚时期
田健治郎男(第八任总督)
台湾被日侵占初期，总督都是武人，到治理渐趋安定，日本国内外人士都主张以文人任总督加以“安抚为宜”。民国八年八月，日本改正总督府官制，所谓“台湾总督以陆海军中将或大将任之”一语，则改为“台湾总督为亲任”，于是田健氏就以寺内内阁递相的身份，亲任台湾总督。从此台湾军民分治，当时台湾军司令官由陆军大将柴五郎担任。台人也以为文人执政或可一改以往军国主义作风，可以得到一点稍略喘气的时候。但积重难还，不过较为缓和一点罢了。当时台民苦于苛政，渴望自治，日人持反对论者甚众，田氏驳复说： “父母之于孩提也，惟恐不能季日起立自行，日本之于台湾，亦犹是也。今自治潮流遍天下，其势不可遏，为顺应世界大势及台民要求，奖其自治，训民育民之大政也。夫如是而后可以归民心，使民心之德育、智育、体育、自求发展，而事半功倍也”。
他对于地方制度的改革有：
(一)废除西部十厅(台北、桃园、新竹、宜兰、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阿侯、澎湖)，改设为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东部台东，花莲港二厅，则仍按其旧制。
(二)分五州为三十三市四十七郡，郡下设二百六十街庄，二厅之下，设三街十区。
(三)改中央集权主义为地方分权主义，提高地方长官地位及权力。
(四)分州为市郡，市置市尹，郡置郡守。
(五)郡，付与警察权，市单独设置警察署。
(六)分郡为街庄，置街庄长。
(七)分地方行政政官厅为知事，市尹二级及州知事、郡守、街庄长三级。
地方官制及区域同时进行改正者，则为地方名称，如更打狗为高雄，打猫为民雄，胡芦墩为连原，千马头为清水，大山科嵌为大溪，永返脚为汐止，锈口为松山等。化俗为雅称，似胜前一筹，比较好听。
田健治台“政绩”如下：
(一)台湾授权立法问题的解决：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日本朝廷以法律第六十三号，委台湾总督以台湾立法大权。其所发出的法令，即所谓“六三法”。虽历经台湾抗议及日本朝野有识人士的反对，定有效期限为三年，但终于再三延期，民怨沸腾。田健氏莅任后，民众再三要求废除，经田健氏一再吁请内阁及参众两院，始获通过。民国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以日本法律第三号公布，作如下改正，究其内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罢了。
台湾施行法令的法律规定：
第一条 日本法律全部或一部用于台湾时，以勒令定之。
第二条 在引用法律，而无某项法律的规定，或难依前条规定办理时，得依总督命令规定之。
第三条 前条总督的命令，应经主管大臣转奏勒准而后公布。
第四条 如遇临时紧急事项发生，总督将不依前条的规定，而仍依第二条直接发布命令，便于行事。但即须呈经勒准，如不获勒准，公布的命令及时失效。
(二)领事裁判权的划归及台湾评议会的设置。
日本在华的领事裁判权，判决日人轻罪不需经过初审手续，重罪则经初审后，转返长崎地方审判所判决，台人在犯罪时亦同。田健氏莅任后，因台湾已复行三审制，凡经领事馆初审的案件，应送还台湾判决。于民国十年三月，以法律第二十五号的规定，划归台湾总督交台北地方法院办理。其他如罚金及笞刑也予废止。
日本侵占台湾，到田健氏府台(民国八年)已二十四年，日台子弟一贯是分校入学，设备及师资配备均很悬殊。教育的不平等，已足见其民族的优越感及愚民政策，田健氏思想较属开明，才开始准许学习优秀的台人子弟可以进入日本小学同受教育，至于中等学校教育仍有很大差别。总之，日本据台之时，台人子弟即使如何聪秀，能进入当地大学以受高等教育的人，实在是寥如晨星!
田健氏既稍修正“六三法”后，就大唱其“内台一体”，及“内地延张主义”，以迷惑台人，并创设“代表民意”的台湾总督府的咨询机关。民国十年六月，公布评议会官制，以会长一人(总督兼)副会长一人(民政会长议官兼)及会员二十五人组成，受台湾总督的指挥监督，会员中九人为其指定的台人，作为点缀，所谓“御用绅士”的，多属于这类人，当时有识之士多想回避而不可能。评议会会场附设在总督府内，凡义务教育的实施，道路的修筑，民法、商法及行政诉讼的施行，经总督府交易的，都付之讨论，籍供咨询，以收得“日人与台人同意见的沟通及传达之效”。并于法律上正式许可台人与日人通婚，但台湾女子上嫁日人者仍甚少，日女嫁归台人者则较多。
此外，田健氏鉴于产业及卫生有加强调查和研究的需要，将原已成立的糖业试验场、种畜场、园艺试验场等，归属于台湾的“中央研究所”，公布中央研究所官制，所内分设农业、林业、工业、卫生五部及庶务科。本所之外，全岛复分设十支所，以供普遍研究调查。(其后二十年小林总督以该所事业过于广泛分岐，就个别分立为工业研究所、热带医学研究所、农业试验所、林业试验所及糖业试验所等，此乃民国二十八年四月之事)。
当时台湾治安渐告平定，田健氏迎日皇储裕仁来台视察，民国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乘舰抵台，停留一月后才回日本。裕仁天皇来台时间，日人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一般，惊众扰民，没有再比此更厉害的了，而此间日人却以此引为无上光荣之事。
民国十二年九月，田健氏入山本权投兵卫内阁任农商省大臣，推荐贵族院议员内田嘉吉继任台湾总督，十月内田来台就职。
内田嘉吉(第九任总督)
内田曾于佐久间总督时任民政长官，此次以文官总督重游旧地，台人颇示期待。内田治台的重点，在于加强台湾产业的发展。这一时期茶业日见增产，年输出达二千一百万元以上;香蕉也达一千万元;米产量更增，年输往日本供日人食用者达百余万担;糖生产量年突破六万万斤，由此可概其余。
伊泽多喜男(第十任总督)
民国十三年九月，内田因政潮辞职，在任仅一年，继任者为贵族院议员伊泽多喜男。伊泽继承内田的指导思想，也以产业立国为其执政方针，除对砂糖、茶、香蕉、风梨、柑桔等的生产极力奖励外，并将全岛百分之七十面积的森林区，内含有热带林、暖带林、温带林、寒带林，都收归国有林，改总督府府林务课为山林课，专卖局的造林课也合并在内，使掌握“官行樟树造林”事务。不久又改山林课为营林所，后又移辖于殖产局，“国营林业”的基础日益巩固了。次于运输，水运则加强日本与台湾的力量;航运一万吨级的轮船数艘，从此成为定期航行。而日本邮船及大孤商船诸公司，都来竞争其业务。陆运则加紧修筑宜兰铁路，以谋取东部海岸的开发。民国十三年冬，完成自基隆经八堵以至南澳一线的铁路，更有花莲港至玉里、玉里至台东、台东至里垄的铁路，到十年春全部竣工。运输既然如此方便，东部海岸的开发工作从此就取得划时代的进展。民国十四年夏，着手开凿台南与定平间的运河，设立台湾及南部鹅銮鼻无线电报局，召开台湾始政三十年纪念展览会，皇子秩父官及高松宫先后来台观光，台湾至此被日入侵占转瞬三十年，总督更替至伊泽氏，已经是第十届了。
上山满之助(第十一任总督)
民国十五年七月，伊泽调任东京市市长，继任者为上山满之助，上山也是文人。他说：“统治台湾的要诀无他，以台之融合、泽合为经，而以文运之伸张及产业之兴隆为纬可也，此历任总督之方针，于特为之发扬耳”。于是台北帝国大学的创立，遂由议论而付诸于实践，以实现其伸运的思想。先是日人为纪念侵台阵亡的近卫师团长能久亲王致白川宫殿下，早有设立台湾大学之议，儿玉总督是实际上的最早的发起人，后因台人抗日不息，日人连年征伐，没有安宁之日，众议遂告终止。到田健总督以文人治台开始，才算创设一所文、医、农的综合大学，伊泽继续筹备，上山则树立七年创办计划，总投资费为二百五十四万八千元，选定在台北市富田町鸩工兴筑校舍。民国十七年三月，公布帝国大学官制，三月末举行开学仪式，至此台湾最高学府宣告成立。内设文政学部、理农学部。文政学部内分哲学、史学、文学、政学四部;理农学部内分生物学、化学、农学、农艺化学四部。其中尤其是南洋史学、热带农学极为重视，是该大学的特征。又归并农林专门学校为该大学附属农林专门部。民国二十五年，大学改组，添设附属医学专门部，这已是以后的事了。
民国十六年以后，世界性的经济恐慌，台湾也受其波及，金融顿时紊乱，日本内阁以贵族议员井上准之助，负责组织台湾银行调查会，通过大地震公债善后处理案于日本第五十二次议会，清理台湾银行与神户铃木商店的债权关系，当时日本国内外宣告破产的银行，日有所闻，台湾银行也因铃木商店不能支持下去，情况也极恶化，日内阁即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台湾银行救济声明书，提出“为救济台湾银行，由日本银行补偿特别贷款损失的紧急勒令案”，着日本银行贷与台湾银行二万万元，几经挫折由若衬内阁至田中内阁，始获通过。此上山出任总督于成立台北帝大外又一“政绩”也。上山于民国十七年三月，因一朝鲜人赵昭河于台中市行刺久迩官邦彦亲王案解职，离台时，捐私资万金于台北帝大，作研究台湾蕃族之用。不久，《高砂族之系统》及《高砂族之语言》二书问世，后来高砂族这一民族为后人所重视。
川村竹治(第十二任总督)
上山离职后，继任者为贵族议员川村竹治。川村于民国十七年七月莅任，他首先发出振兴教育的论告，以为开发台湾资源，必须同时发展台湾教育，提高台人的文化水平，足以使之充当侵华南及南洋各地的急先锋。故集合专家，改进教育，并树立经营华南及南洋各地的具体实施计划。次为台湾史料的编篡，此议发之于田健总督，一时中断，至川村总督，旧事重提，制定台湾总督府史料编纂会规程，以河原总务长官为会长，执笔者皆一时历史学界知名人士。于是台湾有史以来的史料，经编纂者凡本编二十七册，追加编二十四册，共五十一册，内容详细而属实，可供参考。此外如台湾广播电视实验室的设立，建功神社的修筑皆为川村在台的事业。
石中英藏(第十三任总督)
川村在职一年，继任者为石中英藏。石中于民国十八年八月抵台，他在儿玉总督时曾任参事官，台湾为其旧游之地。其大政方针，在求岛内产业的振兴与南洋日人企业的发展。关于产业振兴方面，则有民国十九年四月以训令二十六号公布总督府临时产业调查会规程，总督自兼会长，调查委员皆当时台湾教育界及金融界的权威，调查及时讨论事项为林、工、矿、水利、交通、金融等，共十五要点，其中对水利尤其加重注意。自民国九年田健总督时，着手兴筑本岛首屈一指而横跨嘉义、台南两地的台南大水圳，经石中的督促，终告完成。经此圳灌溉的稻田和蔗田，当在十五万甲以上，仅米一项年可增产十五万担，至于对农业及糖的贡献如何，可想而知。本圳工事费为五千零四十三万元，足见规模的宏大。其次是南洋企业的发展。南洋日人企业的优劣，由华南银行贷款增资，贷款最多的一个企业曾达二百万元。其它则为完成日月潭水力发展事业，正在进行中，适逢雾社高山族事件发生，石中也连带去职，这是民国十九年十月的事了。
太田政弘(第十四任总督)
石中去职，继任者为关东厅厅长太田政弘。大田就任后，承“雾社事件”之余悸，痛感理蕃政策的重要。民国二十年冬，公布蕃地监察官制，通过蕃地集约耕种，蕃地道路维持等费预算，发表告各州知事及厅长勤政爱民书，示以理蕃政策八大纲要如下：
一、理蕃重在教化蕃人，安定其生活，使育化于“一视同仁”圣德之下。
二、理蕃首先应正确理解蕃人，以蕃人的实际生活为基础，确立安定其生活之对策。
三、对于蕃人应该表示诚信，然后恳切教化他们。
四、教化蕃人首应纠正旧有风气，重新养成善良的生活习惯，次而致力于国民思想的涵养及注重实科教育，授与日常生活知识为主要着眼点。
五、蕃人经济生活的现状，以农耕为主，应奖励集约耕作或行集团移住法，以图其生活状态的改善及经济的安定与独立自主。关于蕃人的土地问题，应加以极慎重的考虑，以不致威胁生活条件为原则。
六、理蕃主管员司，应采取人物中心主义，如当地警察官吏，应多任用本着敦厚的，待遇优厚，保障其职务，不要经常调动，以达到适材适所人地相宜的效果。
七，修筑蕃地道路，以便利境内外的交通。
八、讲究医药救疗的方法，减轻蕃人疾病的痛苦，养成其乐生、安命、温厚的性格。
以上八项都属治蕃的要政，改善对蕃人的态度，启发其教育，奖励其耕作、改良监督蕃地警察官吏人选，提高蕃人的生活水平等。日人理蕃工作，至此略见头绪，而治蕃手段也稍形缓和了。
太田在职一年，因滨口内阁解体而连带去职，来去匆勿，除上述理蕃工作外，其“政绩”可以一举的，允许台人自创报章，即台湾新民报(后称兴南新闻)及设立全台青年训练所十四所和建立可供容纳六十万人口的大台北市区计划而已。台北市现代化的基础从此已告奠定。
南弘(第十五任总督)
太田去职，继任者为南弘，南弘于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抵台，发表了“开发资源，亲仁善邻，加强贸易”的施政方针正推行中，“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少壮派抬头，五.一五事件(犬养毅被刺)发生，斋藤内阁成立，召南氏入阁。南氏五月末回日，在职最短，仅三个月。
中川健藏(第十六任总督)
继南氏任总督的是文部省次官中川健藏，就任时告戒僚属道：“台湾改隶已久，民渐内向，际此举世多事，我帝国为巩固满州权益，及根除抗日言行尚得举国上下一致之努力，台湾当南北之冲，据水陆天险，其他可用其民可使;宜如何尽其地利，致其人和，以为帝国助，是有待于诸君之廉明忠勤，克勤厥职，上以报圣上罔极之恩，下以副众庶殷切之望也……”日人利用台湾以为其“西进”“南进”侵略的牺牲者，于此已渐表面化了。
中川治台的具体工作，首先是改正地方制度。旧制各州、市、街、庄等的自治团体叫协议会，由官选议员组织，只能起到决定地方经费及收付预算的咨询作用，其它不得干预。今随地方事业费的增支，民众负担日增，此官选议员乃逐次改为民选以伸张“民意”。日本第六十七次议会，经中川提交通过台湾新地方自治案，于是台湾州及市由民选议员的半数设州会、市会，街、庄得由民选半数会员，设街庄协议会。台民对于当地政府的措施，比之过去稍可与闻，但此等议员及会员的当选，都不外乎是日人授意，并非真正民意代表机关。
民国二十四年四月台湾大地震，震源发自大安溪中流地区，全岛都受到波及，特别以中北部最为严重。台中、新竹两州遭害之惨，空前未有，总计损失估计在一千五百万元以上，灾民达三十五万四千人，经官民的救济和互助，渐渐平复。中国政府为照顾遭难台胞，随即汇兑巨款，电驻台领事馆就近救济，日人为此不悦，阻止领事馆人员前往灾区实地散发救济物品。日本当局抹煞大陆与台湾的关系，真是无耻。
是年台湾与日本新闻通讯及定期客机航运，相继成立。二十五年岛内客机通航，台湾与日本无线电话通话成功。六月十七日总督府举行盛大的“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及“博览会”，会场广阔，仪式隆重，远近观众达二百余万人，我福建省主席陈仪渡海来观光。河山依旧，景物全非，触景生情，当时陈氏之伤感可想而知。惟陈氏就此次观察所得，早已拟定收复台湾的准备方案密呈中央，更加强了我收复台湾的决心，为十年后光复台湾预先做好了安排。
维“台湾始政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及“博览会”举行后，有“热带产业调查会”及“台湾拓殖株武会社”的二大日本国策事业机构的成立。热带产业调查会调查工作的对象，则是我华南及南洋各地产业、交通、文化等现状，名为“保邻共荣”，实为加紧进攻的准备。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则为日本君临台湾各种产业公司的一个母公司，指导监督各子公司经营拓殖事业，长期供给其资金，比其他便利，成为榨取台湾及对华南、南洋实施经济侵略的一个大本营。
（本文原载《中国作家·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