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为人，真情为文
——刘克邦散文创作论
文丨张建安
散文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也是一种主情性很强的文体，作家既是生活的参与者，又是生活的认识者和发现者，在散文作品的生成过程中势必会渗透着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思考。因此，作家只有对社会、对人生注入深情，融入思想，其作品才可能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散文走向全面复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先后涌现了以巴金《随想录》为代表的回忆反思散文，以余秋雨《文化苦旅》为代表的文化历史散文，以贾平凹《商州散记》为代表的地域风情散文，以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为代表的诗性哲理散文等，一波又一波，可谓精彩纷呈!
而克邦先生的散文则是另一种形式的精彩：真诚的情感，质朴的语言，清新的文风。2011年，其散文集《金秋的礼物》获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2014年，散文集《自然抵达》又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他的散文作品贴近常人的心灵和生活，充满着我们这个社会所稀缺的正能量，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正如湖南省作家协会的颁奖词所言：“刘克邦的散文以最质朴率真的笔墨，还原日常生活的丰厚质地，发掘平凡生活中的温暖诗意，讴歌寻常人物心灵中的真善美。他的散文是对生活的温情触摸，有对人性的细腻描写，有对人生的宽容理解，有对伦理道德的敬畏与坚持，表达了人类对美好与温暖的永恒追求。”
克邦先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对文学情有独钟。虽然早年历经坎坷，但他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几十年来，丰厚的社会生活阅历使他在脑海中储存了大量的文学信息和素材。近些年来，他将这些信息与素材演绎成了一篇篇耐人寻味的散文，虽然他写作散文的时间不算长，但他写出的优秀作品却不少。
一、生活经历与精神成长
(一)母亲的影响：培育了作家自强自立的良好品质
童年的经历对一位作家的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作家多篇作品中写到，“我”的童年是与母亲一起度过的，在这段时间里，父亲远在他乡，是母亲对“我”进行了百般呵护。母亲、小学、乡村，这几个词天然地与母爱、知识、自然等精神性事物连接在一起。
父亲身遭厄运，给母亲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但母亲坚韧不拔地与命运抗争。在清苦而劳累的岁月里，母亲在“老师”与“母亲”两个角色之间转换，直至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做“老师”，她呕心沥血，尽职尽责，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落后的乡村教育事业;做“母亲”，她给儿子以无微不至的关爱，特别是培养儿子的学习兴趣，教育儿子为人处事，引导儿子朝正确的方向成长。散文《疤痕》记叙了“我”童年的艰辛，在干农事的过程中，“我”因帮别人劝架而被人误伤，致使头骨塌陷、脑袋流血，母亲在与人协商事故赔偿问题时表现了宽容大度，这种宽以待人的精神，直接影响了“我”后来的成长。
《与母亲夜行山路》是一篇震撼人心的散文，黑夜在荒郊野岭的坟场边赶路，儿子在后面摔倒，母亲并没有去搀扶，只是大声地呼喊：“好孩子，勇敢点，自己爬起来!”儿子听到母亲的呼喊，仿佛有了勇气和力量，毅然坚强地自行爬起来，继续前行。不幸的是，母亲由于忘我工作而使身体严重透支，加上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母亲的精神备受打击，最终“因心力憔悴而积忧成疾，在一次上课时，母亲倒在了讲台上，不再醒来”(《与母亲夜行山路》)。母亲的去世对于“我”来说无疑是生命无法承受之痛，但是，母亲的宽厚、善良，和顽强坚韧的品质在“我”年幼的心灵里已经生根发芽。
(二)父亲的影响：锻造了作家忧国爱民的高贵情怀
散文《漫漫风雪路》是一篇情文并茂的长文，作品中的叙事和抒情相互穿插，感人至深!父亲是一位善于思考、富有才华的优秀教师，“50多年前，他踌躇满志，响应祖国支边的号召，走向湘西大山。”他“默默无闻、无怨无悔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将满腔热情和宝贵的青春无私地献给湘西的百姓和山里的孩子”。可父亲又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因义正词严地批评过上司而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公职，判刑服役，然后遣送回原籍湘乡农村，开始了漫长而痛苦的劳役生涯。
在母亲去世一年后，“我”开始与父亲一起生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我”遭歧视、受人欺负，拾粪、割草、看牛、挖土、浇地、插秧、扮禾、修堤，当过铁匠，搞过搬运，各种体力活都干过，还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更不能忍受的是，因为父亲是“右派”分子，“我”不能像同龄人那样进学校读书。为此，“我”常常一个人躲在无人之处，放声大哭!
即便如此，苦难也没有浇灭“我”读书的愿望。进不了学校，“我”只好自学，有时偷偷到附近学校教室外面听老师讲课。“我”找同村在校学生借课本学习，利用农闲时间到县城书店看免费书，谁家有陈年旧书就都想方设法要弄到。父亲也千方百计为“我”找中学课本，鼓励和辅导“我”学习。
父亲遭受了巨大的冤屈，被错划为“右派”后，父亲“怀着极度痛苦的心情”，回到故乡。他“戴上斗笠，披上汗巾，脱下鞋袜，卷起裤腿，冬去春来，年复一年，脸朝黄土背朝天，扛锄挥镰于田间地头，与泥土、牲畜和庄稼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只能服服帖帖，迎接苦难命运的挑战!可“沉重的打击，苦难的煎熬，没有压垮父亲的脊梁。十八个年头中，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淡定、开朗和豁达的心态，受累不叫苦，吃亏不怨人，善待他人，乐于助人。”平反以后的父亲一边从事教育工作发挥余热，一边还关注国家大事。他经常与“我”谈及祖国统一、改革开放、法制建设和关注民生之类的宏观性话题，告诫“我”要廉洁奉公，公道正派，体察民情，其忧国忧民之心显而易见。特别是年迈的父亲居然还提出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这让人格外震惊：“记得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设想，并附上厚厚一沓实施方案，包括意义、规模、组织和措施，有分析，有论述，有数据，有图解，甚至还有东线、西线两种方案的选择，要我想办法递交给时任省委书记。”(《慢慢风雪路》)可令人称奇的是，后来，“我”好奇地将父亲那封信拿出来与中央公布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对照，没想到父亲的设想与中央的决策竟有不少惊人的相似之处，其见解和思路丝毫不亚于专业人员水平。
有人说，人生在世的过程就是经历苦难的过程，一个个的苦难组成了生活的一点一滴。苦难生活中的酸楚和无奈，不仅没有压垮和摧毁克邦先生，反而给了他同困难斗争的勇气。早年艰苦的岁月是他人生的一段重要的阅历，他把这种坎坷的经历变成了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特别是父亲的言传身教，父亲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对作家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面对苦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悟。苦难的童年经历使克邦先生深谙平民百姓的艰难，理解他们的善良、纯朴和与世无争，作家因此而与平民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谊，以致后来作家在有了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之后，依然诚惶诚恐，如履薄冰，不敢忘记自己的过去，更不敢丢弃自己的一份责任。
二、平民叙事与民间精神
(一)温润的人性书写
克邦先生的记人叙事散文无不氤氲着一种对真善美的坚守和追求，其笔下的人、事、物，总染上一层温馨的人性美的暖色，作品饱含着对家人、同学、邻居、同事的热爱，还有对路遇的友善和对领导的感恩，行文之中充满了人性关怀和人文精神。
《飘香的鱼汤》中的妻子为支持“我”的工作，为“我”日夜操劳，默默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在这篇散文中，以工笔勾勒妻子的形象：“她像冬天里的一把火，在我心中熊熊燃烧!她爱孩子，爱丈夫，爱生活，更以一颗善良、宽厚、仁爱的心对待生活周边所有的人。在我记忆中，二十多年来，她从未与人红过脸、吵过架，计较别人的差错得失，在人前背后说三道四、搬弄是非。她的品行和气度让我钦佩，潜移默化深深地影响我，使我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长进了许多。”朴素的话语中浸润着对妻子深切的爱。从冲破父母的阻力一定终身，到初建家庭的艰辛，再到教育孩子的长大成人，夫妻俩同甘共苦，相濡以沫，走过了20多年的风雨历程。作家的爱情正如这飘香的鱼汤，在岁月的文火慢熬下浓情四溢，亲情是真切的，是凝重的，也是理性的。《一对金戒子》写儿子的细心、明理、懂事，小小年纪能理解父母养育的不易，懂得感恩父母。
《罗盘的主人》书写的是儿时的伙伴廖传禄，虽然与“我”因为误会产生过隔阂，但他在危险时刻毫不犹豫地救了“我”的命。作品回忆了两人之间至纯至真的情谊，在平和的叙写中蕴含着对童年伙伴廖传禄的无限思念。《一段友情的波折》记叙一个久远年代的朋友，他因为要操办婚事借了“我”多年积攒的120元钱，在我考学后急需用钱的时候，他避而不见。多年后，“我”与朋友久别重逢，朋友表达了歉疚，“我”对朋友当年的苦衷予以理解。于是，两人重新捡拾起过往的友好。透过这篇散文，我们看到了“我”的潜在形象：善良宽厚而有情有义。
《六娭毑》写的是邻居六娭毑在妻子生产住不进医院的关键时刻，热心相助，拖着病体，与“我”一起，用担架把临产的妻子抬到到医院，让儿子得以顺利出生。文章表现了六娭毑的热情开朗和乐于助人的高贵品质，传达了人性善良、淳朴的传统美德，让读者感受到了一种友善、温暖的正能量。在《出差途中……》记述中巴车上素不相识的姑娘在关键时刻的出手相援，让“我”和同事感受到了生活中的温暖和阳光，细腻的文字，真挚的情感，讴歌了平凡人生中普通民众的心灵美。
《老处长》写的是“我”早年的上司，一位曾担任过中层领导的长者，他是一位南下干部，为人正直，工作认真，原则性强。因“我”从事财政纪检监察工作多年，且爱憎分明，办案得力，有幸受到老处长的赏识和提拔而得以重用。老处长一生廉洁，常常出差都是坐公共汽车，在位时从不吃请。而今，他已退休。我与同事商定，想共同办一桌酒席，为老处长祝寿——不图别的，只为一份旧时的情义。没想到，老处长竟然欣然应允，携夫人、子女如约赴宴。读到这里，我们不仅感受到了老处长的长者风范，也看到了克邦先生的宽厚的醇良的人格魅力。
有时，生活中一些平常的小事，也能够触动作家的创作欲望。在《混沌店里的感动》这篇散文中，一对通情达理的中年夫妇，带着儿子坐在我身边吃早餐。小孩兴高采烈之际不小心踹了“我”一脚，“我”不但没有生气，反而为了让他们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匆匆吃完让出座位，显示了“我”的善解人意，彰显了“我”良好的素养。
(二)深切的悲悯情怀
克邦先生喜欢读书，深受传统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影响，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喜欢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尤其喜欢他们的“本色派”书写，喜欢他们“为人生”的平民化写作，喜欢他们描绘包括城乡劳动者在内的普通大众的人生!
克邦先生早年的苦难经历似乎更加激发了他亲民爱民的情怀，他的散文无不以诚挚的情感和态度，书写平凡的人事，观照老百姓的悲喜歌哭。
《芙蓉路上的邂逅》写的是“我”跟一位擦鞋女的故事。在每天的上班途中，“我”见那个擦鞋女子情形可怜，便主动将自己的鞋子专门交给那女子擦拭。一次，“我”把装有各类证件和票据，还有不少现金的皮包掉在擦鞋的地方，而后居然有好多天找不到她了。正当“我”急得有点怀疑她见钱眼开时，她在我经常路过的地方找到了我，只见她急切地呼唤着“我”，气喘吁吁地把皮包交到我的手中，见我掏钱感谢，她却转身跑了。原来，就在她发现皮包时“我”已走得很远了。恰好第二天她儿子又生病住院了，抽不开身且又无法联系“我”，因此在许多天以后才在这里等到“我”，作家叙述这个故事，赞美了擦鞋女的忠厚善良，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了作家对底层劳动人民的怜爱和关怀。
《下乡记》写的是“我”在获得提拔后去偏僻落后的桂阳县浩塘乡挂职的经历，作品生动地记述了“我”与乡镇领导及村组干部群众以心换心、送水、办电、开闸、拓荒等故事情节和一系列的感人画面，演绎了下乡过程中的曲折艰辛，在字里行间，读者看到了“我”作为一名公务员的工作细心、扎实，不畏艰难和为民造福的赤子情怀!
《“蔬菜”与“花树”》的文哥生性怪癖，脾气倔强，自由涣散，放荡不羁，他在机关大院花圃里擅种蔬菜，搞得大家敢怒不敢言。曾有领导找他谈话，他根本不当回事。克邦先生作为主管后勤领导，不但没有责备文哥，而是以平等友好的态度，邀请他去一家农家乐吃饭喝酒，这使得身份卑微的文哥感激涕零，便主动提出不种蔬菜了，要还机关大院以美丽风景。“我”如此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靠的就是理解和尊重下属，靠的就是以情动人!
克邦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特别容易引情动性，容易为外界事物所打动。不论看电影，还是看电视，遇上伤心的片段、动人的情节、悲壮的故事，很容易触景生情、产生共鸣，经常看得热泪盈眶，抽泣不止。曾经有一次，他陪国家财政部、教育部领导到湘西凤凰考察调研，他看到山区老师生活与工作环境的艰苦恶劣，联想起自己父母亲的过去，当他汇报工作时，竟然在中央、省、州、县、乡多级部门领导和同志在场的会议室，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尽管事后他为此十分懊悔和诅丧，觉得自己过于失态。但教育部领导却悄悄地对他说：“湖南财政有你这样重情重义有感情的人分管教育，是我们教育系统的福气!”
散文是一种形而上的艺术，讲究境界和品位，克邦先生的散文无不是“以品立文”，几乎篇篇都表现了一定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表现了作家的悲悯之心和醇厚情怀，表现了人类的善良与美好。
(三)丰盈的哲学意蕴
克邦先生扎根湖湘文化沃土，历经了世事人生的沧桑磨砺，充满了对社会、对文化、对民族、对世界的哲理思考。他常常以深邃的目光去审视自己走过的足迹。
《遭受冤屈的故事》通过自身的两段受冤屈的经历而生发议论：“有一句话，叫做‘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而事实上，‘眼见为实’并不一定可靠，很多事实光靠眼睛观察判断还不够，还需要亲身实践，实地验证才行。”由此推论：“我们为人处世，不能只看表象，不重实际，主观臆断，妄自推测，轻率结论。否则将出现错误，误伤他人，也贻害自己。”联系实际进行反思：“对领导，对同事，对下级，对亲朋，对家人，遇上矛盾，碰到问题，多问几个为什么，多设身处地想想对方，没有确凿证据，不亲身验证事实，千万不能胡乱猜测、轻易结论，以免错待人家、冤枉好人。若如此，就能将自己置身一个睿智、清明、公正、宽容、大度的境地。”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井和物欲横流的红尘，克邦先生选择了默默地观察和思考，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和体味现实中那些令人心弦震颤的东西，感受和领悟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美妙情怀。《一篇日记的“蝴蝶效应”》中对人生的感悟：“如果你常思常想，常说常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一次微笑，一次善举，一次尝试，一次努力，一次拼搏，则有可能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更深更远的效应，从而改变你的命运，壮丽你的人生。”《“蔬菜”与“花树”》以情感化“刺头”文哥，让工作难题迎刃而解，表现出亲民、爱民工作作风，也表现出解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高超技巧。文章最后感叹：“每一个人，不论富贵贫贱，也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人格尊严，都有希望和追求;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平等相处，真诚相待，互相关心，互相爱护，这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
克邦先生的散文通常是议论与叙述描写相结合，让要讲述的道理有所依托，丝毫没有说教的痕迹。《由“踮起脚尖”所想到的…》从日常生活出发，发现和检讨自身的缺陷和不足，结合具体的客观实践，在关键时刻能够“踮起脚尖”，努力拼搏一把，从而取得人生最大的成功!在《“天堂”与“地狱”》一文中，作家既看到了美国的现代文明的繁华，也见到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的世贸中心遗址，强烈的现实反差，引起了作家的深沉思考： “在这个世界，有些东西，对与错，是与非，一时间很说清;有些事情，美与丑，善与恶，变化在一念之间;有些地方，阳光与黑暗，‘天堂’与‘地狱’，仅有一墙之隔。有谁知道，与你临面相照、擦肩而过的道貌岸然、笑容可掬之人，或许就是心怀叵测、暗藏杀机的恐怖分子……”如此将事、情、理三者浑然一体：在质朴中升华出思想的张力，在激情中蕴藏着理性的光芒，织就思与美的华章，呈现出崇高、开放的哲思美。
三、潜在“自我”与形象传达
克邦先生的散文记事基本上都是纯客观的，但他在行文过程中则烙上了自己浓烈的主观色彩，情感始终是酣畅饱满的。在具体写作过程中，他自觉不自觉地实现了创作主情的参与，这使得作品的生命意识处处跃动，使得生活的实感处处呈现，产生了动人的艺术力量。
文如其人，透过克邦先生质朴精粹的文字，读者仿佛可以看到一位自然率真、淳朴厚道的主人公“自我”形象——既品质纯良，又好学上进;既克己敬业，又情怀磊落、一身正气!
克邦先生早年的磨难和经历，锻造了他宝贵的百姓情怀，使他充满一颗感恩和回报社会的心。《生死之间》展现了一位“舍己救人”纯朴青年形象。30 多年前，“我”不顾自己生命危险，冒着严寒救出两名落水儿童，作者认为“有此生死一遇，心灵受到净化，人格得到提升，精神达到升华”。《车祸现场》在偏僻的公路上遭遇重大车祸，“我”果断地参与，并动情地呼吁和恳求，指挥周围群众一起现场救人，信守了作家一贯坚持的“受社会恩泽，必尽全力回报社会”的心愿和诺言。克邦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善待朋友，《羽毛球拍子》一文写到朋友李总送我一块“专为国家羽毛球队赴雅典参加奥运会特制赛拍”，省羽毛球中心主任主动要求“替我到羽毛球中心上线”，但从此这个拍子就一去不回了。对此，“我猜想，有可能他确实工作忙，一时粗心大意给弄丢了;也可能他是内行，喜欢这球拍，‘贪’为己有了”。 作者在文章末后说：“不管是什么情况，我想，我不打羽毛球，或者说不专心羽毛球，仅一点业余爱好而已，这拍子如果真有所值，放我手中，岂不是浪费?假如真为他所掌握，不正是枪归战士，物尽其用吗?若如此，我为何还要追回它呢?”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我”品性的仁厚与宽容、人格的清洁与纯良!
克邦先生深受湖湘文化的滋养，具有奋发努力、顽强坚毅的进取精神。《考试》一文叙写自己早年因历史原因，没有进中学课堂，靠自学才弥补自己的文化缺陷。1977年因底子太薄没有通过考试，经过一年的刻苦攻读，1978年他顺利通过考试，实现了人生命运的大转折。1983年又以惊人的毅力通过了财经大学的招生考试，在以后五年时间里“我一步一个脚印，通过一场场考试，跨过一道道门槛”，圆满完成了28门课程的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和经济学学士学位。
作家身为人民公仆，清廉自守、勤谨敬业。这一特征在《下乡记》中表现得比较充分，这个长篇散文通过“安营”、“交心”、“送水”、“办电”、“开闸”、“拓荒”等，真实记录了“我”克服困难，服从组织，随省直机关干部下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工作的情况。“我”以自己的真诚和体贴换来了当地乡负责人的理解与支持，“我”想方设法、竭尽全力为乡镇干部解决饮水问题，为当地农民解决供电问题，为乡民解决灌溉难题，并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开荒种黄豆、花生、玉米、红薯、烤烟等，高效的工作，勤谨的服务，换来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和人民群众的真诚感谢，这让读者看到了一位为人谦逊、善于思考、敬业爱民、工作踏实、且卓有成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难怪当时的党报称赞：“他真像土改那时的好干部!”
在成长的道路上，一路走来，有无数的恩人和贵人相助。“我”十岁那年，丧母后只身独处，形同孤儿，吴老师待“我”如子，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里，他把好吃的留给“我”。可是，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我”却被人利用，糊里糊涂地上台批判了吴老师，这件事直让“我”悔恨终生。后来,“我”曾极力寻找过吴老师未果，“快四十年了,这件事一直无法从我心中抹去,始终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我灵魂的深处……”《吴老师》这篇散文中，作家真诚地解剖和反思自己，表达了自己的深深自责与愧疚，凸显了作家光明磊落的情怀，表现出了异常动人的力量。
当然，社会是个大舞台，每天都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活剧。
生活中的一些不良行为或现象，在克邦先生的作品中也有所呈现、有所针砭，表达了他的社会正义感与现实批判精神。如《门诊遭遇记》是对老百姓看病难的亲身体验，揭示了医院医生不良的服务态度;《罚款风波》是对蛮横无理、索拿卡要、歪风邪气的无情鞭挞;《一次维权行动》里，对所谓的“霸王条款”发出宣战，对“沉默的大多数”的倾情关注，作者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拿回被移动公司无端克扣的话费;《送礼》中对那些当权者故意要挟索贿不正之风进行了批判……凡此种种，克邦先生的字里行间里透露出非常鲜明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这些思想和观念无疑来源于作家宏大的文化思想背景，那就是儒家文化与湖湘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些散文中，克邦先生书写人生小遭际，记述生活小插曲，弘扬正义，鞭打邪恶，具有恒久的普世价值!
四、朴实文风与艺术创新
(一) 自然的文风特征
在当下物欲横流的世界里，克邦先生以他沉稳老练的笔调，不动声色地描述着对现实生活的关切和眷恋，记录着市井小民的悲欢，寄寓着自己坚韧而智慧的人生感慨。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很少浮夸，没有滥情，崇尚自然淡远，张扬良知和正义，其文颇显精致，而且节俭。其散文的语言表述明白晓畅，质朴而富有感染力，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言“人情练达即文章”的缘故。
克邦先生追求散文的简练精粹，叙事充满张力。表面看来，他的文字很平静，但究其实，其文字所负载的内涵则不平静。他写的东西虽然是凡人俗事，但行文过程中却蓄满诗情。如《芙蓉路上的邂逅》，写擦鞋女人“身材矮小瘦弱，好像是带病之身”，身边还带着一个“瘦骨嶙峋，头发蓬乱，脸上脏兮兮”的孩子。当“我”了解到“她的经历与不幸”以后，立马“从身上掏出仅有的500元，递了过去”，她“死活不肯接受”。这样的语言文字简练朴素，但感染力很强!
作家以坦荡的赤子情怀，以本真的民间立场感动读者。妻儿、父母、老处长、六娭毑、吴老师、罗盘的主人、庆军君等让作者感觉到了人世的温馨，还有芙蓉路上带着孩子擦皮鞋的女人，尴尬旅程中出手帮忙买车票的女青年，平江热土上的英雄们，财经战线无私奉献的“卫士”们，一身傲骨的青年作家，乖巧活泼懂礼貌的小孩，都成了他散文的书写对象。
在克邦先生的散文中，流淌着一股纯洁清凉、沁人心脾的生活细流，无论是写人生的艰辛还是家庭的温馨;无论是写社会的芜杂，还是人性的温暖;无论是自然的博大，还是山水的神奇……绝少雕饰，都体现出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之美。
克邦先生的散文充满着生活气息与地域文化特色，他的让事实与情感自然流露的写作方式，以及质朴平实的语言文字，让读者感觉韵味无穷!
克邦先生敬畏文字，为文十分认真。艺术上，他以写实的语言表达亲情、友情和乡情，用自然本色的语言记录人事的善良与美好，没有微言大义，没有丝毫道德说教的意味，但他的作品能启迪人、鼓舞人，仿佛是在与读者倾心交谈一般。他说：“在写作中，我认真对待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词语，从酝酿、构思、落笔、定稿，反复斟酌，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精心打磨，直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
克邦先生的散文承接湖湘大地的气脉，汲取人间大爱,书写人性的光辉，形成了当下文坛一种独特的风景。特别是那些记述过往人物的文章，如《与母亲夜行山路》《漫漫风雪路》《罗盘的主人》《老处长》《吴老师》等，写得从容、自然、隽永、醇厚，艺术上浑然天成，呈现出作家本真淳厚的艺术风格。特别是《罗盘的主人》一文，把乡村少年廖传禄那种耿直、纯良、沉郁的性格写得形象生动。乡村少年的沉郁是因为他生活贫困，后来他能不计前嫌成为“我”的救命恩人，这是他人性本质的闪光。
(二)创新的艺术追求
克邦先生在描绘人物或追溯往事的过程中，注意将现实与往事交叉和闪换。
如《飘香的鱼汤》多次写到眼前妻子的关心与言行，立即联想到与妻子结婚以来的点点滴滴，写到妻子在日常生活中任劳任怨，勤劳而有担当，和睦相邻，孝顺长辈，为了家庭，为了“我”的事业，她默默地无私奉献，把妻子的贤良形象表现得清晰而动人!“她信任我，理解我，没有怨言，没有奢求，与我携手人生、同甘共苦、互相勉励、恩爱有加，一步一步走过来了。”“这时，她站立一旁，像一位卓有成就的艺术创作家，在得意地欣赏着自编自导的一场精彩表演似的，看着我一口一口地喝着鱼汤，脸上荡漾出灿烂的笑容……”
又如，在《漫漫风雪路》中，去看望父亲时，也同样采用闪换的手法，将苦难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穿插，但作者显然摆脱了“伤痕文学”的窠臼。
克邦先生为文虔诚，他对于文学的谦恭之态，很容易让我想起艾煊先生描述书法家林散之创作情景：书法大师林散之在写字前，先要吃上半片安定，再静坐片刻，才握笔于溶溶宣纸上散步、奔跑，或伫立……正好像看到一头金黄的老虎，独坐明月之下，突然一声长啸，跃下山岭，独步平原!这是一幅多么简洁而诗意的图画啊!
我想，克邦先生对于散文创作艺术的修炼，也差不多达到这样一种境界了。
作者：张建安，怀化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