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野性语言抒写“自我”——评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

2016-09-22 09:40:55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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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野性语言抒写“自我”

——评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

文丨徐小立 任先大

 

刘克邦是湖南文学界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位以写作散文见长的作家。继《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之后,又将一本厚厚的散文集《自然抵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部作品由“怀揣温馨”“心灵标杆”“人生品味”“真情咏叹”“西域感怀”五个片段组成,收录散文61篇,是作者在散文创作的崎岖山路上以一种“虚静”心态快乐攀登所获得的又一成果。这部作品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语言充满野性,二是自我的弥漫和无处不在,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高尔基语),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的魅力之所在。好的文学语言应该烙上作者的鲜明个性,成为只属于作者本人的唯一的言语,正如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所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然不相同的语言”(《年关六赋序》)。刘克邦散文所使用的语言,透露出一股旷野清风扑面的特别的味道,其特征是充满野性。野性语言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语言,是指没有羁绊、约束和规范的、自自然然的、原生态的语言,借用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话,就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这种语言特质在《自然抵达》中有丰富的表现,具体如下:

一是不讲究修饰,不追求技巧。中国文学在语言的运用上有两个传统,一是道法自然的传统,另一是讲究修饰、追求技巧的传统。后一传统的典型代表当推唐代诗人杜甫。杜甫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一诗中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许多诗歌体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理念。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秋兴八首》)二句,将主谓宾的语法顺序加以打破、颠倒,极尽修饰之能事。从传统的角度看,刘克邦散文的语言是反杜甫的,他继承了另外一个传统。在《自然抵达》这部作品中,几乎找不到类似杜甫诗句的颠倒语法顺序的句子,他的言说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两样,用普普通通的话,人人都能说的话。对此,作者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散文都是来自自己真实的生活和心灵的感受,正如我夫人所说:‘你的文字太真实了,没有一点加工,很多细节都没有修饰,都是原生态的反映。’的确,很多时候我写作,都是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不讲究修饰,也不追求技巧,所以文字看起来很直白”。(《自然抵达》第444页)可见,作者是在有意追求这种语言风格,这和他做人的风格相一致。

二是句式上大量运用生活化的短句。句式的使用,刘克邦的散文以短句见长,不喜欢使用长长的、欧化的句子。他喜欢用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尤其对四字句情有独钟。如《漫漫风雪路》一文对父亲一生的总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父亲,从少年,青年,再到中年,直至老年,求学、经商、做工、教书、务农、复职、退休,天真过,帅气过,激昂过,沮丧过,荣耀过,心酸过,如今已是满头银丝,一脸皱褶,身躯佝偻,步履蹒跚。他的命运,可谓多舛终幸,印刻着太多太深的时代痕迹。”《车祸现场》对窗外景物的描写:“车窗外,群山耸立,连绵起伏,云雾缭绕,林菁葳蕤;涓涓山泉,清澈透亮,汇流入溪,流淌不息;农屋稀落,菜畦连片,鸡鸣狗欢,炊烟袅袅,梯田坡地,层层叠叠,阡陌纵横,错落有致,真可谓似锦似绣、如诗如画,好一派田园风光,好一股龙脉神韵!我不由得心中暗叹,被这美的山、美的水、美的村庄、美的田野痴迷、倾倒、陶醉、感染……”《一篇日记的“蝴蝶效应”》中对人生的感悟:“如果你常思常想,长说长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一次微笑,一次善举,一次尝试,一次努力,一次拼搏,则有可能产生更大更广的影响、更深更远的效应,从而改变你的命运,壮丽你的人生”。等等。

刘克邦的散文从生活出发,“源于生活的馈赠”,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如此。他是一位善于运用日常生活语言来写真人、真事、真情的散文作家。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都是用短句来进行交流和对话,绝少运用很长的句子,他的散文体现了日常语言在句式上的这一特点,以短句来言说,来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

三是大量运用方言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作家。刘克邦的人生从湘西黔阳一个僻远的山村出发,到湘乡农村,再到省城长沙,一路走来,一直生活在三湘大地,他无比热爱这片土地,对这片土地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这种“情结”在语言上的表现是以本地方言俗语来言说并在创作中加以大量运用。打开《自然抵达》这部散文集,诸如“活泛事”、“死猪子不怕开水烫”“像喝了蜜糖一样甜沁了”“傻里巴几”“蠢宝”“碰哒鬼”“你这人好结筋”“急得要死”“赶鸭子上架为难她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手脚麻利得惊人”“乡里鳖,晓得啵”“好遭孽的冒娘崽”“麻起胆子”、“上肚皮贴着下肚皮”“少调点硕皮”“下雨天里背稻草越背越沉”之类的方言俗语随处可见,作者往往信手拈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达他想要表达的情感。

四是不装饰、回避和堵塞,让情感自然流出。波兰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1893-1970)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并非单纯的存在,而是“携带意义”;汪曾祺在《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一文中也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刘克邦散文的语言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情感,有肯定性的情感,也有否定性的情感,有自我情感,也有他者的情感,对“人禀七情”的敢于表达和表白,不刻意装饰、回避、隐瞒和堵塞,该出手时就出手,任其“在平地滔滔汩汩”,或“与山石曲折,随物赋行”(苏轼《自评文》),是其作品的语言充满野性的又一表现。如《与母亲夜行山路》《疤痕》两文就是如此。在作者眼中,“作为教师,她兢兢业业;作为母亲,她含辛茹苦;这样一位保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善良品性的女性,我敬重她、爱戴她、怀念她,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与她生活的点点滴滴,所受的影响和教育也永远无法在我的人生中抹去,太刻骨铭心了”(《自然抵达》第444页)。这种刻骨铭心的爱随着文字符号的流动不断奔涌向前,甚至推着文字向前,止于不可不止,“没有太多的修饰,更没有肆意夸张与造作”(作者自语,同上)。在一些篇什中,作者还敢于自我表白和剖析,将内心深处的“真我”呈现出来,如“我这个人,生性倔强,在别人面前从不服输,也不畏任何困难”(《家长座谈会》);“我天生性格倔强,也从不愿意在别人面前屈膝奴颜厚皮赖脸地求饶说情”(《送礼》)等等。这些没有经过过滤的文字,是野性语言的另一呈现。

我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认为:文学创作就是要写“自我”,“找到自我也就找到了文学”(见莫言著《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230页)。所谓“自我”,主要指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感受及亲见亲闻的人事。刘克邦在湘江之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莫言的文学理念。他的散文的题材非常广泛,观今朝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但都是紧紧围绕“自我”取材,自己的一段经历、一丝感触、一撮悲欢、一星冥想,往日的惶悚,今朝的欢快,都移于纸上,贡献读者。“自我”如一根红线贯穿始终,这是《自然抵达》这部作品的又一鲜明特征。

对“自我”的抒写,既是文学自身的要求,更是他的人生经历期待、呼喊的结果。刘克邦出生在黔阳一个偏僻的山村,年幼之时,父亲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被打成了右派,被开除公职遣送回湘乡农村老家务农;祸不单行,母亲不久又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十岁的他成了当地的“孤儿”,后被父亲接到湘乡农村一起生活。在那里,他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做牛倌,当铁匠,插秧、扮禾、除草、翻地、砍柴、挑粪,尝尽了生活的辛酸。1978年以后,他才凭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农村,跨进了大学,步入了机关,调到了省城,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的“自我”不断积淀、不断充实,成为一座饱满的富矿。这座“富矿”一直频频向他招手,期待、召唤他的开采,直到新的世纪来临,他才满足它的要求,在艺术世界里尽情挥洒起来。

与其人生经历相联系,作者笔下的“自我”也可以由三个不同地域和时期的“自我”组成:一是黔阳时期的自我,二是湘乡时期的自我,三是省城长沙的自我。从数量上看,以写省城“自我”的散文居多,占去了三分之二,而抒写黔阳、湘乡时期“自我”的散文相对较少。从艺术上看,写黔阳、湘乡时期“自我”的散文更感人,更具有艺术魅力,因为“那时的我真的很痛苦,不知道在背地里掉过多少眼泪”(作者语)。作者对痛苦的“自我”感触更深,故写出来的文字更加情真意切,这印证了文学理论中的一句名言:“文学乃痛苦使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如老子所言: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野性语言如果加上适当的修饰,就会锦上添花;“自我”如果与“他我”相结合,艺术世界就会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徐小立,湖南理工学院副校长,教授;任先大,湖南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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