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的历史叙事
——读刘克邦的《自然抵达》
文丨罗 婷 黄稼辉
曾经消失的一切即是历史。我们所能够记起的只是消失的宏大叙事，而那些曾经发生的或者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一部分，却常常淹没在那些宏大叙事之中。于是，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就是在寻找历史的本来面目，或者寻找“事件”之间的关联和意义。因此，历史就是一种关联，有意义的关联。历史学家希望寻找，他们离不开考古和文献，而文学家，有担当感的文学家，却以他的笔触记载了“事件”中的一部分，成为了事件中的关联。刘克邦先生的《自然抵达》就是这样一种关联，成为了历史。
克邦先生的历史是他个体的历史，这种历史因为他的叙事更加丰富而富有哲理。这源自于他的人生经验和美学判断，涉及到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以，同一事件，在不同叙事者的语境之中，就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这种不同面貌即是叙事者对历史的还原，通过他的描述，读者被带入到那一事件之中。读者在他的文本之中，开始认识那一事件之中的民族文化，反思自己的处境。正如克邦先生在毛泽东文学奖感言中所说，“我挚爱广袤、厚重的湘土，更挚爱湘土上勤劳勇敢、纯朴善良的苍黎”。
如果这种描述不是应景之作，而是为了纪念自己曾经远逝的记忆，人生的悲欢离合，花开花落，而不是为了现实的权柄、荣耀，则就是好的叙事文本。而且，如果这样的描述依赖于个体的感性与经验，而不是依赖他人的理性和规范，则这样的叙事就成为了“事件”中的一部分。克邦先生是非学院派的学者，他只是出于文化使命，个人兴趣而从事业余写作的写作者，他不是吸引大众眼球，鼓吹“小时代”奢华的文学贩子，文化商人，他是热爱家国的赤子，个体历史叙事的书写者。
读《自然抵达》，笔者依稀看到，伟大的中国历史叙事优良传统，即《史记》的叙事传统对克邦先生的影响。曾经，克邦先生之前的一位湘西汉子，即以《史记》为蓝本，叙述了湘西的故事，他是沈从文，他让湘西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视域。今天，克邦先生以个体的经验、视角书写了个体的历史。
国无史，则人离本。
人无情，同样离本。
当一切历史叙事通过网络写家之手，而不是有“才、识、学”的史家之手，当一切文学、历史变成一场全民参与的狂欢之后，读者丧失了对文学和历史美感的敬畏，而困惑于戏说、颠覆、隐私、身体的写作，于是，文学在消费中湮灭。读着克邦先生的文字，我们依然发现，赫赫王朝只是历史的表象，而默默江山，却是历史的本体。这江山，即是江山上生活的人们。
如果把历史放到《自然抵达》中来读，我们则可读到“一个经历了许多不幸，却又收获了这么多幸运之后，竟然没有一丝改变”的叙述者，他有性格，有人情，有智慧，有操守。这需要坚强的信念，更是其坦荡的胸襟所致。历史叙事，是克邦先生兼及官员、作家、知识分子身份的文学证明，是他以诗意的眼光、温暖的情怀和激情的笔触去拥抱生活，对话生活，从而诉诸文字的一种选择和生活方式。32万字的篇幅，近400页码的阅读，如果没有对“真、善、美”的敬畏与向往，那是很难读下去的。笔者被他的故事所牵引，被他的从容大度所感动，被他的为人处世的和善所折服，在他的诗意葱郁的历史叙事丛林中，几次沉思几次欣喜几次迷狂，成为了他文本的真诚阅读者。作者诗意流连，哲理凸显，有历史层次感，其为人和润的伦理力量更为爱心、善心缺失的他者树立了一面道德的标杆。做人应当如此，做事应当如此，为父应当如此，为子应当如此，为夫应当如此，为领导应当如此。作者的用心与追求使其作品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文学存在。在克邦先生的文字中，我们体验到了他的个人感受，对现实的关怀，对未来的担心，他将他的体验化成文字，成为长河，给我们以美的享受，我们也在先生的文字之河中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感动。
如在《飘香的鱼汤》中写到，“妻子一直在门口守候，见我顺利出来，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地来。她高兴地迎了上来，望着我缠满纱布胶带的颈项，急切地想查看我手术后的伤口，心痛地擦拭我衣领边沾满的血迹，一而再，再而三，关怀备至地问我手术痛不?感觉怎样?”这是克邦先生的体验，也是克邦先生觉得自己幸福的源泉。如果要书写家庭史，对他而言，这是一个不容遗忘的素材。记得妻子的好，感恩妻子的关怀才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作者写自己回家之后的待遇，“在她的搀扶下，到了家中。她俨然一副领导的口吻，要我什么事都不干，什么事都不想，一切听她安排，毫不客气、不由分说地把我摁到床上，要我老老实实安安静静地躺下养伤。然后，跑上跑下，忙前忙后，把我需要的生活学习用品摆放到床头柜上，替我到单位向领导请假，到街上买来营养滋补品……一切安排得周全有序、妥妥帖帖”。读着克邦先生的文字，自然可以感怀克邦先生的为夫之道。克邦先生的幸福，在于对美好瞬间的回忆，更多的是，对这种回忆的个体的历史叙事。
又如，在《与母亲夜行山路》中，克邦先生对母亲的怀念，彰显出母子之间血浓于水的爱。他写到，“行进在路上的母亲，或许是要抓紧时间赶回去批改学生作业，或许是夜深人静黑暗包裹紧张心理的驱动，步子迈得越来越大，且频率也越来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小跑着跟在她的后头，距离却在逐渐拉远。‘妈妈!你等等我!’我在后面有点着急了，边跑边呼叫着母亲。‘孩子!你快来!妈妈就在这里!’母子俩就这样在黑暗中一喊一答，前呼后唤，绷着心弦，壮着胆子穿行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小道上”。
当自己被别人打破了头，而亲戚和大队的领导都要求对方赔偿的时候，母亲却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断，“我家孩子被你家孩子打破了头，赔偿医药费和营养补助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知道，你们家里也穷，要赔偿几百元钱，一是现在拿不出，二是向亲戚朋友借得到，拿也很难还得清，肯定会好多年都翻不了身的，我也不忍心你家为此事倾家荡产，无法生活，我只好自认倒霉了，治伤欠的账目自己慢慢来还。还好，老天开恩，我儿子命大，没有发生更悲惨的后果”。克邦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美好回忆;也因为，有如水柔情、如山刚毅的母亲。母亲以自己的坚强与大度影响了一个只有10岁的孩子，而这样的影响成为了孩子成人之后温顺、善良、向上的美好品格的价值源泉。在一切美者眼里，世界是美好的，即使世界与人生有残缺的时候;在一切恶者眼里，世界是阴暗的，即使面对那万里江山和辉煌的历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自己的两种态度，就是看你是否从奢华开始品味人生，还是从简朴开始享受人生。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即是人生的美好境界。
《漫漫风雪路》是怀念父亲的文字，“那一年，我在地里劳动，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因有规定须由本人签收，邮递员转而上山找我，年近花甲的父亲，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劲儿，竟迈开双腿尾随骑车的邮递员气喘吁吁地跑步几里路到达现场，与我共享高考录取的喜悦”。父亲无言，而对儿子的慈爱却寓于行动之中，一如朱自清先生《背影》中的父亲形象，其叙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蔬菜”与“花树”》中，克邦先生更是体会到下层职工的家庭之不幸，“他的生活，经历了不少的曲折和磨难。在家里，孤单一人，冷清寒酸，落寞无助，没有快乐，没有温暖;在单位，被人瞧不起，没有人理解他，亲近他，体会不到人间真情，有苦无处诉，有愁无法解”。作者理解了这份不幸，将关爱诉诸笔端。因为，“每一个人，不论富贵贫贱，也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人格尊严，都有希望与追求;人与人之间，应当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尊重，平等相处，真诚相待，相互关心，互相爱护”。或许，这就是克邦先生的处世之道。理解，让我们获得尊重，看到未来，收获快乐。
克邦先生，以他的文字，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将他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理论，更无阅读障碍，拉近了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中的人生感悟，对曾经必然错事的忏悔，如文革中对吴老师的批斗，对友情的怀念，一如纯净的泥土，生发盎然的生机。这是克邦先生的自然，自然的人生体验，自然的历史书写，自然的心灵小庙，在那里，克邦先生供奉的是善良的人性。正如湖南作协在毛泽东文学奖散文奖项的颁奖词所说，“刘克邦的散文以最质朴率真的笔墨，还原日常生活的丰厚质地，发掘平凡生活中的温暖诗意，讴歌寻常人物心灵中的真善美。他的散文是对生活的温情触摸，有对人性的细腻描写，有对人生的宽容理解，有对伦理道德的敬畏与坚持，表达了人类对美好与温暖的永恒追求……他的散文是对人性正面价值的弘扬，也是对当下审丑和故作晦涩为时髦的散文文风的抵抗”。克邦先生的抵抗，是对俗世猜疑、嫉妒、冷漠的抵抗，他的抵抗是为了更好地抵达自然，即抵达克邦先生所思考的人生，所热爱的湘土，他魂牵梦绕的神奇故乡山水、曾经的记忆深处。
作者：罗婷，湖南女子学院党委书记，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黄稼辉，湖南女子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