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丨王闿运:晚清公知的另一面

2016-09-20 15:08:09 [来源:新湖南客户端] [责编:吴名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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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晚清公知的另一面

文丨刘绪义

 

近世以来,颇受热捧的晚清民国知识分子中,王闿运(1833—1916)无疑是人气最旺者之一,这位一身兼晚清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的狂人,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大名士,如今或者可叫“公知”。许多人热衷于考稽他荒诞、独特、另类之处,却对他忠诚友人、实心办事的一面视而不见。

王闿运,湖南湘潭人,字壬秋,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1852年中举人,史称他“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是一代大学者。早年周旋于湘军将领间,受曾国藩厚待,又得到满洲贵族肃顺的礼遇,故而名重一时。

王大公知早年怀抱帝王之学,试图参与治世,一展其才,奈何时运不济,退而讲学著述,前后著述数十册,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民国三年(1914年)一度受袁世凯之聘入国史馆任馆长,编修国史,兼任参议院参政。逝世后,时任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数省均致公祭,享誉极盛。

公知自有公知的活法,王大公知才大志高,为人狂狷谐谑,平时嘻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人常惮怕而避之。他既讨厌当时官场的一切,尤其讨厌春风得意的大人物,又寄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以平台和机会,大有作为。尽管机会一直没有到来,但他从不出恶声,一切厌恶,皆从嘲谑出之,在戏谑中,发泄着自己的不平。如民国建立,王大公知看到易帜剪辫之后,余皆照旧,于是兴之所至写下一个段子:

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死前,他自个儿给自己写挽联:“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他自诩和后人发掘不止的“平生帝王学”,“逍遥通世法”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终其一生都没有展示的机会。更不幸的是,他花25年做的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却被国人遗忘,倒是一个美国人裴士锋在《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中稍稍给予了提及,这件事给我们展现了那一代公知特有的精神风范。

这25年是从1890年算起,到1914年进京止,除了部分时间外出游学之外,他的主要精力都花在衡阳县船山书院的教席上。这25年中,他并非没有机会放弃,以他的名气和学识,自然引来很多人的邀请,但他都拒绝了。衡阳虽然地处湘中,但与湘省文化中心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他为什么如此执着?

说起来,他的执着只为一个承诺,给郭嵩焘的承诺。

他在去主持船山书院之前,是在长沙的思贤讲舍担任主讲。

思贤讲舍是郭嵩焘在1872年建立的曾国藩祠中设立的一所学校,也是郭嵩焘晚年主要致力的大事。

因为与曾国藩的关系,王闿运与曾氏至交郭嵩焘在曾氏死后开始合作,先是郭嵩焘组织禁烟公社,王闿运是主要支持者,不久建立思贤讲舍、船山祠,郭嵩焘多次邀请王大公知授课。

郭嵩焘无疑也是名士、公知,他不仅是湘军关键人物,也做过广东巡抚,还是近代史上最早的驻外使节。而王闿运在很多方面与郭嵩焘意见不合。

一是在对外关系处理上,郭王二人合不来,王闿运甚至贬低郭的出洋日记是中了洋人的毒。他认为除了军事科技之外,洋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外国威胁也没有想像的那么大。

二是对王夫之的看法也不一致。1869年,王闿运第一次阅读王夫之的著作时便觉得平淡无奇:“船山论史,徒欲好人所恶,恶人所好,自诡特识,而蔽于宋元明来鄙陋之学,以为中庸圣道。适足为时文中巨手,而非著述之才矣。”作为今文经学者,王闿运深信自汉以来的经籍都是伪造,批评王夫之继承宋代理学,而宋代理学是建立在伪造的经文之上。因此,他对郭嵩焘在长沙崇祀王夫之一事也难以理解。1870年,郭嵩焘在城南书院建立第一座船山祠时,王闿运即表示郭氏“力推船山,真可怪也”。

三是在处理《湘军志》一书时产生过尖锐矛盾。郭嵩焘作为湘军的亲历者对王闿运写的《湘军志》内容极不赞成,认为贬低了湘军的成就,大为不悦,先于曾国荃斥责此书,他要求王闿运把雕版交给他烧毁才了事。

道不同不相为谋,王闿运怎么会和郭嵩焘扯上这25年的关系呢?

奇就奇在这两个都坚持己见且脾气很大的人都能容忍对方的异见,又能忘记彼此间的不快,并且能淡然处之,对于对方的怪异行径,他们“也照老朋友相处之道,礼貌性地视而不见”。

郭嵩焘组织禁烟公社时,请王大公知和他一同主持,王氏则已受聘四川总督丁宝桢,主持成都尊经书院,但他依然是禁烟公社的支柱。王大公知每次回长沙,郭氏都请他执教思贤讲舍。从1882年开始,郭氏四度邀请王大公知,王不敢四度拒绝,在第四次邀请时终于答应,并于1887年搬进思贤讲舍,接任该校首席讲师,直到1890年。

而这一次离开的原因竟然是去接掌衡阳东洲的船山书院,这书院和思贤讲舍一样,都是家国情怀的产物,由曾国荃、彭玉麟等人捐建,地址就在王夫之年轻时求学的地方。

郭嵩焘在长沙借重振王夫之先贤地位以激发湖南人奋起的做法,王闿运并不赞同。但是他觉得在王夫之的老家来重振其地位,倒还勉强。1890年湘军大将彭玉麟去世,船山书院无人主持,王闿运只好答应郭嵩焘前往衡阳。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25年!1891年,郭嵩焘去世,出于对郭和王夫之后人的忠诚,作为山长的王闿运揽下了由郭嵩焘开启的一年一度祭祀王夫之的责任。船山书院名日益著,一时间“学在船山”。著名的弟子如杨度、夏寿田、廖平、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张晃、杨庄等,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一介狂士,目无余子,敢于将袁世凯的政府嘲弄为梁山泊、瓦岗寨的人,竟然是这样一个忠诚友人、实心办事者,焉能不让今人三思?


(原载《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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