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我的小说不需要炒作

——与王跃文对话新官场小说《苍黄》

采访丨奉荣梅

整理丨杨巧

2009年8月，湖南著名作家王跃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30万字长篇小说《苍黄》，因为此前被另一家出版社抢先出版尚未完成的半部15万字的“残本”《落木无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新闻事件，王跃文日前已将小说《落木无边》的出版、销售商起诉至南京市相关法院，而对方也在北京起诉王跃文的“违约”。

《苍黄》的宣传语说，王跃文是“官场小说第一人，蛰伏十年磨一剑”。作为在官场小说占据显赫地位的王跃文，在10年前出版轰动文坛的《国画》之后，其间有几年转向创作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当他的新官场小说一面市，这种“轰动性”都可以预见，《苍黄》已经名列北京图书排行榜第一，在长沙定王台书市家家门面都摆放着《苍黄》。8月7日下午，王跃文带着他的长篇新作《苍黄》作客长沙晚报，记者就有人质疑《苍黄》“一女二嫁”是为了炒作当面求证时，王跃文表示：我的小说不需要炒作。

一、 人在现实面前显得很脆弱

奉荣梅：关于您新长篇《苍黄》的出版，网络上各种舆论都有，有人指责你是在炒作，新浪、腾讯、当当网及不少报纸都对你的长篇作的访谈。对于这个出版事件，您是怎么看待的?

王跃文：从《国画》、《梅次故事》到《大清相国》，我的任何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是让它在市场上自然销售，我从没进行过作品的炒作。但是，现在是一个炒作时代，而我这部新作《苍黄》有所谓的版权之争也是一个事实，于是在某些网友看来我是在炒作。但是我不是一个爱炒作的人，我觉得我的小说也不需要炒作，并且我的每部小说的出版还做得非常低调，叫评论家不要故意热评。这次《苍黄》的出版纠纷是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么在舆论上肯定有一些影响。具体的原因和过程我已在博客上公布了，长沙晚报也有相关的报道。

奉荣梅：我们在报纸上和网络上都看到大量的相关新闻，有人说你是“一女嫁二夫”。我想只有当事人您自己应该才是最清楚其中的是是非非的，您是怎么回应这种质疑的?

王跃文：我认为《苍黄》不是“一女二嫁”，而是“悔婚未成，横遭强暴”。结婚自由，离婚也是自由的，当一方觉得另一方不诚信时，哪一方都有权利解除约定，不能强迫人家“入洞房”。

奉荣梅：我认为，一部好的小说，不管它造成了何种事件，而对作品本身的解读才是第一位。您作为我们湖南作家的中间力量，不管您是否承认自己是“官场小说第一人”，因为《苍黄》的题材还是关涉官场，读者自然都喜欢将这部小说同《国画》、《梅次故事》等官场小说作比较。从这部小说的书名来看，扉页引用《墨子·所染》里一句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是否暗示官场就是大染缸，陷入其中就会变?

王跃文：苍黄有两种意思，一是《墨子·所染》的原典：说的是素丝入染房，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比喻事情变化反复。苍黄还有一义，苍就是青色，那么苍黄就是带青的黄色，或叫青黄色。这就与我小说写作时的一贯基调相符合，因为我的小说不是那种很明快的色调，但是也不是那种很黑色的暗调，而是一种中间色。另外，我觉得我们对于词的意思不一定要拘囿于词典的意思，不妨开放一点，我觉得你所理解的“环境”就很好。

奉荣梅：我还有另外一种理解，苍是青色，和黄色是不同的颜色，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觉得小说中主人公李济运和县长阳明他们就是在染缸中努力挣扎着，试图保持不变，但是在不变的过程中又受到极大的羁绊;熊雄在成为县委书记后才变脸的，就连县委书记刘星明也是在成为一把手后才变化的。也就是说，人在成为“一把手”后，权利最大化，缺乏监督，自我膨胀，更容易“变色”?

王跃文：现实是很强大的，人在现实面前显得很脆弱，尤其是在官场的现实中，一个人更要去适应现实，你想要改变强大的现实很难，甚至你要改变现实的这种理想抱负会将你弄得焦头烂额。像小说中的李济运和明阳，他们都还是想有所坚持的人，特别是李济运，当刘星明拍板要将两个信访人员送进精神病院的时候，他是反对的，但是因为他是分管信访工作的，不得不面对，他采取的方式就是逃避，就是说我虽然反抗不了但是我可以逃避。这也反映出小官吏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的挣扎，我想这也是我小说中的意义。

刘星明从前与明阳共事时，这个人还很不错的，但是在他做了一把手后就变了。如何监督一把手，一把手又如何处理手中的权，这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很迫切的问题。我们现在需要正视这样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一个地方就是“一把手”高度的集权，一个单位也是这样。当一个国家不论从哪个方面去划分，都是“一把手”说了算，民主只是口头上的一个说辞，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奉荣梅：在小说的后半部分，当四个县委常委联合起来举报并扳倒了滥用职权的县委书记刘星明这个“一把手”后，他们对新来的县委书记熊雄寄予很高的期望。熊雄虽然开始是富有正义的，但是他所处的环境又使得他有所顾忌和变化，似乎是进入了一个怪圈。

王跃文：是的，这部小说中前后对照，熊雄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他在以前听到老同学李济运说到乌柚县那些滥用权力、激化矛盾的时候，非常地愤怒甚至还说到有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慨。但是他担任县委书记后，对老同学李济运从称呼上由开始的“老同学”、“济运兄”到后来公事公办地叫“李主任”，这种过渡只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像熊雄那样只要做了“一把手”就要按照官场的游戏规则来行事，我看现实中正是如此。

二、 拒绝“配方式”写作

奉荣梅：在这部小说中，大家很关注的是两个“刘星明”的设置，一个是县委书记刘星明，一个是乡党委书记刘星明。首先从结构上来说，便于小说故事矛盾冲突展开，能够有一些戏剧的色彩;另外是否也是在设置一面镜子，也许是一种哈哈镜的作用，让人物变形夸张，使得人格和人性形成裂变和对比?您这样安排有什么寓意?

王跃文：我当时设置疯了的刘星明，是有些寓意在里面。当他疯了时候，说的都是真话，可是当他清醒的时候，该说的话就不说了。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在现实生活中，说假话的人被看作头脑清醒，说真话的人被看作脑子有毛病。同时，我也有为了情节需要的考虑，当县委书记刘星明面对一个同名同姓的疯子刘星明的时候，这个疯子成天自认为是个副县长，这对县委书记刘星明是一个巨大的危机，而且乡党委书记刘星明经历了一场选举风波成为疯子后，他也害怕疯子将这些丑闻闹出去。疯子刘星明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的妻子县妇联副主席陈美，不愿意承认他丈夫是个疯子，也不愿意他丈夫自己知道自己疯了。因此，当疯子刘星明最后面临现实的时候，内心是非常痛苦的，这也是我最同情的一个人物。

奉荣梅：这让我们想起了《范进中举》，范进是中举了之后发疯的，小说中刘星明却在选举中当陪衬并没当选，他是沉溺在一种对升官对权力的极度幻想之中，应该说，他是在对升官和权力的一种变态的迷恋。

王跃文:也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质疑，刘星明在选举会上唱选票的时候受了一点刺激就疯掉了，这样的设置真不真实?其实，在我的现实生活中就有一个原型，他虽然没有小说中这么戏剧化。这个人也是一个乡党委书记，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就是在有一天清早醒来，他就觉得自己是县领导，每天拎着一个包，跑到这里和别人谈一下工作，跑到那里和别人握一下手，大家觉得他非常地不正常，也就是认为他疯了。

奉荣梅：他虽然当时看起来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应该是长期郁积在心中对权力的欲望，已经让他心理严重变形。

王跃文：对!在一个小县城里，大家同级别的都相处得比较好，谁也不好意思点破他，每次看到他握个手，说书记你好。他也成为了我小说中写道的，是这个县城每天上演的一个小品。

奉荣梅：我觉得疯子刘星明就像一个道具，可以把他看成是县委书记刘星明的另外一个面孔，是同一个人的裂变，是否有这种暗喻作用?

王跃文：每个人阅读小说时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也可以像你这样去解读。我觉得这是一种开放性的阅读。

奉荣梅: 小说的引子是一幅高僧的暗含禅机的油画，花瓶歪斜，将倾欲倾的样子，“扶正了花瓶，画框歪了;扶正了画框，花瓶又歪了”，在画框很不起眼的地方，写着小小的一个“怕”字。其中寓意，是主人公李济运“心里有怕，敬畏常住” 才能在官场中保持相对的清正，同时也是警醒所有的官场中人的吧?

王跃文：这幅画本来是挂在我客厅里的，是我的家人在海外慈善拍卖市场买下来的。拿回来以后，我觉得这幅画很奇怪，后来我在发现这个“怕”字以后，心里受到了触动。“怕”其实应该是佛教提倡的一种精神，面对天地万物，面对自己的内心，都要存个“怕”字，就是心存敬畏。在和平年代如果我们提倡这也不怕那也不怕，是很可怕的事情。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太没有畏惧心了，什么事都愿意干，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正是因为没有这个“怕”字，所以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造成了悲剧。

奉荣梅：就是说，我们需要设置一条高压线和一条低压线来约束自己，高压线就是法律法规，也就是监督机制;低压线就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在生活中做人、在官场上为官的道德底线。

王跃文：时时刻刻保持敬畏之心，对人的心智应该是有帮助的。

三、关照常态下的官场

奉荣梅：有报道说，被揭发的贪官大多都有情妇。所以现在的官场小说有种倾向“配方式”写作，权利斗争加爱情、情色描写。您曾在《国画》中也有一定的笔墨描写高官的情妇，一种理想化的爱情。在《苍黄》中，可以说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描写，就是李济运与朱芝的微妙感情也是点到为止，定位为一种惺惺相惜的红颜知己。您是不是在有意拒绝涉及这样的内容?

王跃文：我的写作和其他写官场小说的作家不太一样。一般官场小说喜欢在人物一登场就设置一个大的案件或是高官与老板之间的钱权交易。这种写法更适合拍电视剧，我还是立足于官场的日常，写日常状态才更加接近现实，像媒体报道的贪官受贿多少万，这种大故事生活中还是不多的，我比较同意这种看法——在官场中非常腐败的贪官是少数，非常廉洁的官也是少数，在中间状态的是大多数。我写常态下的官场，注重更加真实，写得是否生动，这对写作能力是一个考验，受不受读者的欢迎，也是对作者的一个考验。我的写作不是追求流行元素的拼凑，比如，凶杀、案件等，这是影视创作的套路。

奉荣梅：在前不久一次官场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你的发言还揭示了官场小说存在的问题：一是简单地一味地暴露阴暗面，二是一种倾向“配方式”写作，三是新式的伪现实主义的“高大全”写作。您在新作《苍黄》中似乎都在有意避开这些问题，你觉得你的这种避开成功吗?

王跃文：我并不是故意地避开，这是我写作的一个自然选择。有的作家写贪官贪污几千万，我认为作家的想象力再怎么样发达，也高不过现实，现实的复杂远远超过作者的想象力，如果你要写很大的贪污事件或是很惊险的凶杀案，这绝对是在现实中发生了的。我认为作家不要和现实去比惊险、惊奇，这都是外在的东西，就像我们看武打片，那些武打动作都是为了满足人的感官刺激，最重要的还是作家通过小说如何带着读者一起阅读人生，进行思考。

奉荣梅：从艺术上来说，小说的背景描写、道具设置，比如一副油画在书中一直作为线索，还有对银杏树、白象谷等风景的描写，还有不少的心理描写、段子的穿插。与您以前的小说比较，有些什么超越和突破?

王跃文：作家形成风格很难，我的小说从《国画》、《梅次故事》、《西州月》到《苍黄》，还是过去一贯的写作风格，基本的东西没有变，就是写日常的官场生态，人物基调是中间色等。要说这部小说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部小说描写县一级的官场流程比较多一点，比如换届选举、出现公共事件如何处理、如何同媒体打交道等。但我不是就流程写流程，而是在这种流程中要刻画人物。而《国画》主要写人物内心的那种挣扎、郁愤，关注人的内心比较多一点。我自己也说不清，有时候读者比作者还要更清楚，有网友说《国画》教人怎么样做下级，《梅次故事》教人怎么样做上级。

奉荣梅：您曾公开声称“不妨承认反映政治和官场的小说，就叫官场小说”。那么在官场中的“贿赂与专制的阴暗面”、“官员的升迁与谪砭”、“百姓与官员之间的关系”等，这些成为官场小说必须要写的内容，这里是否存在一种“小说类型化”的创倾向?如果有，您认为如何突破?

王跃文：《国画》写的是省级官员，《西州月》、《梅次故事》写的是地市级官员，而《苍黄》写的是县级官员。我选择写县级官员，是因为中国的官场到了县一级就算是一个完整的官场，中国官场所有的特点在县一级都具备了，除了没有立法权，但是官场中的人物心态、人物形象都能在县级官场上得到充分展示。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县一级官场直接同老百姓打交道，这是上一级官场所不具备的，因此我认为县一级官场最具有代表性。我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利益进行了调整，过去各种利益的调整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底层人物身上，他们的利益受到保障或侵害，在县一级官场上最能得到集中体现。信访工作最大可能的也是出现在县级单位，写县一级官场，我觉得对中国现实还是有一点标本的价值。

奉荣梅：您的官场小说从省级、地市级，再写到县级，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官场图画。

王跃文：我不是刻意地去写官场。前不久，我在南京参加的一个官场小说研讨会，举办方命名为“政经小说”，其实作者并不在乎对他的小说的命名，但我不太喜欢对小说进行题材的划分。我当时举了一个好玩的例子，说按照现在出版社和评论家对题材的划分办法，《红楼梦》写的是一群青年男女，那么《红楼梦》就是一部青春小说了。如果硬要命名的话，就不用绕弯子，以前说官场小说觉得名称有些刺激，就用了其他的名称来代替，如“政治文化小说”、“政治小说”、“反腐败小说”等，我认为不如就叫“官场小说”。官场小说只是一个壳，一个人物放在其他类型小说里就不叫“XX小说”，但是为什么放在官场背景中就叫官场小说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小说中最主要的还是塑造人物、反映人性，写人、写人性应该是文学永恒的主题。

四、拒绝 “官场小说第一人”的称呼

奉荣梅：在官场小说中这个类型小说中，十年来，您觉得自己有哪些突破和超越?湖南写官场小说的作家不少，他们的小说你读过一些吗?

王跃文：湖南被称为官场小说大省。阎真、肖仁福他们的官场小说我还是比较关注的。我这部《苍黄》的腰封上写着“官场小说第一人，蛰伏十年磨一剑”，这不是我自己意愿称呼的，而首先是媒体这样称呼，甚至说我是官场小说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这是因为《国画》引发了中国的官场小说热，就把我称为“官场小说第一人”。这个称呼我不敢承认，也多次宣称我不愿意接受，但是媒体需要新闻点，出版社也要寻找商机和卖点。我对这种现象的态度是宽容的，作为一种商品宣传和广告策略做得大胆一点也无妨，德国大选女总统默克尔在竞选时推出喂奶照，口号是：德国需要妈妈。政治广告可以做得如此开放，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做广告也是没有关系的。

奉荣梅：你的书中的女性形象各具个性，但都比较美好，比如朱芝、陈美等，我在采访同样也是写官场小说的肖仁福时也有这样的感觉，我发现你俩对女性的描写都比较正面。是否因为在官场中，女性占据的地位还属于相对的弱势，没有很大话语权，相比男性更少些权利争斗欲望?还是别的原因?

王跃文：我是不是对女性更加宽容、更加怜惜一些，我自己还真不知道。但是在我的所有小说中，写到的女性还真没有太坏的。在《苍黄》里，舒泽光的妻子宋香云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最后她虽然做出了违法行为，但是从情理上可以理解，因为她是因为不满她的丈夫受了冤屈而做出过激行为，我对这个人物也是很同情的。陈美，她是一个非常贤惠的妻子，因为她丈夫发疯，政府提出要对她做政治补偿的时候，她拒绝了，她说，我今后主要的工作就是照顾我的丈夫。主人公李济运的妻子舒谨也没有利用丈夫的权利来为自己谋得利益、敛财，当他们到省城的时候连房子都买不起。书中唯一做官的女性宣传部长朱芝也是一个让人感觉温馨的形象。可能，我对女性残酷不起来。

奉荣梅：在您这本新书中，很多地方说到了网络的力量，比如疯了的刘星明(刘差配)在网络上写的博客;县宣传部长朱芝是“消防队员”在网上到处“灭火”，要让那些网络留言成为“网尸”，你自己的博客点击率也很高，《苍黄》和那半部《落木无边》在网络上的争论也很激烈。那么，您如何看待网络对官场和政治的影响?

王跃文：我自己在基层工作过，有这样的感触，通过媒体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处理事情的态度和媒体的关系存在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当一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政府官员条件反射地首先想到的是辟谣，但事情水落石出后又证明政府当初的辟谣是在撒谎。我觉得我们政府过于担心造成的所谓“影响”，但老百姓的感觉却并非如此，并不是说政府门口有几个人上访或是哪件事情发生就成了大不了的事情。倒是拿出一个开放开明的姿态，得到的是公信力，而撒谎的辟谣最终丧失的是公信力，因为民众有知情权。现在，我们中央政府在大事件处理上取得了经验，在汶川大地震和一些大事件中，向全世界及时公布，并没有出现社会震荡，而是唤醒了全民的爱心。

媒体、网络公布信息起到一个舆论监督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些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敲诈，为了拿红包、请吃请玩，那些政府的宣传部门就要花很多精力对付网络和各种媒体，这些不好的现象在我的这部小说中也有反映。

奉荣梅：网络也是现实的一种反映，您把最新的网络现象都收录到你的小说中去了。您对您的这部新小说销售前景有没有信心?

王跃文：我对自己的书的销售情况一直是有信心的。《苍黄》这本书出来十来天的时候，我作客当当网，主持人就点开一个网页告诉我说，这本书在美国加州卖9.98美元，在北美定购一周就可以到，我当时看了很吃惊，觉得传播的速度太快了，在中国一些偏远山区都还没有到货，在北美就可以买到了。那天是星期六，当当网一天销量近四百本，这是很好的销售情况，因为网络销售在周未往往是平时销量的一半。另外，我在北京西单做签售活动的时候，场面也十分热闹，有读者告诉我《苍黄》这本书已经名列北京图书排行榜第一。我8月 3号晚上回到长沙，见机场书店没有《苍黄》，我就打电话给出版社，得到反馈信息说，先期到货早已卖完，已通知马上补货。昨天我家人到定王台书市看到书摊上都摆放这部《苍黄》。现在还没有出现盗版情况，但是我的书往往是在出来一个星期后，就会被盗版。

奉荣梅：您的这本书销售情况这么好，一个是因为您的名声在外，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官场小说这个题材吗?

王跃文：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的朋友之外的人，如果是冲着我的名声来买书，我觉得对不起读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对我的这本《苍黄》的看法，我也了解了一下，正面的评价为多，但也有提出一些不足和看法，比如说可以写得更加从容和细致一些，这些问题也是我自己早就意识到的。

奉荣梅：您的这部小说是“十年磨一剑”，下一部小说有什么打算?还会写官场吗?

王跃文：我想写的一部是有关故乡和成长的小说，已经写了将近几万字，先暂时搁置一旁。另外，媒体的宣传上说是“十年磨一剑”，并不是说这部小说我写了十年。只是指从1999年5月出版《国画》，到《苍黄》写作完成是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里，其实我还写过《梅次故事》、《亡魂鸟》、《西州月》、等，也写过历史题材的小说《龙票》、《大清相国》，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让我有几年暂时放弃现实主义的题材的写作，这十年间可以说是十年的等待和思考的时间。

(2009年8月)